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人本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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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渊海古卷》的语义与制度考辨

稗海轩稿字·祠章录·司人考·一
笔撰：观溟生
完成时间：烛日历二百零二岁·三鸣三日

卷首提要

本文旨在考证我族自称“司人”时，其核心词素“司”之本义。本研究以《渊海古卷》残卷为核心依据，佐以民间记载，最终论证：‘司’之古义实为‘祭祀’。因此，‘司人’之本义，即是‘执掌祭祀之人’。文章初步探讨了《渊海古卷》的性质、以祭香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以及“司幽”“司烛”等祭祀群体的存在。同时，更明确指出，本研究自开始便面临着根本性的方法困境。

机要符：司人；祭祀；渊海古卷；词源考辨；荧祠时代；方法论困境

序论

“司人”乃我族自我指称之根本，亦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身份认同。然此称谓虽人尽皆知，其深层含义——尤以“司”字之具体指涉——却始终未得彻解。从字面结构看，“人”指双足行走、具理性与知觉之生命体，其义尚明；而‘司’之含义，则始终模糊难辨。此字虽居文明核心，却至今缺乏确证。
为探究此问题，本文必须暂置近二百年来形成的新认知，回到那个烛日未曾升起的时代。那些长期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其中所蕴含之历史真实，或远超我等想象。值此回溯之际，新近发现之《渊海古卷》恰逢其时，为此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之契机。
据此，笔者提出一基本论断：司人之历史或远比既有认知更为悠久。于现存民间所谓“荧祠时代”之前，应尚存一段漫长却未被正式记录之过往。本研究即藉此新文献，对“司人”之本源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然需指出，本研究受限于两方面困境：其一，文献散佚严重，所见多为残篇断简，难窥全豹；其二，“四祀”制度岁代渺远，其语境观念与今差异巨大，纵使笔者竭力考证，解读仍难免带有以今推古的色彩。故本文所提多为初步假说，恳请后世同仁能发现新证，予以补正。

一、《渊海古卷》：发现、性质与意义

（一）发现与性质：零散而深远的文献汇总

《渊海古卷》是两岁前由一位渔民于我族祖地“渊海”中偶然打捞所得之一批文献。此后，更多同类文献陆续自渊海中发现。
首应明确其性质：它并非如主流所称，仅为“溟华王朝之正式史书”——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所谓“荧祠时代”，在正式记载中对应的王朝名为“溟华王朝”。我等并未发现一座完整、系统保存该时代纪录之档案馆。“渊海古卷”恰如其名，乃一部残缺、零散而内容深奥的文献总汇。
此类文献长短不一，因残缺而显得内容分散、不成系统，然其用词、编码方式及对事件关联之严谨记录，令研究者普遍认为：此批残卷很可能源自某一大型档案机构。

（二）材质与现状：未解之谜与持续发掘

此批书卷之材质亦令人称奇：它们由一种与我族所知任何材料都不同的特殊物质制成，虽长期浸水，却不腐不溃，亦能容水分渗透，而自身结构始终稳定。
更令人惊异的是，所有已发现的古卷，字迹完全一致，纵使后续新发现的残卷也一模一样。这带来新的难题：古卷显然已是抄录本，难视作一手史料。进而引出一个更深的疑问——它们果真出自同一人之手吗？面对如此庞大的规模，我等岂能仍以寻常抄本视之？仅是目前所见的数量，就已绝非一人一世所能完成。
渊海广阔无比，延伸达四千余淼。（按王朝制：一淼为渊海水脉一日延伸之长度，约合五百步。）。于此广袤水域，无人能断言所有书卷皆已被寻获或登记。我等至今未能定位那座假想的档案库，唯有不时被海浪推上岸边或由渔民捞起的新残卷，证实仍有无数历史碎片，沉眠于渊海深处。

（三）核心价值：揭示被遗忘的历史与早熟制度

《渊海古卷》对本考据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揭示出早在“溟华王廷”建立初期，司人社会便已发展出一套即便按当下标准亦堪称完善的制度体系（参见《太始岁政务院工作汇总》）。此等文明成就，绝非一个缺乏历史积淀的新生种族所能做到的。据此，笔者推断：于现存民间广载之‘荧祠时代’之前，或尚存一段漫长却未获正式记录之历史阶段。
正因如此，《渊海古卷》不仅为填补这段历史空白提供了可能，更为了解“司”字本义，提供了迄今最坚实、最接近源头的文献依据。它堪称本研究所能依托的最可靠基础。

二、“司”义考辨：祭祀之本

（一）本义推测：文献与民间记载互证

关于“司人”中“司”之本义，综合《渊海古卷》与大量民间遗存记载，我等可初步推断：“司”之古义非以往所解，而应更近“祭祀”。故“司人”之实指应为“主持祭祀之人”或“执掌祭祀仪轨者”。

