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利家,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这里地处咽喉要地,是重要的贸易节点,很早就成为了商业重镇,公元前104年成为罗马基利家行省,当时的省会是大数 (Tarsus) ,正因其优秀的政商环境,基利家行省在当时相当富庶,很早就设有宏伟的大学,故而学风鼎盛,人才辈出,其学术地位曾一度超越雅典及亚历山大等地。
而这个地方之所以成为3-8世纪基督教在东罗马的宗教中心,原因就在于这里是圣保罗的出生地。
在《使徒行传》之中,曾有五次提到这个地方,并且每次都与保罗有关。而到了贝尔所在的年代,圣经考古随着西方势力对于中东、北非地区的深入而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许多圣经当中的内容被从遗迹或墓穴当中残存的其他古老民族的历史残篇相互对应,考古学家们开始研究起圣经与现实当中真实地域的对应,尤其是曾经的一些圣地。
就比如贝尔所前往基利家和利考尼亚地区,那里保存着大量数量众多且年代不同的古老基督教教堂。
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虽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经常兵戎相见,但民间其实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相安无事的,否则中东地区也不会留下那么多基督教相关的建筑。这些建筑不仅仅只是建筑,其中还保存有许多当时的雕塑、壁画等遗存,这些艺术品都非常好地反应了当时基督教的发展与演变,对于研究当时人们的宗教观、生活都是重要证据。
其中最宏伟的教堂位于宾比耳基利斯(Binbilkiris)遗址,该遗址位于卡拉达火山的北坡上,卡拉曼省首府科尼亚东南约30公里。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人迹罕至,教堂遗址和周围而定建筑保存相对完整,没有受到过多的后来建设的破坏。虽然教堂和其他建筑基本处于荒废状态,但贝尔还是能从中分辨出破败前的规划与功能。
她花费了不少时间来进行测量并摄影记录遗址原貌,然后将在遗址中发现的铭文全都拓印下来,以方便进行进一步研究。在科尼亚,贝尔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古典时代考古学对小亚细亚、文物和地形学都非常有研究的考古学家威廉·拉姆齐。
她将自己在宾比耳基利斯(Binbilkiris)考古发现报告给拉姆齐看,特别是在其中一处洞穴中发现的一块刻痕不太清晰的铭文,她认为极有可能是日期。经过拉姆齐辨识,的确是日期,双方共同约定要在一两年内在对这里进行一次更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籍由铭文上的日期来判断该遗址的确切年代。
贝尔在这次考察行程结束后,将所收集的关于拜占庭式教堂的资料整理成系列文章发表在《考古评论》上,题目为《基利家和利考尼亚旅行纪要》。在文章中,贝尔详细介绍了自己在这一地区考察成果,尤其是以宾比耳基利斯为中心的拜占庭基督教遗址的保存状况,并配以许多清晰而准确的照片用以解释和说明。
这片文章以及之后她对于围绕宾比耳基利斯相关文章的评论让她在考古学术界名声大噪,首次让她被国际考古学界所熟知,并对贝尔的发现做了极高的评价。
我不认识格特鲁德·贝尔这个人,也不清楚她的年纪,因此我对她的评价是完全公正的。作为一名女性,她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成为男性的榜样。······她为我们揭示了小亚细亚半岛的基督教艺术将是世界艺术史研究中一片果实累累的新大陆。
这样的评价并未让贝尔有丝毫波动,她信守承诺,于1907年,以个人名义资助了新一期的宾比耳基利斯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主要目的是对遗址遗存全面记录,特别是教堂遗迹,因为教堂是该遗址最具特色体现拜占庭文化的建筑。
在宾比耳基利斯调查工作基本完成后,贝尔开始频繁穿行于安纳托利亚的临近地区,四处调查,收集同时代的基督教建筑数据。她的野心不只局限于宾比耳基利斯这一鼓励的遗址,她尝试通过建筑风格的演变确定宾比耳基利斯准确的时代北京,并为它在建筑史中找到属于它自己的位置。
最终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了一本大作,《一千零一座圣所》。
贝尔在这部书中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每座教堂细致的文字描述,配以认真测绘的数据以及清晰的考古摄影来准确反应每座建筑物遗迹的全貌。她还以建筑的结构、砖石种类和装饰的变化为基础构建起一套建筑风格和形制变迁的年表体系。
书中还依照从5世纪起到11世纪为止教堂的变化发展,对教堂的建筑样式进行了分类,并且她们将定居点教堂的废弃、迁移、重建和翻修与历史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着重考虑到如阿拉伯人入侵及之后塞尔柱突厥人迁徙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当地教堂建筑的影响。
书中最有价值的记录就是那些建筑的照片,因为1907年之后,宾比耳基利斯遗址就遭到了破坏,当地人通过破坏教堂的遗迹以获取石材牟利或建造自己的房屋。两年后,当贝尔再次造访遗迹时,许多当年曾经仔细记录和摄影的遗址已经被破坏的消失不见了。这本书也成为了后人了解这片遗址曾经样貌的唯一途径。
