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剑桥后现代小说导读：导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六）詹明信与历史性危机
在本节中，作者介绍了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重点讨论晚期资本主义下主体经验的碎片化、情感的衰退与历史感的丧失。詹明信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永恒的当下”（perpetual present），过去追求“深度”与“历史性”的现代主义文化形式，逐渐转变为追求“强度”、以拼贴式模仿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 在他看来，要想摆脱这一桎梏，只能通过“认知测绘”重建“作为历史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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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译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后现代小说导读》（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modern Fiction），为该书导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ty）”的第六部分：詹明信与历史性危机（Jameson and the crisis in histori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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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译者一人翻译、注释并校对，由于译者个人精力有限，可能存在错译或漏译，故建议读者阅读原文或对照原文阅读。
詹明信与历史性危机
詹明信与历史性危机
与现实“断裂（split off）”、生活在“超真实（hyperreal）”世界（鲍德里亚用来描述“拟真逻辑无所不在”这种文化状态的术语）中的体验，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的感受（feel）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实感的丧失（loss of reality）正是各种精神障碍的症状之一，这些障碍涵盖了从轻度抑郁到精神病性症状全面发作的各种情况。这似乎解释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特有的一种倾向：他们常借用描述精神疾病的语言来描述后现代所产生的影响。后现代性被描述为“精神分裂式的（schizophrenic, Jameson, 1991）”[1]、“多重心智的（multiphrenic, Gergen, 1992）”[2][3]、“媒介性心智的（telephrenic, Gottschalk, 2000）”[4][5]、“具有抑郁性和虚无主义倾向的（Levin, 1987）”[6]、“偏执的（Burgin, 1990；Frank, 1992；Brennan, 2004）”[7]，且容易使身处其中的人产生“低强度的恐惧”（Massumi, 1993）[8]乃至“恐慌”（Kroker and Cook, 1988）[9]。
从某种层面而言，这种对精神病理学术语的使用并不难解释：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理论家都倾向于认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影响是有害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诊断时，他对病理学状况的援引远超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将后现代主义现象与精神分裂、癔症、怀旧、偏执以及“情感的衰退”（waning of affect）联系在了一起。
詹明信的文风极具修辞色彩，但其论述却言之有物。晚期资本主义的状况对个体的感知与认知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他的诊断正是建立在对这一影响的详尽分析之上。他的论述始于这样一个前提：后现代主义预示了一种特定主体形态的消亡。存在于“古典资本主义和核心家庭”时期的“自主的资产阶级单子、自我或个体（the autonomous bourgeois monad or ego or individual）”，已经被“组织化官僚体制的世界（in the world of organizational bureaucracy）”消解了（Jameson, 1991, 15）[10]。随着这种主体形态的瓦解，在艺术领域，那种以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呐喊》（The Scream）等现代主义作品为代表的、作为现代主义典型特征的焦虑表达（异化、失范、孤独以及社会的碎片化与隔绝），已被一种对“强度（intensities）”[11]的更为普遍的反映所取代。这些情感围困着后现代主体，它们“漂浮不定（free-floating）、非个人化，并往往受到一种独特的欣快感（euphoria）支配”（Jameson, 1991, 16）[12]。
在“将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相关联”这一点上，詹明信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他思想家。正如他那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在詹明信看来，后现代主义无非是晚期资本主义作用于当代文化所产生的结果。
詹明信论证的核心在于：晚期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永恒的当下（perpetual present）”。在这一情形下，时间被新型电子媒体那种漂浮不定的节奏所支配。这严重削弱了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把握（apprehension）。后现代性的文化生产与消费表明，我们已经无法将自身置于一种真正具有历史性的语境之中。历史已然沦为了一种“风格”问题，它可以被拼贴到最新的复古服饰、“主题酒吧”，或者像罗曼·波兰斯基的《唐人街》（Chinatown, 1974）这样的“怀旧电影”中——在詹明信看来，这部历史题材的电影未能承载任何可靠的历史痕迹（Jameson, 1991, 19-20）[13]。对詹明信而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对过往一切风格的任意生吞活剥，以及对各种风格指涉的随意游戏”（18）。就审美技法而言，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更偏爱拼贴（pastiche），而非戏仿（parody）。二者都是模仿某种“特殊的、独特的、带有鲜明个人特征的风格”的手法。但戏仿具有某种“潜在动机”：它包含批判和讽刺的冲动，也有意使观众或读者发笑；同时，在这一做法下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信念：在暂时借用的那种反常的语言之外，仍然存在着某种健康的、正常的语言规范。而拼贴则不然：它仅仅是一种“空白的戏仿，盲眼的雕像（Jameson, 1991, 18）”[14]，一种丧失了全部批判性距离意识的、条件反射式的拙劣模仿（aping process）。
这种状况并非只存在于流行文化中，在最严肃的艺术和文学中也同样如此。E. L. 多克托罗（E. L. Doctorow）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1975）被一些人（比如琳达·哈钦）视为“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的典范——这部小说以有力的方式审视了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但在詹明信看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方式“切断了一种较为早期的社会-历史的阐释路径（Jameson, 1991, 23）”[15]，它通过一种自反性的方式（self-reflexive）将读者引向自身认识历史的方法，但这种做法反而使小说无法以足够的深度呈现其所描绘的历史时期。