（二）体系揭示：作为社会实践的祭祀

此一推论之核心依据，正来自《渊海古卷》本身。该文献揭示了一种以祭祀为核心、推动整个社会运行之庞大体系。须注意，此非止于观想诵念之仪，而是一种实际的社会组织与运行方式。  
同时，民间大量零散遗存亦从侧面印证此点。  
例如，笔者曾在多个普通家庭中见到与“司荧”相关之记载，如《灵药侍者札记》《绿岩匠造秘录》等。这些文献，皆反映出信仰与实践交融之鲜明特点。

（三）历史纵深：祭祀特质与文明长度的推断

尽管此发现挑战了既有认知，但只要吾等无法否定《渊海古卷》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又无法重构关于“烛日”来源的现有叙述，那么，就必须正视这段可能存在的历史，而非简单视其为无据臆测。
因为在目前可得之各类材料中，此乃对我等历史来源最合乎逻辑的解释。

 三、神饗经济：香券与祭香体系

在明确了‘司’的祭祀本义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便是：这套祭祀体系是如何具体运作的？《渊海古卷》揭示了一个以‘祭香’为核心的‘神饗经济’体系。

（一）香券为凭：从祭祀凭证到通用货币

直至约百岁前，一种名为“香券”之凭证仍作为货币广泛流通。其影响深远，至今民间仍存留相当数量。笔者曾于多地亲眼见到过此荧祠时代遗物。那么，“香券”究竟所指为何？《渊海古卷》中的一篇文献《制香台鼎新二十一岁汇总》给出了一种解释：香券最初并非货币，而是可于“牧烛院”下辖各“制香台”兑换“祭香”之凭证。
若此说成立，则此发现足以颠覆我等对溟华王朝经济体系之旧有认知。按文献所述，王朝之主要流通物并非玉石或其他俗世之宝，而是祭香本身。后大抵因祭香实体流通不便，香券方逐渐取代其地位，成为一种通行之凭，然其根本价值始终维系于可兑换之祭香。如此一个以祭香为核心的财货体系，其社会运行的原理与方式，我等至今无从想象。

（二）祭香生产：规模化与“神饗经济”的推断

祭香于溟华王朝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注定其生产规模绝非寻常。《制香台鼎新二十一岁岁度汇总》详录了当时王朝各制香台之产出与分配，其数额之巨，也从侧面佐证了“神饗经济”的猜想。此例绝非孤证，笔者于民间所获之荧祠时代的往来票契中，亦屡见其痕。如某票契记载：“今欠皮六祛秽香券八十七张，吕三响于元煌十六岁”。
上述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表明祭香之生产绝非寻常匠作，而是一种与特定仪轨深度融合、具有非凡效用之“神饗经济”。祭香能有如此惊人的产出与核心的地位，可推见其背后必然存在一套将物产与祭祀彻底糅合的复杂体系。此体系运作之玄奥，已非我辈所能复现与穷究。

四、祭祀体系：香祀、食祀与四大群体

前述“香券”与“祭香”体系，已然揭示了祭祀在经济层面的核心地位。然而，祭祀在荧祠时代的社会组织层面，同样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具体体现为一个职能分明的祭祀体系。
荧祠时代之祭祀体系，与我辈所处之世截然不同。存在明确职能区分，即“香祀”与“食祀”。此两大体系并非凭空推测，其存在与规模于《渊海古卷》中均得实录支持。
《藤川府荧狩九岁稷农台汇总》明确记载：

 “今岁藤川府各部调香师共生产各类型祭香一千二百鼎，各部掌食匠共消耗作物十万八千六十二鼎，依此例，物用之功陡增数倍。倘技艺续有革新，所获势必更为可观，诚可推及各府仿效。”

调香师与掌食匠——至今耳熟能详的称谓，如今许多家族仍自称祖上为调香师或掌食匠世家，历史可追溯数百岁。然因现存香谱与食谱皆以失效，许多世家也逐渐衰落。但该文献证实，于荧祠时代，此两大行业都呈显赫之势，绝非微末之业。
此外，古卷中“司幽”、“司烛”、“司虺”、“司荧”四称频现。他们不仅执掌着各不相同的祭祀权能，其传承亦源于独特的仪轨。更重要的是，其职能本身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依据现有信息，可对此四大群体作出初步推断：

