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青空文库闲逛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几篇谈论小说创作的文章。基本上论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派,强调更多地体验生活,无须刻意雕琢技法;一类是艺术派,从作家的角度详细叙述了写作本质。当然,两种观点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作家自身肯定是两种兼用,只是在文章叙述上有所侧重而已。
这里主要选择了菊池宽、横光利一和坂口安吾的文章,或许还有其他的文章,但我暂时只找到这些。我借助AI翻译了原文,并进行了简单的润色。原文链接我也会附在文章开头,方便懂日文的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菊池宽(1888-1948),日本香川县人,小说家、剧作家。191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英文科,曾与芥川龙之介共同创办《新思潮》杂志,成为新思潮派代表作家。其剧作《父归》被田汉译介至中国,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获鲁迅赞誉。代表作品包括《珍珠夫人》《无名作家的日记》等,文风以清新流畅、善塑人物见长。 原文链接: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083/files/1386_17406.html
我首先想立下一条规矩:“未满二十五岁者,不得写小说。”说真的,我认为十七八岁乃至二十岁的人,即便写了小说,也是毫无用处。
总之,要写小说,比起文笔、技巧之类,更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了解生活,并在某种程度上切实地持有对人生的思考——也就是所谓的人生观。
总之,不拘什么,我都认为人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在拥有它之前,即便写了小说,也不过是游戏罢了。所以,二十岁前后的青年拿小说来,说“请看看”,说实在的,我根本无从应对。
那么,总之,一旦对于人生有了自己的想法,那便是写小说的第一准备,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须留意的事。实际动手写小说云云,我以为乃是末之又末的事了。
实际上,所谓写小说的练习,便是对于人生,要以怎样的眼光去看它——也就是将看待人生的眼光,逐渐磨练得清晰分明,那才是最要紧的。
即便我们自己写小说,在头脑中构思材料也得花上三四个月,一旦落笔,两三天便完成了。与此相同,写小说的修行,也是把思考种种事物、观察世间这些事情花上七八年,而真正面对稿纸动笔,放在最后的半年或一年便足够了。
写小说这件事,决不是面对稿纸运笔。我们平素的生活,各自都是在写小说,而且也应该在那生活中创作小说。实在有太多人将这本来倒置,真叫人头疼。才亲近文学一两年,便立刻想写小说。然而,那样是不行的。因此,写小说并非面对稿纸运笔,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观照自身。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便是为写小说而进行的修行。学生则其学校生活,工人则其劳动,公司职员则其公司的工作,各人过好各自的生活便好。如此而为写小说去修行,我以为才是正道。
那么,是否只要一味生活下去便好了呢,绝非如此。边生活,边了解众多作家是以何种眼光看待人生的,这很重要。为此,果然还是需要多读。
然后,以这些众多作家如何看待人生为参考,自己再以自身的思想去重新看取人生。换言之,无论多么微小,无论多么偏颇,都要建立起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独自的人生观。
这样,当自己的人生观建立起来之时,小说这种东西,也便自然形成。其表现的形式,自会油然浮现出来。依我所想,作者的人生观触着了世间诸事,时时流露出来的,这便是小说。
也就是说,小说乃是一个持有了某种人生观的作家,借世间之事象来发表自己人生观的东西。
因此,就这层意义而言,在写小说之前,首先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我认为是至为重要的。
所以,看待世间的眼光,还有对人生的思考,这些尚未明确、尚未持有独自之物的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纵使写了小说,那也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无用的。
我觉得,那样的青年时代,应当是只管去阅读种种作品,并且实际地去生活,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确切地建立起来的时代。不过,作为游戏而亲近文艺的人,或是作为趣味而爱好文艺的人,便是十七八岁写小说也好,二十岁搞创作也好,那是他本人的自由。倘若真心想成为小说家的人,则必须隐忍自重,好好涵养头脑,好好磨砺眼光,抱着蓄满力量而不轻发的觉悟不可。
便拿我来说,初次写小说,是在二十八岁那年。在那之前,所谓小说,是一篇也没有写过的。面对稿纸去练习写小说之类,丝毫也不必要。
总之,当自己想要写的、想要发表的、且值得发表的东西,在脑中形成之时,表现的形式,恰如影之随形,自自然然便会出来的。
因此,所谓写小说,雕虫小技之类的,一概用不着。将短篇小说之类巧妙地收拾起来的技巧,那种东西,从今往后,毫无用处。
如今文艺已这般发达,小说被广泛阅读,有相当文学才能的人,我以为任谁都能写得不错。
那么,要靠什么取胜呢?我以为,唯有凭借隐藏在技巧之中的人生观与哲学,将自己展现出来,此外别无他法。
所以,对想成为真正的小说家来说,最麻烦的人,正是二十二三岁便能写出相当漂亮的短篇的人。因此,立志于小说之人,难道不应该停止耽溺于那类小小的文艺游戏,而专心致志地努力于对人生的修行吗?
