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牛津通识读本：第二章-性别化的身体（一）历史中的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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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前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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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某些专业术语时，译者将保留原文，供读者参考或进一步查询。
本文译自《牛津通识读本：身体》（The Bod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第二章“性别化的身体（Sexed bodies）”第一节“历史中的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Male and female bodies in history）”，对两性身体的观念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原文尾注将在文末以英文呈现，译者附注将在文末以中文呈现，请读者注意区分。
本文由译者一人翻译、注释并校对，由于译者个人精力有限，可能存在错译或漏译，故建议读者阅读原文或对照原文阅读。
第二章：性别化的身体（Sexed bodies）
我们的身体由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所塑造，而非完全由自然生物因素所规制——在有关性别差异的议题中，这一观点或许最具有争议性。男性与女性在生理和神经构成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可改变的差异，且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生物繁衍中的角色——迄今为止，这一观点仍然广为流传，且颇具社会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性别差异在人们出生时显现，在青春期和青少年时期进一步扩大，最终延伸到男人和女人的个体身份、社会关系、休闲偏好和职业生活当中。它们进一步导致了两性之间在身体、品位、能力，以及所擅长的任务和所适合的社会角色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正如一本流行的心理学作品所言：两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就好像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不过，对于大多数将男性与女性视为对立具身形态（forms of embodiment）的人而言，这种天文学的比喻反倒有些多余。一种更为常见的解释是：人类自然演进的过程造就了两性在身体、激素和神经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男性在体力、空间任务和逻辑推理等方面占据优势，而女性则在多任务处理、共情和沟通方面更为出色。这一观点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便受到一些社会生物学家的有力倡导。在他们看来，男女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化身体这一‘事实’，必然会制约并引导社会的组织方式。
尽管上述观念依然十分流行，但性别化的身体这一议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绝佳的视角：我们可以借此探索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al meanings），审视它们如何作用于被定义为‘男性’与‘女性’的个体，并最终塑造了他们的能力与命运。事实上，“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曾以多种方式被定义和解释，这削弱了“世界上永远只存在‘男性’和‘女性’这两种具身形态”的观念。此外，对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显著性进行评估也至关重要：“具身的‘性别差异’（embodied ‘sex differences’）与生俱来且不可改变”这一观点，在历史上曾被用来为人分配男人和女人这两类固定的身份，并将他们禁锢在受限且不平等的角色之中。
这种对身体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地位来加以说明。她们被禁止接受高等教育，并被劝阻参与剧烈运动，而这种排斥的理由是人们认为：身体或精神上的过度劳累会损害她们的生殖器官，进而危及帝国种族未来的健康素质。女性受到月经、怀孕和分娩等自然生理过程的支配——这些生物学事实表明，她们更适合在家庭领域中承担有限的角色。因此，这些女性被排除在那些能够给男性带来健康、社会地位和经济前途的活动与制度之外。简而言之：解剖学构造就是命运[1]。
历史中的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Male and female bodies in history）
尽管维多利亚时代深受刻板印象的主导，但当我们以长远的历史视角来审视性别化的身体（sexed bodies）时，关于这一议题的主流观点随时代推移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极为令人惊讶。从古典时代一直到17世纪末，关于性别差异的普遍观念并没有将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解读为截然对立的、不可改变的存在，也没有将其视为引发社会分化的自然根源。相反，当时人们理解男女身体的基础，是历史学家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所称的“单一性别-肉体”（one sex/one flesh）模型[2]。这一模型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男女的身体虽然存在有限的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相似的。
例如，在公元2世纪，希腊医学家盖伦（Galen）曾主张:男女两性的身体是同源的。这一论点也体现在当时的生殖器官图解中：在这些图解中，阴道被描绘成内翻的阴茎，卵巢则被描绘成体内的睾丸。在当时看来，男性偏热的体质造就了他们外翻的器官；而女性寒凉的体质则使其器官保持了向内卷曲的结构。不过，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女性在社会、道德或生理层面被视为与男性平等 ：在盖伦看来，男性多出的热量使他们在生理上优于女性[3]。在这一时期，身体器官本身并不足以被视作导致个体或社会不平等的自然根源，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稳定性或差异性。
这种“单一性别-肉体”模型如今看来或许有些荒诞，但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主导着人们认知男女身体的方式。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会根据是否存在阴茎来判定婴儿在生理上是男性还是女性，但性别身份（sex identities）并未被视为是不可改变的。阴茎的有无，仅仅被看作是某种更为复杂的性别身份的诊断性标志之一。要被认定为男性或女性，同样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一个人被认为是主动还是被动、体质是偏热还是偏寒，以及在社会评价中被视为“完整”还是“不完整”的人。此外，当时的人们还认为，这些身体特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个体的性别身份从男性变为女性，或者从女性变为男性。事实上，直到16世纪，依然有解剖学家主张：如果女性体内的性器官被推到体外，她们就能突然变成男性。
