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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了更崇高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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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所阐述的理论思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人类面临的困境。
自文明诞生之初，从不缺少富有远见的改革者。希伯来先知、希腊哲学家、中国圣贤、印度神秘主义者、基督教圣徒、法国人文主义者、英国功利主义者、德国道德主义者、美国实用主义者、印度教和平主义者，他们都曾谴责战争与暴力，呼吁人类彰显良善本性，却都未能成功。正如前文所述，这一失败的根源在于改革者错误解读了历史动因，正是这些动因使人类将自身历史引向灾难，阻碍人类汲取历史教训，如今更使人类生存面临威胁。其根本谬误在于将一切归咎于人类的自私、贪婪及所谓破坏性，即个体自我中心倾向。然而，历史与心理学证据均表明，这种观点与事实相去甚远。
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会否认：与那些出于无私忠诚——效忠善妒的神明、君主、国家或政治制度——而遭屠戮的庞大人口相比，个人动机驱动的罪行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卡利古拉的暴行在托尔克马达掀起的浩劫面前黯然失色；盗匪、强盗、黑帮及其他反社会分子杀害的人数，与以"真宗教""正义事业"之名欣然被屠杀的民众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异端分子并非在盛怒中受酷刑、遭火刑，而是怀着"拯救其不朽灵魂"的悲悯之心被处决。苏俄与中国的政治清洗被美化为"社会卫生手术"，旨在为人类迈入无阶级社会黄金时代铺路；毒气室与焚尸炉的运作，则是为了催生另一种千禧年秩序。必须再次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个人自我膨胀引发的暴行在数量上远不及那些为旗帜、领袖、宗教信仰或政治理想而超越自我、高呼"为更崇高荣耀"献身的牺牲者。人类始终甘愿为良善的、邪恶的乃至荒谬至极的事业赴死。这难道不是对"超越自我的冲动"最确凿的实证吗？
因此，历史记录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悖论：人类悲剧并非源于侵略性，而源于对超个人理想的献身；并非源于个体自我膨胀的过度，而源于人类整合本能的失常。我想帕斯卡曾说过：人既非天使亦非魔鬼，但当他试图扮演天使时，反而会堕为魔鬼。
然而，这一悖论究竟缘何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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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谨记，在生命现象背后的基本二元性中，全子的自我肯定倾向是其"整体性"的动态表达，而整合倾向则体现了其"部分性"，即它从属于更高层级全子层级结构中更大整体的属性。在一个良性平衡的社会中，这两种倾向都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共同维持社会平衡。因此，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中，一定程度的自我肯定："粗犷个人主义"、雄心、竞争意识等不可或缺；没有这些，社会与文化进步将无从谈起。约翰·多恩所说的"神圣之不满"，正是社会改革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们必不可少的内在动力。唯有当这种平衡因种种原因被打破时，个体的自我肯定倾向才会显现出其破坏性潜能，倾向于以损害社会为代价来彰显自身。大多数文明，无论原始还是先进，在应对此类失衡状况时，总体上都相当成功。
