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读札记-《从“乌合之众”到“合作共同体”——〈乌合之众〉与〈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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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为什么读这本书
我对《乌合之众》产生兴趣，缘起于《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以下简称《工业问题》）中专设一章对"乌合之众假说"（the rabble hypothesis）的批判。梅奥在该书中剖析了这一假说的谬误，以及它给经济理论和管理学带来的深刻误解，全书提及这一理论达十三次之多。
"Rabble"意为"a large, noisy, uncontrolled group of people"，即数量庞大、嘈杂且不受控制的民众。而《乌合之众》英译本第一章对群体特征的表述是："The word 'crowd' means a gathering of individuals of whatever nationality, profession, or sex... The crowd is always dominated by considerations of which it is unconscious... The lowering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the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ntiments." 
换言之，无论国籍、职业、性别，偶然聚集的个体一旦构成群体，便被无意识所支配，智力水平下降，情感发生彻底转变。
这两种表述颇为相似，都指向一群不受控制、丧失理性的民众。看到一本书用将近一章的篇幅系统批判另一本书的核心预设，本身就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因此，我花了一段时间研读这两部著作：一本写于20世纪中期，以工业现场研究为背景，探讨社会环境下的人际关系；另一本写于19世纪末，聚焦群体心理学。两者之间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令我十分好奇。
二、《乌合之众》的写作背景
《乌合之众》是19世纪末法国医生、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代表作。勒庞出生于传统家庭，父亲为公职人员，家族中不乏知名政治家与科学家；加之他本人的医学训练与从军经历，塑造了其典型的保守知识分子形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心理学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人通过观察人类的行为、语言与想象，构建起与潜意识的联系，强调无意识对具体行为的深刻影响。勒庞深受这一学说的熏陶，这从《乌合之众》对群体无意识的反复强调中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勒庞所处的时代正值法国政治动荡之际。1871年巴黎公社的爆发对他触动颇深——他亲眼目睹了杜伊勒里宫与卢浮宫在冲突中遭焚毁的景象。书中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激烈批判，甚至说全书写作的契机均来源于此历史背景。
三、《乌合之众》的主要内容
勒庞在本书中提出了"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crowd）的概念。在他看来，群体并非简单的人数叠加，而是因某一刺激或机缘聚集起来、不分国籍、职业与性别的个体集合；一旦形成群体，所有成员的心理活动便指向同一方向。此时，即便是强大的个体，也难以抵挡群体的洪流，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特征的有机整体。
这种共同特征表现为非理性、情绪化与极端化。个人的理性、智力与冷静，被群体的感性、偏执与狂热所取代。群体极易接受暗示且轻信盲从，即便成员皆由一群拥有高学识、高智慧的人组成，也会跟从人群下做出非理性判断。群体的偏执、保守与独断，足以压制一切智力思考与理性行动。在群体中，个人由于担心与群体意识相左而受罚，且个人责任感因匿名性而消解，使得理性的个人顺从非理性的群体，不仅不会受到抑制，反而得到鼓励。这意味着群体的道德水平可能远高于或远低于个体道德的平均水平——总之趋向极端。
