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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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角色扮演游戏《光与影：33号远征军》(Clair Obscur: Expedition 33) 的核心叙事如何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关键思想产生深刻共鸣。通过细致考察游戏设定的“绘母”诅咒、远征军的宿命抉择、以及“光与影”交织的美学风格，本文将揭示其与萨特“存在先于本质”、加缪“荒谬”与“反抗”、以及波伏娃“模棱两可的伦理”等核心概念的内在联系。文章认为，《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不仅是一款具有独特美学追求的游戏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人类在绝境中探寻意义、自由与责任的哲学明镜。 
引言：光影交织的末世悲歌与存在的回响
角色扮演游戏《光与影：33号远征军》以其独特的背景设定，将玩家引入一个濒临毁灭的世界。故事发生在一座名为“卢明城”（Lumière）的破碎都市，这座城市酷似法国“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巴黎，却笼罩在末日的阴影之下。一种被称为“绘母”（Paintress）的神秘存在，每年会给人类降下诅咒：特定年龄的人们将化为尘埃，走向虚无。这一残酷的设定，无疑将“死亡”这一人类永恒的终极命题，直接推向了叙事的中心舞台，迫使游戏中的角色与玩家共同面对一种“集体的绝症”。
与此同时，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其核心关切恰恰在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责任、生命的意义，以及人在荒谬世界中的根本处境。他们深刻地探讨了人类在面对虚无与绝望时，如何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创造价值，定义自我。
本文的主旨在于细致地分析《光与影：33号远征军》的剧情叙事如何与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相互辉映，并揭示其内在的深刻关联。文章将依次探讨游戏中的“绘母”诅咒所体现的加缪式“荒谬”，远征军队员在绝境中的选择如何印证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他们的行动又怎样呼应了加缪的“反抗”精神，以及在“光与影”交织的道德困境中，波伏娃“模棱两可的伦理”所提供的阐释框架。本文认为，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媒介，其互动性和叙事性使其具备了承载和探讨深刻哲学思辨的巨大潜力。《光与影：33号远征军》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它不仅追求独特的美学表达，更试图引发玩家对存在意义的深层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标题中的“Clair Obscur”一词，即意大利艺术术语“Chiaroscuro”（明暗对照法）的法语表达，其意义远不止于一种视觉风格。它更像是一种哲学宣言，预示着游戏将深入探索存在的二元性、模糊性，以及在一个缺乏绝对清晰性的世界中对真理的艰难求索。艺术中的“Chiaroscuro”技法，通过光与暗的强烈对比，在揭示的同时亦有所隐藏，暗示着真理并非全然敞开，而是在光影的微妙互动中才得以瞥见其残片。这种对世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与存在主义，特别是波伏娃关于人类境况“模棱两可”的论述，形成了天然的呼应。开发团队（法国工作室Sandfall Interactive）选择使用一个法语词汇来指称一个源于意大利的艺术概念，这本身也将其作品更深地植根于法国的文化与思想谱系之中，从而使得游戏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对话显得尤为贴切与自然。因此，从标题开始，《光与影：33号远征军》便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哲学张力的光影世界。
一、 荒谬的画布：绘母的诅咒与存在的虚无感
《光与影：33号远征军》将玩家抛入一个被“绘母”的阴影所笼罩的世界。这位神秘的“绘母”，如同命运的冷酷化身，每年都会在一个巨大的石碑上刻下一个新的数字。一年之后，所有达到这个年龄的人类，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做过什么，都将无一例外地化为尘埃与猩红的花瓣，消散于虚无之中。这种设定创造了一种集体性的、可预知的“死亡判决”，一种持续了67年的倒计时。每一个新数字的出现，都意味着又一批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幸存者离自己的大限又近了一步。
