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读的那些东西,毕业后大多原样还给了老师,如今重新捡起来,才发现记忆里只剩几个名词,底下那套逻辑已经基本忘得差不多了。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去补课,翻了几本大学时候的教科书(没想到我还留着它们),又找了几个讲得清楚的网站,把一些早就模糊的概念重新捋了一遍。
光是回忆还不够,很多理论还是要在具体的作品身上走一遍。于是,我索性把几款游戏重新打开,把里面的人物又拆了一遍,才慢慢找回了当年上课时的那种手感。好在入行这么些年,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还没忘干净,捡一捡,多少还能拼出个轮廓来。
这篇必然要涉及一些基础的剧作知识。我知道,一提起“激励事件”“人物弧光”这类词,不少人就头疼,觉得是编剧班的黑话。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尽量把它们拆细、铺平,尽量让内容简单易懂一些。这些知识本身并不高深,无非是前人把讲故事的门道总结成了几句话;真正难的是把它们放回一个具体的世界里,看它们怎么运转。
前面六篇,我们一直在搭世界的骨架——地理、经济、政治、宗教、军事、博弈。到了人物,才算给这具骨架填上血肉。
一个人如何从那样的世界里长出来,又如何反过来搅动那个世界,是这一篇要处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叙事理论里吵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到今天也没吵出个统一答案,学界大致有两条路,彼此拉扯着往前走。
一条路把人当作“像人一样的存在”来看,关心他的心理、动机、内心生活,仿佛文本里真的住着一个可以被谈论的人;
另一条路则把人当作“文本里的一个功能单位”,关心他在故事结构里占什么位置、承担什么作用,至于他有没有“内心”,先搁在一边。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给过一个流传很广的区分:扁平人物围绕某一个单一的观念或品质被构造出来,一句话就足以把他概括干净;圆润人物则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人感到意外。这个区分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讲,这里先记下它的要害——圆润的关键落在“令人信服”上,让人意外容易,让意外事后回看仍然站得住,才是难处。
她将“人物化”与“人物”区分开来。人物化,是文本表面所提供的全部材料:名字、外貌、身份、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旁人的议论、叙述者的直接定性。人物,则是读者从这些材料中推断、拼合出的整体,一个仿佛具有内在生命的形象。前者是散落于纸面的线索,后者是读者在心中搭建起来的一座房子。
这一区分之所以有效,在于它将“写了什么”与“读出了什么”分开。文本从不直接交出一个活人,它只交出一堆痕迹;读者顺着这些痕迹推断动机、补足空白、预判行为,人物才得以在读者心中立起来。叙事学对此有一说法,叫“人物效应”:读者明知那只是文字,却依然愿意相信其中住着一个有意图的人。
我们阅读一个人物时,所调动的其实是平时理解真人所用的那套能力:替他推断动机,猜测他下一步的行动,为其话语背后的言外之意补足缘由,甚至因他的处境而生出情绪。
当文本提供的线索足够一致、足够有内在逻辑,这套推断便顺畅运转,人物随之“活”了起来;一旦线索互相冲突,处处断裂,推断便无法继续,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虚假。因此,人物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是否在关键处给出了足够多、足够自洽的线索,使读者的心智得以顺着将其补全。
由此可以给出一个稳妥的初步判断:人物是叙事功能与想象意识交汇之处。
从功能上看,他在故事中占据一个位置,推动或承受某些事件;从意识上看,文本又邀请我们去相信他拥有自己的内在世界。两面缺一,人物便站不住:只有功能而无意识,是工具人,剧情走完便散架;只有意识而无功能,则是在故事中漫无目的地游走、不承担任何叙事重量的漂亮摆设,只是一份人物小传。真正让人物立起来的,是他的意识如何驱动其功能,而功能又如何反噬其意识。
这个词的词源很有意思,由 prōt-(第一、首要)和 agōnistēs(竞争者、演员) 组合而成 ,希腊语的原意是“第一个角逐者”, 即戏剧比赛中的头号演员。
它从一开始便带有“在场竞争”的意味,而不只是“被赞美的对象”;这一点将主角与口语中的“英雄”区分开来:英雄是一个评价性概念,含有可敬、正面、值得效仿之意;主角则是一个位置,指他在叙事竞争中被置于最靠前的位置,承担着让观众持续投入的那个关切点。
