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留声机还是一种新奇的发明。爱迪生的公司为了推广他们的新款留声机,在全国各地做一种名为“音色测试”的营销活动:他们请到歌剧的演唱家,在剧院里和一台留声机交替“演唱”,让观众分辨其中的区别。
这个测试,显然是为了推销留声机“与真实歌唱别无二致”的优越表现而设计的。然而,仔细观察的人发现:这样的场合里,歌手其实会无意识地,捏着嗓子,努力贴近留声机里的音色。
这只是一百年前,录音技术早期的一件趣闻。然而回望二十世纪的音乐历史,这是一个美妙的寓言。如不仔细考察,人会不假思索地觉得,音乐是自然的、本质的,录音只是捕捉它的过程。然而,录音远远不只是在保存音乐,它也在塑造这音乐,改变着人的聆听、演奏和创作。Mark Katz管这个规律叫做“phonograph effect”,留声机效应。
最初,歌手和乐手要对着收音的喇叭表演。声音不够洪亮,肺活量不够大的人,没有机会录唱片。那时候,留声机大致只能抓到 200Hz–3kHz,低频和高频都录不到,这是早期爵士乐会用大号而非贝斯的真实原因——大号就是前电声时代的Serum,一台靠巨大物理管身推动空气的低频机器。同样的原因,Dixieland Jazz Band 在录音时,用牛铃和木鱼替代掉了底鼓(kick)和军鼓(snare),尽管后世都以为这是Dixieland的风格。
麦克风时代的来临,激烈地重塑了音乐——远远不只是能录到的频率变多了,更多是人的行为被继续塑造了。Bing Crosby 和 Frank Sinatra 那深沉的低音,让歌唱从嘹亮的高处降落到了听着的耳鬓。1930年代,新的动圈和铝带麦克风,让小嗓门们实现了大反攻,靠着亲密的声音占领了广播和唱片。
1960年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录音棚里,新买的调音台因为电路故障,把低音吉他手的音轨录得滋滋啦啦。制作人为这种扎耳朵的噪音感到着迷,决定保留这一条。几年之后,它变成了效果器,后世称之为法兹(fuzz)。当然这件事还有更多的曲折:如果不是跌跌撞撞几年以后,Keith Richards 把它用在了 Rolling Stone 的名曲前奏里,摇滚乐也不会从乡村音乐里取得这件利器。
各种各样的歪打正着,负负得正,构成了20世纪的音乐历史。二战的疗养院里,热心肠的钢琴教师为了让病床上的伤兵学钢琴,在飞机残骸里拾荒,拼成了今天的电机械钢琴,Fender Rhodes;底特律的黑人舞曲爱好者,从当铺里买到声音稀烂而无人问津的电子伴奏机器,无意间发明了 Acid House ;90年代 Jungle 和 Drum N Bass 的制作人们,从1960年代一首被遗忘的歌曲里,截取了人类历史上使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采样 (Amen Break),而当初演奏它的那个鼓手已经两鬓斑白,在学校里当司机和教工,过了十几年,才听说自己为英国的电子音乐贡献了脉搏;这种不对称,也能在 Roger Linn 对当初自己发明 MPC 时所怀有的愿景,与离题万里但更加精彩的现实走向之间的对照中品出一二。
也许钢琴是更好的羽管键琴,但鼓机显然不是更好的架子鼓。二十世纪的乐器是人们在拾荒时的入迷,是穷街陋巷里的DIY音箱,和纸醉金迷的俱乐部舞池,跨越种族,阶层和地理距离的奇特汇集。
告别了古典时代,乐器的历史不再是线性的迭代:许多改变音乐的声音,最初都来自故障、廉价替代、失败的模拟和误用。人们收留这些“不适格”的声音,挖掘它们的性格,最终构造出今日听觉世界的丰富色彩。
这个系列活动,将通过叙述、实操演示、和丰富的影音资料,带我们回到那些无法预设、无法规划,却真正改变了我们听觉经验的偶然时刻,了解工具如何塑造美学,以及在后工业的垃圾堆里生长繁荣着的,人类永不安分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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