司幽：同一时期内数量极少，可能具有唯一性；
    
司烛：或是代表地方势力或地域领袖集团；

司虺：应为专司军事与守卫之职能团体；
    
司荧：多数指向直接从事生产活动之群体。
    
整条证据体系令笔者更加确信，“司人”之“司”的本义正是“祭祀”。溟华王朝所呈现之祭祀体系，已深入社会基本层面，构成了一种今人难以想象且高度发达的神权政治形态。

五、对民间“司烛人”想象的批判

民间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司人”实为“司烛人”之简化，全称应作“司烛人”，意为“执掌烛日之人”，并由此衍生出“我等乃世界之长子，烛日升起预兆我族天命”等族群想象。
然须辨明，此说虽流传广泛且契合群体心理，却既缺乏文献实证，亦无实物佐证。究其本质，乃一种基于近代身份诉求的人为叙事，其目的论色彩远重于历史考据之严谨性。故于学术上，应将其视为近代形成之族群身份想象，而非可靠之历史事实。
而且，此类思想的形成实有深层根源。荧祠时代缺乏确切正史记载，长期只有零散而不成体系的民间记述存世，此种历史模糊性带来了个体的普遍不安。对过去的无知导致对自身位置的迷茫与焦虑。我们迫切渴望一种宏大叙事，能为我族之存在提供确凿而富有使命感的解释——可以说，正是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为“司烛人”学说的孕育与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此一批判性判断亦与本研究面临之根本方法困境相关：  
“烛日”作为高悬于空的终极现实，其存在似乎为《渊海古卷》所载“烛日升起”事件提供了某种物证，从而表面上支持了民间叙事。但也正因如此，吾等更应保持清醒：我们同样无法证实它，亦无法证明那套曾驱动世界运行的“祭祀-力量”体系是否真实存在，因其已在历史断裂中彻底沉寂。
因此，将族群起源与天命寄托于如此一个既无法证实、亦难以撼动的孤例之上，其根基之脆弱，可想而知。  
反观“司为祭祀”之说，不仅以《渊海古卷》残卷为文献依据，更有“香券”等实物作为佐证。两相比较，“司烛人”之说更像是一种后世建构，其说缺乏实证根基，更类似一个近代身份建构与焦虑的产物。

六、方法困境与研究启示

本研究立足于《渊海古卷》，而该文献自身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矛盾，使我们不得不对其保持高度警惕。  
该古卷材质特殊，不腐不溃，字迹整一，纵有新出残卷，笔迹仍毫无二致。此等现象，远超常理可解，使人不禁质疑：这些文本究竟是否出自“人”之手？是否为某种非人意志的具象产物？其来源之神秘，已远超普通史料范畴。

正因如此，我们陷入两难：其内容（如《制香台鼎新二十一岁汇总》）编码严谨、体系清晰，显示出高度成熟的文书传统，极具价值；然其呈现方式却被动、零散、近乎“赐予”，仿佛经过无形之手的拣选。我们所能接触的，只是片段，而非系统。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所倚仗的，本质上是一种诱人而危险的“记忆”。它或许无限接近真相，又或许本身即是谜面——甚或是历史‘胜出者’刻意布下的叙事。依靠它重构历史，犹如隔雾观花，终难触及全貌。

当前叙事唯一的支撑，即是“烛日”这一物理实存与文献的偶然吻合。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个“祭祀-力量”体系已彻底沉寂——纵复原仪轨，亦再无回应。这正是阻隔我们与那个时代的根本壁垒。

凡此种种，皆将研究导向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困境：我们必须先相信，才能开始探索；而越是深入，就越发意识到所信根基的虚悬。民间记忆与家族秘辛，勉强拼出历史的轮廓，却无法重现其神髓。

故此，本研究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得出定论，而在于清醒揭示这一“信”与“知”的内在矛盾。我们正不可避免地，运用属于当下的认知范式，去强行解读一个根植于迥异内在逻辑的过去。坦然承认这一困境，持续审视自身方法的局限，才是我辈学者在迷茫中追寻真相所必须承担的使命。

结论
“司人”之“司”的本义应为“祭祀”，故“司人”实指“执掌祭祀之人”。《渊海古卷》之发现为吾等重新理解司人早期历史与社会结构提供了关键依据，揭示出一个以祭祀为核心、祭香为经济基础、存在四大祭祀群体的复杂神权政治体系。由此，“司人”之称、“香券”之实、“四大祭祀群体”之制，三者共同指向一结论：荧祠时代的司人文明，是一个将祭祀行为彻底制度化、经济化，并最终升华为其存在根基的空前形态。我族之根源，尽系于此。尽管相关研究仍面临方法困境，然直面并剖析此方法局限，恰是推进司人早期历史研究的必要途径。

考释与参鉴卷目

考释

本文立论核心，皆出自**渊海古卷第一柜**所藏「卷三」、「卷五」及「卷七」之原始残片。残片编号、释文及对照摹本，见轩内案卷「渊海释读初编·卷一」。
所涉“香券”实物，乃笔者历岁于**藤川、花鸣**等地旧府所亲见、手拓。其图样、铭文及材质考，另见于笔者旧稿《荧祠遗物杂识·卷一》（未刊）。
文中对“司烛人”民谚之辨，部分观点源于与**宁澜府耆老口述**之对勘，访谈录存于轩档「口承部·卷二」。

参鉴卷目

《渊海古卷·制香台鼎新二十一岁事》
《渊海古卷·藤川府荧狩九岁事》
《渊海古卷·太始岁政务院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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