一个主角可以是恶棍,可以是懦夫,也可以是从头到尾被动挨打的可怜人;只要叙事将他的命运当作我们最为关心之事,他便是主角。现代叙事中大量“反主角”之所以成立,正因主角这一位置不绑定道德评价:恶人、穷人、可悲之人,皆可成为一段故事的主角。
我的理解是:主角是叙事集中投放“欲望”的那个容器。
故事的动力来自一种匮乏、一种未达成的状态、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角便是被分配来承载这份匮乏、并试图填补它的人。读者之所以愿意继续看下去,往往是因为心里替主角默默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最终究竟能否得到他想要的?主角的全部行动都在回答这一问题;叙事的悬念,本质上就是这一问题的延迟。
因此,一个主角最要紧的特征,未必在于他有多强、多善、多特别,而在于他身上必须悬着一个足够重、足以让他人也在意的问题。这一问题越具体、越与个人性命攸关,主角的位置便越稳固。
关于故事与情节的区分,福斯特用过一例著名的说明:“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这是情节。两句话材料相同,差别只在于后者多了一个表示因果的连词。
故事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情节是“一件事因为另一件事而发生”,读者真正被牵住的,是那根因果之线;一个人物在文本中得以活起来,往往因为他连着这根线。他做的每件事,都能往回追溯到某个原因,也能往前牵动某个后果。
顺着这根线看,故事开始之前,人物通常处于一个未必幸福、却至少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之下往往已积着压力,只差一个触发点。激励事件,正是打破这层均衡的事件。其作用可分为几层,合起来仍是一件事:打破旧的平衡,逼出一个欲望,并由此启动整个故事的行动。
它必须是一个具体发生的事件,一种持续的处境本身很难充当。长期的贫穷是背景,债主上门、限期三日,才是激励事件。它还须带有明确的“价值负荷”,使某样东西在人物的世界里由正面翻为负面,或由负面翻为正面。
关于其偶然性,常有一种争论:它能否是纯粹的巧合?我的看法是,巧合本身并无问题:激励事件通常由外部降临,人物没有选择它的余地,这种“不由分说”本身即构成压力的一部分。
关键在于,巧合过后回看,它可以显得意外,却必须是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刻本来就可能发生的事。
激励事件落地之后,人物便有了一个欲望对象,故事也随之有了核心问题。此处须将“想要”与“需要”分开:想要,是人物明确追求的具体目标;需要,是他真正缺失却未必自知之物,往往要到故事后段才被揭示。一个落魄剑客一路打上京城,想要的是“天下第一”的名号,需要的也许是被人真正尊重一次;两者之间的距离,恰好构成这名剑客的人物弧光。
与这对概念并行的,还有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人物相信的谎言。
一个人物往往在故事开始前便已抱定一个关于自我或世界的错误信念,例如“示弱就会被吞掉”“没有人会无条件留下”。这一谎言既是他的护甲,也是他的牢笼;它解释了他为何去追逐那个特定的欲望对象,也解释了他为何一再以错误的方式去追逐。激励事件的作用,恰恰是将这一谎言第一次摆上台面,逼他面对。
于是,外部事件与内心隐痛不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在激励事件这一节点上连成一个结。
有了欲望,必然要求对抗。戏剧中有一句话,大意是:没有对抗,便没有戏。阻碍人物获得欲望对象的力量,可以来自他的内心,可以来自他与具体他人的关系,也可以来自外在于人的世界。故事的厚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对抗力量的强度;一个软弱的对手,会把主角的一切挣扎都变成表演。对抗一旦就位,那台最关键的驱动力便开始运转,“鸿沟”由此出现。
人物在每一个瞬间采取行动,心中都带着一个预期;而他实际得到的反应,往往与预想不同,这一落差便是鸿沟。鸿沟一旦裂开,人物便被迫承担更大的风险去填补,填补的过程又裂出新的落差。叙事之所以令人放不下,靠的正是这一不断裂开、不断被迫冒险的过程。它也解释了一件事:每一场戏都应当有一个转折;若一场戏从开场到收场,某样东西的价值没有发生翻转,这场戏多半是平的。
将这些鸿沟串起来,便是进展纠葛。其关键在风险升高、退路减少。人物每前进一步,便关上身后的一扇门;可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赌注越来越高。待他被逼至退无可退,便迎来危机:一个决定时刻,人物在两条皆不可接受的路之间被迫选择。
危机是内在的,高潮是外在的:高潮是那个决定化为行动的一击,是回答核心问题的那一次。高潮之后是结局,即新的平衡;它让读者看到,历经这一切,局面与开场相比,价值上已经发生翻转。
