阿德里安第一次见到艾莉丝时,她正在剧院经理的办公室里挨骂。
门没有关严,他从走廊经过,先听见经理拍桌子的声音,随后听见一个年轻女人说:“可我确实跳完了。”
“观众不会因为你后来跳完了,就忘记前面四十分钟没人上台。”
经理沉默了一会儿,大概也没料到有人能把迟到怪到钟身上。阿德里安停在门外,忍不住朝里面看了一眼。
艾莉丝站在办公桌前,穿着一条浅灰色练功裙,头发松松挽在脑后,几缕被汗水打湿的碎发贴在脸颊上。她并不狼狈,只是显得对这场训斥缺乏应有的敬畏。经理说一句,她便微微歪一下头,好像不是在受罚,而是在听一个不太有趣的故事。
艾莉丝想了想,认真地说:“可以。但我早上还要洗头。”
艾莉丝转过脸来,看见他时没有难堪,只冲他扬了一下眉毛,仿佛两人已经共同欣赏完一出喜剧。经理却立刻站起身,换上一副客气面孔。
剧院邀请阿德里安为新舞剧绘制宣传画。他在维也纳已经有些名气,尤其擅长肖像。那些不愿承认自己衰老的夫人、希望看起来更有威严的新贵,以及刚刚拥有一点名声、急于知道自己应当是什么模样的女演员,都愿意坐在他的画布前。
经理把艾莉丝赶出去,又在她走到门边时补了一句:“这个月扣你两天薪水。”
她这才走出来。经过阿德里安身边时,她用手背掩住嘴,肩膀一颤一颤地笑了起来。直到办公室的门在身后关上,她才放下手,小声说:“他每次生气都像要把自己的胡子吞进去。”
她说完低头整理了一下腰间松开的系带。系带打了死结,她扯了两下没扯开,便像忽然失去兴趣似的放弃了,任由一截布条垂在裙边。
“那您要有耐心。她每天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决定自己今天漂不漂亮。”
她说这句话时没有炫耀,也没有故意谦虚。阿德里安后来才发现,她对自己的天赋与美貌都有一种近乎冷淡的确信。她并不需要别人告诉她。别人赞美,她会接受;别人嫉妒,她也能理解。她从不觉得这些事值得谦让。
那天下午,主演依旧迟到。阿德里安在排练厅边上坐了两个小时,看舞者们重复同一段动作。艾莉丝站在最后一排,她并不是其中技巧最稳的一个,却总让人的目光越过其他人落到她身上。她有时会踩错位置,也不擅长记那些琐碎的队形,可一旦音乐进入某个部分,她整个人就会忽然脱离周围。别人是在完成动作,她像是发现身体可以摆脱自己的重量。
休息时,其他舞者去喝水。艾莉丝仍站在原地,抬着一只手,像在琢磨刚才某个没有完成的转身。
艾莉丝把纸拿起来,举到眼前看了一会儿,又将自己的肩膀刻意向后挺直。
她回头瞪了他一眼,随即又笑起来。她笑时很少只是嘴角动一下,总要整张脸都参与进来,鼻尖微皱,眼睛弯起来,有时还会下意识用手掩住嘴,仿佛笑声太满,会从齿间漏出来。
阿德里安也没有松手。纸在他们之间绷紧了,稍一用力就会裂开。
她从中间把纸撕开,拿走了画着脸的那一半,将另一半身体留给他。
阿德里安低头看着自己手中那具没有头的身体,忽然笑了。
并不是因为他们约好过。她只是知道了地址,便把那里当成了维也纳城中另一个随时可以进去的地方。有时排练结束得早,她来坐一会儿;有时她和同住的女舞者吵架,便抱着枕头来敲门;还有一次她半夜两点出现,说自己忘了带钥匙。
她的生活并不穷困。剧院给年轻舞者的薪水不高,但足以租一间干净的小房间,买合适的衣服,偶尔去咖啡馆。她真正欠缺的是一种使生活保持秩序的能力。
她总是忘记交房租,却会花掉半个月薪水买一双她认为线条极美的鞋;记不住排练时间,却可以完整复述三年前看过的一支舞;冬天出门常不带手套,因为她嫌手套破坏手指的形状,冻得发红以后又理所当然地把手伸进阿德里安的大衣口袋。