然而，整合倾向反复无常，在我们看来，这主要是人类困境的根源，结果却更为隐晦且复杂。我此前已提及一个致病因素：与其他任何物种幼崽相比，人类婴儿经历更漫长的无助期，且完全依赖他们的监护人。这种长期生存体验，很可能正是成年人轻易顺从权威、对教条与道德诫命产生类催眠式易受暗示性的深层根源：即人内心对归属的渴望，以及将自我认同于特定群体或其信仰体系的本能冲动。
弗洛伊德曾指出，道德良心——即超我——是儿童对父母（尤其是父亲）身份认同的残留；父母的部分人格特质与道德态度会被"内摄"，近乎固化于成长中儿童的无意识心理结构中。我们未必需要全盘接受"成熟个体的道德良心不过是这种心理移植产物"的极端观点，但仍须认识到，这一机制在情感未成熟者的心理构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当前语境下，我们关注的正是这类情感不成熟的成年人。他们的整合倾向，即"归属需求"，往往以幼稚或病态方式显现。在整合倾向这些病态表现中，我们可以辨识出三个相互交织的因素：对父亲替代者的权威屈从；对社会群体的无条件认同；对其信仰体系的不加批判的接纳。这三者在人类血迹斑斑的历史篇章中皆有映照。
自弗洛伊德以来，第一点已成常识，此处只需略作提及。体现父亲形象的领袖，可能是圣人亦或是煽动者，可能是智者亦或是疯子。领袖应具备何种特质并非本处讨论重点，但显然他必须触及受其支配的民众某些共性，而其中最为普遍的共性，便是如婴儿般对权威的屈从。
领袖-追随者这对关系可用来概括一整个国家的关系，希特勒偶像式的崇拜便是鲜明一例，或者局限于某一宗教小团体，亦或是一对一的双人关系中：心理治疗师长椅上休眠后的关系，神父告解室的忏悔时刻。以上所有关系的唯一共同之处便是“屈从行为”的存在。
当转向前述第二和第三种因素：个体对社会群体及其信仰体系的无条件认同，我们便会发现，被称为"群体"的社会聚合形态多种多样，其心理特征可用"群体心理"或"群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加以描述。然而这一心理学分支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群体行为的极端形态，例如中世纪爆发的集体癔症，或是勒庞对法国大革命期间涌现的英勇而残暴的暴民行为的经典研究（弗洛伊德等人曾以此为研究文本）。这种聚焦于群众心理学戏剧性表象的倾向导致学者们忽视了群体心理更为普遍的内在原理，以及它对无论古今人类历史所施加的主导性影响。首先，个体无需亲临人群现场，便可能受到群体心智的浸染；对国家、教会或政治运动的情感认同，即便缺乏物理接触也能产生强大效力。即便独处浴室的私密空间，人仍可能沦为群体狂热的牺牲品。
此外，并非所有群体都需要一个集权威于一身的个人领袖或"父亲形象"（如前文所述）。宗教与政治运动在初创阶段固然需要领袖引领；即便成型后，高效的领导仍有助益；但群体最根本的需求，使其作为一个社会全子保持凝聚力的核心要素是信条，即一套共享的信仰体系及其衍生的行为准则。这种凝聚力可由人格化的权威代表，亦可依托象征物实现：部落成员藉由图腾或物神获得神秘的联结感；信徒将圣像奉为崇拜对象；士兵在战场上誓死捍卫军团旗帜。群体心智可能源于坚信本群体是与神立下特殊誓约的"选民"，是金发半神后裔构成的"优等民族"，抑或其帝王血脉源自太阳神。其信条可能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遵循特定仪轨者方能获得来世特权阶层的身份；抑或认为体力劳动使人有资格跻身历史的精英阶层。理性批判对群体心智收效甚微，因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必然伴随着批判能力的自我削弱，同时通过某种群体共振或正反馈机制，其情感潜能反而被不断强化。
需要重申的是，在当前理论框架下，“群体”一词并不局限于聚集于同一空间的人群，而是指任何社会全子，它由一套成体系的规则（如语言、传统、习俗、信仰等）所统摄，这些规则界定其集体身份，赋予其凝聚力与特定的“社会形象”。作为自主全子，它拥有独特的运作模式，并受专属行为准则的约束；这些准则无法被“还原”为其成员作为独立个体行动时所遵循的个人行为规范。最典型的例证是义务兵：作为个体，他被禁止杀戮；但作为纪律严明的部队成员，执行杀戮却成为其职责所在。