到了1909年《一千零一座圣所》出版之后,格特鲁德·贝尔已经成为一位成绩斐然的考古学家。她登上了考古学的《名人录》,该书将她定位为“拜占庭建筑的卓越女性先驱”。但贝尔并未止步不前,中东外围地区(中东靠近地中海地带)的探索已经满足不了她了,她向往着更东的东方,深入中东腹地——美索不达米亚。在贝尔之前,这里鲜少有欧洲旅行者,这里的古迹无人问津。这片被称作“文明摇篮”的土地被格特鲁德·贝尔确定为下一个目标。
中东地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地理概念,它由几块次一级的,更小的地理单元所组成。具体到地中海东岸这片区域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这片区域大致可以根据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分成三个次级的区域,北部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土耳其;位于地中海沿岸的黎凡特地区,大致与现代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相当;东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致与今天的伊拉克一致。这三个区域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以及自然环境都各不相同。
到1909年以前,格特鲁德·贝尔的探险旅行和考古活动主要都是在黎凡特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地区进行的,她还从未踏足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美索不达米亚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人类历史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就诞生在这里,之后阿卡德王国、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相继在两河之间的这片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这些历史上的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迹,但由于年代久远和人为破坏,很多古迹的保存状况都十分堪忧,而且绝大多数遗址都零散的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相比于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欧洲人鲜少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西方考古学家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该地区的北部,靠近叙利亚地区的边缘地带,而对于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腹地和南部则研究不足,很长一段时间,西方考古学界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认知都只能追溯到古巴比伦王国的时代,许多学者猜测在古巴比伦王国前这一地区或许已经有了人类文明的活动,直到1877 年考古学者发现了泰罗遗址并通过考古发掘工作确认那里是苏美尔人的城邦拉伽什,比古巴比伦王国更早的苏美尔人文明才被确认真实存在。
因此,在前几次旅行和考古工作已经在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贝尔将她下一步的目标瞄准了美索不达米亚这片对于欧洲人相对陌生的土地,试图在考古学领域开拓一片更广阔的天地。1909 年,贝尔进行了她人生中最长的一次旅行,深入中东腹地进行考古调查。
当年二月,贝尔从阿勒颇出发,沿着叙利亚北部沙漠的边缘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行进,抵达底格里斯河的上流源头,即今伊拉克的西北部。她顺着底格里斯河一路南下,向美索不达米亚的腹地进发,在乌赫地伊,贝尔进行了她此次旅行中最为重要和集中的考古工作,她对乌赫地伊的宫殿建筑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成为本次美索不达米亚之行最为重要的成果。
之后她前往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从这里向北跨越幼发拉底河,途中她还绕远前去参观了巴比伦古城,进入底格里斯河流域,她一路沿河北上,沿途考察了一系列的历史古城遗址,包括泰西封、巴格达、萨迈拉、阿舒尔、尼姆鲁德以及摩苏尔等。本次考察的最后一段,贝尔从摩苏尔开始,基本结束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调查,一路向西,穿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南部,中途在图尔阿比丁稍作停留,对这里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做了考察,然后她基本重走了1907年在小亚细亚半岛的行程,最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贝尔在1909年旅行之后,彻底转向了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在之后的1911年和1913年,她又连续两次深入美索不达米亚考察,并再次来到乌赫地伊遗址,完善她的考察和研究。最终汇集成了两本重要的著作《从阿木拉斯到阿木拉斯》和《乌赫地伊的宫殿和清真寺:穆罕默德时代早期建筑研究》。
