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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攻读博士及接受了原《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刘维佳先生的科普专栏约稿,因此我很久没为机核提供内容了。现幸得杂志社首肯,遂将之前发表的作品逐一发布在机核平台上。由于杂志主要面向在校中学生与大学生,并有用语方面的规范要求,故文字风格较之前发布在机核的文章有所差异,且科普内容也相对浅显简单。本文原载于《科幻世界》2018年3月刊,出版时正值春节。

先祖的遗产

作为有着悠久农业传统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早在文明曙光刚刚跃出地平线的上古时期,就已独立发展出了原生的农业。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的智力已与现代无异。在食物来源五花八门的渔猎采集生活中,一些独具慧眼的有心人开始有意驯养某些品质优良的生物,并最终通过自身意志的干预,让其中的一部分物种成功为人所驯化。
目前的考古证据表明,最早被人类完全驯化的物种,是一批经过人工选育而磨去了大部分攻击性的灰狼。从此,狗就作为人类无比忠诚的伙伴,陪伴我们走过了上万年的光阴,直到今天,依然是与人类最为亲密的物种。
虽然大自然经过漫长的演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物种资源,但这其中,真正能被人类所驯养甚至完全驯化的生物,依然只占极小的比例。其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物种从基因层面就有着与人类生活环境格格不入的“野性”,从而无法在人工环境下大量集中繁育,也就更谈不上进一步对其基因性状进行选育了。
例如以极速著称的猎豹,它们天生就有着相对温和的性格,经过训练后可以伴随人类进行狩猎,并因此得名“猎”豹。但这些优雅内秀的大猫,却无法在驯养条件下自行繁育。一代又一代的中亚与西亚贵族,只能不断地派出猎手,通过捕杀母兽的方式获得猎豹幼崽。这种釜底抽薪式的猎杀,对亚洲的猎豹种群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时至今日,亚洲猎豹仅剩极少孑遗,幸存于伊朗高原的群山之中。
同样,生性高傲的猛禽,虽然经过十不存一的残酷熬打,可以成为人类的狩猎工具,但这些属于长空和疾风的生灵,终究无法在华美的栖驾与笼舍内定居。曾被大量捕捉驯养的猎隼,历经上千年的打熬却从未被人类驯化为家禽,至今依然饱受盗猎之苦,种群处于濒危状态。
而对于看似更“老实巴交”的植物来说,驯化它们所面对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严峻。不同于可以灵活调整自身行为以应对环境的动物,只能固守一地的植物为了适应环境发展出了极为丰富的应对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譬如我们碗里最平常不过的白米饭,就蕴含着远比人类庞大的基因库。而作为这种适应选择的外在体现,大多数野生植物要么带刺,要么带毒,剩下的少数“和平分子”也可能有着苦涩的味道或者贫瘠的营养。
此外,相比于动物,植物的繁殖过程也有着更加复杂的周期,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总结,才能提炼出宝贵的经验,从而人为干预植物的开花授粉。
因此,经过漫长的“神农尝百草”后,在华夏大地上刀耕火种的上古先民,最终从无数野生植物中成功驯化的作物,就只有粟(小米)、黍(黄米)、水稻、大豆和麻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家畜也只有狗和猪,算上家禽,可能还有鸡、鸭。另外,虽然并非用于食用,但桑蚕的驯化也是我们祖先独步天下的创举,为人类贡献了娟丽的丝绸。
但就是这样看似简陋单调的食谱,却点燃了华夏大地农业革命的火种。随着空前暴涨的人口,在中原的沃土上,我们诞生了属于自己的中华文明。