然而，后现代主义——亦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已然吞噬了一切，既无法被简单地忽略，也无法被消除。因此，文化生产无法真正对后现代主义展开批判，因为它自身正不可避免地遵循着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在詹明信看来，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1991）乍看之下是对二十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及其猖獗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现象的批判。然而，由于其语言近乎强迫性地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消费文化的话语进行模仿，并不断提及其中的各种消费品，它最终所能够做到的，只是反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自身的种种迷恋，而无法对这些现象作出有意义的评述（Annesley, 1998, 21–2）[16]。
在詹明信看来，摆脱后现代主义逻辑的唯一“出路”在于他所谓的“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即对后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进行辨认与分析。后现代主义让我们深陷迷惘，搅乱了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感知。因此，我们必须建构某种认知地图，重新确立自身在空间与历史中的坐标，从而回归他所说的“作为历史的当下（the present as History）”（Jameson, 1984, 65）”[17]——这正是詹明信自身研究力图达成的目标。然而，他也意识到了其中隐含的悖论：倘若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笼罩着后现代境况下的每一种话语与文化实践，那么他自己的分析也难免受到这种逻辑的沾染。
NOTES
NOTES
[1]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 Gergen, Kenneth J. (1992)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3] “多重心智（multiphrenia）”这一概念源自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饱和的自我》（The Saturated Self）一书。在该书中，格根提出，过去一个世纪不断涌现的技术发展，使个体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多种不同的观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技术也使个体卷入日益繁多的社会关系、计划和责任之中。此外，在这种“社会饱和”的状态下，个体沉浸于一个不断扩大的“应该”（ought）世界之中——一个由各种社会可接受性标准构成的世界。因此，传统上那种单一而连贯的自我理想，逐渐被一种碎片化、去中心化的自我感所取代。
参见布莱克威尔社会学百科全书：
- Gergen, Kenneth J. (2017) ‘Multiphrenia’. In George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DOI: 10.1002/9781405165518.wbeosm143.pub2.
[4] Gottschalk, Simon (2000) ‘Escape from Insanity: “Mental Disorder” in the Postmodern Moment’. In Dwight Fee, ed. Pathology and the Postmodern: Mental Illness as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 London: Sage. 18–48.
[5] “媒介性心智（telephrenia）”是戈特沙尔克描述后现代媒介环境下日常经验的变化而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在多媒体技术日益渗透日常生活的条件下，个体的感知、自我反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受到媒介形式的影响。戈特沙尔克认为，日常生活的媒介饱和改变了人们理解时间、空间、现实与他者的方式，使主体经验逐渐被电子媒介所组织。
[6] Levin, David Michael (1987) Pathologies of the Modern Self: Postmodern Studies on Narcissism, Schizophrenia and Depress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7] Burgin, Victor (1990) ‘Paranoiac Space’. New Formations 12, 61–75; Frank, A. W. (1992) ‘Cyberpunk Bodies and Postmodern Times’.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3, 39–50; Brennan, Teresa (2004) The Age of Paranoia. New York: W. W. Norton & Sons.
[8] Massumi, Brian (1993) ‘Everywhere You Want To Be: Introduction to Fear’. In Massumi, e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Fea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38.
[9] Kroker, Arthur and David Cook (1988) The Postmodern Scene: Excremental Culture and Hyper-Aesthe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0]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5.
[11] 强度（intensities）是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文中用来描述后现代主体感受形式的概念。在现代主义的框架下，情感通常被认为以相对稳定的主体为前提，焦虑、异化、孤独等情感被理解为主体内部经验的外在表达；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种具有内在深度的主体结构趋于碎片化，传统意义上的“深层情感”也随之衰退。詹明信指出，与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文化更多地将“感受”转化为漂浮不定、非个人化的“强度”，并常表现为特殊的欣快（euphoria）。这种变化还与后现代主体时间经验的断裂有关：当主体难以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组织为连续的经验时，时间便趋于分解为一系列彼此孤立的“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当下的声音、色彩、物体及其他感知对象会以异常鲜明的物质性呈现于主体面前，从而形成更为即时、强烈而缺乏稳定对象的感受状态。
[12]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6.
[13]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20.
[14]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8.
[15]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3.
[16] Annesley, James (1998) Blank Fictions: Consumerism,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 London: Pluto.
[17] Jameson, Fredric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ory: Ideological Positions in the Postmodernism Debate’. New German Critique 33, 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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