与这条外部因果线并行的,是一条内部线,即人物弧光。外部事件推着他行动,内部的他则被这些行动一点点改写。弧光未必等于成长:一个人由天真走向幻灭、由坚定走向崩解,同样是弧光;也有些主角自始至终不曾改变,他靠自己的不变去撼动周围的世界。
还有一样东西,即场景与续景的交替。一个场景大致如此:人物带着明确目标进场,遭遇对抗,最终落在一个比进场时更糟的局面里。紧随其后的续景,则是他的消化过程:先有本能的反应,继而在两难中反复权衡,最后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又成为下一场场景的目标。
概念梳理至此,便可回到那句贯穿《非简明世界设定漫谈》系列的话:好的角色会自己从设定里长出来。
地理赋予他恐惧的形状,经济赋予他算计的尺度,政治赋予他野心的边界,信仰赋予他不可触碰的底线,战争与博弈赋予他一套存活的本能。一个可信的人物,便是这些力量在他身上交汇、彼此拉扯的结果。所谓复杂,或许正在于这些力量于他体内彼此冲突,而他对这场冲突的理解又是残缺的、带着自我欺骗的。
至于如何落笔:前面那些语法只是骨架;真正进入写作,有三条路径可行。三者并不互斥,只是重心不同。接下来三章,我将逐一以尽可能浅近的语言,为读者呈现这三种方式。
选择这条路径的核心主张,一句话便可说完:人物是在被迫取舍的时刻显形的。
在剧作传统中,这条路径的历史相当悠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便明确指出,人物靠行动被认识,悲剧所模仿的是行动;后来那句被滥用已久的“人物即选择”,则是自这条老根上长出的新枝。其背后的直觉相当朴素——一个人顺风顺水时宣称自己看重什么,都只能算声明;只有当两样东西他都想要、或两样他都害怕,而时间又只够他取一样时,他伸出的那只手才真正暴露了他。
因此,讨论选择之前,先须讨论什么样的选择才有揭示力。
一个选择之所以能揭示人,首先须有代价:他必须真的失去点什么。代价是衡量一个人的尺度,选得越贵,显露越深。两个选项都须是他真正在乎的,或都令他真正害怕的;若一边明显是善、一边明显是恶,读者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他会往哪走,人物反而会被压缩为一个道德符号。真正有效的是两难——两样他都想要,或两样他都想躲,取一样就要割舍另一样。选择还须在压力下发生:时间紧迫、信息匮乏、资源有限;也须由他自己做出,而非被剧情推着走,或被他人代为做出。
一个好的选择往往带有某种不可逆的意味:一经做出,世界不再是从前的世界,他也回不到从前的位置。
此处可插入一个实用的检验法,我称之为“剥夺法”:设想将人物身上的身外之物一件件剥去——名声、退路、他最珍视的那层体面——看他在最终一无所有时仍死死攥住的是什么;那样东西,便是他真正的重心。
剧作中的许多重场戏,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一步步将人逼至墙角,逼到所有选项都带着血,然后看他如何伸手。观众真正在看的,其实正是他伸手的那一刻。
选择有大小之分。最小的一层是场景内的选择:在一次对话、一次相遇中选择说真话还是绕开;这类选择负责让一场戏有血有肉,单独看揭示有限,累积起来却能勾出人物性格的轮廓。中间一层是两难,通常落在危机之上,是那种无论怎么选都要失去挚爱的关口。最大的一层是“定义性选择”,即整个故事中他一旦做出便再不能假装未曾做过的动作,它往往就是高潮本身。
还有一样常被遗漏:一个人不断逃避某个选择——沉默、拖延、假装没看见——同样是他在压力下的应答,且有时比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更能表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选择所显露的,最直接的是价值排序:人口头宣称一套,真到割舍时护住的却是另一套。其次是自知或不自知:他以为自己会选甲,真到那一刻却选了乙。再者是他为自己编造的理由:同一种选择,出于不同动机去做,人物的分量便完全不同——一个人救了仇人,可能出于高尚,也可能出于一种更冷的算计;外表相同,内里却南辕北辙。
看选择,不能只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看他以何种理由说服自己去做;理由之中,往往藏着那个“相信的谎言”。
说到谎言,便接上了前面那条链:人物最典型的那些选择,往往不是在白纸上做出的,而是由一个他早先抱定的错误信念所驱动。一个相信“先示弱就会被吞掉”的人,会在每一个本可退一步的关口选择硬顶,结果一步步将自己逼上绝路。他的选择看上去各不相同,底下的驱动力却是同一个谎言。弧光在某种程度上便是:选择累积到某一临界点之后,他终于做出一个背叛自己谎言的选择——那一刻,人才真正改变。
按照惯例,需要选取两个角色对照来看,这里就取麦克白与林冲:一个主动型,一个被动型,恰好互为镜像。
麦克白这个人物的整条弧线,几乎就是一连串选择构成的多米诺:三位女巫的预言埋下了欲望,也埋下一个谎言——他隐隐相信,既然命定我为王,事情总会自行发生,不必由我动手;可真到了关口,他又忍不住动手。弑君前那段著名的独白将其形象彻底呈现:他清楚这一刀下去会失掉什么,也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只剩下“跳动的野心”。
