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剧集的完结,两位编剧在很多方面都如释重负。为了《是,大臣》和《是,首相》,他们不得不将许多其他事务搁置一旁,如今终于可以腾出时间,专注于各自的独立事业了。
安东尼·杰伊继续在萨默塞特郡兰波特的家中过着惬意的生活,作为两位编剧中年龄较大的一位,他如今更倾向于享受闲暇,但对任何能引起他兴趣的新项目仍持开放态度。1988年,他因对广播事业的贡献而被授予爵士头衔(“他能得到这个头衔,”乔纳森·林恩半开玩笑地说,“是因为他对保守党的贡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杰伊继续制作培训影片、纪录片(如1992年BBC的《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室广播节目,撰写并编辑了众多书籍,以及偶尔发表一些关于商业、广播和政治问题的小册子。
该剧结束时,乔纳森·林恩住在洛杉矶的帕西菲克帕利塞兹。年仅四十五岁的他依然雄心勃勃,渴望发展自己刚在好莱坞起步的导演事业。1990年,他凭借喜剧《逃亡的修女 》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之后便在电影行业稳步发展, 此后,他继续在影视行业稳步发展,拍摄了多部备受瞩目的电影 。
与此同时,演员们则顺其自然地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是,首相》的成就是难以超越的,但至少它非凡的成功意味着主演们并不缺少工作邀约。
保罗·爱丁顿在全球许多国家都备受欢迎,尽管健康问题持续不断,但他仍渴望尽可能保持活跃,参加巡演、出演广告、录制配音,以及参与戏剧、电视和广播等项目。他还无私地支持着艺术事业,担任艺术家自由国际委员会主席和国际莎士比亚环球中心的顾问。
一段时间内,电视对他吸引力最小,收到的剧本中很少有能与杰伊和林恩精心打磨的作品相媲美的,但在暂别荧屏一段时间后,他确实也接受了一些邀约,比如在四集迷你剧《甘菊草坪》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在告别吉姆·哈克这个角色后的几年里,戏剧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1993 年,他在哈罗德·品特的《无人之境》中饰演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诗人斯普纳,其表演妙趣横生、细腻入微,并因此荣获评论家协会最佳男演员奖。
同样在1993年,在演完《无人之境》后不久,以“服务公众利益”而闻名的《太阳报》决定是时候披露爱丁顿身患皮肤癌的消息了。他在前一天晚上通过电话被告知了这个“新闻”。媒体的介入,除了引起公众对他困境的同情之外,唯一的作用就是让爱丁顿承受巨大的压力,进一步损害他的健康,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让他再也找不到工作。
BBC曾聘请他在新制作的《亨利六世》中饰演夏洛法官,但除此之外,其他邀约都枯竭了。一些潜在的雇主因为担心这位健康状况不佳且面部有疤的演员会影响制作,从而放弃了许多可能的项目,这让他非常伤心和沮丧。
爱丁顿渴望通过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来让自己忙碌起来,1994 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老朋友,《美好生活》的联合主演理查德·布里尔斯。后者同意与他共同出演大卫·斯托瑞的新剧《家》。这是一个简单却感人的故事,讲述了两位老人坐在阳光下,聊着各自的生活,而他们的精神却开始衰退。这部充满亲切感和人性色彩的虚构作品,一位优秀的演员或许可以用它告别演艺圈。
“迪奇(理查德·布里尔斯)知道保罗病得多重,”爱丁顿的妻子特里西娅说。“但每个人都非常希望能演成,有时日程安排非常紧张,因为保罗必须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还要继续排练。治疗让他精疲力竭,所以迪奇帮他减轻了宣传和采访的所有压力,这让保罗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舞台上。”