此外,对于写小说最为重要的,便是曾经生活过。实际上,古语有云,“爱惜孩儿便须令他远行”,与此同理,写小说,第一要义便是年轻时的劳苦。有资产的人,或许无法真正知晓生活的劳苦,但总之,年轻人必得遍尝人生的辛酸,这很重要。
作品的背后,有无生活的劳苦,那所谓的人生况味,无论如何都是稀薄的。因此,一个人在过往的岁月里曾经生活过,这是他作为作家立身的第一要素。从这层意义来说,真正要成为作家的人,不应去写那些无聊的短篇,而应一心埋头于生活,去搜集将来作为作家立身的材料。
像这样,去生活,并且作为一个人活下去——我以为,那正是为写小说而修行的第一要义。
作者简介: 横光利一(1898-1947),日本小说家。1924年与川端康成等人创立《文艺时代》,发起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前期作品《蝇》《头与腹》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通过苍蝇、小和尚等象征角色反映事件,并采用戏剧性情节设计与视角切换手法 。1930年代转向新心理主义创作。其文学实践以心理描写与文体革新为特征,被视为日本现代主义文学先驱。
原文链接: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168/files/49993_39319.html
作为写出优秀作品的方法之一,纪德曾说过,一天之中务必要有一次想到自己今天就会死。即便不是一天一次,我们也会有三天一次如此想一想的习惯。尤其有了孩子以后,这种倾向越发强烈。作为父母的作家与作为作家的作家,看似并无区别,然而之所以在容忍拙劣作品的态度上愈发有了自信,多半是作为父母的作家掺和进来的结果。人在行动时,有孩子的人与没有孩子的人,其行为和精神都大相径庭。这一平凡而确实的事实,在没有孩子时虽能理解,但洞察的程度却深浅悬殊。这种深度不可能不影响作家的作品。被宇野浩二氏的《子之来历》最为打动的人,多是没有孩子的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在鉴赏时心中太无阴翳之故。
作家们聚在一起时,常常最后会落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便让孩子沦为不良少年,甚至挨饿,是否还必须把纯粹的创作坚持下去?一到此处,大家便都缄口不言,习惯性地将问题岔开。而在这沉默之中,正横亘着一个更加无法退让的难题,这样看也未尝不可。
我并不认为从事创作是作家的本业。作家的本业,乃是面对每日的生活,不断定下自己的态度。纵使由此态度产生的创作确是它的结果,但进行创作这一动作,终究是副业,而非本业。倘若创作是副业,那么无论它是否会毁灭,其中自然会生出一种觉悟。我一次都不曾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为追求自己的终极而作的。我只觉得,在自己所处的地方和阶段,尽最大努力便好。到了第二天,必有第二天的阶段,若非如此,时间又是为何而存在呢。
在写作品时,我有个习惯:倘若写了一部前进了一步的作品,就一定要再写一部退回一步的作品看看。因为不如此,便难以知晓下一步的进步在哪里。去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总持寺管长秋野孝道禅师关于禅的讲法,其中说到,“向上”有进步与退步二者,只凭进步并不能达成向上,倘若没有退步作为另一面,便难说是真正的向上。读到此处,我感到自己的见解未必是独断,心中很是欢喜。这类事,我并不认为是达到了什么禅机,但在必须像加尔文派那样,试图通过知识进入信仰的近代作家生活中,孝道禅师的想法,岂不是退散迷惘再好不过的捷径么。
别人如何我不知道,单就自己来说,我对事物大抵是不去观察的那一类。我更愿珍视那些自然映入眼帘、传入耳中的东西。观察有时固然有效,但被观察的对象会因观察而改变,便再也看不到自然的姿态了。特别是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人的脸,更是如此。那些被众人轻视的人,往往比被众人尊敬的人更能准确地看人,这一定也是因为人在前者面前会露骨地欺骗自己之故。由此想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伯爵托尔斯泰的作品,断然说托尔斯泰不了解庶民,这对托尔斯泰而言,一定是致命的刺痛。而好写贵族事的巴尔扎克,也被某个无名贵族之人批评,说他不懂贵族生活。