这一选择的重量,全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本可以收手的人,选择把自己交出去。自此之后,每一次选择都在为上一次善后,也都在把地板往下凿深一层——杀侍卫灭口是为了掩盖,杀班柯是为了堵住预言中关于后代的漏洞,屠麦克德夫满门则是恐惧逼出的暴行。
他每一次都在以新的选择保护旧选择所带来的东西;每保护一次,可退回的路便少一条。这就是“关门”最典型的走法,一步窄于一步。至高潮处,他明知预言的破绽已经出现,仍选择拔剑而非投降——宁可战死,也不肯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一路走来全是错的。自始至终,他都在“想要”与“需要”之间做交割,却从未真正触及那个“需要”;他将“想要”一路护到最后,最终连自己也赔了进去。
林冲几乎是反着来的:这个人物的力量,恰恰生长在他一次次“没有选”之上。
他的初始处境决定了他最看重什么:八十万禁军教头,有名分、有家室,也有一份对秩序的信任。因此,面对高衙内的屡次挑衅,他选择的是忍——宁愿吞下屈辱,也不肯做一个破坏规矩的人。误入白虎堂,是因为他以为照章办事便能自证清白,于是乖乖走进圈套;刺配沧州,他接受了判决,心里仍存着“熬过去总有公道”的念头;野猪林被鲁智深救下之后,他依旧选择继续上路。
这一连串选择,单独看每一次都不算壮烈,连起来看却是他这个人的完整剖面:一个本性守法、顾家、相信秩序的人,如何被一步步逼到秩序的对立面。
这条叙事线其实属于典型的“剥夺法”——故事所做的,就是把他所拥有的身外之物一件件剥去:职位、名声、家庭,最后连安身立命的草料场也被人一把火烧了。直到在山神庙中听见陆谦等人的密谋,他才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被人算计,连“忍到公道降临”这最后的幻觉也碎了。信息补齐的那一刻,他所相信的谎言随之崩塌,于是才有了最后那个决绝的选择——手刃仇人,走上梁山。他的转折依靠两点:选择成本累积至极限,以及谎言被现实戳破;二者合力,将他推过了那条线。
将林冲与麦克白并排来看,恰好照出选择理论的几个关键节点。
同一套机制,主动型的人用它来争取,被动型的人用它来固守,所揭示的原理并无二致:代价越高,显露越深;退路越少,选择越真;而那个始终驱动他们的谎言,往往要等到信息补全、幻觉破碎,方才松手。
麦克白的谎言是“我能以暴力稳住预言”,林冲的谎言是“忍到尽头终有公道”;两句话不同,崩塌的方式却相当类似。一个败给了自己的欲望,一个被别人的恶意逼出了真身——两人都是在“再也回不去”的那一刻,才彻底成为他们自己。
这条路径亦有其短处,纯粹依靠选择来塑造人物,存在一个内在风险:人会被写成一架决策机器。
每一个动作都在做选择,每一次都精确咬合价值排序,读久了便会散发出一种过分工整的冷感。麦克白的选择密度很高,读来未免过分凌厉;林冲恰恰相反,大量篇幅写的是他不做选择、隐忍、等待,靠“不选”来蓄势,最后那一击方有千钧之力。真实的人仍会犹豫、会重复、会有无端的偏执,也会做出连他自己都不愿解释的事。
这些空缺无法由选择理论自身补足,需要另外两条路径来补充细节与纹理。
“三度空间”这个说法出自拉约什·埃格里的《编剧的艺术》。
它与选择法的取向颇为不同:选择法关注角色在每一个面临选择的关口如何出手;三度空间则聚焦于先在静态中把人物的地基打好,再让他去选。
生理这一层,是身体给定的事实:性别、年龄、高矮胖瘦、五官、健康状况,以及有无先天的缺陷或特征。
社会这一层,是他被抛入的那张网:出身、阶级、职业、教育、家庭、信仰、政治立场,以及他所处的具体年代与地域。
心理这一层,是前两层在一个人身上沉淀的结果:他的野心、恐惧、脾气、道德底线、好恶,以及他对自己那点隐隐的估计。
单看这三张清单,很容易将其当作一份更详细的人物小传,填完即了事——这正是它常被用坏的地方。埃格里的本意在于:三层之间是一条因果链,一层推着一层。
这条链的走向大致是:身体与处境先划定一部分可能,心理再从这些可能中推演而出。
一个自幼体弱的人,能做的营生被身体筛掉大半,他被推去做那些不必出力的事,久而久之养成了内向、审慎、惯于以纸面工作来弥补的性格;反过来,一个高大强壮、自小混迹街头的人,他的自信、莽撞、对“讲道理”的不耐烦,都能从身体与处境一路追溯下来。
好的三度空间使“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变得可追溯:他的每一种心理倾向,背后都能找到生理或社会的根。读者未必会去追索这些根,但他能感到这个人是有来处的,并非作者凭空安置于故事之中。这种“有来处”的感觉,正是三度空间所要换取的效果。
埃格里在此之上还配置了几样东西。其一是“前提”,即整部戏所要论证的命题;人物必须被构造得足以承载并证明这一命题。
其二是“编排”,指角色之间应如乐队配器般彼此错开:两个人物若在三个维度上高度相似,其间便缺乏戏剧效果,因为无物可碰;唯有性格、处境与价值取向彼此拉开,冲突方能成立。