这幅由“绘母”描绘的末世图景，与阿尔贝·加缪在其哲学著作中深刻阐述的“荒谬”（L'Absurde）概念形成了惊人的共鸣。加缪认为，“荒谬”并非存在于人或世界本身，而是源于人类内心深处对理性、意义和清晰性的永恒渴望，与宇宙那令人绝望的非理性、冷漠和沉默之间的根本冲突与断裂。人类试图为混乱的世界赋予秩序，为无意义的存在寻找目的，但宇宙却以其顽固的沉默回应着人类的追问。在《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中，绘母的诅咒正是这种宇宙非理性的完美体现。它为何存在？它的动机是什么？游戏似乎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这种不可理喻、无从解释的特性，正是其荒谬性的核心。它强加于人类的命运是冷酷无情、不可抗拒的，人类对生存的执着渴望，在这种命运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构成了一种“令人痛心的前提，给整个故事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忧郁”。
“绘母”这一形象，与其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不如说是加缪笔下那个冷漠、沉默宇宙的具象化身。她的行为并非出于可被理解的恶意或某种复杂的阴谋，而更像是一种固定的、不可动摇的程序，一种如同自然法则般（例如衰老与死亡）无情运作的机制。她的动机成谜，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天灾”，这使得人类的反抗更像是在对抗一种形而上的、无法根除的生存困境，而非一个有具体弱点和目标的敌人。因此，远征军挑战“绘母”的行动，其本质更接近于挑战存在本身的荒谬性。
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看似毫无意义的死亡，游戏中的角色（并延伸至体验其处境的玩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强烈的虚无感、焦虑与绝望。正如游戏资料所述，“卢米埃几乎没有人未曾以某种方式被死亡所触动。城市的孤儿院里挤满了孩子……夫妇们则在争论是应该为了人类的延续而生育后代，还是选择不将新的生命带到这样一个凄凉的世界”。这种弥漫在整个卢米埃城的集体性绝望，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质疑，正是荒谬体验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当个体意识到其存在如同在巨大的、冷漠的机器中等待被碾碎的齿轮时，对“为何存在”的追问便油然而生，正如加缪所言，某些创伤性的生命体验，或是对生命重复性的疲倦感，都可能唤醒我们内心的哲学家，让我们开始质疑既有的叙事与意义框架。
更深一层来看，游戏所设定的“破碎的现实”（fractured reality），特别是卢明城——这个“美好年代巴黎的超现实复制品，其中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等地标被‘断裂’（Fracture）的奇异效应所扭曲、变形和破坏”——本身就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强有力的视觉隐喻。它象征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所经历的那种传统价值观崩塌、确定性丧失的精神图景，而这正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兴起的沃土。正如日本在二战后因巨大的失落感而使存在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美好年代”本身，虽被视为艺术与进步的黄金时期，但也潜藏着“在耀眼的现代性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动摇的潜在感觉……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游戏中“断裂”事件对大陆的毁灭以及卢米埃城的破坏，就如同历史的创伤撕裂了昔日稳定与繁荣的幻象。这种对一个理想化、充满怀旧色彩的过去的物理性摧毁，恰恰平行于存在主义者所直面的那种意义与秩序的心理与哲学“断裂”。因此，《光与影：33号远征军》的游戏环境，本身就构筑了一个充满存在主义危机的象征性景观。
二、 “存在先于本质”：远征军的选择与自我塑造
在这样一个被荒谬所主宰的世界里，个体如何自处？让-保罗·萨特提出的核心命题——“存在先于本质”（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解答视角。萨特认为，人并非生来就带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本质、目的或蓝图，如同工匠制造一把裁纸刀那样，先有其定义和用途，而后才有实物。恰恰相反，人首先是“存在”的，他出现在世界上，遭遇各种处境，然后，也只有在之后，他才通过其自由的选择和行动来定义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因此，人是其自身未来的塑造者，他要对自己是什么负全部责任。这种绝对的自由，也带来了与之相伴的沉重责任——人“被迫自由”（condemned to be free），因为他无法逃避选择，也无法逃避为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中的角色们，正是被“抛入”（thrownness）这样一个生命被预先宣判、意义似乎已被剥夺的世界。然而，面对这严酷的“境遇”（situation）——萨特戏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环境为人物提供行动和选择的舞台，而非仅仅是情节的点缀——一些角色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或在绝望中沉沦。他们选择加入“33号远征军”，一个以杀死“绘母”、阻止人类灭绝为目标的行动，尽管其成功率先前一直为零，所有先前的远征队都未能阻止绘母，甚至未能返乡。当被问及为何要加入这样一场看似毫无希望的远征时，答案或许正如资料中所言：“但他们又能失去什么呢？”。
