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剑桥后现代小说导读：导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七）利奥塔与元叙事的衰退
在本节中，作者介绍了利奥塔对“后现代状况”的分析，讨论了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地位的变化、元叙事的衰退以及“小叙事”的兴起，并结合后现代小说介绍其对“现代主义”所采用的统一的、普遍性的解释框架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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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译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后现代小说导读》（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modern Fiction），为该书导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ty）”的第七部分：利奥塔与元叙事的衰退（Lyotard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etanarrative）。
- 在本节中，作者介绍了利奥塔对“后现代状况”的分析，讨论了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地位的变化、元叙事的衰退以及“小叙事”的兴起，并结合后现代小说介绍其对“现代主义”所采用的统一的、普遍性的解释框架的质疑。
- 本文由译者一人翻译、注释并校对，由于译者个人精力有限，可能存在错译或漏译，故建议读者阅读原文或对照原文阅读。 原文尾注将在文末以英文呈现，译者附注将在文末以中文呈现，请读者注意区分。处理某些专业术语时，译者将保留原英文术语，以便读者自行查询。
利奥塔与元叙事的衰退
利奥塔与元叙事的衰退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状况”的观念，似乎出自一种与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等同于精神“错乱”相近的冲动。然而，与詹明信和鲍德里亚等人不同，利奥塔笔下后现代性的状况显得更为积极，甚至蕴含着某种解放的可能。
在《后现代的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一书中，他对后现代主义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分析可以被视为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1] 理论的一种变体——即认为伴随社会后工业化、“计算机化”而产生的关键后果是“知识地位（status of knowledge）”的改变。利奥塔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在现代性中，人们预设知识具有普适性（universally applicable）；而在后现代性中，知识则呈现出局部性与部分性（localized and partial）的特点。与贝尔不同，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利奥塔所针对的是“启蒙”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G. W. F. 黑格尔和让-雅克·卢梭——尤其是其后继者、同时也是利奥塔同时代人的尤尔根·哈贝马斯[2]。
在利奥塔看来，启蒙思想是由“元叙事（meta-narratives）”支撑的。所谓元叙事，即是用以构建现代宗教、政治、哲学和科学话语的宏大叙事（grand stories）。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元叙事通过把一种虚假的“整体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彼此各异的事物、行动与事件之上，从而以一种暴力性的方式来压制和控制个体主体。元叙事与文学叙事（literary narrative）具有相似性，它本质上是一种“以特定方式将分散的元素进行排列”的手段。由此，元叙事对事物如何运作、彼此之间如何关联提出一种具有修辞性的论述，并进一步为特定的政治立场和行动路线赋予合法性。以科学领域为例，元叙事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通过以“史诗式”叙事（“epic” narrative ）的形式讲述某项科学发现，从而赋予其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得以维持其在社会和政治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如利奥塔所言，“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使科学得以将自身包装成一部史诗；而国家自身的可信性，也正建立在这部史诗之上”（Lyotard, 1984, 28）[3]。
但在利奥塔看来，作为一种赋予合法性与权能（empowering）的力量，元叙事的衰退正是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后现代的主体不再相信元叙事，而是本能地意识到叙事本身所具有的修辞功能，并认识到同一组事件完全可以被组织成不同的叙事。利奥塔称，后现代性更倾向于“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s，petits récits）”，即那些不试图呈现一种统摄一切的“大写的真理（Truth）”，而只是提供一种有所限定的、只适用于特定情境的“小写的真理（truth）”的叙事。
尽管利奥塔身为哲学家而非文学批评家，但他关于叙事的这一看法——即叙事从来都不是中立的（innocent）或自然形成的，而总是具有局部性、选择性和修辞性——与后现代作家和批评家对叙事所采取的立场完全一致。后现代作家拒斥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幻觉（conceit）：仿佛叙事本身可以不经作者塑造而自然展开，而叙述者的任务不过是把一个自己偶然发现的、连贯完整的故事呈现给读者。实际上，叙事总是选择与阐释的产物——元小说（metafiction）作家反复运用的自反性技巧一再表明了这一点（详见第三章和第四章）。
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批判和对“小叙事（petit récit）”力量的信任，也与后现代小说摒弃现代主义叙事策略的做法形成了强烈呼应：这种策略通过诉诸某个关键的互文文本，使读者通过“重新整合（recuperating）”小说中碎片化要素的方式来理解作品。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便是其中的典型。全书共分为十八章，各章采用不同的写作风格。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的旅程，可以（事实上也必须）与荷马《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的旅程形成对照——乔伊斯不仅通过书名引导读者作出这种联系，还通过他在小说文本之外所作的相关评论对读者加以提示。而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或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等后现代小说，则通常会向读者提供过量的互文指涉与典故，以诱使读者以为这些线索会指向某个单一的、具有解释力的统摄性叙事（master-narrative）；但最终，它们只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让读者认识到统摄性叙事的运作机制，并意识到个别的、局部性的故事或暂时有用的阐释性建构所具有的价值。
NOTES
NOTES
[1]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 利奥塔与哈贝马斯的分歧集中于20世纪后期有关现代性、理性与知识合法性的争论。二人都延续了对工具理性、技术统治以及现代社会异化问题的批判，但在“现代性是否仍具有解放潜能”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及《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中认为，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并未失效，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的理性过度偏向于工具理性；因此，应通过“交往理性”重建理性的规范，使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尽可能排除强制的论辩，对交往行为中提出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进行检验，并以所有相关者原则上能够合理接受的共识作为规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利奥塔则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中对这种以普遍共识为导向的方案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社会由具有不同规则和判准的“语言游戏”构成，不存在能够为所有知识和话语提供统一合法性依据的“元叙事”。此后，他在《异识》（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异识”（différend）这一概念，用以指称无法依据对冲突双方同样有效的共同规则加以裁决的冲突。
[3]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Postmodernism?’ Trans. Regis Durand. In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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