其三是“对立统一”,主角与对手必须势均力敌,任何一方过弱,戏剧便沦为单方面的碾压。
最后是“成长性”,埃格里坚持人物必须有变化的可能,而这种可能须经由其“意志”与“决定”来兑现;此点与选择法相辅相成:三层给了他变化的土壤,决定给了他变化的扳机。
因此,三度空间与选择法之间是一种“土壤与种子”的关系:三层为人物铺好背景,决定他在某一关口会本能地偏向哪一边;选择则是那一关口上的最后一步,将人物的底色逼至明面。
只有三度空间而没有选择,人物会变成一份写得很细的档案,读来丰满,却缺乏动态;只有选择而没有三度空间,人物会变成一台精确的决策机器,每一次选择都正确,背后却空空如也,读者不知该为他的哪一部分动容。
两者合起来,方能在“他这么做是必然的”与“他这么做竟然仍令我意外”之间,找到那个最理想的落点。
它与前文所搭建的世界构建亦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所谓“社会”这一度,几乎就是地理、经济、政治、宗教、军事压在一个人身上的总和:他生于哪片土地、以何为生、归谁管辖、信奉什么、是否经历战乱——这些都不是性格本身,却无一不在塑造性格。
这套方法也有易犯的错误。最大的一个,是把三度空间当作填表:三栏填得满满当当,人物却依然无戏。这些条目若只是并列陈列,彼此之间不发生推动,便只是一份人物简历。真正让它活起来的,是条目之间的因果必须成立——这个身体如何逼出了这份处境,这份处境又如何熬出这种心理。
另一个错误是过度决定:若一个人物的每一个举动都能被其三层精确解释,他便失去了偶然性与神秘感,沦为被环境完全决定的木偶。真实的人身上总有解释不了的偏执、无端的软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选择——这些缝隙恰是人物塑造的生动之处。三度空间负责打好地基,并在缝隙处留几处未曾夯实之地,让后续的选择与行为自那里生出意外。
取两个游戏人物作一次演示,以见这三层如何落地——本文选取的例子,一个是《耻辱》的科尔沃·阿塔诺,一个是《星球大战绝地》的卡尔·凯斯提斯。
科尔沃的父亲是一名伐木工,死于一场工伤事故;此后,失去约束的科尔沃在无止境的街斗中长大,自小便练就了一身近身格斗、潜行、使弩与短刃的本事。界外魔的印记又为这副身体添了一层不属于常人的能力:闪现、透视、附身。生理这一度将他的可能性撑得极开——他能杀人于无声,也能不杀一人地穿过整座宅邸。
社会这一层上,他是索科诺斯的街头孩子,凭一身本事一步步爬进王宫,成为女皇的皇家护卫。他的社会位置相当特殊:一个由女皇亲手提拔的平民,站在贵族边缘,身份牢牢系于贾思敏与艾米丽。后来他被诬陷弑君,从护卫沦为逃犯,身份与地位跌入谷底,成为“耻辱”。
心理这一度生长于前两层之上:沉默、内敛、忠诚;对贾思敏怀有爱意,对艾米丽负有父辈的责任,对自己未能护住女皇怀有深重的愧疚。他话极少,自我由关系定义——他是“守护者”。
三层之间的因果衔接得相当顺畅。街头练出的身体给了他走进王宫的资格;平民出身使他对女皇的知遇格外看重;这份看重生长为以守护为内核的心理。他大约一直相信:“只要我足够快、足够强,就能护住所有人。”女皇之死击穿了这一信念,愧疚由此漫溢;他其后的复仇与守护,都在这片废墟上重建。
《耻辱》有一处相当聪明的处理:它将心理这一度留白,交由玩家落下最后一笔。杀或不杀,是这一人物心理的最后一块拼图,由玩家之手来填。低混乱与高混乱两条路径,是在科尔沃其人的基础上生长出的两种人格。科尔沃的三度空间是土壤,玩家的选择是种子;也正因土壤铺得够实,玩家的每一次道德抉择才显得有分量。
在人物关系的编排上,《耻辱》还提供了另一个人物:达乌德。
他是科尔沃的镜像,另一个被印记选中的杀手,另一段赎罪。
科尔沃和达乌德的纠葛实际上贯穿了整个《耻辱》初代,并且作为DLC的主角,达乌德同样也有一个三度空间的塑造,不过本文就先不展开达乌德自己的故事了。
生理这一度:卡尔是一个少年,绝地学徒,接受的是清洗之前的训练;他身手敏捷,会使光剑,能攀爬跳跃,与原力相通。他的训练在共和国末期骤然中断,那套技艺或许仍留在身体里,但防止自己堕入黑暗面的自控方法,只学了一半。
社会这一度决定了他更深层的处境:他是66号指令的幸存者,隐姓埋名于布拉卡从事拆船,属于一个几近被抹去的团体;他孤身一人,直至遇见瑟蕾与格里兹,后又遇见梅琳。他的社会位置是“最后的绝地之一”——一个没有族人的少年。
心理这一度压在前两层之下:创伤、幸存者的愧疚,以及对失去的恐惧。师父贾罗·塔帕尔为护他而死,他将这段记忆压入心底;他害怕建立联结,因为联结意味着再度失去——他的隐瞒与沉默,是一层自我保护的壳。
卡尔身上,一具经绝地训练的身体使他成为必须隐藏之物;一个幸存者的社会位置使他习惯于孤身与隐瞒;而这份孤身,最终演变为对联结的恐惧。他相信“执念通向失去,唯有藏起力量与感情方能活下去”——这本是绝地信条中关于执念的告诫,却被一个孤儿内化为恐惧。
他的人物弧光,便是一层层卸下这层外壳的过程:从重新接上原力,到重新接上人。
人物的编排为他铺设了一圈对照:特莉拉是堕落的绝地,指向他可能变成的模样;瑟蕾是切断原力的绝地,指向他可能采取的躲避方式;梅琳是被灭绝文化的幸存者,与他同构;马利科斯亦属堕落的绝地。至第二部,达甘·杰拉是执念的化身,博德将家人置于信条之上,二者共同构成卡尔“执念与联结”这一命题的对照组。