这个看似绝望驱动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先于本质”的体现。这些远征军队员，并非天生就是英雄或反抗者。他们的“本质”——作为反抗者、作为为人类存续而战的人、作为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的勇者——是在他们做出加入远征这一自由选择，并投身于这一行动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游戏的主角古斯塔夫（Gustave），作为远征队的领导者，他的每一个决策和行动都深刻地定义着他自己以及团队的命运。其他角色，如面对巨大忧伤仍能保持“感染性乐观”的希尔（Sciel），以及“雄心勃勃地想要解开绘母之谜”的露恩（Lune），他们的人格特质与动机，同样是在这极端境遇下，通过自身的抉择与行动，对自我本质进行着不懈的锤炼与定义。
远征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的萨特式“筹划”（project），旨在逃避“坏信仰”（mauvaise foi）。所谓“坏信仰”，即个体通过自欺来否认自身的自由和责任，将自己视为环境或命运的被动产物，以逃避自由所带来的焦虑。在卢米埃城中，那些选择对“绘母”的威胁视而不见、或沉溺于虚假希望、或仅仅是麻木地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们，可能就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坏信仰”之中。例如，关于是否还要生育孩子的争论，就暗示了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应对绝境的方式，其中一些可能就是试图在毁灭的阴影下维持“正常”生活的自欺。相比之下，远征军队员们则以一种决绝的姿态，直面了存在的残酷真相和自身选择的自由，他们选择了一条即使可能通向死亡，却充满真实性的道路。这一行动是对萨特所批判的“严肃精神”（spirit of seriousness）——即将价值视为客观既定之物，而非个体自由创造的结果——的有力反击，也是对波伏娃所描述的那些将自由屈从于所谓无条件价值的“严肃的人”（serious man）的回避。因此，远征不仅仅是塑造个体本质的行动，更是一种集体性的姿态，反抗着在巨大荒谬面前社会性地陷入“坏信仰”的诱惑。
这些行动的重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其悲壮色彩上，更在于其所承载的责任。游戏中提及，玩家在远征途中会面临诸多“有意义的选择和利害关系”。这些选择，往往不仅关乎角色个人的生死存亡，更可能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安危，乃至人类文明的最终命运。这深刻地体现了萨特所强调的，个体的选择不仅是在为自己选择，也是在为全人类选择一种存在的范式。即使远征最终失败，他们以自由意志所进行的抗争行动本身，也构成了他们存在的意义。他们的“本质”，正是在这充满艰险与抉择的求索过程中，被一锤一凿地锻造出来。
甚至在微观的游戏机制层面，我们也能看到“存在先于本质”的影子。诸如古斯塔夫通过不断攻击来积攒“充能”以释放强力技能“超载”（Overcharge），法师露恩通过施放特定法术来获得“元素污点”（elemental stains）以组合更强大的魔法，以及希尔（Sciel）需要管理“光暗相位”和“卡牌堆叠”来有效使用技能等独特的战斗机制，都可以被解读为“本质创造”的缩影。这些角色在战斗中的效能，即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本质”，并非预先固化，而是需要玩家通过积极的策略选择和持续的行动（例如，古斯塔夫必须先“存在”地去攻击，才能“本质”地拥有充能）来动态地构建。玩家与这些系统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持续选择行动以积累力量或触发特定能力的过程，这与哲学上个体能力与身份并非固定，而是持续投入与选择的结果这一观念不谋而合。游戏中提及的“皮克托升级系统”（Picto upgrade system），允许玩家“在使用物品投入战斗的过程中进化和强化它们”，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即便是装备，其“本质”和效用也是通过使用和玩家的选择而被赋予和提升的。
三、 反抗的意义：向死而生的远征与西西弗斯式的坚持
