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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至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不仅发生在炮火连天的前线,还存在着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武器不是步枪、坦克与火炮,而是文字、油墨、画笔和广播员的声音。战争期间,苏联宣传画被成百万份地印刷出来,张贴在工厂、车站、街道和战壕里,与弹药和军粮一起送往前线。到了1945年,各方面军政治部甚至会在距离敌军阵地仅数公里的地方印刷传单,再通过飞机、火炮和侦察小组将它们送进敌占区。
对于《苏军敢死队1944》的玩家而言,这段历史并不遥远。我们的侦察兵所执行的任务,正发生在1944年——那一年,“向柏林进军!”的标语已经贴满各级指挥部,而通往柏林的道路,即将穿过东普鲁士。下面,让我们通过25件代表性作品,回顾苏联战争宣传的变化:从战争爆发时的震惊与动员,一直到红军攻入“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巢穴”。
1.“祖国母亲在召唤!”——伊拉克利·托伊泽,1941年
这或许是整个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宣传画。根据画家家人的回忆,德军入侵的消息传来时,托伊泽的妻子塔玛拉冲进工作室,高喊:“战争!”画家被她当时的表情和动作震撼,迅速完成了这幅作品的最初构图。画面中的祖国母亲直视观众,一手高举,另一只手拿着军人誓词。她并不是在向某一个人发问,而是在向整个国家发出召唤:祖国需要你,现在就拿起武器!
2.“我们要毫不留情地粉碎并消灭敌人!”——库克雷尼克塞创作组,1941年
这是苏联在战争爆发后最早出现的一批军事宣传画之一。画面将希特勒表现为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遭到红军刺刀迎头痛击的小丑。“毫不留情”这几个字,也为1941年的宣传工作定下了基调。此时的宣传画没有时间进行复杂的解释。它们只有一个任务:让每一名战士和每一名后方劳动者立刻明白,敌人已经入侵,战斗没有退路。
3.“我们的力量无穷无尽!”——维克托·科列茨基,1941年
一名工人高举步枪,在他的身后,是一支由无数人民组成的庞大队伍。这幅作品传递的信息十分直接:敌人面对的绝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已经被全面动员起来的国家。德军相信苏联会在短时间内崩溃,但他们很快便会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这片土地上能够被唤醒的力量。
4.“粉碎法西斯毒蛇!”——德米特里·莫尔,1941年
德米特里·莫尔是苏联宣传画领域的老将。早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便创作了著名的《你报名当志愿兵了吗?》。在这幅作品中,敌人不再以普通士兵的形象出现,而是被画成一条带有纳粹标志的多头毒蛇。对待这样的敌人,已经没有谈判与妥协的余地——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它彻底碾碎。这种简单、粗犷而有力的视觉语言,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够一眼看懂。
5.“你为前线做了什么?”——费奥多尔·安东诺夫、弗拉基米尔·布鲁西连科,1941年
战争不仅需要前线战士,也需要工人、铁路职工、集体农庄社员以及所有仍然留在后方的人。这幅宣传画向每一名苏联公民发问:你今天为前线做了什么?多生产一发炮弹,多修好一辆坦克,多运送一车粮食,都可能挽救前线战士的生命。后方同样是战场,劳动同样是在消灭敌人。
6.“不许多嘴!”——塔玛拉·克谢诺丰托娃,1941年
战争时期,一句无意间说出口的话,可能暴露部队的调动方向,也可能让敌军发现一整列满载弹药的军列。因此,“不许多嘴”成为战时宣传的重要主题。宣传画不断提醒人们:间谍可能就隐藏在人群之中,任何军事情报都不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条无形的战线上,保守秘密也是每一名公民的职责。
7.“保卫列宁城!”——弗拉基米尔·谢罗夫,1941年
如果说《祖国母亲在召唤》代表着来自后方的全面动员,那么《保卫列宁城》表现的就是战士们守卫城市大门的决心。1941年秋,德军已经逼近列宁格勒与莫斯科。此时的宣传画不再只是街头的装饰,而是真正参与了城市的防御。它们告诉军民:身后就是家园,绝不能再后退一步。
1941年夏季,一批被称为“塔斯社之窗”的巨幅宣传画开始出现在苏联各大城市的橱窗里。这些作品通常使用模板和颜料快速制作,再配上简短有力的诗句与讽刺文字。战争期间,艺术家和诗人们共创作了约1500幅不同主题的“塔斯社之窗”,并在苏联二十多座城市复制发行。即使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创作者们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是一条真正的宣传生产线:每天用油墨、颜料和讽刺,向德军的宣传机器发起反击。
到了1942年,苏联人民已经亲身体会到撤退与占领的苦果。宣传画不再只是高呼口号,而是开始描绘一个个具体的人,以及他们正在承受的苦难。也正是在这一年,伟大卫国战争中传播最广的宣传画之一诞生了。