将两人并置,可见三度空间在游戏这一媒介中的分工:科尔沃登场时,三度空间已然凝固,其故事是将一副现成的人格投入火中检验;卡尔登场时,三度空间仍在成形,其故事即是成形的过程本身。
前者将心理的最后一度交予玩家之手,后者只把战斗的姿态交给玩家,心理走向仍由作者写好。两条路径皆成立,也各有风险。科尔沃的心理留白如果铺陈不足,玩家便会觉得自己在操纵一具空壳;卡尔的心理刻画如果写得过密,又会滑向一份创伤清单,令人觉得他每一步都踩在预设的节拍上。
如何在留白与过密之间找到那个可供呼吸的位置,最终又回到选择与三度空间如何配比的问题。
这两人身上还压着一条共同线索:他们都被“守护”这件事所定义。科尔沃守护的是女皇的遗孤与一座城的秩序;卡尔守护的是一门几近断绝的传承与身边的少数人。一旦“守护”的位置压到某个人身上,其生理、社会、心理三层便会不自觉地朝它收拢。
秩序一旦失落,一个人便被逼至只剩“我还能替谁守住什么”这一问;三度空间由此获得收束的方向。
第三条路径由两组概念叠成:一组问深度,扁平与圆润;一组问材料,人物化与人物。
扁平与圆润这对说法,前文已述及福斯特的原意:扁平人物围绕某一单一观念或品质被构造出来,一句话就足以把他概括干净;他登场时带着一个标签,退场时仍带着同一标签,环境如何变化,他基本不随之改变。圆润人物则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人感到意外,重心落在“令人信服”四个字上。
在这套框架里,扁平是一个中性判断,本身无所谓优劣,只关乎用途。它省笔墨、易辨认,且便于承载功能。如果一个故事全由圆润人物构成,叙事就会变得笨重:每个人都要求被展开,整体节奏也随之被拖慢。扁平人物则分担了大量背景性、喜剧性与类型化的角色,从而把笔墨集中到少数圆润人物的塑造上。
这里还藏着一个常见的误用:把前后矛盾误当成圆润。一个人物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行为跳脱,前后不衔接,读者读到的只是混乱。圆润的关键在于“可信的意外”:意外提供新鲜,可信提供根基;两者缺一,人物要么变得乏味,要么变得失真。
人物化,指文本表面提供的全部材料;人物,则是读者依据这些材料推断、拼合出来的整体。这个区分的用处,在于把“写了什么”和“读出了什么”分开。材料的呈现有两条路:一条是直接定性,即叙述者或人物自己把某个品质明确说出来,比如“他是个吝啬的人”;另一条是间接呈现,即通过行动、语言、外貌、环境和他人的反应,让读者自己归纳出“吝啬”。
这两条路各有代价:直接定性省事,缺点在于容易显得生硬,像贴标签;间接呈现较为含蓄,要求读者参与,但也容易写得过于隐晦,让人读不出味道。
把这两组概念叠在一起,能看到它们所问的两个维度彼此独立。扁平与圆润问的是一栋房子有多深、里面有几个房间;人物化与人物问的是砖瓦从哪里来、怎么砌成。两个维度可以交叉出好几种情况。材料极多而形象依旧扁平的人物,属于细节填得满满、性格却一眼见底的类型;只用寥寥几笔就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的人物,靠的是留白与暗示,由读者替他补出了深度。
把这套区分用到写作上,最实用的一课是把握配比。一个故事能承载的圆润人物有限;如果把每个人都写深,叙事就会失去重心,读者的注意力也会被分散。大量配角适合以扁平面貌出现:他们承担类型、功能与世界的纹理,让读者一眼认出“这是个贪官”“这是个忠仆”,从而把认知的力气省下来,留给真正需要展开的少数人。
扁平人物在这里还承担一项特殊功能:承载社会力量。一个世界里总有一些东西比个人更大,比如制度、阶级、风气、偏见。这些东西很难靠单个圆润人物来体现,更适合被压缩成几个扁平典型,让读者一望即知。
世界的骨架常由这些扁平典型撑起来,血肉留给少数圆润人物。危险出现在两端:人人都圆润,故事就会臃肿、节奏拖沓;人人都扁平,世界就会单薄、人物像一排标签。
这里正适合拿两个共用同一副骨架的人物作对照:两位不可阻挡的战士,两款游戏把他们推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始终扁平,一个渐渐圆润。
他身上几乎只有一样东西:不可动摇的意志,一种将暴力视为天职的决绝。
他极少开口,过往由图鉴、环境与他人零星的讲述拼合而成,内心几乎不向玩家敞开。若以福斯特的标准来衡量,他无法“让人信服地意外”——自始至终,他只有一种面貌。
这种扁平放在别处会显得单薄,放在这里却刚好合适。《毁灭战士》的核心快感来自动能与宣泄,玩家想要的正是一路碾压的手感。一个圆润的毁灭战士需要停顿、内省与对话,而这些因素会打断那股一往无前的势头。扁平在这里承担的正是最经济的职能:他不必被展开,只需被认出;一旦被认出,玩家就能把自己的怒火借给他。
希腊时期的奎托斯,与《毁灭战士》的主角属于同一类:同样被怒火与复仇填满,品质单一,行为可预测。到了北欧篇两部作品,这一形象开始发生变化,让人意外之处也随之显现:一个曾将神明屠戮殆尽的暴怒者,变成了一位在雪地中教儿子克制、在关键处按住自身旧习的父亲。他对妻女的愧疚、对自身天性的恐惧,以及一路走来留下的血债,凡是此前塑造埋下的内容,都为这一转变准备好了动机。