由于群体的非理性特征，其想象力被极度放大，形象而具体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夸大与加速。言语与幻觉对群体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词语组合与表述方式的改变，能够重塑我们内心对事物的看法；而群体的非理性又使人们更倾向于沉湎于内心幻想——古代巴比伦与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无不是人类为承载这些幻想而建立的纪念碑。经验几乎是唯一能让真理在群体思想中生根、使危险幻觉破灭的有效手段，但这需要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反复发生。至于理性，群体几乎不受其影响；比起理性论证，情绪化的驱动更能激发人们的行动。
相较于个体，群体拥有巨大的力量，而如何将其有效地在实践上发挥作用，取决于领袖的领导。在勒庞看来，领袖是群体意志的化身，是群体观念的使徒；他们先被某种理念所操控，再将其强加于群体。无论这一理念多么荒谬，领袖都能借助断言、重复与传染的力量加以传播。一句无需证据与推理的简洁断言，经过上百次重复，便能深入人心——商业广告词之所以要求简短且重复，正源于此。
书中包含大量对革命运动及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勒庞认为，自我牺牲、爱国主义与革命热情，皆根植于群体心理中那种执着而情绪化的想象力量；革命团体在幻想中寻求乌托邦。他警告道，倘若这类尝试成功，其胜利很快就会成为爆发可怕内战的信号，并立即带来一个比过去更具压迫性的全新中央集权制度。
四、《乌合之众》的局限性
正如《工业问题》所阐释的，"乌合之众"假说及其同时代诸多心理学理论的最大局限，在于它们多基于学者对现象的主观性总结。在缺乏具体实验或科学统计支撑的情况下，研究者往往先验地设定若干限定性概念，而这些概念通常只在特定场景下成立。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这类局限愈发凸显。
以《乌合之众》中的论证为例：勒庞援引数据称:
当前受过正规教育的罪犯与无文化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未来五十年内人口犯罪率将从每10万人227人增至552人，增长133%"，试图证明教育普及不仅无法改善群体观念，反而会败坏道德。然而，但凡具备现代统计学常识，便能发现其中的明显谬误：以绝对数值替代相对比率，以时间先后关系替代因果关系。此类逻辑缺陷在书中并不鲜见。
回到"乌合之众"假说本身，其在概念上预设了群体的非理性、情绪化与无序性，并暗示需要一位领袖或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乃至“利维坦”将权威强加于群体之上，以确保秩序。正如《工业问题》作者梅奥所批判的，李嘉图等经院派心理学派将自然人的生活定义为"孤独、贫困、肮脏、粗野和短暂的"，这种对社会组织之无序与非理性的假定，恰恰需要通过对社会组织的直接观察与系统记录来检验，而非忽略动态变化的客观因素。
将这一批判置于《乌合之众》的语境中可见，勒庞更多是针对巴黎公社等事件的表面现象进行针砭。他目睹了公社对巴黎造成的破坏、激进改革的狂热，以及罗伯斯庇尔式领袖的极端行为，却未能通过更细致的观察与系统性的思考，去追问革命过程中各阶层群体的心理机制与行为动机。正如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中所指出的：
风俗习惯、社会传统、政治结构、制度、态度、动机、习性、本能等讨论的很多，但是社会研究的普遍原则和它们所关联的群众的行动之间的连接方式却没有包括在内。
这意味着任何心理研究与社会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与事实核对之上，而非先验地设定抽象假设，进而将一切对社会组织事实的调查拒之门外。
五、我们能从对读中获得什么
尽管《乌合之众》带有19世纪末法国保守知识分子对公众的某些刻板印象，但不可否认，勒庞提出的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到语言、断言与重复性话术对观念传播的深刻影响，揭示了群体行为与心理特征同个体之间的显著差异，并分析了群体心理非理性特征的成因。
然而，这些结论与概念必须经过传播学的系统学习，以及对实际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方能得到重新确认。正如《工业问题》所强调的，任何行之有效的社会研究，都需要研究者细心、透彻地与社会组织的实际运作者——无论是教师、护士还是纺纱工——开展沟通，全神贯注地观察其行为，记录并统计其工作内容，从而找到行为与真实动机之间的逻辑关联。
这对行政管理人员而言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员工的不满、基层与管理层之间的配合失调，乃至工作效率低下，都需要科学的观察方法，包括：
1、设计令被访者感到舒适的访谈方案
2、对工作环境中的事件进行详细记录
3、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
管理者不应先验地假定员工群体是非理性的，进而理所当然地认为权威压制能够提升工作热忱；相反，他们应当真诚地向组织成员阐明调查旨在帮助解决问题，并恪守人事处理的基本原则——保持耐心、学会倾听、避免随意发脾气——通过提升沟通能力，去探寻情绪背后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