面对一个由“绘母”所支配的、充满荒谬与绝望的世界，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反抗”（révolte）。加缪认为，当人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荒谬性——即人对意义的渴望与世界之无意义的永恒冲突——他不应选择逃避或屈从，而应以一种蔑视、激情和自由的态度来对抗这种荒谬。这种反抗并非指望能够彻底推翻或消灭荒谬（因为荒谬是存在的固有条件，如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是在于以清醒的意识直面荒谬，并在这种持续的、没有终极胜利希望的抗争过程中，创造出属于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加缪在其名作《西西弗斯神话》中，将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塑造为荒谬英雄的典范。西西弗斯因触怒诸神，被判处遭受永恒的苦役：他必须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当巨石即将到达顶峰时，又会因其自身的重量而滚落回山脚，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这看似是世间最徒劳、最绝望的惩罚。然而，加缪却认为，“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因为西西弗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命运的荒谬与徒劳，他在每一次推石上山的过程中，都以其全部的激情和努力投入其中，他的意识充满了他的行动。正是这种对命运的清醒认知和在苦役中的不屈坚持，使他超越了单纯的苦难，并在这种与荒谬的对抗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意义。他的反抗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本身。
《光与影：33号远征军》的行动，正是这种加缪式反抗精神的生动写照。他们深知，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无数支远征队踏上了同样的征途，试图挑战“绘母”，但“成功率一直为0%，所有先前的远征队都未能阻止绘母，甚至未能返回家园”。尽管如此，33号远征军的成员们依然选择继承这看似注定失败的使命，踏上前往绘母所在之处的征程。他们的目标——杀死绘母，拯救人类——就如同西西弗斯面前那块不断滚落的巨石，是一个看似永远无法达成的宏愿。然而，他们的价值，恰恰不在于最终是否能够成功改写人类的命运，而在于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行动本身。这种行动展现了人类在绝境中的尊严、自由意志以及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与眷恋。
游戏叙事中所蕴含的“紧迫感”（urgency）——源于“绘母”逐年逼近的死亡倒计时以及远征任务本身时间的有限性——如同一个催化剂，不断强化着这种反抗的真实性与力度。这种紧迫感剥离了生活中所有肤浅的顾虑和虚假的慰藉，迫使角色（以及通过角色体验游戏的玩家）直面生存的核心危机，无法长时间沉溺于麻木或自欺。在如此高风险、时间紧迫的境遇下，每一个选择都变得异常沉重而关键，而加入远征这一反抗行动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在步步紧逼的虚无面前，对自身价值与信念的更自觉、更深刻的肯定。这与一种从容不迫、允许角色有更多机会陷入“坏信仰”或逃避的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处的紧迫性反而尖锐化了存在主义的困境，并激发了更纯粹的反抗。
在这种“向死而生”的行动中，生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使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且终将逝去，但通过反抗，他们超越了纯粹的生物性存在，在精神层面实现了某种不朽。游戏中所提及的“希望”，或许并非指向一个必然会到来的、彻底战胜“绘母”的完美结局，而更多的是指向反抗行动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的希望，以及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legacy）的希望。正如评论所指出的，角色们“在毁灭的阴影下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找到意义……被一种希望所驱动，即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行动至少能为后代提供一个基础”。这种希望“并非天真或凯旋式的，而是谨慎的、饱受摧残的、不完整的。但它依然存在”。
如果说“绘母”代表着一种抹除一切意义的荒谬力量，那么《光与影：33号远征军》对艺术（如“美好年代”的背景设定，绘画本身的主题，以及音乐的重要性）和记忆（提及“《光与影》不仅被死亡所困扰，也被记忆所困扰……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形式”）的强调，则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特定的加缪式反抗。创造艺术、传承记忆，这些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意义被剥夺、存在被遗忘的有力抗议。艺术创作帮助人们“接受并应对死亡”，而铭记过去则是“尊重，而尊重则反抗了意义的抹除”。因此，在游戏中体验和欣赏艺术，（隐喻性地）参与艺术创作（游戏本身即为一件艺术品），以及努力保存和传承记忆，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心理慰藉，而是对人类价值和意义的积极肯定，是在一个被荒谬的、不断抹除一切的“绘母”所威胁的世界中，对人之为人的尊严的坚守。这与加缪关于即便在无意义的宇宙中，也要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来寻找尊严和意义的思想高度契合。游戏本身作为一幅“消逝生命的画布”，其存在也成为了一种元层面的反抗。