贝尔凭借这两部著作到达了考古学事业的顶峰,她以乌赫地伊遗址的研究为蓝本,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关于东西方建筑和文明如何各自发展乃至互相影响的理论。但随着一战的爆发,贝尔的中东考古事业被迫中断,受到英国政府的委派,她凭借自己多年考古工作对中东的了解,成为了英国的一名情报人员,为英国在中东战场的行动提供辅助,贝尔的考古学生涯被迫告一段落。
在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中,我就简单提了一下二人在1911年的相遇,那是一个美妙的巧合,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二人又再次相遇,并且成为了同事,共同在开罗为英国进行中东地区的情报工作。 二人分工明确,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上搞事情,而贝尔则去往更东边的地区与当地势力斡旋。1915年的情况很复杂,欧洲战局一片焦灼,中东是整个一战局势中并不那么显眼的一块地方,英国之所以揪住这块地方不放,主要还是因为为了拉拢法国,与其签订了 《赛克斯-皮科协定》 ,本来英国认为日薄西山的奥斯帝国应该是个软柿子,结果没想到是个硬茬,愣是在其身上吃了好几次亏。
面对鞭长莫及的情况,英国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都被牵制在欧洲战场,压根就派不出精锐来打击奥斯曼,所以只得派出特使去中东复地游说,让早就不满奥斯曼统治的其他势力对其捅刀子。
贝尔就是这样被英国拉到这里来的。原本,她只想当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在欧洲战场上为那些伤员服务,尽一份微薄之力,她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自己一个考古学家能够在这么大规模的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英国政府则不这么认为,为了中东的利益,他们迫切需要中东地区的专家,许多中东与中亚学者都受到了征召,其中就包括劳伦斯和贝尔。
当她来到开罗的时候,劳伦斯热情招待了她,二人共事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就被派往巴士拉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因为她是女人,英国官方始终没有给她一个正式的军衔或者身份,在开罗的同事们都称呼她为贝尔女士。
1916年3月3日的早晨,格特鲁德在巴士拉小心翼翼地踏上地面,一只手拿着长裙,另一只手拿着帽子,躲避着黑苍蝇和嗡嗡地飞来飞去的一大群蚊子。沿着海滨,她看到了由黄色的烧砖建成的巴士拉房屋,它们的格子木阳台向外倾斜,就像多管闲事的人一样,俯瞰着挤满了阿拉伯人的泥泞街道。她很高兴又回到了这里,她一到这里就潦草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喜欢这里,尽管这里很脏。
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担心,不确定自己的任务,也不确定自己会迎来怎样的命运。他们会给她找个工作还是马上把她打发走?“现在还有待观察,”她忧虑地写道。
在德里和开罗,世界大战似乎已经远去,但在巴士拉,战争的余波依然震撼着这座城市。1914年11月,由3.3万当地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维拉耶特省(vilayet),现在这里已成为英国占领的领土,驻扎着成千上万的英国士兵,由军事法令管制。
珀西·考克斯爵士,首席政治官员——“一个非常高大的人,”格特鲁德对她的父亲说——正在访问布什郡的印度政府总部,但仍然让在当地驻扎的办事人员和他的夫人为贝尔组织了欢迎仪式。在巴士拉几乎没有英国妇女,也没几个人可以交谈,考克斯夫人的招待显得过分热情了,她带贝尔参观了他们的阿拉伯老房子,欣赏自己所养的花卉,甚至邀请她留在私宅内住下。
盛情难却之下,她在这栋阿拉伯老房子里度过了来到巴士拉的第一夜。到了早晨,格特鲁德就出发了,穿过棕榈园,穿过灌溉渠,到总司令部去。在那座沿运河而建的砖砌大建筑里,她向负责军事情报的比奇上校介绍了自己,并见到了老朋友坎贝尔·汤普森(Campbell Thompson)。她最后一次见到汤普森是在卡尔凯美什和劳伦斯在一起进行发掘工作,现在他是比奇负责解码土耳其电报的助手。他们俩对贝尔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但是其他的工作人员却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