这些历史案例向我们表明：当代将性别化的身体视为截然对立的观点，并非始终主导着人们对于该议题的思考。然而，这种长期延续的“单一性别-肉体”观念在18世纪受到了挑战，并最终被取代。科学开始不断充实并巩固“男性”与“女性”这两个范畴，并认定这两者代表着自然界中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对立。性别化的身体不再是个人身份和社会差异的一种可塑性指标，而是开始被视为社会区分、身份认同和群体分化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它不仅决定了个体作为男性或女性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将其性取向固定在了对“异性”的偏好上）。“劣等的女性身体”这一概念——无论是作为活体生物，还是作为尸体和骨架——开始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此时，社会已经普遍认定：女性混乱而不稳定的身体，主导并威胁着她们那易受干扰的、脆弱心智中的理性潜能。
17世纪的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认为：社会秩序并非必然由男性主导。但与他们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和19世纪的生物科学坚称：女性身体的局限性注定了她们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女性天生敏感的特质使其更适合繁衍后代，并为她们操持家庭奠定了基础，但这同时成为了她们承担重要公共角色的阻碍。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关于原罪的看法遥相呼应：当时的人们认为，分娩不仅注定了女性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也注定了她们的社会生存空间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为什么这种对性别化身体的“自然主义”重释（reinterpretation）会如此流行，并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先前的“单一性别-肉体”模型同样存在于男女地位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之中。既然早期的社会不需要去论证社会不平等的生理基础，那么，为什么这些辩护理由会在后来的时期变得如此重要？
身体史学家们对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们认为，这种身体观念的转变是为了解决由启蒙思想所引起的一个意识形态困境。启蒙运动所继承的“单一性别-肉体”模型引发了这样一个难题：进步哲学思想建立在对平等权利的承诺之上。在这一背景下，男性对女性支配的合理性从何而来？如果男女两性的身体构造和能力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相似，那么，在启蒙思想的逻辑下，就没有启蒙主义意义上的理由拒绝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可以预见的是，这令那些可能因改革现状而蒙受最多损失的人(也就是男性）感到不安。然而，如果性别化的身体并非可塑的生物学现象，而是固定且不平等的有机结构，并且能对男女两性的命运产生不可改变的影响，那么，不平等便可以被解释为自然条件的结果——社会本身对此无能为力。这种关于具身性的自然主义观点强化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同时损害了女性的地位。
科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种“两性的解剖学构造（sexual anatomy）决定其社会命运与文化命运”的全新论调。他们往往片面地、有选择性地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例如，在19世纪女性为争取高等教育机会而四处奔走时，颅骨测量学家（也就是那些通过测量和分析头骨来评估人类的能力的人）却对这种诉求嗤之以鼻。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颅骨测量学家之一[4]。他宣称，女性相对较小的头部尺寸注定了她们无法发育出成熟的大脑：作为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劣等”形态，女性永远无法奢望能像男性那样从教育及其他社会机会中获益。
即便在女性获得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之后，各种警告仍然不绝于耳。1905年，美国俄勒冈州医学会主席警告称，智力活动可能导致精神和身体疾病。无独有偶，1923年，英国政府机构在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女孩们所经历的“生理紊乱（bodily disturbances）”会损害她们的心智能力，并影响她们的考试表现。此外，那些把所谓“自然”的身体原因视为男女社会不平等根源的倾向，在当时被称作科学的论述中始终没有停止。
此类论调中，近期为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属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它于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哈佛大学，以一种反动版本的进化论为基础。随着美英两国右翼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相结合的政策，社会生物学作为与其相呼应的理论也开始大行其道。社会生物学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基因差异所造成的自然且不可逆转的结果。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女性进化得更擅长承担与养育和照料相关的社会角色，而男性则被设定为要去竞争和支配。此外，社会生物学家们还辩称，任何试图通过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来改造社会、追求性别平等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经那句著名表述所说，个体归根结底不过是服务于历史与社会真正动力——基因——的“生存机器”。
Notes
[1] “解剖学构造就是命运（Die Anatomie ist das Schicksal）”是弗洛伊德借用拿破仑名言“政治就是命运（Die Politik ist das Schicksal）”所形成的知名断言，可见于《论爱情生活最普遍的降格（1912）》与《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两篇论文。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身体的解剖构造（尤其是性器官的位置与两性在形态学上的差异）会对性欲组织、对象选择、羞耻与厌恶机制，以及性心理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参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爱情生活最普遍的降格” ，载《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文选》，卢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6–45页。
Sigmund Freu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Ego and the Id and Other Works, 1923–1925,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 assisted by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 vol. 19 of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61), 173–79. 