这部作品广受好评。一位评论家称赞爱丁顿“凄美而精彩”,另一位称他为“细微之处的大师”,还有一位则赞扬他所饰演的角色,其眼神“即使盈满泪水,也暗示着他沉浸在某种属于自己的私密世界中”。面对巨大的压力,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无可挑剔的水准。
1995年,保罗·爱丁顿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就去世前一个月,他在BBC1台的《面对面》节目中做了一次感人至深的露面,轻松谈论着自己日益恶化的病情。“人们好心地说‘真勇敢’之类的话,”他说,“我一点也不勇敢。我真心希望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既然我已经得了,除了说‘是的,我得了这个病’之外,别无选择。”
一位记者曾问他希望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他建议:“他没做什么坏事。”他补充说,要赢得这样的评价并不容易:“在我看来,大多数人似乎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如果我能因为只做了很少的坏事而被铭记,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奈杰尔·霍桑谈到这位前搭档时说,“他似乎从未抱怨过自己糟糕的健康状况,他已经病了很多年,但总是以尊严和幽默来承受。”
自《是,首相》结束后,霍桑本人也和爱丁顿一样活跃。和他的老朋友一样,他发现很少有新的电视项目能吸引他,更喜欢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舞台表演中。在《是,大臣》成功之前所遭受的种种冷遇仍让他耿耿于怀,因此他对如今纷至沓来的工作邀约抱持着不小的怀疑态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向我提供了一些角色,放在五年前,我能得到这些角色会喜极而泣,”他回忆道,“但这次我告诉他们:‘你们太迟了。’”
在电影方面,霍桑也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功。1993年他与史泰龙、共同出演科幻惊悚片《超级战警》,还参与了两次将莎士比亚作品搬上大银幕的新尝试。他最大的国际性成功出现在1994年,他在电影版《疯狂的乔治王》中再次饰演了他在舞台上扮演过的角色。这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也让这位非常注重隐私的人获得了远超他所期望的公众关注。
1999 年元旦那天,奈杰尔·霍桑因在戏剧、电影和电视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爵位。这在白厅内部或许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但他仍然非常荣幸和感动地接受了这份荣誉。当年晚些时候,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仪式上,他面带微笑地告诉记者:“我前后的先生们都是高级公务员,所以我很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
奈杰尔·霍桑于2001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如今(译注:原书出版于2014年),这个伟大的喜剧三人组只剩下德里克·福尔兹一人,独自悼念他的两位挚友。在保罗·爱丁顿去世的消息宣布后不久接受采访时,他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在过去的十年里展现了非凡的力量和勇气。”在奈杰尔·霍桑的追悼会后,他评论道:“我们共事了八年,关系一直非常亲密。他非常支持我。他总是能逗我笑。我们从未有过争执。和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快乐。我会非常想念他。”
和其他人一样,福尔兹在《是,首相》之后也一直很忙碌。他最成功的角色,是在ITV警匪剧《心跳》中饰演奥斯卡·布莱克顿,一个从脾气古怪的警长转为酒吧老板的角色,该剧从1992年一直播到2010年。
在此期间,他参演的老牌情景喜剧仍不时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997年,他得以再次饰演伯纳德·伍利,为BBC广播四台朗读安东尼·杰伊的《如何击败汉弗莱爵士:每个公民战胜官僚主义指南》。每当有新的纪念和庆祝该剧的活动时,他也总是乐于回忆起与爱丁顿和霍桑共事的时光。“能回忆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那么美好。”