哈定派她到巴士拉去做一件并不清晰的任务。她没有具体的职位或头衔,甚至也不在军队的工资单上。在印度远征军部队刻板的男性世界里,贝尔小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她被告知军事条例,她的邮件将被严格审查,她可以去哪里,可以做什么都受到限制······。格特鲁德听的十分不耐烦,她讨厌这样那样的规矩。
她所谓的任务就是充当德里和开罗之间的信息纽带,尽其所能为印度方面提供地名翻译,为一场阿拉伯起义争取埃及方面的支持。但是巴士拉军队(附属于印度军队)已经对开罗的想法表示了蔑视。“我想看到美索不达米亚被宣布并入印度,成为印度和印度人的殖民地,”早在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14年11月,阿诺德·t·威尔逊上尉写道:
“印度的政府将管理它,并逐渐开垦其广阔的无人居住的沙漠平原,将来自旁遮普的人民引入其中。”
刚愎自用的威尔逊是珀西·考克斯爵士的副手,他几乎不愿意接受贝尔小姐或她从开罗带来的任何观念。
但军队里还有明事理的人,比奇上校深知情报人员的意义。在他的帮助下,格特鲁德获得了查阅情报文件的权限,以便她编写地名辞典。但是巴士拉的英国军事人员太多了,几乎塞不下一张桌子。与之相对的是,贝尔一拿到了部落资料,名字和地点,就开始废寝忘食的进行了自己的工作。后来她和汤普森先生被硬塞进了比奇上校的卧室——“这个地方,”她冷冷地说,“对我们和他都不太方便。”
喝下午茶的时候,健谈的贝尔加入到了政治官员们的闲聊当中,她丰富的经历和优秀的口才立即让这些年轻的军官们沉浸到与她的闲谈当中。她向他们提供了来自开罗的最新消息,并提供了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和谢里夫·侯赛因之间谈判的花边新闻。“她真的很健谈!”圣·约翰·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3月8日,珀西·考克斯爵士回来了。考克斯51岁,比格特鲁德大四岁,又高又瘦,相貌出众,银发波浪形,下巴结实,大鹰钩鼻,蓝色的眼睛和她的眼睛正对着。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冷静、冷静的军人政治家,在哈罗和桑德赫斯特受过教育,作为印度政府的代理人在该地区服务了近十年,赢得了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尊重。他当然知道格特鲁德的名声,但是考克斯对于开罗将一个女人派到他这里来表示怀疑,而麦克马洪对谢里夫·侯赛因的承诺在他看来即使不是令人发指,也是不明智的。然而,哈定总督的一封信却建议他认真对待她:“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有着男人的头脑。”
作为首席政治官员,珀西爵士负责监督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政府。与当地部落的良好关系是最重要的:阿拉伯人不仅能确保英国人的食物和住房供应;他们可以帮助军队打败土耳其人。但是,部落酋长们(他们中的许多人的财富都来自奥斯曼帝国)既支持协约国,也支持土耳其;如果他们这样做,英国将面临灾难。当地部落可以阻断英国人的通讯线路,堵塞石油管道,切断食物和水的供应,并为奥斯曼军队提供大量的兵力和步枪。
不少人对于英国抛出的橄榄枝并不感冒。当英国人的美国中间人接近一位重要的酋长时,他告诉这名男子,“土耳其人愿意给我12.5万美元,如果我们愿意加入他们。”但是,他接着说,“如果英国人给我20万美元,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去,拒绝土耳其人。”英国官员听到他的要求时,心中对于这些贪婪的阿拉伯人恨得牙痒痒,断然拒绝这种坐地起价的要求。阿拉伯酋长失望地摇着头,假装伤心地说:“我很抱歉。我认为英国人会赢,我希望站在胜利的一方。”
但是时间不等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印度远征军一直在向北方巴格达方向进发,在没有足够的河流运输、飞机、医生、药品和食物的情况下,他们陷入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泥潭,更糟糕的是,正如格特鲁德后来指出的那样,阿拉伯人“支持胜利者”,这种糜烂的局势让阿拉伯人的立场摇摆不定,考斯特收到了前线军官雪片般的抱怨报告:“他们像豺狼一样围着我们的军队,洗劫我们的营地,杀害我们的伤员,剥光我们的尸体。”考克斯对军方领导层失去了耐心,尤其是对指挥官莱克将军。这个时候他终于想起来格特鲁德来,于是彬彬有礼地答应把他认为有价值的任何阿拉伯人都介绍给她。
在格特鲁德会见考克斯的第二天,她和当地司令部共进午餐。贝尔的到来让这帮军人有些混乱,她穿戴者优雅的裙装,带着装饰着羽毛的帽子,昂首挺胸,如同一朵长茎玫瑰一样高挑地坐着。瘦削的雷克将军从浓密的眉毛下注视着她平静的表情,军官们非常有礼貌地向她连声发问,询问阿拉伯局的情况。就像他们在德里的同事一样,他们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反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反对麦加的谢里夫派,反对放弃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最重要的是,他们礼貌地表示,他们反对一个女人管他们的闲事。