她的手在他口袋里动了一下,抓住了他的手指。她并没有看他,只继续往前走,注意力已经落到街对面橱窗里的一顶帽子上。
阿德里安第二天买了三副手套,分别放在她的房间、剧院和自己的画室里。艾莉丝发现以后并没有感动,只是戴上一副,对着镜子张开五指看了看。
她并没有拒绝他替自己安排生活中的琐事。阿德里安替她记演出日期,和裁缝争论裙摆应当短多少,雇人修好她房间里漏水的窗户,在她出城演出时替她收信。他知道她不喜欢牛奶表面那层薄膜,每次都提前挑掉;知道她排练后不愿立刻吃东西,却会在深夜饿醒,所以画室里总留着冷肉、面包和水果;知道她经期前一天会偏头痛,便让女佣把窗帘拉严,不许访客进来。
她不会因此频繁道谢。偶尔阿德里安故意说起自己替她做了什么,她还会露出些许厌烦。
艾莉丝正趴在长沙发上读一本诗集,两只光脚在空中慢慢晃动。她翻过一页,随口说:“因为谢谢太轻了,您不会满意。”
没有酒,也没有争吵。艾莉丝在画室里洗了头,披着一件阿德里安的衬衫坐在壁炉前擦头发。她不喜欢毛巾粗糙,擦了几下便不耐烦地扔到一旁。阿德里安站到她身后,接过毛巾,替她一点点绞干发梢。
艾莉丝低着头,没有说话。壁炉里的木柴轻轻炸开,火光从她湿润的耳后掠过去。
他手指碰到她的后颈。艾莉丝缩了一下,却没有离开。阿德里安将她的头发拢到一边,嘴唇落在她颈侧时,她发出很轻的一声笑,像被他的胡茬弄得难受。
她回应得并不生疏。她的手伸进他的衬衫,沿着背脊缓慢向上,指尖凉得他微微绷紧了身体。两人撞倒了壁炉边的小凳子,水杯滚到地毯上,艾莉丝抬脚想把它踢开,被阿德里安抓住脚踝抱起来。
艾莉丝扶住他的肩膀,贴近他耳边说:“我只会别人看得见的那些。”
他睁开眼睛时,艾莉丝正赤裸着背坐在床边找袜子。清晨的光从窗帘缝隙里落进来,沿着她脊椎缓慢向下。阿德里安伸手抚过那道光,艾莉丝扭了一下腰。
她套上裙子,发现背后的纽扣够不到,便背对着他站到床边,理所当然地把头发撩起来。
阿德里安一颗颗替她扣好。扣到最后一颗时,他将脸贴在她腰间,手臂环住她。艾莉丝安静地站了一会儿,随后用手指梳了梳他的头发。
她第二天下午才出现,手里拎着一盒从别人的庆功宴上带回来的蛋糕。
她把蛋糕放到桌上,打开盒盖,发现上面的奶油已经碰坏了,便用手指蘸起一块放进嘴里。
他说这句话时很平静,艾莉丝却慢慢放下手中的蛋糕。她看了他一会儿,眼里第一次出现一点戒备。
她重新拿起蛋糕,将最完整的一块放在盘子里,推到他面前。
这就是他们之间最初的界限。艾莉丝允许他吻她、拥有她的身体、照管她的生活,也允许自己在脆弱时依赖他。她却不允许这些事情共同构成一种他可以据为己有的意义。
阿德里安没有再问。她很快睡着,呼吸均匀地落在他的皮肤上。他低头看她,忽然觉得自己可以接受这种含混。只要她仍睡在这里,名称并不重要。
她需要一件礼服时会先问阿德里安,演出被取消会来他的画室发脾气,遇到重要决定则很少征求他的意见。她将他放在最靠近自己的位置,却不肯让他成为决定方向的人。
一位法国编舞家来维也纳挑选舞者时,艾莉丝顺利通过了试演。对方邀请她去巴黎,并许诺在下一季舞剧中给她一个重要角色。
艾莉丝拿着合同来到画室,脱下帽子便说:“我要去巴黎了。”
阿德里安正在画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那位夫人听见后,礼貌地笑了一下。
夫人离开以后,艾莉丝把合同展开铺在桌上。她已经在签名处写好了名字,墨水还没有完全干。
“你以为到了巴黎,也会有人每天替你记排练、替你和房东说话、替你在半夜准备吃的?”