[2] 在《身体与性属：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一书中，拉克尔使用“单一性别-肉体（one sex/one flesh）模型”来概括从古代到17世纪人们关于性别差异的观念。在拉克尔的概括中，古典到近代早期的西方医学将男女之间的差异理解为程度、等级、位置上的差异，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性别身体”。
参见：
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s. 1–2.
[3] 除了拉克尔在《身体与性属》中对盖伦思想的概括之外，也可见盖伦《论身体各部分的用途（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英译本卷十四第六章：“女性之所以不如男性完善，首要原因在于女性更冷。因为在动物之中，如果较热者具有更强的能动性，那么较冷的动物相对于较热的动物便是不够完善的……凡男性所有的各个部位，女性也同样具有；二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一点，而这一点在整个讨论中都必须牢记：即女性的这些部位位于身体内部，而男性的这些部位则在外部，位于被称为会阴的区域。你可以先任取其中任何一个部位来考察：把女性的部位向外翻出，把男性的部位向内翻入——可以说，把它折叠进去——你就会发现，二者在各方面都是相同的……”
在英译本中，Margaret Tallmadge May对“男热女热”做出了详细的注解：
男性比女性更热的观念并非盖伦（Galen）首创，其历史要悠久得多。它已见于 《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中。然而，该文集中也包含了相反的论断。一位作者说，女人的血液比男人更热，因此女人更热（《论妇女疾病》De mulierum morbis, I, 1 [Littré, VIII, 12, 13]），但另一位作者则说，通常男性更热、更干燥，女性更湿润、更寒冷，这是因为男性活跃而女性怠惰（《论摄生法》De victus ratione, I, 34 [Littré, VI, 512, 513]）。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论动物部分》De part. an., II, 2, 648a25-31）：巴门尼德主张女性比男性更热，而恩培多克勒则持相反观点。不过，关于恩培多克勒观点的讨论，以及对盖伦在《希波克拉底〈论流行病〉第六卷注及盖伦注》（Hippocratis Epidemiorum VI. et Galeni in illum commentarius, II, 48 [Kühn, XVII, pt. 1, 1002]） 中就此问题引用恩培多克勒的批评，请参见朗里格（Longrigg，1964, 297-300）。亚里士多德本人认为，男性拥有远为充足的“生命之热（vital heat）”，这使得他能够产生完善的精液，相比之下，较冷、较不完善的女性只能产生未被充分熟化的经血（catamenia）。参见其 《论动物的生成》（De gen. an., IV, 765a34-b35, 766b16-26，并参阅 I, 19, 726b30-727a1）。 盖伦在本书第十四卷第六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论；另参见《论精液》（De semine, II, 4 [Kühn, IV, 623-624]）。 关于两性之间存在根本性温度差异这一观念的起源与历史， 可参见莱斯基的详细综述（Lesky，1950, 1255-1262） 
参见：
Galen,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trans. Margaret Tallmadge May, 2 vol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1:382n78.
Galen,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2:628–30, book 14, chap. 6. 
[4] 由于心理学分支众多，将某一位研究者称为“心理学奠基人”有过度简化之嫌。此外，古斯塔夫·勒庞一般被视为群众心理学和早期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者，若就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实验科学而言，威廉·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通常被视为关键的奠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