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透提醒:本文涉及《极乐迪斯科》与《归零巡礼:亡谍镇魂曲》的剧情。《归零巡礼》是 ZA/UM 今年五月推出的新作,玩家扮演特工赫歇尔,在岛屿城邦 Portofiro 执行任务。)
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切口切入——从两作提供的“神迹”说起。
在《极乐迪斯科》里,超自然的元素是外向的、不可控的、几乎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灰域是世界本身的病症,缓慢吞噬一切意义与连接;在集装箱里周游世界、富有到足以改变光线的富翁,用钱改写了物理现实;竹节虫是历史与自然共同留下的怪异残留,悄无声息地见证瑞瓦肖的一切。这些东西共同指向一种世界对哈里的暗示:现实已然不服从于理性。哈里被迫用自己破碎的感知去承接理性的这些裂隙。语言在哈里那里被穷尽,以一种偏执、几乎神经质的语言去捕捉那些“难以言说”的念头——它试图把最细微、最羞耻、最不可被描述的概念和想法全部暴戾、独断地外化成语言这种符号。这种狂妄和愤怒,让我想到《极乐迪斯科》的曾用名,No Truce with the Furies.
而在《归零巡礼》中,“超自然”之处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被收编的萎靡和一种近乎滑稽的荒谬。我们看到的是一台近乎阴谋论的,服务于复制高级官僚的刻印机器。它不再是“世界”向你敞开的奇观,而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延伸工具:可以复制,可以替换,可以制造替身——甚至可以盗录。神圣的“超自然”被降维成了一套操作系统,被纳入了可操作、可管理的范畴。这似乎暗示了两部作品的重要差异——《归零巡礼》的语言,比《极乐迪斯科》更靠近“可以被感知的现实”。它不再试图穷尽那些不可名状的东西,而是审慎、冷静甚至谦逊地描述规则、压力、身份的可复制性,以及个体在这些规则中如何表演、如何挣扎存活。
表面上看,两部作品共享同一家工作室、相似的检定系统、乃至某种文本质感,因此很容易被称作“精神续作”。但以这一切口为起点,我们能看到可能不止这些。
首先是《归零巡礼》广为诟病的文本与交互的“肤浅”,我更愿称之为“通俗化”。这在我看来在《归零巡礼》里有两层影响:其一是游戏性方面的调整:它的可玩性略高于《极乐迪斯科》。更明确的任务结构、情报网络重建的阶段性目标、更直观的资源管理与失败反馈,让玩家不再只是在读一部关于某人存在之谜的小说,而是在操作一个有明确职业目标的间谍。我们当然可以说这让游戏的文学性显著下降了,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为游戏叙事做出的妥协;其二是两款游戏的叙事方式颇为不同。《极乐迪斯科》的描述是外放的。哈里的一切痛苦,疯狂,疑惑和臆想都被事无巨细地描绘和展现。我们可以看到天人感应或内陆帝国近乎谵妄的描述,这让我们通过语言尝试和哈里的感官同步;《归零巡礼》的语言则如前所说,有一种非常收敛和审慎的对于事物以及现状、语境的描述。我认为其中存在一种细微却重要的断裂,不在文字所在之处,而在其沉默之处。这种收敛的叙事在我看来显著削弱了其浪漫的表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象学的准确。在故事中,也许这对应了间谍题材本身——以及一个已经被充分管理化的世界。
其次我想谈谈两款游戏讨论核心的转移。在我看来《极乐迪斯科》真正关心的重点并非瑞瓦肖(尽管这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而是哈里的存在——他过去是如何存在的,现在如何被一地烂摊子所困扰,被一切奇异和令人震惊的神迹所感染,再到他如何重构他的过去(包括对瑞瓦肖和世界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给瑞瓦肖的影响,但哈里(甚至包括其他角色,比如和革命相关的两个老头)似乎更像是展现这一历史进程的观察者。个人存在的破碎,被放大成了整个世界的隐喻,也就是说世界和个人在这种程度上是一体的,但仍然是“哈里的世界”。
《归零巡礼》所塑造的操作员虽然同样很有魅力,但我认为其讨论的重点在于更为“具体”的问题,即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对于当下的影响是什么——尤其是文化。这里的文化不只是普遍认识意义上的,比如音乐,绘画或者电影;而更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类似某种人类群体存在的历史痕迹。正是这种痕迹与游戏中描述的不同意识形态相碰撞,才造就了波托菲诺这块边缘之地。赫歇尔不得不和这些活生生的意识形态现状打交道,这种交互更加精准,也更加“现代”,更加“无趣”,更加“不符合极乐迪斯科玩家对于革命的幻想”——在我看来,相比于上世纪的改变而言,现代意识形态斗争就是鸡毛蒜皮和无趣的。这种与世界的交互(同现代的意识形态斗争一样)不再提供那种易于被审美化的断裂与激情,而在于暴露(或者描述)意识形态在当代主要作为管理、软权力与身份技术运作的方式。当我们提到权力,我们想到的不再是街垒,口号或者可见的冲突;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身份,合法性以及模棱两可的结论。
最后我想说说创伤。哈里的创伤是忧郁而痛苦的。前妻给他的创伤和德洛莉丝给瑞瓦肖的创伤在我看来并无二致:两者都在于曾经拥有的对于未来的幻想和过去的温柔,以及一种自毁(在瑞瓦肖,是意识形态的撕裂)和无法被重新找到的救赎。一个关于过去。而在《归零巡礼》中,创伤是当下的,麻木的,解离的——一种令人在更深处愤怒、疯狂、想要嘶吼却没有能力做出任何看上去过激表现的恐怖症状。赫歇尔的行动看上去是冷静的、审慎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无力的症结,一种对于自己是谁的无力(也无心)追问。她的创伤和怀疑并不来自于个人经历,而来自于组织压力和生存恐惧,进一步说,意识形态的战争。在这里,赫歇尔的创伤是难以言说,甚至几乎无法被共情的,因为她不可能向任何人袒露这种毁灭性的过去,出于其身份也不可能有任何得到救赎的可能。
当神迹从“世界裂开的奇观”变成“组织可调用的工具”时,文本变得收敛,议题变得具体而琐碎,创伤也从可被浪漫化的忧郁,变成了难以言说的职业病。我想,这正是《归零巡礼》不是《极乐迪斯科》的根本原因——它不是同一条存在裂缝的延长线,而是换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坐标系:从破碎的存在者试图承接世界的裂缝,到职业行动者不得不在已被充分管理化的现实中继续运作,同时承受几乎无法被外部共情的内部耗竭。相似的系统与文本质感只是外壳,而叙事内核已然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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