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牛津通识读本：第一章身体：自然属性与社会建构（二）身体研究的兴起：学术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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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牛津通识读本：身体》（The Bod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第一章“身体：自然属性与社会建构”第二节“身体研究的兴起：学术动因（Why the body? Academic factors）”，探讨了促使身体研究兴起的学术动因。 
原文尾注将在文末以英文呈现，译者附注将在文末以中文呈现，请读者注意区分。
本文由译者一人翻译、注释并校对，由于译者个人精力有限，可能存在错译或漏译，故建议读者阅读原文或对照原文阅读。
身体研究的兴起：学术动因
社会科学家泰德·本顿（Ted Benton）[1]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若想充分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身份问题和人际关系，就必须探究物理构成（physical constitution）和生态环境（ecological surroundings）对它们产生的影响。生物学对个体与社会至关重要：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进化为社会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独特的生理基础与神经基础，而这些社会关系又反过来为物种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后续的进化发展创造了部分条件。例如，两足行走（bipedalism）的演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使用和部落狩猎实践的进步，不仅塑造了人体的整体形态——尤其是手部结构——还极大地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使人类能够不断提升技能、专精于特定任务。这为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尽管身体层面与神经层面的变化看似与社会议题的关注点相去甚远，但它们实际上为现代文化提供了具身化的背景（embodied context）。正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并在心灵反思与判断能力的指引下锻炼出灵巧的双手，我们才能够创造出当代生活所特有的艺术与技术。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与他人互动的媒介，同时也对这种互动施加了限制。人们身体层面的互动围绕着话轮转换能力（the ability to take turns in communicating）[2] 而构建，同时也取决于人们能否接受在他人面前“敞开自我”时所展露出的脆弱。换言之，这些互动具有“身体间性（inter-corporeal）”，借由我们彼此的身体性（corporeality）共同构建而成。即便是由互联网和新社交媒体所促成的“虚拟”交流，也要依赖于我们运用这些技术时所需的运动能力和感官机能。身体还塑造了我们用以想象、理解和归类周遭世界的隐喻：对某人感到“厌烦（sick of）”、情感上感到“空虚（empty）”，以及无法同时完全身处两地（not being able to be fully in two places at once）的局限——这些感受都与我们的身体状态和身体经验密切相关。
器质性的生物因素（organic biological factors）对于人们在社会层面的身份与能力至关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整个人类物种上，也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之中。从出生到婴儿期，历经青春期与青少年期，再到步入中年与晚年，不同阶段的身体为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基础。尽管眼镜、助听器等技术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机能的衰退，但我们的重要器官与感官的健康与机能终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衰老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也将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和对他人的依赖程度产生影响。以英国为例，约35%的80岁以上老人患有严重的视力衰退、黄斑变性和其他需要显著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疾病。因此，忽视这些因素，就等于忽视了那些必然影响到个人按照自身意愿行动与生活的生物学议题。
本顿关于生物科学的论点指出：倘若忽视物理存在（physical existence）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将受到限制。然而，这一观点也从积极层面揭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即通过探索其通常规避的学术领域，来扩展自身的研究范围并提升分析能力。作为一门研究考古遗址中生物遗骸的学科，生物考古学（bioarchaeology）正是阐明这点的绝佳案例。