四、 自由的代价与模棱两可的伦理：光影中的道德抉择
当个体在荒谬的世界中以自由选择和反抗行动来定义自身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复杂的道德困境。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模棱两可的伦理》（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中，为我们理解这种困境提供了深刻的洞察。波伏娃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模棱两可”性（ambiguity）：我们既是能够自由选择、创造价值的主体，又受制于构成我们具体处境的“事实性”（facticity）——如我们的身体、历史、社会环境等——从而也是客体；我们既拥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又是终将逝去的有死肉身。人类的自由并非在真空中实现，而是在这种种矛盾和限制之中展开。
在这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之中，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并通过这些选择来创造价值。波伏娃指出，不存在先验的、绝对的善恶标准或道德律令，价值是在人的激情和行动中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伦理判断往往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光与影：33号远征军》的标题“Clair Obscur”（光与影）及其核心的视觉美学风格，与波伏娃的“模棱两可”概念形成了巧妙的呼应。艺术中的“光影对照法”通过光明与黑暗的交错、清晰与模糊的并存，来营造深度和氛围。在游戏中，这种光与影的运用，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呈现，更象征着角色内心的挣扎、道德选择的复杂性，以及世界本身那种善恶难辨、真相往往被部分遮蔽的本质。正如开发者所言，这种美学“反映了一种信念，即真理从未完全揭示，而是始终部分隐藏，只有通过揭示与隐藏的微妙相互作用才能感知”。这恰恰呼应了波伏娃对人类境况和伦理判断复杂性的认知。
远征军的成员们在极端严酷的“境遇”下，必然会面临诸多艰难的道德困境和抉择。游戏据称“探讨了生存、信任以及做出艰难选择的代价等主题”，并且充满了“有意义的选择和利害关系”。这些选择往往沒有完美的、能令各方都满意的答案，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牺牲在所难免。这正是伦理在其“模棱两可”状态下的真实体现——在没有绝对指南的情况下，个体必须在具体的、充满矛盾的情境中，运用其自由意志做出判断和行动，并承担其后果。
波伏娃伦理学思想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是：“意愿自己自由，同时也要意愿他人自由”（To will oneself free is also to will others free）。她认为，个体的自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他人的自由紧密相连、相互依存。压迫他人、否认他人的自由，不仅是对他人的伤害，也是对自身自由的损害，因为它破坏了人类共同存在的基础。真正的自由，必然包含着对他人主体性和自由的承认与尊重。
从这个角度审视33号远征军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其深刻的伦理意涵。他们选择为拯救全人类的未来而战，这一宏大的目标本身就蕴含了对“他人自由”——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代的自由——的深切关怀。游戏对“遗产”以及“为后代而战”的主题的强调，进一步呼应了这种超越个体自身利益、关怀他者福祉的伦理维度。在远征的队伍内部，角色之间（如古斯塔夫、希尔、露恩等）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在互动中处理分歧、建立信任、共同面对危机，也为我们展现了在具体情境中，个体是如何在追求自身目标的同时，承认或否认同伴的自由与主体性的。
远征的整个过程，如同一个严酷的试验场，考验着每一个成员能否实现波伏娃所说的“真正的自由”（genuine freedom）。在巨大的压力和诱惑面前，一些角色可能会退回到各种形式的“坏信仰”或对自由的误用之中。例如，可能会出现因屡遭挫败而陷入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者”（nihilist），只顾行动本身的刺激而罔顾他人的“冒险家”（adventurer），或是为了达成目标而不择手段、将同伴视为工具的“激情者”（passionate man）。要达到“真正的自由”，远征军队员们必须在坚持个人信念和投身集体事业的同时，始终保持对同伴自由的尊重，并致力于一个共同的解放目标。游戏叙事中对“信任”的探讨，以及角色们“通过在篝火旁交谈和深入了解他们的背景故事，逐渐揭示每个人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这些细节，都为探索这些复杂的伦理立场以及角色们在通往或偏离“真正自由”道路上的挣扎提供了可能。