然而,无论如何,作家也是人,一人体验世间一切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何事都能写得准确生动,说到底等同梦想。但即便在我们身上,一旦知晓了作者的面容和过去,就几乎无法再对其作品下大部分准确的批评了。尤其是,如果在读作品时,作家的面容浮上心头,那便万事休矣。若有人在乡间尚未为人所知时,常能震动文坛,而到了都市以后依然能持续震动下去,那么此人大概便是极为罕见的人物了。
不过归根结底,被称为私小说的作品中,杰作甚多既是事实,也因此是理所当然的。但于我而言,即便是愚拙之作也无妨,我尽可能不想去写私小说。要说理由,倒也没有什么特别显眼之处。无非是我的性子,偏偏想做那最难的事。
当然,在困难程度上,私小说我想也相差无几。但既然必须承认,困难的对象因人而异,那对我来说,困难终究不像是私小说,便想一点一点做下去,终能有所接近。既然已入此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决心要做的事,总得先试试看。
然而,幸运的是,我对于在作品上取得成功的野心,比旁人要少。不,莫如说,我仅是将那种东西当作希冀而抱持着,根本不相信所谓成功竟会存在。这是以前也写过的,并非现在才第一次写:在作品上,所谓成功这样周全完满的东西,我以为并不存在。每当提笔时,心中浮起写作的念头,我总是觉得,这对自己来说,无论怎样都是写不出来的。可是,再一转念,就算从古到今掘出怎样的大天才,也能感觉到,那写不出的部分同样潜藏在那里。如此一来,作家便再也无法保持慎重的态度了。
每当此时,除了撞上恶魔或神明,任凭自己摇摇晃晃以外别无他法。只得喊一声号子似的,一口气将那无理勉强地按倒,气喘吁吁。也就是说,那时自己分明是被打败了。这一点感受得清清楚楚,却叫我无可奈何。理论便是在这种时候,说来懊恼,却总是蹦将出来。提笔时并不觉疲累,写不出时却累得筋疲力尽,也就在此时。
这虽是举一个以作家生活为中心的看法的例子,但在读谷崎氏的作品《春琴抄》时,我也如众人所说,一度佩服,以为是精彩的作品,然而终归觉得,那种成功里有一种欺瞒,叫我想来想去无法释然。题材所拥有的最困难之处,竟一处也不曾写,而如何求取成功的苦心却显眼起来,变得完美无缺了。换句话说,这正是最大的失败。佐助刺瞎眼睛时的心理,几乎全未着墨,却要拯救这篇作品,在这一宏愿面前,能看到作者的脸正一心想着如何闯过这一欺瞒。
佐藤春夫氏极力为作者辩解,但我以为,他的辩白终究只是辩白,自然大概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接下来的《颜世》,便是那样一篇失败之作。假如佐藤氏的辩白并非辩白,那么他自己的作品《颜世》,便不该是那样滑稽的失败,而应有更带道理的失败。即使一篇作品与下一篇作品全然独立,作者的意识这东西,我以为也不可能如此便宜地独立开来。我对《春琴抄》中刺瞎眼睛那一瞬间之快有所议论,意见也正在此处。
顺便也举宇野浩二氏的《子之来历》为例,若作为生活的例子来说,这篇作品我也如众人所说感到佩服,认为是出色的作品,但是,这篇作品里,最为重要的那种父母之心的战战兢兢的感情,我总觉得几乎没有表现出来。若说是因为进入了天界才不感恐惧,那么,现实主义精神之深,便该是随时都做好了进入天界的准备。
宇野浩二氏并非着意于压住那父母之心的、战栗的重要心理,而是着意于不将它以笨拙的方式表现出来。作者与作品中人物,在此处闪避得如此迅捷,真可谓眼不及瞬。这种快,叫我难以接受。在本该远远更加缓慢的地方,却偷换以巧妙,作者那意识上的悠悠然的自若,与实际上的慌张失措,其程度判然有别。
然而,这类事情并不成为作品的缺点,我也并不认为,这可以作为一种从作者创作中的意识作用来眺望作品的见解而通行。进行作品批评时,当然是以作品为中心,所以这些事似乎怎样都无所谓。但若把中心放在作家的生活上,从那样的地方去看,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既然过着作家生活,自然就会从那种生活出发去看事物了。尽管不断发奋,想要从此中脱身,但这决不是轻易做得到的。