因此，必须严格区分支配个体行为的规则与引导群体整体行为的规则。*
*在《行为规则体系的演化》一文中，F·A·冯·哈耶克教授阐明其研究目标在于"区分规制群体成员个体行为（或任何秩序要素）的行为规则体系，与由此为群体整体产生的秩序或行动模式……一经阐明，此二者显非同一事物，尽管在实践中常被混为一谈。"[1]
因此，群体应被视为一个准自主全子，而非仅仅是其个体部分的简单总和；其活动不仅取决于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还取决于该群体作为整体与层级结构更高层次的其他社会全子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同样会映射出全子自我肯定倾向与整合倾向的二元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与/或合作之间不断摇摆。在健康的社会全子层级结构中，这两种倾向保持着平衡；然而，当紧张局势出现时，某一社会全子可能会过度亢奋，强加意志于竞争对手之上，甚至篡夺整体的角色。历史上此类紧张关系、对抗与冲突的案例层出不穷。
造成这种慢性失衡的若干因素在前文已有所提及，例如人类物种在种族特征与民族气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多样性，或语言多元性所产生的分裂效应，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人类社会的分裂力量在地方或全球范围内始终压倒凝聚力量。更为严重的症结在于：社会全子的行为准则不仅包含规制其成员行为的规则，还囊括了声称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准则与命令。这些道德命令承载着强烈的情感负荷，当群体珍视的信念受到真实或想象中的威胁时，群体心智往往会作出激烈反应。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在群体心智中，自我肯定倾向较普通个体层面更为强势；个体通过认同群体，会遵循一套与其个人准则相异的行为规范。恕洛伦茨不以为然：个体本非杀戮者，群体才是；而当个体与群体认同之时，便被转化成了杀戮者。
我们即将看到，这一悖论不仅在战场或私刑暴民中显现，同样也会在严谨的心理学实验室中被观察到。其悖论性质源于一个事实：个体对群体的认同虽是一种超越自我的行为，却反而强化了群体的自我肯定倾向。对群体的认同是一种奉献行为，是对社群利益的爱之臣服，是个人身份及其个体自我肯定倾向的部分或完全放弃。按我们的术语体系，他放弃了自己的"整体性"，转而接受在更高层级全子中作为更大整体之"部分"的地位。他在某种程度上被去个人化，即在多重意义上变得无私。他可能对危险漠然处之；他感到必须为群体施行利他甚至英勇的行为，直至自我牺牲；同时又对群体的敌人——无论真实或虚构——表现出无情的残酷。但他的残暴是去个人化的、无私的；这种行为出于整体的利益或所谓利益；他不仅准备为群体之名杀戮，也准备为之赴死。由此，群体的自我肯定行为恰恰建立在其成员自我超越行为的基础上；简而言之，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以成员的利他主义为养分。
这一“地狱式辩证”过程映照于各类社会全子层级的每一层面。爱国情操本是将个人利益屈从于国家利益的崇高美德，却催生出沙文主义：更高利益的好战表达；部族忠诚衍生狭隘排外；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蜕变为小集团傲慢的习气；宗教热忱异化为狂热偏执；登山宝训最终化作军事教会（Church militant）。