他的人物素材相当厚实,直接与间接两条路径并用。直接路径是台词:短促的训诫,以及那些不肯多说的往事。间接路径是行动与环境:让儿子走在前面,动手前的一次迟疑,他的居所,他对待陌生人的方式。
他的圆润是渐进形成的。希腊时期扁平,北欧时期圆润;这条由扁至圆的路径恰好说明,圆润是一种程度,一种可由叙事逐步养成的品质。
将两人并置可见,扁平与圆润的选择与各自游戏的核心承诺相匹配。《毁灭战士》承诺的是宣泄与力量,扁平人物支撑起那份一往无前;《战神》承诺的是转变与救赎,圆润人物支撑起那份缓慢的松动。前者依靠投射,后者依靠辨认;两条路径都成立,分别对应不同的玩家期待。
这两个例子引出更进一步的问题:扁平与圆润的边界,与“玩家向人物中填入多少”直接相关。毁灭战士的扁平留出了最大的投射空间;奎托斯的圆润则收窄投射、扩大辨认。
游戏这种媒介天然擅长前者:玩家握着手柄,本就在替人物完成动作。能将这两个极端都处理妥当的作品,往往清楚自己究竟想让玩家“成为”一个人,还是想让玩家“看着”一个人。
前面三条路径,处理的对象都是单个人物;而人物真正获得实体,是在他与另一人相遇之时。孤身站立的人物只是一组尚未兑现的潜能;唯有进入与他人的碰撞,潜能才被迫转化为行动,性格的重量也才得以显现。
性格在碰撞中承担的功能,远比通常设想的更多。首先,它是一层滤镜:人物注意到对方的什么、忽略什么,取决于他自身的关注所在;同一句话落入不同人的耳中,会被读成不同的意思。它同时是一套战术库:骄傲者不肯开口求人,多疑者惯于迂回,急躁者先行动后思考,谨慎者先退半步再观察——各人可用的手段,被性格限定在一个有限的区间内。
性格还标定何处不可触碰:一句无心之言,对某人是闲谈,对另一人则是挑衅,那根引线由性格埋设。它同样划定不可谈判的底线,并规定说话的方式——语速、停顿、回避的话题,皆为性格的外泄。此处须作一区分:碰撞的燃料是欲望的对立,性格决定的只是对立以何种形态燃烧。两个目标相悖的人,会各自取用性格中最为得力的手段向对方施压;同一场利益冲突,在不同人手中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一次完整的碰撞可拆解为若干相继的阶段,性格在每一阶段承担不同的职能。初遇阶段,第一印象往往是误读:甲自以为在示好,乙却读作居高临下。这一错位由双方性格共同造成——一个人越急于表现某种品质,越容易被对方读成相反的东西。
进入试探阶段,双方开始摸索彼此的边界与欲望;问什么、绕开什么、给出何种暗示,皆由性格主导。碰撞真正到来时,双方各以战术库相互施压:或以沉默逼对方先开口,或以激将逼对方失态,冲突的形态由此分化。
至转折阶段,一次揭示、一次权力翻转或一次认知更新,使关系改变方向;此步能否成立,取决于前期的性格铺垫是否已埋下种子。
碰撞之后则是余波:关系被重塑、破裂或停滞,而每个人对这次相遇的解读各不相同,这一解读又将被带入下一次碰撞。
关系是独立于两人之外的第三项存在,有其自身逻辑,任何一方都无法单方面决定其走向。贯穿其中的一个事实是:双方对彼此的认知永远不对称。甲所知之事乙不知,乙所认为的甲与真实的甲也有出入;戏剧反讽多半藏于这种不对称之中。
观众的乐趣,部分正来自观看两人各执一半真相,互相碰撞。
另有一层常被忽略:许多碰撞具有三角结构。甲与乙相撞而丙在场,丙的目光、立场与事后评说,会改变整个碰撞的性质。一个在私下可以撕破脸的分歧,因第三者在场而必须换一副面孔,碰撞的层次由此多出一维。
既然论及“脸”,便不能不提及那副最著名的面具。《歌剧魅影》或许是处理“脸与脸后面的人”这一命题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前段时间,我也抽空去看了它在上海大剧院的四十周年告别季演出,每次观赏都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体会。
魅影这一人物,若仅依其脸上那半张面具来写,便是一个标准反派——藏身地下的怪物,绑架少女,制造恐怖。创作者以整部戏的篇幅,让观众看见面具之下那个人:一个因容貌而被世界否定的天才,一个渴望被爱却不知如何去爱的孤独者,一个在最后关头选择放手的成全者。那半张面具是观众第一眼所见的“脸谱”,是一个过于突出的意象;整部戏所做的,正是不让这一意象吞掉人物。克里斯汀在魅影与拉乌尔之间的摇摆,也将体现了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三人各执半份真相,各自在误解中做出选择。我至今仍将它视为自己最喜爱的音乐剧,很大程度上正因它把一个本应被脸谱化的人物,写成了一个人。
这段题外话恰好引出塑造中最需警惕的一个陷阱——脸谱化。其机制在于:某一属性或意象过度膨胀,吞没了人物的其余部分。人物的行动可由属性一句话推出,他便丧失了让人信服地出人意料的能力;读者一眼见底,再无回看的余地。