西域的珍馐

先秦时期的古代中国,虽然整体而言缺少大规模的对外交流,但得益于当时远比现在温润的气候,在中原的西北方向,从关陇到新疆,出现了一条气候宜人的地理走廊,成了文明交流的纽带。
在这条丝绸之路雏形的另一端——比中国更早点亮文明火光的新月沃土上,西亚地区的农业已经高度发达。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与大麦,历经万年,至今仍然是人类主食的重要来源。随着这些作物在欧亚大陆上的传播,包括牛、绵羊和山羊在内的多种家畜,也陆续从西亚进入中原,成了商周时期金光闪闪的青铜器内烹煮的饕餮盛宴。而随着古代中亚游牧部落的迁徙,马与战车也在中国普及开来,让那些吃饱喝足、披挂上阵的贵族爵士们有了驰骋战场的座驾。
到了汉代,中国北方已经开始大量种植小麦。当然,当时对麦粒的加工能力还很有限,由精磨面粉烘焙的面食,依旧是少数社会上层贵族才能随意享用的奢侈品;而大部分百姓,只能嚼着麦粒炒制的麦饭充饥度日。同时,起源于狗尾草的本土作物粟(小米)以及更加适应恶劣环境的黍(黄米)依然是中原地区的重要食物。这个时期的酒,也是由它们发酵而成的。
随着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作战,以及张骞等人对西域的探索,古老的河西走廊,再次迎来了丝路另一端的丰饶物产。
这次打通西域的大交流,为大汉子民的餐桌带来了一大批我们现在仍然会冠以“胡”字的食物。比如源自阿富汗的胡萝卜,后来改名黄瓜的“胡瓜”,现在常被称为核桃的“胡桃”,以及曾经被称为“胡蒜”、“胡豆”的大蒜与蚕豆。至于一种来自东南亚的热带香料作物,虽然并非西域所产,但也只能随着时代潮流,稀里糊涂地得了一个“胡椒”的名字;而同样来自南亚的芝麻,在当时也被叫作“胡麻”。
这些新晋的蔬菜瓜果,大大丰富了原本只有白菜、韭菜等少数原生菜品的汉代菜市场。芝麻作为油料作物,更是大大扩展了古代中国原本单调的烹饪方式,为日后繁荣的中华美食文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此外,石榴和葡萄也随着贸易驼队,从河西走廊进入大汉帝国,它们甘美的滋味迅速征服了广大中原吃货。最晚到了唐代,用葡萄酿制美酒的技术就已在中原成熟普及,并流传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浪漫诗句。而香甜的无花果和可口的开心果,同样在唐代传入东土。
不过,随着气候的变迁以及历代先民的反复开发,一度是中国文明中心的西北地区,逐渐滑入了生态恶化的困境。辉煌一时的楼兰古城被黄沙埋葬,曾经水草丰美的关陇地区逐渐成为我们现在印象中的“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天道轮回式的环境变化,即便是如日中天的盛世大唐,也不得不做出了向东迁都的无奈选择。随着中国的农业与经济中心在几百年间不断南移,原本种植规模并不很大的水稻后来居上,从而让米饭成了中国人重要的主食来源。
北方环境的巨大变动,使丝绸之路的“带宽”不断减小,外界与中国的沟通效率也越来越低,作物的传播同样无法幸免。比如起源于非洲的西瓜,虽然很早就传到了西域,但真正进入中国人的夏日甜品清单,就要拖到大宋年间了;而作为重要织物来源的棉花,虽然早已在西亚地区广泛种植多年,但在中国大规模普及时,已是宋代末期。
之后的蒙古铁骑,虽然靠着强悍的实力席卷欧亚,建立了横贯大陆的超级帝国;但在元朝时,上至王宫贵胄,下至黎民百姓,中国人的菜单上却并没有出现多少新鲜的花样。似乎欧亚大陆的农业潜力,就要被其上生息繁衍的无数吃货压榨殆尽了……

美洲的馈赠

就在欧亚大陆的农业与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浩瀚大洋的彼岸——广袤的美洲荒野上,另一支与我们迥异的文明也在孤独地成长。
得益于美洲天然的植物储备,以及美洲文明花费无比毅力进行的漫长选育,各种与野生原型天差地别的“魔改”作物,滋养着玛雅、印加与阿兹特克,让这些连轮子和青铜器都没有普及的“偏科”文明,同样发展出了繁盛的文化。
反观欧亚大陆,随着技术的交流与思想的进步,欧洲率先走出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劈波斩浪的卡拉克帆船和盖伦帆船,满载着欧洲的火炮、板甲和瘟疫,驶向了全球各地。而同时期中国的明王朝,则在辉煌的下西洋之后,逐步陷入了高度的自闭,不管是农业还是人口,都已趋于饱和,再无余力进行大规模革新。
欧洲对美洲的殖民,给当地的文明造成了毁灭性冲击。但美洲的作物,却通过欧洲的航船,播撒到世界各地。这些皮实高产的新大陆作物,成为了美洲对全人类的慷慨馈赠。
明朝海禁虽然森严,但这些美洲作物还是通过仅有的通商口岸,从门缝里挤进了中原百姓的田间地头。这一批作物,很多都被冠以了“番”字,比如“番麦(玉米)”、“番薯(红薯)”、“番茄”等等。另外还有很多作物,比如我们现在常吃的马铃薯(土豆)、芸豆和南瓜等等,虽然不是番字头,但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美洲货。
以玉米、土豆和地瓜为“三巨头”的美洲高产作物,种植方便、收获量大,自明朝后期引入,就开始对中国食物结构产生持久影响。特别是当明末清初的战乱平息之后,在休养生息的和平岁月,美洲高产作物在中华大地上爆发出了可怕的力量。明朝后期,全国人口不过一亿左右,仅比历代统一王朝稍高一些。而有清一朝,人口就在明朝的峰值上翻了两番,至清末民初时,中国已是个有着“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人口超级大国了。而我们知道,清代的科技发展并未出现革命性突破,所承袭的社会制度也与之前的中原王朝大同小异,其人口超常繁荣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由美洲原住民驯化、欧洲航海者传播的美洲高产作物的功劳。农业生产对人类文明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慷慨的美洲大地还为我们提供了花生、向日葵(瓜子)、腰果等干果,在丰富我们节日果盘的同时,也成为了食用油的全新来源,大大丰富了烹饪的选择。苦涩的可可豆则是巧克力的原料。同样迷人心窍的烟草,立刻就让“纪大烟袋”们流连忘返。而产自中美洲的辣椒,更是对中国的菜式口味产生了冲击性影响。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面对湿冷的环境和寡淡的饭食,只能靠花椒、茱萸等食材作为香辛料。辣椒的大规模种植,让国人第一次拥有了痛快吃辣的选择。如今红遍中国各地的无数辣菜,几乎都要仰赖大量辣椒进行调味,这些火辣美食的历史,自然都要追溯到辣椒在近代登陆神州大地的那一刻。
到了清王朝后期,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中国,在承受列强侵略的同时,也收获了一批来自遥远欧洲的食物。我们现在作为主要水果食用的苹果,此时才姗姗来迟,进入了中国百姓的果盘,而结球甘蓝(卷心菜)、花椰菜(花菜)、洋葱等我们现在大量食用的大众蔬菜,也都是在清末才经由“洋人”带到中国境内的。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实际上非常年轻,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强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盛唐、甚至仅有百年之隔的清朝,都有着很多差别。我们的先祖倘若在佳节来临之际穿越时空,与我们这些后人共享天伦,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诸多闻所未闻的奇特食材与新鲜菜式。
但在我们如今的餐桌上,依然有一块领地,直接连通着文明火种尚未点亮的洪荒时代。