这就是《是,大臣》和《是,首相》的魅力所在。剧集虽已完结,但其影响从未消散,各种衍生商品层出不穷。1989年,乔纳森·林恩的“吉姆·哈克日记”系列被重新包装成两大卷,这些书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并被翻译成多种其他语言。伴随书籍而来的是家庭录像带,以及后来的DVD,两个广播剧系列也发行了CD。甚至在1987年还出现了一款电脑游戏。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英国有线和卫星频道的出现,该剧的重播也越来越多。电视怀旧频道UK Gold确保了《是,大臣》和《是,首相》不仅能让当年看过的人重温经典,也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新观众接触到这部作品。该剧已成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任何想要探讨和理解政府与政治理论及实践的人们的共同参照系。
在广播电视领域,它提供了一个模板和一种期望,能够并且确实激励了新一波通俗易懂的政治讽刺作品的涌现。从劳伦斯·马克斯和莫里斯·格兰的《新政治家》,到迈克尔·多布斯和安德鲁·戴维斯的《纸牌屋》,《是,大臣》和《是,首相》的影响力在整个世纪余下的时间乃至下个世纪都持续存在。越来越多的编剧、演员和制片人相信,将政治理念、论点和见解以引人入胜且娱乐性强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观众是可能且可取的。
一些国家甚至受到鼓舞,尝试根据本国国情制作自己的版本。美国版名为《全体赞成》,于1987年投入制作,但因制片厂对其商业竞争力失去信心而中途夭折。“那太久远了,我几乎不记得了,”乔纳森·林恩后来说,“但我写了一个试播集剧本。当然,我咨询了托尼的意见。”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他们想把它拍成一部家庭剧。”
其他一些国家则积极得多,并将他们自己的改编版本搬上了荧屏。印度在2001年率先推出,随后是2004年的土耳其,以及2009年的荷兰、以色列和乌克兰。瑞典、葡萄牙和加拿大也购买了版权,意图开发本国版本。
这些在海外版本的尝试见证了一些有趣的“本土化改造”。印度版名为Ji, Mantriji,由BBC环球公司协助在德里制作,基本忠于原著剧本,但据印度政治(和观众)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将提及俄罗斯的内容改为巴基斯坦,足球改为板球,獾改为猴子,欧洲经济共同体改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吉姆·哈克改名为苏里亚普拉卡什·辛格,而汉弗莱爵士则改名为拉杰纳特·马图尔。
荷兰版对角色的改动更大。吉姆·哈克改名为卡雷尔·比尔,汉弗莱·阿普比变成了一位女性,而伯纳德·伍利则成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摩洛哥人。
回到英国,人们认为这部情景喜剧已深深植根于大众意识之中,这种感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1989年,当有报道称,一只流浪的奶牛猫误入唐宁街10号,它被任命为内阁首席捕鼠官(捕鼠大臣)并被命名为“汉弗莱”时,这并不令人意外。(译注:关于捕鼠大臣汉弗莱的奇闻异事,可以参见这本篇: 译介丨猫朋友世界博览:英伦公务猫) 这部剧已经拥有了“形容词”的效力:说某事是“《是,大臣》式的情境”,或者“简直就是《是,首相》里的翻版”,足以让普通观众或选民心领神会。
新世纪的到来丝毫没有减弱其声誉。2000 年,英国电影协会举办了一场权威民意调查,评选出英国史上百佳电视节目,《是,大臣》和《是,首相》名列第九。2004 年,BBC 进行了一项不太严格的调查,评选出“英国最佳情景喜剧”,该剧名列第六。2006 年和 2010 年,议员们毫无意外地将该剧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喜剧。在任何关于新政治讽刺作品的讨论中,基准总是相同的:“与《是,大臣》和《是,首相》相比,它有多好、多准确、多可信?”