然而,他们需要她的帮助。面对同样规模的土耳其军队,英国军队在向巴格达挺进的过程中,不得不穿越沙漠、沼泽和棕榈树林等未被地图标出的地区。他们必须确保阿拉伯人不会伏击他们,为此他们需要当地向导,并保证这些人可以信任,而不会把他们的军队引进埋伏圈。他们需要地图来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格特鲁德的绿眼睛刺穿了房间,她开始用深沉而博学的口气说话,把话驳得粉碎。她向将军们保证,她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他们:她知道与阿拉伯人建立联系是多么重要;她听说那是多么令人沮丧。没有人比格特鲁德对酋长和名流们更友好了:她不仅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名字;她认识他们的儿子和兄弟,曾坐在他们的帐篷和客厅里,喝过他们的咖啡,分享过他们的面包。在她的帮助下,阿拉伯领导人可能会被说服给予支持;在她的帮助下,军队可能有足够的住房和食物供应;在她的帮助下,可以绘制地图,这样军队就可以找到通往巴格达的路。
“他们把我和我的地图和书搬到一个华丽的大阳台上,阳台后面有一个凉爽的房间,我在那里坐着工作一整天。”她带着极大的热情,说道:“每个人都非常友善。”
于是,在漫无边际的中东大沙漠上,一个英国女人领着自己的阿拉伯仆从,后面跟着一队英国士兵。往哪走,去找谁,谈什么事,那个英国女人说了算。无论见到部落首领还是当地百姓,这个女人总能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跟他们侃侃而谈。
1916年阿拉伯人爆发了大起义,在奥斯曼帝国的背后狠狠捅了一刀,加速了奥斯曼的灭亡。
一战结束以后,中东地区自中世纪以来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和势力纷纷争取民族自决,渴望独立建国。在一战中为了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击败奥斯曼帝国,英国政府方面向掌握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哈希姆家族许下诺言,当战争取得胜利,推翻奥斯曼在当地的统治后,允许哈希姆家族建立起一个从叙利亚一直到阿拉伯半岛的独立国家。
但这不过是英国的权宜之计,在与阿拉伯人联络的同时,英国已经和法、俄达成了战后瓜分奥斯曼遗产的计划。1917 年,英国军队占领了巴格达,奥斯曼帝国在东方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贝尔被英国政府派遣到巴格达,她接受了“东方秘书”一职,担任即将产生的阿拉伯政府与英国人之间的联络人,这也预示着贝尔在战后现代中东形成中将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918年,贝尔写下的她负责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两个星期之后
亲爱的父亲,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光······这并不经常发生,人们被告知,将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并被询问他们会喜欢什么样的(国家)!
1919 年,贝尔陪同未来的伊拉克国王参加巴黎和会,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前往巴黎出席凡尔赛会议。
可是, 正如我在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文章中提到的,英国政府根本就没想过信守承诺,费萨尔愤然离席,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但贝尔并没有放弃,她极力向政府表示,一个由阿拉伯人统治的中东是符合英国利益的, 1921年,她在开罗和会上与劳伦斯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倡导者为阿拉伯统治的伊拉克见过据理力争。贝尔在会议上支持费萨尔担任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新创立的国家——伊拉克的国王,她还依靠自己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深刻理解为这个新生的国家亲自划绘制了边界的。也因此,后人将贝尔称为伊拉克的缔造者。
1922年贝尔广博的伊拉克考古知识使得费萨尔国王要求贝尔领导新建立的伊拉克文物局开展工作。在这个身份下,贝尔主持了伊拉克首部关于文物古迹的立法,伊拉克文物法由贝尔亲自草拟,于1924 年6月得到通过。这部新法基本上遵循了在当时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文物法标准。但这部法律仍然允许得到挖掘许可证的外国考古学家带走一部分发掘出来的文物”。
因此,伊拉克文物局长拥有选择“为了伊拉克博物馆的科学完整性”而必须被留下的出土文物的权力,但剩余的其他文物则不强制留在伊拉克国内保存,而是可以自由出口给赞助伊拉克考古工作的外国机构。贝尔在文物法立法中之所以添加这一条款,是为了让外国考古机构能从发掘之中收益,从而进一步的鼓励他们在伊拉克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伊拉克建国初期,伊拉克本国的考古专业人才极度匮乏,根本无法独立组织起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只能依靠西方考古机构。贝尔立法的非常之举,使得伊拉克和外国发掘者都能从考古发掘中有所收获,虽然客观上造成了伊拉克文物流失海外,但也实属无奈之举。