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诸氏所说的,私小说要克服之后始成本格小说,这一说法对今日的作家而言,我想也是最大的警告。但作为达成此境的方法,我也以为,必须采取这样一种看法,即视创作为副业而非本业。因此,就我个人而言,在抵达那里之前,我的作品是愚作也好,是杰作也罢,都毫无分别。终归同样是失败之作,而所谓成功那种漂亮的不自然之事,到底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倘若出了杰作,那便是侥幸。在被人问到自己将要去做什么时,我只能回答,自己希望绽裂开去,逸出常轨,除此而外,眼下还找不到别的答案。
作者简介: 坂口安吾(1906—1955),东洋大学印度哲学系毕业,日本小说家、评论家。战后“无赖派”代表作家。代表作包括《堕落论》《白痴》《不连续杀人事件》等。
原文链接: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1095/files/45825_39314.html
将小说文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的特征,并不代表小说有某种独特的文体。因为所谓小说独有的文本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将“下雨了”这件事表述为“下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与小说都是一样的,而写成“悲伤的雨下了”之类,并非小说的文本。
当然,有时也必须说雨“猛烈地”下了,或是“淅淅沥沥”地下了。但在小说的情况下,雨下了这件事独立地具有意义,几乎是绝对没有的。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从小说的整体效果来考虑,写下下雨这件事是否必要。
小说的文本,必须不写必要之外的事情。因为那不仅无用,而且会杀死小说。并且,在选定必要之事这一点上,有着小说文本的第一要诀。
也就是说,小说的文本,比起被表现出的文本,操控那文本的作者的意图,更有着重大的秘密。作家的意图在作用于表面文本之前,先作用于取舍选择,这一点更为重大。小说的文本,无论在创作还是批评中,首先都必须将目光置于这种隐藏的意图之上。
越是愚蠢的小说,便越是从浅薄的根基进行取舍选择,尽管为一件事耗费十页纸,却仍然说不出一个核心。与此相反,杰作的文本,是以高尚的精神、从深厚的根基中说中的东西,常常是没有它便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若是一般的文本,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便是表现的要谛。在这一点上,小说的文本也没有不同。然而,因为小说还有另外的重大要求,所以未必只能写得通俗易懂。
也就是说,作家在表现某文本A之时,在表现A的意图的同时,也被关于小说整体表现的意图所驱动。作用于A的意图,虽无疑是当前的意图,但实际上却像是作用于小说整体的意图的支流。因此,文本A作为A存在的同时,也迫于为小说整体的效果而作为A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在瞄准A的直接效果的同时,也瞄准A的间接效果。不仅如此,也有仅仅为了间接效果而写出的文本。
因此,故意将文本扭曲、重复、省略、夸张,甚至有时基于某种意图故意做无用之事,也成为必要。尤其在近代文学中,随着文学变得知性化,探究精神开始运作,这类扭曲的文本,有时也发生成为绝对必要的情况。
然而,故意使文本晦涩,归根结底,不外乎是因为使文本晦涩之后,能够提升小说的效果,进而在小说整体上反过来变得明快简洁。并不是单纯为了晦涩而选择晦涩。
总之,小说必须是明快恰切的,但为了使小说的主体明快恰切,有时各个文本也可能被要求晦涩化。并且,在描写需要故意的扭曲之处——换言之,在透过某个角度眺望并表现之处——也有着小说文本的特殊性。
因为,小说并非将事体原样说明。小说并非在描写的作品之外另有别的实体。因为小说本身便是被创造出的实体。由此也产生了小说文本的特殊性。下面详述这一点。