生物考古学通过骨骼遗骸的分析揭示个体生活的细节，拓展了我们对性别不平等、人口迁移、政治压迫与冲突的影响等社会问题的认知。该领域的科学家们发现，骨骼的化学成分能够揭示过往男女在饮食上的巨大差异，并为地域流动性（geographical mobility）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见解。生物考古学家丽贝卡·高兰（Rebecca Gowland）和法医人类学家蒂姆·汤普森（Tim Thompson）对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奴隶墓地中骨骼遗骸的研究便是例证 [3]：这些遗骸上的伤痕证实了奴隶们生前面临的虐待、营养不良、恶劣生活条件和繁重劳役。此外，生物考古学甚至能揭示政治事件对胎儿在子宫内发育（developing in utero）的影响——例如1944至1945年因德国切断食品供应而造成的荷兰饥荒 [4]。这些发现正是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家投身于那些能够揭示政治、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事件与关系重要性的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原因。
近年来，与人类具身性（human embodiment）相关的议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内在发展，生物科学的最新突破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为理解人类进化、发育、遗传和大脑提供了一种动态而灵活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仅促使生物科学更加关注有机体内部的相互作用，也促使它们更加重视人类机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种重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首先，那些基于“自私的基因”的简单进化论观点（即认为人类行为完全由旨在确保“适者生存”的基因构成所控制）遭受到了挑战：一些更为精妙的论述为利他行为和其他亲社会行为的存在提供了空间。这类科学论述促使像女性主义作家伊丽莎白·格罗茨（Elizabeth Grosz）[5] 一样的文化理论家重读达尔文的作品，并着力阐释诸如性吸引（sexual attraction）等过程如何为独立于生存问题的文化领域奠定基础。在这种理论视角下，社会与文化标准对社会行为与人类繁衍变得至关重要。这一认识使得分析家们能够突破以往对具身行动与互动（embodied action and interaction）的相对单一维度的解释。
表观遗传学（一门研究基因表达变化机制的学科）领域的研究已证明，社会因素与环境因素对基因的调控至关重要。例如，疾病、身体发育模式和肥胖等问题如今不再被归因于单个基因的作用，而是被视为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包括了个体与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互动。以本章前面提到的荷兰饥荒为例：相关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表明，导致食物短缺的政治行动会对第二代人的后代产生影响（女性胎儿体内的卵细胞在其尚未出生时就已开始发育）。这一事实再次告诉我们：生物过程与社会过程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社会因素导致的一代人的食物匮乏，能够显著影响其孙辈的发病率与死亡率。
认为人类有机存在（organic being）受到社会因素影响的动态视角也与神经科学的前沿思想相契合。在这一视角下，身体被视为心智的基础：包括视网膜、耳蜗以及皮肤中神经末梢在内的多种身体物理感受器（physical receptors）接收来自环境的刺激，并将其转化为信号链传递至大脑。这些信号参与构建特定的神经活动模式（neural patterns），从而“映射”我们与外界事物和他人的互动。精密的神经学分析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大脑不仅塑造了这些互动，同时也被它们所塑造。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大脑具有可塑性（plasticity）和可变性（malleability），能够响应我们的行为与互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
基因工程的最新进展进一步凸显了社会因素对我们生物学构成（biological constitution）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如今，我们已能够改变自身遗传特征中某些要素。以干细胞研究为例：它具备分化为体内任何一种细胞和组织的潜力。人们对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有望在医学、医疗保健及生物工程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早在1970年代，与这类研究相关的生命科学产业就已开始通过提取并重组遗传物质的全新方式，利用现有的人类、动物、植物及其他物质样本创造新产品。这些发展进一步证明了社会进程——尤其是科学进步——对我们生物学构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NOTES
[1] 泰德·本顿（Ted Benton）：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具有哲学与自然科学（生物学）交叉背景，代表作为《三种社会学的哲学基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Three Sociologies, 1977）。泰德研究涵盖社会科学哲学基础、生物思想史、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环境社会理论，并对极端达尔文主义／还原论进行了批判。同时，他也是一位活跃的自然史学者，著有《大黄蜂》（Bumblebees, New Naturalist 98, 2006）等昆虫自然史著作，并因该书在 2007 年获得伦敦动物学会的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奖。泰德致力于将社会学视角与自然科学研究结合，在跨学科整合社会理论与生态学方面贡献突出。
总结自埃塞克斯大学网站：“Ted Benton.” University of Essex, www.essex.ac.uk/people/BENTO61201/Ted-Benton. Accessed 16 September 2025.