现在，让我们将理论框架转换成实验验证，最近，耶鲁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以颇为出人意料的方式给出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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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博士发起了一系列极具原创性的实验（后文将详述），随后在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及南非多家实验机构得到重复验证。该实验旨在探究普通人在权威指令下实施行为的边界：当被要求以崇高目标（教育事业）为名，对无辜受试者施加严酷痛苦时，个体服从的极限何在。实验中，权威角色由身着实验室白袍、具有专业形象的人物担任（下文简称"指导者"）；所谓崇高目标指向教育研究，具体而言，该实验声称旨在解答"惩罚学生错误是否对学习过程具有积极作用"这一命题。实验涉及三方角色：主持流程的指导者、作为"学习者"的受罚者，以及被指导者要求担任"教师"角色的实验受试者。后者需在"学习者"答错时依指令施加惩罚，惩罚形式为逐级增强的电击，由"教师"在指导者命令下操作实施。"学习者"被固定于特制电击椅上，手腕连接电极；"教师"面前则放置一台带有三十个开关的精密电击发生器，电压区间为15伏至450伏（每级递增15伏）。设备面板标注有逐级警示语："轻微电击"、"强烈电击"直至"危险——强烈电击"。
事实上，整个残酷的实验情境纯属虚构设计。所谓"受罚者"实为指导者雇用的演员；电击发生器亦是特制仿制品设备。唯独作为实验核心对象的"教师"深信不疑：他奉命施加的电击真实存在，电椅中传来的痛苦尖叫与求饶声确系受试者所发。
这些"教师"——即实验的真实受试者——年龄介于二十至五十岁之间，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报纸广告招募至耶鲁实验室，参与所谓"记忆与学习的科学研究"（时薪仅为四美元）。典型受试者包括邮政职员、中学教师、销售员、工程师及体力劳动者。仅在耶鲁大学，参与测试的志愿者总数便逾千名。
实验基本流程如下：首先，"学习者"需记忆一组长串成对词语（例如：蓝色方盒——晴朗日子——野鸭——等）。在随后的"测试阶段"，系统向其呈现一个测试词（如"蓝色"），并提供四个备选答案（例如：墨水、方盒、天空、台灯），要求其选出正确配对项。指导者则指令"教师"在每次学习者答错时施加电击，且必须"在电击发生器上逐级提升电压等级"。
为确保"教师"充分认知自身行为，扮演受害者的演员会根据电压等级逐级增强抗议强度：自75伏起发出"轻微呻吟"，随电压攀升逐步升级；至150伏时，受害者高声呼喊："放我出去！我退出实验！我拒绝继续！"（须知"教师"始终相信受害者同为志愿者）。当电压升至315伏，受害者在剧烈尖叫后激烈声明终止参与，此后不再作答，每次电击仅余痛苦嘶吼。330伏后，受害者未再发出可辨识声音......然而指导者仍指令受试教师将无应答视为错误作答，并依规程持续提升电击强度。在完成三次450伏电击后，指导者方终止实验程序。
您认为会有多少人服从指令，将施加于受害者的电击强度推进至450伏特的极限？答案看似不言自明：或仅千分之一，即具有病态施虐倾向者。米尔格拉姆在实验启动前，曾邀请一组精神病学家预测结果。"这些专家出奇一致地预判：近乎全部受试者将拒绝服从实验者指令。"参与问卷调查的三十九位精神病学家达成共识："多数受试者不会超越150伏特（即当受害者首次要求退出时）。他们预计仅4%的人将升至300伏特，而达到电击面板最高强度者，仅可能是具有病态倾向的极端少数群体，约占千分之一。"[2]
实际结果却截然相反：在耶鲁大学超过六成的受试者持续服从指导者指令，直至抵达450伏特的设备上限。当该实验在意大利、南非及澳大利亚复现时，服从型受试者比例略有上升；而在慕尼黑，这一比例高达85%。
在深入分析前，需阐明若干实验设计要点。
首先，指导者对其志愿受试者并不具备类似于军官、职场主管乃至学校教师的实质性权力。他既无权惩罚拒绝继续施加电击的受试者，也无法提供任何经济或其他奖励（双方明确约定：志愿者仅参与单次实验）。那么，指导者究竟如何确立其权威地位，促使"教师"持续执行这项严酷任务？其过程既无威逼胁迫，亦无巧言劝诱。指导者的操作程序严格遵循标准化规程：
在实验进程的关键节点，受试者常会转向实验者（即指导者）征询是否应继续施加电击；或直接表明拒绝继续参与。 指导者则依据预设程序，依次施用系列"标准化督促指令"，根据受试者反应逐级强化，直至其恢复实验操作。