我们平常的语言,是供“代用”之具。假设我们要将一处风景传达给人。本来,让人亲眼见到那风景是最好不过的,但由于没有这种便利,便借语言来说明。因此,比起借语言来说明,展示一张照片会更合适吧,若可能的话,让人实际观赏那风景,是再好不过了。
但是,无论这种说明如何逼近真实,并且以华丽的辞藻缀成,这都无法称之为艺术。因为让人看实物才更是真东西。
艺术,在描写出的东西之外,不能有别的实物。因为艺术是创造。
若单是原样描绘现实,那么风景描写便可插入一张照片,声音描写便可插入乐谱,这或许恰切,但即便如此,在现实本身面前,也全然没有意义,只能化作死物。在艺术上,即便是写实,也决不是将现实原样照抄。
伟大的写实家必须是伟大的幻想家,莫泊桑在其小说论中如此说道。这句初见奇特的话,其实也基于如下极为当然的理由。
作家讲述一切是不可能的。若将充满我们生活的无数无聊琐事一一列举,每天至少需要一卷吧。
于是便需要选择。而且,仅凭这一点理由,“完全的真实”“完全的照片”便已失去意义。
因此,就连最完全的写实主义者,只要他是艺术家,就不会试图向我们展示人生的照片,而会努力给我们一个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迫近、更能令人信服的人生的幻影。也就是说,给予完全的幻影,正是优秀写实家的工作。
不仅如此,相信世上有现实实际存在,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与理性,并不将同一事物作同一接收。对A是美的东西,对B是丑,这种情况常有。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各有各的真实,但不变的现实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幻像。
而艺术家,就是以他所学得并且能够自由驱使的艺术上的一切手法,将这幻影再现出来的人。但是,要使A的幻影让B信服,有着极大的困难。单靠说明或自以为是的夸张,是不可能的。这里就需要艺术极为困难的技术。也就是说,艺术家是能够将自己的幻影强加于他人的人。
如此,就连最为写实的作家,也并非单纯的说明家、写实家,这一点应已了解了吧。不仅如此,使艺术家从事创作的他那幻影,也并非作为幻影实际存在,而是在被描写之后,作为被描写之物,才得以首次实际存在。
但是,艺术所独有的、纯粹的语言,这种东西是没有的。小说所用的语汇与我们的日常语汇也完全相同,而使用日常所用之外的难解词语、已被遗忘的死语、或古怪的华丽辞藻,倒不如说有着误入艺术歧途的危险。
那么,将同一语汇之一提升至艺术的东西是什么?但是,要理解此事,需要一种稍稍超理性的理解力。因为此事包含了可以说是职业秘密的超理性要素。
然而,若敢言说,恐怕是由于驱遣语言的作家精神的高度吧。而且,作为作品底流的作家精神,成为作品的角度而显现于表面。这个角度正是我最想说的事情,但留待后章说明,暂且先就这类文本的一例来讲述。
可是,要在散文中寻求这样的文本例子是困难的。因为散文中的一句并不显现独立的效果,而必定留有与前后文本的复杂关系。我现在,就芭蕉的俳句来说明它。
古池呀 蛙跃入 水之声
这首俳句给我们某种感铭。我决不将它评价得很高,但总之是艺术,则无可疑。
那么,关于这首俳句,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从这里获得的感铭的理由,既不是古池的风景,也不是蛙落入的水声。假若有个音乐家,要将这首俳句作曲,而将蛙跃入古池的水声刻意照实描写的话,那只会成为笑柄吧。
古池呀 蛙跃入 水之声 也有几分寂寥啊 秋日黄昏
这首和歌,我从五十岚力氏所著《国歌的胎生及其发达》中引来。如五十岚氏所指出的,这里又将一个季节、寂寥的感情、以及确实与寂寥相称的黄昏这个时间,都告诉了读者。我们因这首和歌,被相当细致地暗示了古池的情景。但是,不仅不让人觉得俳句所具有的感铭加深了,反而变得低俗,失去了沉静,寂寥因为变成了词语而失去了实感,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它终究成了丝毫不能打动人的、单纯的风景说明。也就是说,艺术不是展示照片,这一点由此也可知道吧。
作家的精神,并非要将事物原样照抄的白纸。复杂——倒不如说包含着一生的历史,以及即便以它尚且未能解开的诸多迷途。而且,这种庞大的复杂,可以说是凝结为一种意力之处,才终于有了作家的出发点。使语言成为艺术的东西,既不是语言,也不是知识,而专在于精神,但将精神作为精神来论述,并不能成为说明艺术的钥匙。