这句话像一根细小而准确的针,扎进了阿德里安最不愿承认的地方。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付出使他不可替代。艾莉丝却从未将那些照料看作爱情的证明,更没有把生活能力的缺失视为自己必须依附某个人的理由。她只是接受了,因为阿德里安愿意,因为这些事确实使她舒服。若有一天不再拥有,她会不方便,会想念,甚至会难过,却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她没有生气,反而像听见一个意外的笑话,唇角轻轻弯了一下。
艾莉丝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她站在那里看了他很久,随后伸手把桌边一只歪斜的花瓶扶正。
她并非完全不懂自己的残忍。她看得见他因她迟到而整夜不睡,看得见他每次听见楼梯脚步便抬起头,也知道自己偶尔一句“今晚回来”,足以让他推掉原本的约会。她只是习惯将这些看成阿德里安自己的选择。一个人可以停止付出,可以离开,可以拒绝。既然他始终没有停止,便说明他愿意承担。
“你每次不想一个人睡就来找我,每次害怕就抓着我,每次遇到麻烦就叫我的名字。你躺在我床上,让我给你洗头、穿衣服、收拾你留下的每一件东西。然后你告诉我,这些什么都不是?”
那不是过去那些带着玩笑和欲望的亲吻。他把她压在桌边,像要用身体迫使一个答案出现。艾莉丝最初没有反抗,甚至在熟悉的触碰中本能地回应了一瞬。直到阿德里安的手伸进她衣服,她才猛然清醒,用力将他推开。
艾莉丝的衣领被扯开,锁骨上留着一片红痕。她抬手整理,却因为手指发抖,连续两次都没能扣好纽扣。
阿德里安的头偏向一侧。他很慢地转回来,脸上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彻底剥开的难堪。
第二天,他去了剧院。法国编舞家正在后台和经理谈事情。半小时后,两人在一间无人的化妆室里打了起来。
阿德里安先动手。他打断了对方的鼻梁,自己也被酒瓶划破了眉骨。事情最后由剧院经理和几位共同朋友压了下来。法国编舞家没有报警,却撤回了给艾莉丝的合同。
阿德里安坐在窗边,眉骨缝了三针。他看见她,像过去一样问:“吃饭了吗?”