有一位比大多数人更受这部情景喜剧影响的作家(兼广播员)是阿曼多·伊安努奇。此时,他已是卓有成就的讽刺作家,共同创作了精彩的新闻时事戏仿节目《整点新闻》和《今日要闻》。当BBC在2004年举办“最佳情景喜剧”民意调查时,他担任了该剧的荧屏代言人。
《是,大臣》 将最枯燥的政治琐事演绎得妙趣横生 ,它不仅仅是一部情景喜剧,也是一门当代政治研究速成课,它揭示了政府真正运作的方式。它仍然是英国情景喜剧中最具英国特色的一部。 低调、尴尬、共济会式的秘密以及对规则的尊重,无一不彰显其精髓。
伊安努奇会坦然承认,正是(至少部分是)这部情景喜剧启发了他创作出自己对当代英国政坛的讽刺作品《幕后危机》。随后,伊安努奇完成了美国广播公司最终未能通过的目标,将《是,大臣》的某些精神带到了华盛顿,创作了他的美国情景喜剧《副总统》。尽管《幕后危机》和《副总统》都没有展现出《是,大臣》中那种文学上的优雅,但这种缺失更多地与社会文化趋势有关,而非艺术趋势。这种(文化品味)一路向下、向内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是,大臣》或许传承下了一面镜子,但它如今映照出的,已是另一个时代的景象。然而,对英国的政治家们来说,无论它催生了多少所谓的继承者,它始终是那个不断闯入他们世界的先驱者。该剧的资深顾问伯纳德·多诺格,在被封为阿什顿的多诺格勋爵并于1997年担任初级大臣后,确实察觉到该剧对新一代大臣们产生了更深远(且颇具讽刺意味)的影响:
这些年轻人是看着这部剧长大的。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上任时过分警惕,急于通过不听从公务员的意见来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我认为他们做得太过火了。他们年轻、缺乏经验,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让公务员来处理,效果会比他们自己做要好。但你真的能听到他们这样说:‘我可不能让汉弗莱爵士摆布我!’《是,大臣》对他们的影响确实有那么大。对整整一代人来说,这部剧就是他们处理政府事务的教科书。但这批年轻的内阁大臣们让我有点害怕。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在想:‘我们可不想当吉姆·哈克!’问题在于,他们夸大了身边汉弗莱爵士的数量。当我进入政府后,我发现顶尖的优秀公务员数量少得可怜。我宁愿有更多的汉弗莱爵士。
还有许多时候,该情景喜剧的资深研究者会指出,剧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似乎仍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例如,2001年,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与其首相托尼·布莱尔之间的协议破裂后,他们的“伙伴关系”日益紧张,一些评论员也迅速引用了1986年《是,首相》中的台词:“财政大臣永远不会原谅首相抢在他前面入主唐宁街10号,而首相也永远不会信任财政大臣。毕竟,一个人永远不会信任自己欺骗过的人。”
这部情景喜剧似乎从未过时。时事不断印证着其持续的现实意义。2012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在忙于应对管理联合政府这一明显“哈克式”的局面时,承认了他自己对这部情景喜剧的钦佩之情。“你可能会惊讶地知道,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我曾经不得不写一篇关于‘《是,大臣》有多贴近现实’的论文,”他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说。“我想我在论文中写道,它并不是那么贴近现实。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作为首相,它确实非常贴近现实。”
距离原版剧集上映已过去许久,但人们对它们的兴趣、喜爱和渴望依然存在。人们仍在观看重播、阅读书籍和观看 DVD。那些经典台词和演讲仍被人们不断引用和朗诵。那些故事依然与时俱进。这似乎就是这部情景喜剧在 21 世纪的命运了。《是,首相》完结已二十多年,尽管它依然深受喜爱,深受怀念,但如今已无人指望它会以任何形式回归。
2010年2月,官方宣布《是,首相》将以舞台剧的形式回归。这完全出乎剧迷的意料,毕竟,距离该剧最后一集的播出已过去22年,而两位灵魂演员也早已离世多年。
情景喜剧的复兴并非没有先例,但将情景喜剧从荧幕转向剧场则是一个较新的现象。2005年,《斯泰普托与儿子》在停播31年后推出衍生舞台剧《油桶巷谋杀案》,但仅激发了公众的短暂的好奇,未能赢得广泛好评。在这样的氛围下,《是,首相》回归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然而,两委编剧安东尼·杰伊和乔纳森·林恩对此充满热情,这个计划在2009年的夏天开始酝酿,随着《是,大臣》开播三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或许应该做什么来纪念这个时刻。正是在这样氛围中,两位编剧开始思索:自情景喜剧落幕以来,英国政府机构真的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变化巨大吗?