作家的此种精神,成为作品的角度而显现于表面。对现象的取舍选择起作用的直接母胎,也是这个角度;文本的迫真力与张力,也全都由此角度而被规定各自的方向。而且,这个角度,才是使文本成为艺术的东西。
单纯的观察(无论如何辛辣)、单纯的思想(无论如何深远),对于艺术而言是素材,不过是类似照片的东西。给此类观察、思想以通路、以方法的,是作家的意图。
比如,试就人物的处理来看一看。有的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只夸张那人物的特征性部分,以此来试图让全人格浮现眼前。相反,有莫泊桑那样,尽量不触及人物的特征,而以微妙的差异(nuance)将人物加以区别描写的作家。既有巴尔扎克,与其作为人物的个性,不如将观点置于人的类型化,只将类型所具有的特征凸显出来,并让人物进行下去;也有像邦雅曼·贡斯当那样的作家,眼中不置性格之类,试图以知性和心理剖析,在人性中发现解释,以及立于知性极北的诗。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几位他亲自加上最平凡、随处可见的人物的注解而上场的人物。的确,他们净是我们眼中看惯的平凡人。但是,同时又是多么地非凡而古怪啊!然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只能将这些古怪的人们完全作为极其普通的平凡人来接受。而且事实上,平凡人也就是这样古怪的。倒不如说,我们也许早已看惯平凡人的古怪,却没有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描写,就在身边清清楚楚地认识了无数古怪的平凡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便是描写平凡人,也是一个将极为显眼的特征更加凸显出来似地加以处理的作家。
与此相反,我们来读莫泊桑的杰作《皮埃尔与让》吧。野心勃勃、有着激烈热情,却又有着奇妙的冷静、执拗与任性的长兄皮埃尔,在这部作品中被处理得极为普通。但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却完全信服,从那微妙的差异中,历历在目地想象着皮埃尔的全貌,便读完了。假如把同一个皮埃尔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处理会怎样呢,也许他会完全像写沙托夫那样来写。而且,既是怪人的沙托夫,也是常见的皮埃尔,结果却是一样的人。
优秀的作家,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通路。通路虽有山与海那般剧烈的差异,但到达之处却是相同的。即使以皮埃尔与沙托夫那样的差异来描绘同一个人物,总而言之,在全貌显现之后,便成了相同的东西。莫泊桑只能用皮埃尔的方法来描写沙托夫。
同样,果戈理的平凡,是多么地奇特而幽默啊!我们的平凡,并非如此奇特。但是,读过果戈理之后,在我们身边无数的平凡之中,我们便不得不认出奇特。
但是,对莫泊桑而言,平凡的奇特面是不必要的,就连怪人的奇特面也是不必要的。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平凡的方面来描写平凡人。
角度是无限的。各人必须持有各自的角度。但是,赝品何其之多啊。不,真正拥有自己的角度,并且能正确培育它的人,是极为稀少的。
以上是就人物处理而言的作家的角度之一例,但角度当然不限于人物,也在思想的处理上起作用,不,还作用于小说整体。同时,也作用于各自文本,更小处则作用于一语一词。
可是,由于这篇小论是关于文本的,接下来,就这种意图性的文本来讲述。
作家的意图,自文本开始而遍及小说整体,即是说,反过来,小说的文本,是作为文本A而存在,同时又是作为小说整体中的A的效果而存在,不外乎此。不仅如此,因为小说应该作为小说整体而被完成,所以,不论各个文本显示出何等独立的完美,如果不显示小说整体上的完成,便无法给予高的评价。
因此,小说的文本,与其瞄准作为A的直接效果,不如说常常作为A而间接地起作用,杀死直接效果,而运送从容的步调。但是,这种从容,是何等深深计算的结果而被选出的,我想不用说出来也能想象吧。