艾莉丝走到他面前。她本可以再打他一次,可以骂他,砸毁画室,或者永远离开。可她只是低头看了看他眉骨上的伤,用一种疲倦得近乎冷漠的声音问:
阿德里安抬起手,想碰她的腰。艾莉丝没有躲,只是站着。
她看着两人交握的手。过了很久,她轻声说:“我不知道。”
她没有原谅他,也没有重新变得亲密。两人隔着一段距离躺在床上,谁也没有睡。半夜,阿德里安从背后抱住她。艾莉丝的身体最初僵硬,后来一点点放松下来。
过了一会儿,艾莉丝却自己向后靠了一点,将后背贴进他的胸口。
她无法接受他做过的事,却仍然需要他身体的温度;她知道留下会使他产生希望,却也不愿在最混乱的时候独自回到空房间。她既没有勇气彻底斩断,也不认为自己的软弱应被解释成爱。
第二天,他替她准备早餐,重新安排了一场维也纳剧院的试演,又请裁缝送来一套新舞裙。他没有道歉。或者说,这就是他的道歉方式。他不相信语言能修复任何事情,只相信更多、更周密、更不容拒绝的给予。
她知道机会是如何来的。她甚至知道阿德里安又拜访了哪些人,许诺了什么,威胁过谁。她不问。
她无法接受他控制她,却愿意使用控制带来的结果;厌恶他将爱变成权力,却仍在这种权力为她清扫道路时保持沉默。她告诉自己,机会最终属于她的天赋。阿德里安只是推开了一扇原本就应该为她打开的门。
最初,战争对他们而言只是报纸上的大字标题、街头的队伍与车站里的欢呼。后来,剧院减少演出,年轻男人陆续离开,食物和燃料开始变得昂贵。阿德里安进入战争新闻处,获得了官方画家的身份。
这份身份能使他免于更直接的服役,也能让他继续领取收入、获得通行许可。他替军官画肖像,将他们眼中的恐惧藏进阴影,把泥污从制服上删去。他依旧擅长给人一个更容易忍受的自己。
她加入了一所军医院组织的慰问演出。她没有真正上前线,只在维也纳与附近城市的医院、疗养所演出。她跳舞时,病床上的伤兵会撑起身体看她。有人失去手脚,有人脸上包着绷带,也有人只是安静躺着,一动不动。
演出结束后,艾莉丝会坐在病床边和他们说话。她不懂得安慰,也很少说“会好起来”。她会告诉一个失去右手的年轻人,左手写字也许会比以前更漂亮;会和一个再也不能走路的士兵争论哪家咖啡馆的蛋糕更好吃。
她对陌生人的痛苦有一种奇异的耐心,对日常生活却依然毫无长进。她会把自己的演出证件遗落在医院,把钱夹放进洗衣篮,忘记某个答应过阿德里安的晚餐。
他一边骂她迟早会把自己弄丢,一边替她翻遍所有口袋,打电话询问医院和剧院,动用关系补办证件。找到以后,艾莉丝会高兴地抱住他,在他脸上亲一下。
阿德里安明知道这个吻不代表爱,仍会因为它平静下来。
那个年轻人叫马蒂亚斯,来自布拉格,战前学建筑。他失去了一条腿,性格却仍然明亮,常在病床上替其他人画房屋草图。艾莉丝演出后会留在他的床边,两人谈舞台、建筑和巴黎。他不像阿德里安那样照顾她,甚至需要她帮忙拿水、推轮椅、整理纸张。
她记得马蒂亚斯吃药的时间,记得他母亲来访的日期,记得他说过最喜欢哪一种苹果。她从前永远记不住阿德里安的展览,却会提前两天为马蒂亚斯准备生日礼物。
阿德里安第一次在医院看见他们时,艾莉丝正蹲在轮椅旁替马蒂亚斯系鞋带。那是一只没有必要系得如此仔细的鞋。她系好后,还将多余的鞋带折进去,免得拖到地上。
那天晚上,艾莉丝回到画室。她脱下大衣,发现桌上摆着酒和两只杯子。
艾莉丝没有像过去那样回避。她坐到桌边,用手指缓慢擦过杯口。
这正是艾莉丝多年前对他说过的话。可直到此刻,阿德里安才真正理解它有多残忍。
杯子碎裂,酒液沿着墙面流下来。艾莉丝坐着没有动,只是脸色变得很白。
阿德里安走到她面前。他没有碰她,声音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低。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让他永远留在那所医院里?”