此外，游戏独特的“美好年代”背景设定，以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潜在的衰败气息，构成了角色们所处“事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既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资源（如艺术的慰藉、知识的传承，或许还有一丝残存的理想主义光辉），也施加了种种限制（如文明衰落的阴影、已然破碎的社会规范）。角色们所做的每一个伦理抉择，例如在危机中优先保护什么、愿意牺牲什么、如何定义希望和未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并被这个既辉煌又腐朽的文化母体所塑造。卢米埃城的光芒，“持续被阴影所穿越，被一种对失落的敏锐意识所削弱”，这使得他们面临的道德抉择更添一层悲剧性的模糊色彩。
五、 结论：在废墟之上，艺术、记忆与未竟的希望
通过以上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光与影：33号远征军》这部角色扮演游戏，在其核心设定（如“绘母”的无情诅咒）、人物塑造（如远征军队员的自由选择与悲壮反抗）、独特的美学风格（如“光与影”的辩证运用）以及深刻的叙事主题（如死亡的逼近、遗产的传承、希望的坚守）等多个层面，均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加缪、波伏娃等人的核心思想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共鸣。游戏成功地将关于存在的荒谬性、个体自由的重负、选择的责任、反抗的意义以及人类境况的根本性模棱两可等重大哲学命题，融入到一个引人入胜的幻想叙事之中。
《光与影：33号远征军》作为一款当代的角色扮演游戏，其成就不仅在于其精良的制作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更在于它勇敢地承担起探讨人类终极关怀、激发玩家进行哲学思考的使命。游戏通过其互动性，允许玩家在一定程度上体验角色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如游戏中提及的“有意义的选择” 和玩家能动性），从而使存在主义的议题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成为一种可被代入和感受的“生存实验”。正如一篇评论所言：“《光与影》独树一帜。它邀请玩家想象一种不同的英雄主义：一种并非植根于命运，而是植根于关怀的英雄主义”。
在这样一个被“绘母”无情刻写着灭亡命运的世界里，当一切外在的宏大叙事都趋向崩塌，当传统的意义体系都显得苍白无力之时，艺术的创造、记忆的传承，以及那份在评论中所描述的“谨慎的、饱受摧残的、不完整的但依旧存续的希望”，便成为了人类对抗虚无、肯定生命价值的最后堡垒。游戏本身作为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这场对意义的艰难建构之中。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中，人性的光辉依然可以通过创造、铭记和不屈的希望而得以延续。
有评论将这款游戏标记为带有“后虚无主义”（post-nihilism）色彩的作品，这提示我们，尽管《光与影：33号远征军》深刻地触及了存在主义思想中固有的虚无主义潜能（如荒谬感、意义的缺失等，以及波伏娃笔下因“严肃性”破灭而可能产生的“虚无主义者”），但它最终的旨归似乎并非停滞于此。相反，它试图引领我们超越这种虚无，不是通过否认黑暗的存在，而是在直面黑暗之后，通过具体的、人性的行动——如关怀、传承、以及那份在绝望中淬炼出的坚韧希望——在废墟之上重新寻找和建立意义。正如评论所言：“在《光与影：33号远征军》中，角色们并不执着于宇宙的承诺或天定的命运；他们在毁灭的阴影下，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找到意义。”并且，“通过拒绝轻易的宣泄，《光与影》赢得了它的希望”。这正体现了一种成熟的存在主义姿态：在承认存在的虚空之后，依然选择积极地投入生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文化的创造和对未来的责任感，来赋予生命以价值。
最后，《光与影：33号远征军》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被“绘母”无情宣判的世界里，真正的“拯救”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孤注一掷地试图杀死“绘母”，彻底改变既定的命运？还是说，在必将到来的毁灭面前，更重要的是保有作为人的尊严与自由，以不屈的姿态活过赋予我们的一切，并为后来者留下反抗的火种与不灭的记忆？这或许正是《光与影：33号远征军》抛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存在主义之问”，一个在光影交织的末世图景中，久久回荡的关于人类境况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