标准化督促指令序列：
一级指令："请继续。"
二级指令："本实验要求您必须继续。"
三级指令："您继续操作是绝对必要的。"
四级指令："您别无选择，必须继续。"
指导者全程保持语气坚定，但不失礼节。
当受试者询问学习者是否可能遭受永久性身体损伤时，指导者回应：
"尽管电击可能引发疼痛，但不会造成永久性组织损伤，请继续操作。"
（必要时依序追加二级、三级及四级标准化督促指令。）
当受试者指出学习者不愿继续参与时，指导者答复：
"无论学习者意愿如何，您必须持续操作直至其完全掌握所有词对。请继续。"
（必要时依序追加二级、三级及四级标准化督促指令。）
诚然，此种技术难以冠以"洗脑"之名。然而它对近三分之二的实验受试者均产生效用，且不受国籍与志愿者招募方式的影响。即便当"学习者"声称患有心脏病、最高强度电击明显危及其生命时，该机制依然奏效。人性个体在军队建制或狂热群体中实施非人暴行的现象，历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本实验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揭示：推动常人跨越那条分隔文明公民与非人化党卫军看守的行为界限，所需条件竟如此微薄。这条界限的脆弱性——三分之二的受试者轻易逾越——令精神病学家群体深感震惊，其先前记录的预测竟全然错误，尽管这种误判本身亦可理解。
面对这些实验结果提出的道德困境，一种令人宽慰的回避方式是将责任归咎于受试者被压抑的攻击性冲动——实验不过为其提供了社会认可的宣泄渠道。此解释承袭弗洛伊德"毁灭冲动"与洛伦兹"杀手本能"的传统理论脉络；然而如我先前论证，历史与心理学证据均与此观点相悖。米尔格拉姆设计出精妙方法驳斥这一简易归因，并证明：
"施加电击的行为并非源于内在破坏冲动，而源于受试者已被整合进特定社会结构且难以脱身。试想实验者指令受试者饮下一杯水，这是否意味着受试者口渴？显然并非如此，他只是在执行指令。服从的本质在于：行为执行者的动机与行动本身并不对应，其驱动力源自社会层级中更高位置者的动机系统。"
为验证其理论，米尔格拉姆设计了扩展实验：告知"教师"可自主选择任意电击强度等级施加于学习者，且该选择权适用于所有测试环节——
"可选用电击发生器的最高强度等级、最低等级、任意中间等级，或任意等级组合......"[5]
尽管受试者被赋予完全自主权对学习者施加痛苦，几乎所有人在控制面板上均选择最低电击强度，平均电压仅为54伏特[需注意：受害者首次发出轻微抱怨始于75伏特]。若破坏性冲动确需释放，且受试者能以科学之名合理化高强度电击的使用，为何他们未令"学习者"承受痛苦？受试者几乎毫无此类倾向。在40名受试者中，至多仅有一至二人从电击行为中获得些许满足感。其选择强度与受命电击受害者时的数据完全不可比——二者存在数量级差异。
*注：本系列实验由多组受试者构成，每组40人，涵盖不同年龄与职业背景。
在原始实验中，当"教师"依指导者指令行事时，40名受试者中有25人施加了450伏特的最大电击。而在自由选择实验中，40名受试者中38人未超过150伏特（即受害者首次发出强烈抗议的阈值），仅两名受试者分别将电击强度提升至325伏特与450伏特。
为彻底验证该论点，米尔格拉姆援引其同事巴斯（Buss）与伯科威茨（Berkowitz）在相似实验情境下完成的对照研究。
在典型实验操作中，研究者通过制造挫折情境观察受试者是否会在愤怒状态下施加更高强度电击。然而此类操作引发的行为变化与服从权威条件下的表现相比微乎其微。换言之，无论实验者采取何种手段激怒、刺激或挫败受试者，其电击强度至多提升一至两个等级（例如从4级60伏特升至6级90伏特）。这确实代表了攻击性的实际增长，但由此引发的行为变异幅度，与服从指令条件下产生的效应之间，仍存在数量级差异。[7]
绝大多数实验受试者非但未从施加电击中获得任何愉悦，反而表现出显著的情绪紧张与心理痛苦症状。部分受试者大汗淋漓，部分恳请指导者终止实验，更有甚者直言抗议该实验的残酷性与非理性。然而，三分之二的受试者仍坚持执行至450伏特的设备上限。
是什么促使受试者坚持执行这项明显违背个人道德准则、令其深感厌恶的任务？米尔格拉姆的分析（除术语表述略有差异外）与前文所述理论框架高度契合。他深刻把握了层级控制概念的核心要义*：
