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实在”(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al’)
后现代性将人类与“实在(the real)”相分离的这一观念,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形成了显著共鸣。近几十年来,这项理论运动对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与鲍德里亚的理论一样,都围绕着语言领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分离展开。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过度夸大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联系,把二者看作“本质上”是同一回事,或者认为前者脱胎于后者。德里达、福柯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有时会被错误地归入后现代理论家的行列。正如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所言:“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表亲。(McHale and Neagu, 2006, n.p.)[1] ”
在此,我们无需赘述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异同,只需大致指出:后结构主义倾向于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阐释文学或艺术文本,旨在表明其含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始终处于多重与延宕(deferred)[2] 之中。这一特点与“后现代”阐释文本的方式相契合。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对此作出更为深入的探讨。
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确在某种层面上具有“后结构主义”色彩:在对“实在(the real)”这一问题提出质疑时,后现代主义标定了自身处于结构主义之后的位置;而后结构主义理论本身,也是由结构主义自身所释放出的理论后果促成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思想是结构主义理论的发端。他强调:语言与世界始终是分离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系统。在索绪尔的定义下,符号由两个要素组成:其一是“能指”(signifier),即一种具有区分性的声音或图像的组合(如一个词语或一幅视觉图像);其二是“所指”(signified),即“能指”在人心灵中唤起的概念或定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结具有任意性(比如,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一本书非得叫作“book”,而不是“rook”或“magazine”),但二者一旦被连接起来,就不能再被随意拆解——语言若要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形式发挥作用,就必须维持人们已经达成共识的意义。这就是说,语言的运作主要依靠“约定俗成”。
索绪尔理论真正的意涵在于:语言的运作并不需要依赖现实世界——它是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运作的。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谈论某个真实的事物时,其话语之所以能被他人理解,完全是凭借“能指”的编码体系本身:假如我指着一本书说“这本书”,你之所以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实际上并不是因为那个“指涉物”本身(the referent,即我当下手指的那本书的实体),而是因为你理解了“这”和“书”这两个“能指”所唤起的“所指”。
索绪尔的思想似乎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信念提供了基础。这一信念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得到了最为有力的阐述(尽管鲍德里亚本人对索绪尔提出过强烈的批评):我们栖居在一个始终已然(always already)与实在相分离的虚拟世界之中。借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在后现代性中,地图“先于疆域” [3] ;换言之,现实被它的仿真版本(simulated version)所决定。与后现代小说更直接相关的是这样一种结构主义观念:意义来源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来源于这些要素指涉系统之外某物的能力(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点)。比如,“书”(book)这个词之所以具有意义,并非因为它本身蕴含着某种固有的价值,而是因为它能在语音上(例如,它读起来不是“rook”或“boot”)和概念上(它指的不是“杂志”或“传单”)与其他词有所区别。这正是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个“只有差异而没有肯定项的系统”时所表达出的深意(Saussure, 1966, 120)[4] 。这一点为后现代小说所热衷的一个核心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文学文本中,特定的词语之所以具有其特定的含义,是因为它们与文本内部的其他词语、以及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存在关联,而不是因为它们对现实世界有所指涉。
正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索绪尔的理论对我们如何理解人类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人本主义所提出的那个自主的“自我”(self)观念不同,人类的“主体”(subject)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和某种语言单位在句子中存在的方式相同——我们的“意义”来自我们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而非源于任何内在的本质。这一思想最强有力的延伸体现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拉康认为,我们是从自身在所谓“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中的位置来获取身份认同的——这种秩序是由各种“意义”、代码、习俗和规则构成,并对社会进行结构化的系统。只有当我们被铭刻进(inscribed)象征秩序之中时,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有意义的身份——其中的一个范例就是我们被赋予了名字;除此以外,我们的行动以及关于身份的宣称,也只有在一个被共同认可的表意网络(network of signification)之中才能产生意义。然而,进入象征秩序也使我们与“实在”(我们的身体驱力)相分离。因此,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本质上是虚拟的——所有真实的事物,都必须通过语言和象征秩序的编码,才能变得可被认知并具有意义。
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欲望和无意识的产生,以及神经症/精神病症候体系的形成。这些现象正是精神分析所专门研究的对象,且源于我们试图处理那些无法被“象征化”(symbolized)的事物(即那些在日常现实中“说不通”或“无法理喻”的事物,例如创伤或死亡)的方式。对这一状态最具“后现代”意味的阐释,出自拉康派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他在作品中强调:日常现实(everyday reality)——这个由我们的名字、意识和社会身份构成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虚构”(necessary fiction),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我们真实的自我(即位于无意识之中、我们无法触及的那部分自我)阻隔在外(Žižek, 1991)[5]。
[1] McHale, Brian and Adriana Neagu (2006) ‘Literature and the Postmodern: A Conversation with Brian McHale’. Kritiko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ostmodern cultural sound, text and image 3, http://garnet.acns.fsu.edu/∼nr03/neagu%20and%20mchale.htm. Accessed: 20/09/07.
[2] 延宕(deferral):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中解释意义生成机制的重要概念,意在表明意义本身并不在文本中即时、完整、稳定地呈现,而是在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语境转换和阅读阐释过程中不断被推迟。这一概念与德里达提出的“延异”(différance)紧密相关。在德里达的理论中,“延异”同时包含“差异”与“延宕”两层含义:意义一方面依赖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而生成,另一方面又因符号链条的不断展开而无法被最终固定。由此,德里达对伽达默尔关于“理解之成功”的阐释学观念构成挑战:伽达默尔相信理解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抵达确定的真理主张,而德里达则指出,语言符号并不直接呈现其所指,意义总是在能指之间的异质关系中被间接生成。由于这种异质性无法被完全克服,人们试图确定意义的努力便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延宕之中。我们可以借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来理解这一概念:在剧中,两个流浪汉——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一直在一棵树旁等待一个名为戈多的人,他们不知道戈多什么时候来,也不太确定戈多是谁,只知道“必须等他”。在文本中,“戈多”的身份一直未被揭晓:它没有登场,也没有被解释清楚。于是“戈多”的意义一直被推迟:它可以被视为上帝(Godot 和 God 形式接近,可以被理解为上帝或救赎,因此戈多的缺位可能意味着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传统宗教意义上的确定救赎);可以被视为希望(在这一解释之下,《等待戈多》揭示了希望之于人类生存的必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终极意义(在这个解释下,《等待戈多》暗示了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的丧失)。然而,由于“戈多”的缺位,上述的每一种解释都不具有最终的有效性,因此,“戈多”的意义便在不同解释之间不断滑动、推迟和重组,始终处于无法被最终固定的延宕之中。
[3] 地图“先于疆域”:这一句论述出自让·鲍德里亚的著作《拟像与拟真》。在书中,鲍德里亚借用并反转了博尔赫斯使用过的寓言:一个帝国绘制了一张与帝国疆域一样大的地图,地图完全覆盖了现实疆域。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后现代社会中,这个寓言已经过时了:问题已经不是“地图太精确,以至于覆盖现实”,而是地图、模型、符号、媒介表象先行,并反过来生产了我们所理解的现实。
[4]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New York: McGraw-Hill.
[5] Žižek, Slavoj (1991) Looking Aw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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