“我们对(舞台剧的)想法持谨慎态度,”林恩后来说。“我们说最初十天可能有什么进展,如果能敲定一个故事大纲,那就算是不错了,即便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江郎才尽或者没什么新东西可写,也完全没关系。结果,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们就开工了。到午餐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粗略的故事情节。”
再次合作的想法让他们此刻充满了活力,但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新剧要想成功,必须有足够多的人能够接受不同的演员。当时,或许只有这两位编剧才会质疑“爱丁顿和霍桑已经将哈克和汉弗莱爵士的角色演绎得炉火纯青、无人能及”这一观点,但话说回来,也只有这两位编剧才有真正的权利这样做。尽管他们对爱丁顿和霍桑的尊敬与钦佩一如既往地深厚真挚,但杰伊和林恩仍然将这些角色视为他们的创作,说着他们的台词,因此他们认为,找到其他有才华的演员来让哈克和汉弗莱爵士重现生机是可能的。
他们也知道,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粉丝的想法可能与此不同,这让他们一度感到不安。但当他们思考了其他案例后,心情便发生了转变。“我意识到,”林恩说,“许多深受喜爱的角色都曾被重新选角,比如神秘博士、詹姆斯·邦德、夏洛克·福尔摩斯——更不用说哈姆雷特了!观众只是接受了不同演员的新诠释,并根据其本身来评判,我们希望我们的角色也能如此。”现在,杰伊和林恩现在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剧本创作本身了,在此背景下,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他们二十九年前相比,哪些方面需要修改?
简单来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没什么真正改变,”林恩会坚持说。“人们投身政治,以为可以改变其运作方式,但这就像和一块牛奶冻摔跤。你可以对它为所欲为,但它总会反弹回来……和以前一样糟糕。”
更复杂的答案则是:各种各样的细枝末节。例如,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以及24小时新闻频道的出现,信息、猜测和八卦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了;政治化妆师、口号式短语和特别顾问的角色也比以前更加突出和公开。所谓的“权力地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较少的决策在完整的内阁层面做出,更多的决策则下放给了更小、更专业的内阁委员会。此外,虽然政治话语表面上变得不那么正式,但更重要的是,它变得更难理解了,每个政客现在都学会了同样一套自鸣得意、充斥行话且懒惰的“极客语”(geek-speak)。
他们认为,发生变化的是社会本身。英国公众似乎弥漫着一种倦怠的情绪,更难被震惊;而且,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政客似乎更难感到羞耻。“自从我们开始写《是,大臣》以来,”杰伊和林恩懊悔地反思道,“羞耻感已经过时了。”
不过,编剧们意识到,有一种丑闻仍然具有动摇和震惊人心的力量。那就是涉及外国人的丑闻。虽然关于国内一般丑闻的报道似乎很少能引起集体耸肩以外的反应,但另一个国家的丑闻消息仍然能吸引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兴趣。特别是,时任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多项涉嫌金融、政治和性方面的滑稽行为,经常占据英国报纸的头版头条。杰伊和林恩决定,正是这种“异国情调”的成分,能很好地为故事情节增添趣味。
舞台剧故事背景设定在首相的官方乡间别墅,时间跨度为一个秋日周末的周五下午到周日上午。别墅内的气氛紧张:欧洲正处于金融崩溃之中,随着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库姆拉尼斯坦加入,救星似乎突然出现在了地平线上。然而,当该国外交大臣抵达后,提出必须为他提供一名女士共度良宵,否则合同将无法签署,这笔交易陷入了混乱。