贝尔对伊拉克考古事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她创建了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来收藏伊拉克丰富的文物宝藏。博物馆初创于1923 年巴格达,伊拉克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到了1926年,博物馆搬迁到了巴格达北部一幢独立的建筑里,费萨尔国王亲自到场祝贺,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一方面, 新博物馆将国家的历史遗产展示给国民,贝尔力图将伊拉克辉煌的历史与现在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贝尔的新博物馆将展览的重点放在伊斯兰时期以前的历史,那些美索不达米亚古老文明的宝藏占据了博物馆的显眼位置,试图激励伊拉克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由于其帮助伊拉克建国的原因,她本人在伊拉克王国有着极高的个人声望, 参与创建伊拉克的那些日子里,贝尔是巴格达上镜率最高、受欢迎程度最高的外国面孔之一。美国游客称她为“第一位伊拉克公民”,阿拉伯人叫她“Al Khatun”,意为受尊重的高贵女性。她每天都去骑马、游泳,在公众场合一支接一支烟地吞云吐雾。
在身为“东方秘书”的时候,她常常需要在办公室会见一连串的部落酋长、阿拉伯官员或大吐苦水的普通民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称,贝尔的书信在五角大楼流传,西方领导人试图从这位技巧高超的外交官的见解中寻找灵感,以解决当前的麻烦。
1926年7月她与世长辞时,这座城市几乎万人空巷,教派领导人、部落酋长和普通市民,纷纷追随灵柩来到她的安息之地。一尊白人女性的半身像,被镌刻在伊拉克博物馆拱门上的显眼位置。与它刻在一起的还有一块牌匾:“阿拉伯人将永远怀着感情铭记您。”
英王乔治五世在寄往贝尔家中的悼词写到:“听闻您杰出且受上帝眷顾的女儿逝世,王后与我都深感悲痛,我们对她充满高度的敬意。全国将于我们一起悼念她,她以知识力量、品格的影响力与个人勇气成为重要人物,我相信上述的特质将对那些她全心奉献、牺牲小我,一起努力过的国家与地区,具有长久的裨....”.
英国殖民地大臣利奥·阿莫瑞在下议院发表声明彰显贝尔的贡献。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给曾与他一起共事的贝尔写到:“我想她非常高兴的看待她的死亡,因为她的政治工作——迄今为止,一位女性所必须从事的最重大的事情之一——跟我的一样,都结束了。伊拉克这个国家就是块很好的纪念碑;就算它或许只能再存在数年,一如我经常担忧与偶尔的期盼。给予一个族群长久以来都不曾有过了;话说回来,贝尔她从来都不属于您...”
回顾贝尔的一生,我们感慨于其所做出事业的伟大,羡慕其优秀的出身,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她之所以被评价为“伟大女性”就是因为她在那个男女性别差异极大的时代,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推动她做出种种出人意料的伟大壮举的,正是其旺盛的经历和强大的心智。
而最为重要的是,之所以将她放在“考古奇人”这个单元,是因为贝尔可能是最后一代自学成才的考古学者,她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德尔考古学教育,她只接受了历史学的教育,这也使得贝尔考古学学术中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
人们更多的是对于她建立伊拉克时的事迹更为清楚,更具有话题性,没人能够否认她在外交上的优异成绩和丰富经验,但人们忽略了她之所以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她对于中东地区人文政治的深入了解。而这些是傲慢的西方人所忽视的。这也是一直以来外部入侵中东的势力总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格特鲁德·贝尔在1909年中东考察中,在尼姆鲁德附近写给她父亲的一段话,成为她传奇一生的最好注解:
“我在山丘上坐了半个小时,思考着在我面前的土地上发生过的亚细亚的历史,在这里米特拉达梯杀死了希腊人的将军,色诺芬开始了他的远征,在扎卜河边希腊人转向并击败了米特拉达梯的弓箭手,然后向着拉里萨急行军,拉里萨就是尼姆鲁德遗址,在那里色诺芬见到了亚述伟大城市的废墟。尼姆鲁德就在我脚下的玉米地中。再向东走,那里就是高加米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细亚的地方。我们西方人总是可以征服亚细亚,但我们永远无法占有它一一在我看来这才是传说中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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