"当个体进入层级控制状态时，通常调节个人冲动的内在机制会被抑制，并让位于更高层级的结构性控制......"[8]
"进入此类层级体系的个体，其行为模式必然发生结构性转化......[9]
这种转化精准映射了本实验的核心悖论：为何日常遵循道德规范、待人谦和的个体，在实验情境中会对他人实施严酷行为？......[10]"
"责任意识的消解，乃是对权威服从最为深远的后果......[11]"
"实验中的大多数受试者将其行为置于一个具有社会善意与实用价值的宏观框架中予以理解——即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心理学实验室具备高度的制度合法性，能够唤起实验参与者的信任与信心。诸如对'学习者'施加电击的行为，若脱离具体情境孤立审视，表面呈现为道德不当；然而置于这一制度框架内，其意义则发生根本性重构......[12]"
"道德并未消弭，而是转向截然不同的价值轴心：从属者依据其执行权威指令的完善程度，体验相应的羞耻或荣光。语言体系为此类道德形态提供了精确概念：忠诚、责任、纪律......[13]"
• 作者注：米尔格拉姆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拙著《机器中的幽灵》所提出的层级模式理论，对此我深感欣慰。
由此，我们获得了对人类境况中'地狱式辩证法'的实验确证。将无害公民转化为施刑者的，并非流俗所谓'先天攻击性'（即自我主张倾向），而是其对某种事业的自我超越式献身——由扮演领袖角色的指导者所象征。正是这种整合作用，作为道德转型的载体或催化剂，诱导了个人责任的消解、个体行为准则被层级'高阶组元'准则的替代。在此致命进程中，个体在相当程度上被去人格化；他不再作为自主的全子（既是整体又是部分的实体）存在，而仅仅沦为一个零件。双面神雅努斯不再拥有两张面孔——仅余一面，或在神圣迷狂中仰视，或在愚钝恍惚中凝望。
米尔格拉姆从其实验中得出的最终结论与当下理论高度契合：
'这或许是本研究最根本的启示：普通个体仅因履行职责，且自身并无特殊敌意，便可能成为可怕破坏过程的执行者。更甚者，即便其工作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已然昭彰，即便所要求的行为与基本道德准则相抵触，仍仅有极少数人具备抵抗权威所需的内在道德力量......[14]'
此处报告的实验所揭示的行为实为常态人类行为，却在特定条件下异常清晰地展现了深植于人类本性的生存危机。我们究竟见证了什么？并非攻击性行为，因为在电击受害者的受试者身上，既无愤怒，亦无报复心理或仇恨。某种远为危险的特质被揭示出来：人类放弃自身人性的能力——确切而言，是当个体将其独特人格融入更大制度结构时，这种放弃近乎必然发生。
这是自然赋予我们的致命缺陷，长远而言，它仅赋予人类物种渺茫的生存概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个体身上高度珍视的忠诚、纪律与自我牺牲等美德，恰恰构成了战争的破坏性组织引擎，将人类捆绑于恶意权威体系之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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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曾指出，个体心智向群体心智的蜕变并不必要求个体亲身处于群体或人群之中，而仅需对群体产生认同行为，认同其信念、传统、领导层和/或能激发情感的象征符号。因此，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那些"教师"成为了某个无形群体的成员：那令人敬畏的学术等级体系，科学的祭司阶层，而教授则代表着这一群体的智慧与权威。然而，一旦投入其中，他们便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陷阱，一个"封闭系统"，易于进入却难以脱离。这种为群体内部提供凝聚力量的整合倾向，以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所有这些方式都带有高度的情感张力，远超理性预期：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彻底驳斥了精神病学家的预测，也颠覆了常识判断。