剧中的一些细节承认了自上次播出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例如,哈克如今对他的黑莓手机相当上瘾,而汉弗莱爵士则学会了如何干扰它;政府现在拥有了一位“推特沙皇”(其任命是通过一条推文宣布的);官员和政客们都为全球变暖的真实性争论不休;行政官员和执政者都越来越依赖电脑。更具攻击性的特别顾问克莱尔·赫顿取代了多萝西·温赖特,她是一位身着派对服装的政策高参,在首相身边如鱼得水,甚至称呼他为“吉姆”,并对他颐指气使。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动态关系与以前大致相同。汉弗莱爵士仍然是那位巧舌如簧、辞藻华丽的大师,哈克依旧是那种刚够聪明到知道自己不够聪明的人(他反复宣称“我必须做点什么”,然后满怀希望地看着那些或许能为他想出些明智之举的人),只有当他能预见到某项行动可能带来的对他个人有利的头条新闻时,他才能够致力于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伯纳德·伍利仍然是他们之间软弱无力的纽带,一块徒劳地只想吸收涌向他的好东西的海绵。
舞台剧版于2010年夏天在奇切斯特艺术节首演,演出时间紧随现实生活中的大选,无论从评论界还是商业角度看,反响都颇为积极,观众和评论家似乎都接受(或至少容忍)了不可避免的人员变动。
这次经历不仅让杰伊和林恩为他们的决定感到欣慰,也让他们渴望探索以此为基础制作另一部电视剧的可能性。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当BBC有机会委托制作这部新剧集时,却态度谨慎,要求先看试播集剧本再做承诺。两位编剧对此大为光火,辩称“DVD上就有三十八集试播集”。BBC则回应,要求试播集现在是“标准政策”。
“我们的政策是不为他们写试播集,”乔纳森·林恩厉声说道。“这简直不可思议。”奇怪的是,BBC的竞争对手们(ITV与Channel 4),本可以为这部情景喜剧的回归提供与BBC大致相当的观众规模,但它们都没有从BBC手中抢走这部剧。最终,新版的《是,首相》只能退而求其次,落户于小众怀旧有线及卫星频道GOLD,这注定使其只能触及一小部分电视观众。
尽管如此,杰伊和林恩还是很高兴能获得他们想要的对剧集的控制权,并像对待旧剧集一样,以同样的谨慎和细致研究来撰写每一集剧本。自《是,首相》上次在荧屏播出以来,有一件事确实发生了变化:尽管重启版是在一个收视份额较小的频道播出,但其相关报道规模却非同寻常。无论是旧剧集的现有粉丝,还是许多只看过舞台剧的人,都不太可能没有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是,首相》要回来了。
第一集名为《峰会危机》,于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片头采用杰拉尔德·斯卡夫新创作的一系列漫画,以及原版主题曲的欢快重录版。该集基本上是舞台剧第一幕的翻版,介绍了现有情节的初始元素,并重新介绍了新演员阵容的角色。这部“全新独家”剧集的第一集估计有28.3万人观看。它轻松击败了该频道十二个月“时段平均收视率”,但对于经典之作的重启来说,这样的成绩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
媒体对重启版本的反应却是褒贬不一。《每日电讯报》称赞演员阵容“非常出色”,并声称“剧本一如既往地犀利”;而《卫报》则给出了所有回应中最严厉的批评,称让这部剧回归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并补充道:“最好忘了它,免得玷污了美好的回忆。”
几位众所周知是原版剧集狂热粉丝则声称,他们忙于处理国家事务,以至于“尚未有机会观看”。 鉴于他们先前对这部特定剧集的强烈拥护,他们似乎连为日后审视而录制都没有做到,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他们对这次回归某种程度上的不情愿。
原版三人组中的德里克·福尔兹也是对新版本表达了含蓄的批判。“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他谈到新演员阵容时说,“但是,他们似乎演得太刻意搞笑了,恐怕我一句也不信。这只是让我想起保罗和奈杰尔饰演那些角色时是多么自然和真实。”
该剧在一片沉寂中落幕,与小众频道绝大多数节目一样,新版《是,首相》(在短暂而集中的预热宣传之后)似乎已经悄无声息地避开了全国性媒体的关注。收视人数一直很低,平均每集仅20.2万观众。对于GOLD频道来说,这仍然是一次成功,它在该时段的收视表现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对于一部如此地位显赫、历史悠久的情景喜剧来说,这实在不合情理。
很难衡量公众对这次回归的总体反应,只能得出结论说它不尽如人意。由于传统评论界基本保持沉默,而通过新社交媒体表达的观点又过于混杂,无法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不过,关于新版《是,首相》,唯一可以有把握说的是,它既非彻底的失败,也非完全的成功。