对主要人物而言,这是硬伤:故事将情感与思想的重量压在他身上,若他只剩一张脸,重量便无从承载;对次要人物而言,强烈的单一标签常是优点——省笔墨、易辨认;判定标准应随人物的分量而定。脸谱化的成因往往具体:作者需要一个快速辨认的标签;某一属性对作者本人具有强烈的情感吸附,写作过程中便发生偏移;人物仅为某一情节功能而生,功能完成,人亦随之空掉;作者将“好记”误认为“简单”,以为鲜明的标签即等于成功的人物。
解决方案,是为这一标签增设一条横切它的第二轴:让标签成为他示于外人的一张脸,脸后另藏一人;让该属性在特定情境中失效,逼他露出其他部分;让他自己为这一标签付出代价。第二轴便自三度空间中生长出来。
回到人物本身,塑造时最该盯住的,还是那几组撑着他的张力。
第一组是欲望与缺失之间的缝:他明面上追什么,心里真正缺什么,这两样很少重合。一个落魄剑客一路争的是“天下第一”的名号,缺的却是被人正眼相看的尊严。这道缝越具体,人物就越有展开的余地。
第二组是他自己信以为真的那个谎言:他多半抱着一个关于自己或世界的错误信念,这个信念既是他的护甲,也是他的牢笼,决定了他在追欲望时会用哪种方式伤到自己。
第三组是代价:一个人是谁,最终由他肯失去什么来定。嘴上说看重什么,都只是声明;真到了要付代价的时候,他护住的那一样,才是他真正的重心。矛盾要能追得回去——复杂不等于混乱,一个人身上并存的对立面得有根,能从他的出身、处境和经历里一路找下来。
至于怎么让人物每一步都走得稳、都合他的设定,同时又让情节自己往前走,核心其实就一句话:情节是人物和世界相乘的结果。具体做起来,就是反复问两句话。第一句:以他这个人、此刻的处境,他会怎么走?答得出来,这一步就“符合设定”;答不出来,要么是作者还没把这个人想透,要么这一步本来就是作者硬推的。第二句:世界会怎么回应他这一步?世界的回应得按它自己的规矩来,不能按作者的方便来。他做了什么,就得承担什么后果;后果变成他下一步的处境,处境再逼他做一次选择。
这样一环扣一环,情节就有了自己往前走的惯性。作者不用再替他安排,只要在旁边推演、记录,偶尔纠偏。
这里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可以叫“可追溯性”。读者事后回看,得能从人物早先的设定里找到这一步的根。根埋得够深,这一步就算出人意料,读者也会觉得“对,他做得出来”,所谓“符合设定”,说的就是这层可追溯;所谓“情节自行发展”,说的是每一步都从上一环里自然长出来,而不是被外部指令塞进去。
一个活的世界在这里格外重要。世界如果是静止的布景,人物的每一步都像在空房间里走,情节就只能靠作者不断投放事件来推动;世界如果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经济周期、派系斗争、季节和战事,有别人各自的盘算——那么人物一动,世界就会回推他,别的行动者也会跟着动。情节于是成了多方博弈的合力,谁都决定不了它往哪走。
真正“自行发展”的情节,往往来自几个各有欲望的人在同一张桌上互相角力。作者要做的,是把这张桌搭好、把各人的算盘备好,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打。
要让情节自己长起来,还得舍得让人物犯错。他的谎言、缺陷和执念,正是情节最好的发动机。他越按自己那套逻辑走,越会在某个地方受挫;受挫之后,他要不变,要不加倍固执,两条路都把故事往前推。作者要是舍不得让他碰壁,处处替他开路,情节就没了摩擦,也就没了自己往前走的可能。
第一,别让人物为了剧情需要做出违背设定的事。一旦有这种需要,问题多半出在设定不够厚,或者剧情本身走偏了;办法是回头补设定、改剧情,硬把人物扭过去,只会留下裂痕。
第二,别让世界为了迁就人物而弯曲。世界一旦能随作者的心意改规则,人物的选择就没有了被评判的基准,情节也不再可信。
第三,别把答案直接塞给读者。好的情节给出的是二加二,让读者自己算出四;读者参与推算的过程,本身就是沉浸感的来源。
说到底,让人物每一步都走得稳、让情节自己发展,其实是同一件事:把人物和世界都造得足够结实,结实到它们自己就能产生下一步。
写到这里,这个系列里所有大框架的东西,算是告一段落了。地理、经济、政治、宗教、军事、博弈,最后到人物,从世界的地基一路搭到站在地基上的人,该铺的砖基本铺完了。因为涉及了大量的理论,写起来也难免变得有些文绉绉,不过反正都写完了,也懒得多做修改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非简明世界设定漫谈”这个系列的终结。恰恰相反,大框架立住之后,能往里填的东西还有很多,只是那些东西就没什么章法了。它们更零碎,更随意,可能是某个小设定怎么自圆其说,可能是某种叙事节奏怎么拿捏,也可能是某次写作时突然想到的一个取巧的办法。大框架讲的是骨架,后面要讲的更像是骨架缝里的那些碎屑——它们单独拿出来不够成篇,凑在一起,或许能让一个世界多几分呼吸。
所以往后大概会进入一种“想到哪写到哪”的状态,少了前面的那种按图索骥,多了点随手记下的味道。人物这一篇,算是这套漫谈里最后一块主要支柱。柱子立完了,接下来就是在屋檐底下添些家具、挂几幅画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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