9.“红军战士,救救我们!”——维克托·科列茨基,1942年
画面中,一名母亲紧紧护住自己的孩子,一柄带有纳粹标志的刺刀正向他们逼近。整幅作品几乎只使用黑色与红色:黑色代表灰烬,红色代表鲜血。这幅宣传画于1942年8月刊登在《真理报》上,随后以数百万份的规模印刷发行。根据不同统计,其总印量可能接近一千万份。它不需要复杂的文字说明。任何一名身处战壕的士兵,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够明白自己为何而战。
10.“与祖先会面”——《塔斯社之窗》第460号,1942年
到了1942年春季,苏联宣传的语气开始出现变化。人们不再只是咬紧牙关诅咒敌人,也开始公开嘲笑敌人。画面中的德军将要去见的“祖先”,自然是历史上那些遭到俄国军队击败的入侵者。这意味着,所谓不可战胜的“闪电战”已经破产,纳粹德国鼓吹的“千年帝国”也终将走向同样的结局。在战争中,能够嘲笑敌人,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11.“新年快乐!”——《塔斯社之窗》第887号,1943年初
当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六集团军走向覆灭时,“塔斯社之窗”用充满进攻意味的讽刺画迎接新年。此时的苏联宣传已经不再是一味防守。画面中出现了胜利的信心,甚至出现了节日般的庆祝气氛。战局的转折,往往会先出现在画家的笔下,然后才会写进一份又一份正式战报。
随着红军转入战略反攻,宣传画上的口号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解放自己的土地,随后便是将战争推进敌人的老巢。
画面中,一名红军战士挥动枪托,将一名德军军官从写有“NACH OSTEN”——“向东进军”——的路标旁击退。一进一退之间,浓缩了1943年的整个战略转折。德军的东方攻势已经走到尽头。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将被一路赶回自己发动战争的地方。
13.“‘虎式’并没有吹嘘得那么可怕!”——阿拉杰洛夫兄弟,1943年
德军把重型“虎式”坦克投入库尔斯克战场后,纳粹宣传机器将这种新式坦克吹嘘成了无法击败的钢铁怪兽。苏联宣传画则用一句民间谚语般的玩笑作出回应:“老虎”并没有人们画出来的那么可怕。恐惧有时候比装甲更加坚固,而打破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战士们看见:所谓“怪兽”,也不过是一辆能够被击穿、被点燃的坦克。“虎式”只是一件武器,它不是命运。
14.“你为我们夺回了生活!”——维克托·伊万诺夫,1943年
被解放的村庄正在迎接红军战士。从1943年开始,“解放者”的形象逐渐与“复仇者”的形象并列出现。红军不仅要为死难者复仇,也要把城市、村庄与普通人的生活从占领者手中夺回来。战士所解放的不只是一片土地,还有那些本应继续存在的日常生活。
经历库尔斯克会战和第聂伯河战役后,宣传口号的节奏再次改变。曾经的“救救我们”,已经变成了“胜利就在前方”。画面中的战士穿过旗帜与硝烟,坚定地向西方前进。此时的胜利已经不再只是遥远的愿望,而是一条所有人都必须走完的道路。战争必须在它的发源地结束。
16.“我们要去柏林!”——列昂尼德·戈洛瓦诺夫,1944年
戈洛瓦诺夫以真实的红军战士为原型,创作了这幅广为流传的宣传画。画面中的战士站在第聂伯河边,将河水装进水壶。他不是在休息,而是在用自己的行动立下誓言:队伍还要继续向西,直到抵达柏林。1944年,这幅宣传画被张贴在各级指挥部、军营和村庄里。对于《苏军敢死队1944》中的侦察小组而言,这正是他们身处的年代。一年之后,这名战士将再次出现在戈洛瓦诺夫的作品中——这一次,他已经“抵达柏林”。
对于苏联而言,东普鲁士并不只是一块普通的德国领土。这里被视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摇篮”:容克地主的庄园、军事工业设施以及德国军国主义传统都深深扎根于此。希特勒的“狼穴”大本营,也修建在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附近。1944年10月,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指挥的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在古姆宾嫩—戈乌达普进攻战役中首次攻入德国本土。1945年1月至4月,苏军继续向柯尼斯堡推进。宣传工作也随军队一同跨过边境。此时,宣传不再只来自莫斯科的印刷厂。各方面军政治部在距离敌军阵地仅数公里的地方印刷传单,通过飞机、火炮、广播站和侦察人员将它们送进敌军防线。
许多著名的宣传作品被印刷成小型传单,并配上德语文字,投放到德军阵地。其中一部分是“安全通行证”:德军士兵在投降时出示传单,便可以获得食物、医疗救助以及与家人通信的机会。东普鲁士战役期间,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政治部门专门针对德军守备部队制作了大量宣传材料。对侦察兵而言,这同样属于任务的一部分:潜入敌军防线,散发传单、收集情报,再让敌人在枪声之外听见另一种声音。