所有这些都没有对原版剧集的声誉造成任何重大影响。这些好坏参半的反应,恰恰说明了这部剧依然意义非凡。自首次亮相三十多年后,它仍然深深地烙印在许多人的心中,不再仅仅是一部电视节目,更像是整个大众政治舆论氛围的一部分。这是编剧、演员以及敢于为他们的剧集提供播出平台的原创广播公司的卓越成就,它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很少有电视节目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大臣》与《是,首相》就做到了这一点。在该剧开播之时,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在人们看来,要么过于复杂,要么事关重大,不宜接受广泛的公众审视。《是,大臣》挑战了这一观念,并彻底改变了它。
突然间,普通选民得以洞悉政府与行政部门如何互动,责任如何划分与分配,政策如何制定,决策如何产生,以及成败如何被定义。学校、报纸、电视时事节目以及各政党,本应致力于将这一切作为公共服务向大众阐明,但真正做出这一勇敢决定的却是一部情景喜剧的创作者们。
仅凭短短三十八集,《是,大臣》与《是,首相》在引导和教育公众了解政治方面所做的贡献,远超大多数所谓“严肃”启蒙方式的总和。它并非通过赋予开明的中产精英复数投票权,也非敦促大众服从少数“有良知且有公认能力”的特殊人物,而是凭借其想象力、才华、正直,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大众的尊重,去教育他们了解这个体系的真实运作方式。
它让人们意识到,将他们拒之门外所花费的力气,远比让他们参与进来要多得多。它让他们看清,有多少错误的东西被包装成了正确。它让他们认识到,有多少公务员远未达到他们所能成为的最佳自我。当然,它也让他们开怀大笑。它总是能让他们开怀大笑。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剧本。在安东尼·杰伊和乔纳森·林恩联手之前,情景喜剧界不乏才华横溢的编剧,但在他们出现之前,没有人能创作出像这样调研充分、题材广泛且妙趣横生的剧本。白厅的所有错综复杂,威斯敏斯特的所有焦虑不安,这些都能被一一展现和传达,并在短短几分钟内,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当然,这也归功于演员们,他们使得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显得如此独特而真实。
这部情景喜剧的成功,还得益于BBC的播出,尽管其两位联合创作者似乎并不总是特别乐于承认这一点。在该剧播出期间,曾有过几次针对BBC的挖苦(汉弗莱爵士:“他看电视吗?” 哈克:“他连电视机都没有。” 汉弗莱爵士:“很好,让他当BBC总裁吧”)。
当被问及这部情景喜剧最让他满意的是什么时,安东尼·杰伊说:“我想是政治圈的人都认可它的准确性。”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时,乔纳森·林恩给出了更详尽的回答:
我们有时会为了增强喜剧效果而稍作夸张,但我们讲述的是真相。公众现在对政府如何运作了解得更多了。我们发现,当我们虚构一些事情时,它们通常要么已经发生过,要么随后就发生了。最令人欣慰和惊讶的是,我们创造的‘汉弗莱爵士’和‘是,大臣’似乎已经进入了语言,成为公务员系统(无论对错)阻挠和政府荒谬行径的代名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这就足够了 。
自1980年《是,大臣》首次登上荧屏以来,英国政治发生了诸多变化,然而又有太多东西一如既往。正如阿曼多·伊安努奇所说:
(该剧)颠覆性影响力的标志在于 ,如果一个政治家听起来像《是,大臣》里的角色,我们就无法信任他。 如果说这种逻辑仍在沿用 ,那么我们现在拥有了识别它的方法,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的确,这部剧并没有太大改变政客们。它未能清除依然笼罩在威斯敏斯特上空的虚伪和伪善的迷雾。仍然有太多的政客,在问答环节中乐此不疲地扮演着摇摆吠叫的小狗,在质询中回避和掩饰。也仍然有太多的公务员,仍然过于安全地躲在幕后,他们像汉弗莱爵士一样,已经彻底接受了“原则切除术”,并且会不择手段地让其他所有人都原地踏步。
这部情景喜剧确实改变了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更容易看透一切,也更有能力反击。 人们过去常说,我们应该温顺地接受那些所谓的上级选择在我们面前展示的“迷人景象”。自1980年2月25日星期一那个晚上以来,现在人人能用一种恰如其分的反驳来回应这种居高临下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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