[2] 话轮转换 (Turn-taking) 是一套解释对话互动秩序的系统理论，由萨克斯 (Sacks)、谢格洛夫 (Schegloff) 和杰斐逊 (Jefferson) 在1974年的论文中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们看似随意的对话并非杂乱无章，而是由参与者通过一套隐性规则进行管理的，这套规则使得人们彼此间的交流可以达到“一次一人说”，并且话轮之间“无间隔、无重叠”的效果。话论（Turn）指的是一个参与者从开始说话到结束说话的整个时段及其产出的全部语言内容，其结束点由下一个说话者的进入来定义。话轮构建单元 (Turn-Constructional Unit, TCU)构成一个潜在完整话轮的单位，其形式灵活，可以是完整的句子，也可以是短语甚至单个词汇。转换关联位置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TRP)则是即发言权可以发生转换的时机。参与者能够根据语法、语调等线索实时预判 (project)话轮构建单元的结束点，并根据一套有序的规则进行话轮分配：(a)当前说话者可以通过提问、凝视等方式指定下一位发言者；(b)若当前说话者未指定发言者，则任何人可自我选择（先说者得）；(c)若无人接话，当前说话者可继续进行发言。此外，话轮转换模型还能系统地分析重叠 (overlap) 和沉默 (silence) 等等看似“混乱”的现象在互动中的意义。沉默指的是会话中无人说话的现象，根据话轮分配规则可分为可归因沉默（特定下一说话者被选中但未回应）、不可归因间隙（无特定说话者被选中时的沉默）和间歇（所有转换规则都不起作用时的沉默）。话轮间的沉默具有引发追问的特性，而话轮内的停顿则被视为正常现象。重叠指的是多人同时说话的现象，可分为违反性的“插入式的开始（在前一轮远未完成时开始）”和合法的“转换空间开始（在转换相关位置开始）”。
参考书目：Clift, Rebecca (2016)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可以参考二者的合著著作：Gowland, Rebecca and Thompson, Tim (2013) Human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1944年至1945年荷兰饥荒（Dutch famine of 1944–1945），也称饥饿之冬（荷兰语：Hongerwint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德占荷兰的一次饥荒。在1944年至1945年的严冬及其后，饥荒影响了大河以北流域（the great rivers）、人口稠密且高度城市化的西部省份的民众。饥荒始于1944年9月盟军针对荷兰德国占领者发动的军事攻势——“市场花园行动”失败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德国的禁运和荷兰的铁路罢工导致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运送的食物和燃料被中断或大幅减少。荷兰政府实施食物配给制，但在1944年末至1945年初，配给量下降到了饥饿水平。政府经营的救济食堂、社区组织，以及从城市前往乡村购买或以物易物获取食物的个人“觅食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境。荷兰西部的城市化地区约有430万人受到影响。约有2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其中大多数遇难者是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是1945年3月。由于德国的顽固态度和盟军不愿向德控荷兰地区提供援助，来自国外的援助迟迟未能运抵。瑞典、瑞士和红十字会的食品从1945年2月开始运达。1945年4月29日至5月8日，在德国占领者的同意下，英国和美国空军向该国空投了食物。5月2日至5月9日，加拿大军队在一次行动中用卡车向荷兰运送了食物。5月8日德国投降后，来自盟军的大量援助缓解了饥荒。这次饥荒对幸存者的影响已被荷兰和外国医学学者广泛研究。
译自维基百科：“Dutch famine of 1944–1945.” Wikipedia, 16 September 2025, en.wikipedia.org/wiki/Dutch_famine_of_1944–1945. Accessed 26 July 2025.  
[5] 伊丽莎白·安妮·格罗茨（Elizabeth Anne Grosz，1952年-今），澳大利亚籍哲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曾移居美国工作。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简·福克斯·奥巴尔妇女研究项目（Jean Fox O'Barr Women's Studies）”杰出荣休教授。
译自维基百科：“Elizabeth Grosz.” Wikipedia, 18 April 2025, en.wikipedia.org/wiki/Elizabeth_Grosz. Accessed 16 September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