来自海洋

纵览节日的餐桌,我们会发现,桌上的荤腥硬菜,从鸡鸭牛羊到青草鲢鳙,所有来自陆地和淡水的肉食,基本都出自人工驯养的动物,很少会出现陆地和淡水环境的野生动物。
但对于海鲜来说,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了。我们吃的很多海鱼以及大量的“虾兵蟹将”,都是远洋捕捞的渔获,是实打实的“野生动物”。
从已有的史前人类发掘结果看,早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出现过固定聚居的村落。这些村落,就是建在海滩边的渔村。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渔民可谓历史最悠久的职业之一。
浩瀚的大海之下,因盐度、温度和海风而发动的磅礴洋流,仿佛大象无形的尘世巨蟒,围着地球盘绕游走。在特定的区域,不同温度的洋流彼此交锋,海水垂直搅动,来自深渊的物质翻涌而出,引来大批的浮游生物,进而引来一级又一级的捕食者,最终形成一眼望不到边的巨大渔场。
这场大自然的盛宴,自然少不了人类赴宴。而我们的装备,则从骨制的简陋渔叉,升级成了疯狂燃烧着太古时代海洋生物遗骸的巨型远洋渔船。
这些有着几千吨排水量的钢铁巨物,拖曳着上百米宽的大网,扫过以十万立方米计的海水,将所有无法通过网眼孔径的物体统统网罗其中。这些捕捞机器仅一次出航,就有可能收获数十万公斤的各种海洋生物。
为了填饱大众越来越大的胃口,工业化捕捞的规模也水涨船高。带鱼、鲅鱼、鲳鱼、沙丁鱼、鳕鱼、三文鱼、金枪鱼等等人类常吃的海鱼,以及属于头足类软体动物的各种乌贼和鱿鱼,几乎全部都是从开放海域捕捞的野生动物。甚至连张牙舞爪的虾兵蟹将,也大多是直接从自然环境抓来的“生猛海鲜”。在海产品的消费上,人类甚至没有完成农业革命。
至于如此大规模捕捞产生的生态影响,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广大消费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只有当越来越多的生物富集污染新闻,一次次动摇着我们的购买海产品的欲望时,我们才会模糊地意识到,人类的餐桌,直接连通着生命古老而幽邃的故乡。

未来的期盼

现在,主食、蔬果、肉食、海味都已端上了我们的餐桌,在欢声笑语和美酒佳肴中,新的一年悄然来临。时光飞逝,一如从前。
那么,未来的餐桌,又会是怎样的呢?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生物学、农学以及食品工业的发展,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我们的餐桌。通过精确的基因工程编辑,人类对物种的驯化改良有了空前的效率与自由。基因工程的产物,已经渗入我们日常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在未来,一些由八竿子打不着的基因拼合起来的全新作物,也完全有可能登堂入室,成为新一代的美味佳肴。
而现代化的全球物流网络,则让我们足不出户即可遍尝天下美食。不同的食材与菜式,在文明的交流中碰撞融合。每时每刻,全新的美食都在被开发,一个令我们目不暇接的精彩未来,正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
我们这张看似不大不小的餐桌,汇集着古今中外无数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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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风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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