“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于1943年在莫斯科成立,其成员包括德国共产党人以及被俘的德军军官,其中包括瓦尔特·冯·塞德利茨将军。在东普鲁士,该委员会制作的传单和广播节目被大量投放给德军驻军与预备部队。普通德国士兵或许不会相信来自莫斯科的声音,但当“放下武器”的呼吁下面出现德军将领的签名时,产生的效果便完全不同。苏军还会使用前线广播站,播放被俘德军士兵和军官的讲话。心理战的目标十分明确:让敌人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在后方城市,巨幅标语和宣传画成为街道景观的一部分;在前线,宣传人员则通过扩音器直接向德军阵地广播。传单可以由飞机投放,也可以装进专门的宣传弹,通过火炮发射到敌军阵地。这是一场技术、意志与心理之间的较量。德军同样拥有自己的宣传部队,也曾为红军印刷数以千万计的传单。双方争夺的不只是阵地,还有每一名士兵心中的判断。
20.“看啊,这就是那该死的德国!”——东普鲁士边境标牌
1944年秋,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的部队第一次踏上德国领土。东普鲁士边境很快出现了几块由战士们亲手制作的标牌,上面写着一句后来传遍各前线报纸的话:“看啊,这就是那该死的德国!”这些标牌通常用木板、胶合板甚至被烧毁房屋的门板制成,再用颜料或木炭写上文字。有的标牌上还画着一只带有红星的拳头,直指德国方向。
战地摄影记者维克托·捷明拍摄下了其中最著名的画面。这并不是宣传部门提前策划的口号,而是前线战士自发留下的声音。随后,前线报刊将这句话传播开来,使它成为东普鲁士战役最鲜明的象征之一。红军已经跨过国境,现在,该让发动战争的人付出代价了。
位于拉斯滕堡附近的“狼穴”,曾是希特勒最重要的战时大本营之一。他在这里指挥战争长达三年。1944年11月,希特勒永久离开“狼穴”。1945年1月,苏军抵达时,德军已经撤退,并炸毁了大部分掩体。
宣传中反复出现的“野兽巢穴”,最终成为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巢穴几乎没有经过激烈战斗便被占领,而那头野兽早已向柏林方向逃窜。不过,对于侦察兵而言,这片区域绝非空无一物。道路、机场、铁路、通信枢纽和指挥所构成了一张庞大的军事网络,每一个目标都需要有人先行潜入并查明情况。
柯尼斯堡是东普鲁士首府,也是一座被德国宣传称为坚不可摧的要塞城市。然而,从总攻开始到守军投降,战斗仅持续了四天。1945年4月9日傍晚,要塞司令奥托·拉施签署投降书。随后,这名德军司令向城内守军下达缴械命令,并通过无线电呼吁其他德军停止抵抗。
曾经指挥“要塞”抵抗的声音,如今反过来为红军的心理战服务。为了庆祝攻克柯尼斯堡,莫斯科以324门火炮齐射24轮,向参战部队致敬。此后,超过76万人获得“攻克柯尼斯堡”奖章,98支部队和建制单位被授予“柯尼斯堡”荣誉称号。1941年的宣传画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到了1945年,战报、嘉奖令和前线报纸所传达的只剩下一个消息:胜利已经到来。
23.“红军已经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把敌人消灭在它自己的巢穴里!”——维克托·杰尼,1945年
到了1945年,“巢穴”成为苏联宣传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敌人必须在它发动战争的土地上被彻底击败。这里的“巢穴”,既指东普鲁士,也指最后的目标——柏林。曾经妄图重新划分世界版图的帝国,如今正被历史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
24.“光荣属于红军!”——列昂尼德·戈洛瓦诺夫,1945年
这是《我们要去柏林!》的最终篇章。曾经站在第聂伯河畔的那名战士,如今已经来到柏林。他站在写满苏军战士留言的墙边,身后最醒目的文字是:“我们到了!柏林!”画面一角,还能看到《我们要去柏林!》的缩小版。两幅作品跨越一年时间,组成了一段完整的叙事:我们曾经立下誓言,如今已经兑现。令人遗憾的是,海报人物的原型、狙击手瓦西里·戈洛索夫早在1943年8月便已经牺牲,没能亲眼看见柏林。但海报中的他最终抵达了。这也正是整场“海报战争”的意义:它替无数未能走到终点的人,见证了那个曾经许诺过的胜利。
25.“我们终于等到了!”——玛丽亚·涅斯捷罗娃-贝尔齐娜,1945年
战争终于从画面中退去。这里不再有刺刀、坦克和燃烧的城市,只剩下等待战士归来的妻子、母亲和孩子。归来的士兵举起酒杯。这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战壕中的战友,而是自己的家人。四年来,苏联宣传从未让人民忘记战争。而在战争结束时,它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并不是关于仇恨,也不是关于毁灭,而是回家。
宣传画与传单,同样是一场在纸面上进行的战争。它从1941年的呐喊——“祖国母亲在召唤!”——开始,经过1942年苦涩而沉默的复仇,变成1944年坚定的“我们要去柏林!”,最终以墙上的一句“我们到了!”宣告结束。
在《苏军敢死队1944》中,我们将再次踏上这条道路。我们的侦察小组将穿过东普鲁士的森林、村庄、铁路与军事设施,潜入敌军后方,查明守军部署,破坏通信网络,为即将到来的总攻扫清道路。这些道路上不仅走过侦察兵,也走过前线政治部门的宣传人员与流动印刷队。他们携带的不是炸药,而是纸张、字体和油墨。但他们肩负着同样重要的任务:找到真相,把真相带回来,再将它传递给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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