“他的伤已经稳定,本来可以转去布拉格。转运许可要经过战争新闻处和军方审核。我认识负责的人。”
阿德里安低头看着她的手。五年来,她无数次以同样的姿势抓住他,为一把遗失的钥匙、一次迟到的排练、一件忽然想要的裙子。唯独此刻,她用尽了力气。
阿德里安忽然觉得胸口被什么烧穿了。他等了五年,替她安排生活,替她承担后果,替她将那些凌乱的碎片拼成一个可以继续跳舞的人。她从未求过他爱她,也从未求过他留下。现在,她为了另一个男人低下头。
“那就让他留在这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什么时候走。”
艾莉丝用力抽回手,踉跄着退了两步。她看着阿德里安,像第一次真正认识他。
艾莉丝闭上眼睛。她的脸上不是感动,也不是动摇,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她离开画室,直接去了医院。第二天,马蒂亚斯的转运许可被暂缓。艾莉丝去找过负责的军官,找过剧院经理,也找过所有认识的人。没人愿意为了一个普通伤兵得罪阿德里安背后的关系。
阿德里安正在画那幅未完成的肖像。画中的艾莉丝仍然二十岁,坐在红椅子里,脸上有一种本人从未拥有过的柔顺。
她没有回抱,只将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阿德里安把脸埋进她颈间,呼吸因为压抑而发抖。他知道这个拥抱里没有一丝爱情,却仍抱得像终于从死亡中夺回了某样东西。
她搬回画室,重新睡在阿德里安的床上。阿德里安仍替她准备饭菜,整理演出服,记住每个排练日期。她也仍会在夜里背对着他躺下,在他伸手时保持沉默。
她的身体仍然记得他,甚至会在某些时刻本能地靠近。结束以后,她会安静地穿好衣服,坐到窗边抽一支烟。阿德里安从不问她刚才是否想起了另一个人。
艾莉丝不是被囚禁。门从不上锁,她有自己的钱,也可以随时离开。她留下,是因为她答应了;因为马蒂亚斯已经安全;因为剧院仍在维也纳;也因为即使恨阿德里安,她仍然习惯画室里的床、热水、衣柜中永远整齐的衣服,以及有人替她记住生活中所有她不愿记住的事情。
战争结束后,哈布斯堡帝国消失了。马蒂亚斯从布拉格寄来过两封信,艾莉丝都没有回。第二封信里说,他准备结婚。
阿德里安正在脱衬衫,看见她时没有问发生了什么。艾莉丝坐到床边,伸手碰了碰他眉骨上那道旧伤。那是他当年为阻止她去巴黎和人打架留下的。
艾莉丝笑了一下。她的笑已不像年轻时那样满,嘴角刚弯起来便停住了。
那一晚,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温柔。阿德里安几乎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他抱着她,一遍遍叫她的名字。艾莉丝没有让他停,也没有说爱。
力道并不重,艾莉丝的脸却偏向一侧。她静静站了一会儿,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多年以后,他在柏林的一场小型舞剧中再次看见她的名字。艾莉丝已经不再登台,而是成为编舞者。她的作品并不华丽,甚至显得冷淡。舞者在台上不断靠近,又在即将触碰时转身离开。
艾莉丝坐在化妆镜前卸妆。她已经三十多岁,眼角出现了很细的纹路,头发剪得很短。镜子里看见他时,她没有惊讶。
她拿棉布擦掉唇上的颜色。桌上放着一只没有洗过的杯子,几张排练记录杂乱地压在发夹下面。多年过去,她仍然处理不好这些小事。
他从大衣内侧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那幅始终没有完成的肖像。
“因为你明知道我会把一切都给你,还是一次次回来拿。你从来不骗我,却总把真话说到刚好够自己无罪的地方。”
化妆室外有人经过,喊她的名字。她应了一声,说稍等。
外面的人又催了一次。艾莉丝站起来,拿起披肩。她经过阿德里安身边时,他忽然伸手抓住她的手腕。
艾莉丝抬头看他。两个人离得很近,她能够看见他鬓角的白发,也能看见他眼中那种多年没有冷却、反而被时间熬得更加浓稠的东西。
“您还是觉得,只要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我就没有理由拒绝。”
她站在原地,抬手替他整理了一下歪斜的领带。那动作熟悉得使两人都沉默下来。
她推开门。走廊的光照进昏暗的化妆室,外面有人叫她,舞者们的说笑声混在一起。
阿德里安站在镜子前,手里仍拿着那张肖像的照片。他没有追上去,也没有离开。
镜中的化妆室已经空了,桌面上却仍散着她没有收拾的发夹、棉布和半杯冷水。
过了一会儿,阿德里安伸出手,将那只杯子移到了不会被碰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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