比如,为了向读者传达悲伤,作者写下呜乎的叹息,或立刻告白说悲伤。的确,读者读到这个,会了解作者在悲伤啊。但是,决不会成为读者的悲伤吧。在艺术中,作者的悲伤却必须成为读者的悲伤。
即使描绘自己时,作家也应当明确地认识被描绘的自己和描绘的自己这两个人格。即使想将自己的悲叹或心境单单以无技巧的方式强加于人,读者也是不会跟来的。任何事物,只要被以语言表达出来,便暂且能够理解。但是,必须让读者亲身感受才行。
莫泊桑在游记《在水上》中,泄露了如下的感想:即自己作为作家,无论何事都站在观察者的立场上,结果终于失去了恋爱。为什么呢?因为就连自己的恋情,也立刻无法逃脱作为观察者而凝视、解剖自己的冷酷眼睛。因此,就连沉溺于自己的恋爱也做不到,他说。我们在此不得不感受到艺术家的残酷宿命,但同时,也将会发现眼下给予我们的一个解答吧。即,常将自己也要求客观。
其次,我们的工作是“计算”。确实,没有比小说的文本更需要计算的了。将小说以一言蔽之,便是“计算的文本”。
现在,我们假定要描写一个人物的外貌。特征性的脸、极富表情的手、以及比那更矮的身长,而且,奇妙地粗涩的动作尤其容易引人注目。加之猫一般的声音、时时完全变化的眼睛的状态,若是将这些精密地描写出来,读者单单读了那外貌,便几乎能够看透这个男人的性格和内心深处。于是,我们只渴望精细节描写这个人物的外貌,因热情而坐立不安。但是,如果耗费长长篇幅一口气将这男人的外貌全部描写出来,读者反倒会感到厌倦,因此只会得到混乱而不明晰的印象,而将重要的核心读漏掉吧。
于是我们便计算。现在是这个男人说着心里所无的谎言、冷酷地观察着对方的同时在喋喋不休的场面。所以,现在需要的只是冷冰冰的眼睛和水一般的声音。鼻子、手、脸色和动作,大概会有在下一次机会写的时候吧。归根到底,只要这个男在小说整体中被浮雕般地浮现出来就行了。
这样的计算,无论是关于人物的性格,还是关于作者想要讲述的心境,或者关于思想,都是一样的。不慌不忙地极尽计算,应当以从容来描写。即便是在描写忙乱的情景时,作者也不可慌张。作者必须始终作从容的计算,极尽其致。
那么,计算什么事情呢?不用说,沿循小说整体的分配而配合现象、组合、分离、综合,这些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计算读者的心脏。即,必须绵密地算出:这样写的话必然会这样感受;而且,因为计算关联到前后的文本、关联到整体,所以必须以极为复杂的程序来度量读者的心脏。同时,必须彻底算清。留下余数便算了事,在小说文本的计算法上是不被允许的。并且,被分配好的各个文本的总和,是否充分地生出了自己所瞄准的诗、思想、氛围和感铭的效果,计算没有偏差吗,对这些能够事前正确地预测的经验与练达,必须积累起来。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为了整饬文本的语调,而做出该写右而写左那样的勉强之事。
我们日本人,因汉文而被传授了别扭的美文。本来应该写右的地方,却为了词藻的语调而写左。若将这些称作美文,那我将毫不踌躇地称“丑文”为艺术的文本。
小说的文本,即使作为独立的文本而完成,平稳优美地具备一种诗的音律美,也没有价值。倒不如说,那是会杀死艺术的东西。
小说的文本,必须将应该写的事情写得淋漓尽致,不留余地。就是说,从作家的角度被选择、一旦被算出应该写的事情,就必须始终写得淋漓尽致,不留余地。偶然为文本的语调所迷惑,而做出将右写成左之类的错误,是不可犯的。
真正的诗,并非从语言的语调中产生。真实的诗,潜藏在事实之中。邦雅曼·贡斯当,在将人性以知性彻底剖开的境地里,发现了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人性的纠葛之中发现了诗。
在日语可读的书中,阿兰的《散文论》(作品社出版)我想是最好的,此外,莫泊桑的《关于小说》似乎也可供参考。此文译载于他的小说《皮埃尔与让》(岩波文库)卷首。若说别致一点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文本论之类如何?这在他的《欢乐与时日》及《记事》(我想应该也有日译本)等书中,以种种题目被论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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