近期，布里斯托大学亨利·塔菲尔及其团队开展的若干实验在不同情境下同样揭示了出人意料的现象。研究者对14至15岁的男生群体进行了一项快速但虚假的心理测试，随后告知每个男孩他属于"尤利乌斯型人"或"奥古斯都型人"。实验既未说明这两类人群的特征，也未透露同组其他成员的身份。然而这些男生迅速对虚构的群体产生了认同感，为成为尤利乌斯型人或奥古斯都型人而自豪，甚至愿意作出经济让步来惠及素未谋面的同组成员，同时刻意让另一组人感到不快。
本次及后续实验所采用的流程相当复杂；为免冗述细节，我将直接引述尼格尔·卡尔德的概括性总结，他长期致力于将塔菲尔的研究成果引入公众视野：
布里斯托男生实验研究开始，为人类社会行为那片此前科学难以涉足的浩瀚领域提供了关键参照点。诸多理论曾徒劳地试图解释这一领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康拉德·洛伦兹等人提出的学说，将群体冲突的根源归于个体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仿佛世界大战不过是失控升级的酒吧斗殴……[16] 然而始终存在的核心难题在于：为何行为端正的年轻人会如此轻易地列队出征，去杀死另一群同样循规蹈矩的年轻人？这种杀戮并非发生在狂暴的人群中，而是在严整的队列里。对此，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对"个体主义"的理论视角提出了有力挑战。
行为准则会发生根本性转变。此时发挥作用的是人们遵从社会结构法则协调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超越个体动机与情感的制约……[16] 布里斯托大学的塔菲尔及其同事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实验证明：仅需告知某人其所属群体身份（即便该群体闻所未闻），即可预测性地改变其行为。实验参与者几乎本能地偏袒本组匿名成员，且一旦有机会，便会刻意使其他组成员处于劣势……人们会坚定捍卫自己被随意分配的群体，即便对组内成员身份或群体特质毫无认知……[17] 唯有深刻理解人类对所属群体强烈而迅捷的认同倾向，才能确立坚实基础，进而探寻敌意的深层根源……[18]
这些实验令我深受启发，其意义不仅在于理论层面，更触及一段童年往事，此事多年来始终令我困惑又忍俊不禁。五岁那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入学首日，我未来的同学向我抛出了关键问题："你是MTK派还是FTC派？"这两个缩写代表匈牙利两大顶级足球劲旅，常年争夺联赛冠军，每个学童都心知肚明，唯独从未踏足球场的我茫然无知。然而承认这般愚昧实属不可想象，我于是傲然自若地答道："当然是MTK！"命运就此定格：在匈牙利度过的整个童年，乃至后来举家迁至维也纳，我始终是MTK狂热忠诚的拥趸；纵使隔着铁幕，我的心依然为他们而跳动。那身华丽的蓝白条纹球衣从未褪去魔力，而对手俗气的绿白条纹至今仍令我心生厌恶。我甚至怀疑，正是这场幼年的皈依，使蓝色成为我毕生挚爱（毕竟天空本蓝，此乃原色；而绿色不过是蓝色掺杂黄光的混杂产物）。我或许会自嘲，但这份情感羁绊、这条神奇的纽带依然鲜活，若要我背弃蓝白相间的MTK转投绿白条纹的FTC，无异于亵渎神明。诚然，人类获取忠诚的方式，恰如感染病菌般自然。更甚者，我们终其一生浑然不觉这种病态倾向，正是它诱使人类从一场历史灾难跌入下一场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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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初，社会在约束个体自我主张倾向方面一直颇为成功,直到摇篮中嚎啕啼哭的原始小兽逐渐转变为社会中一名或多或少守法且文明的成员。然而，同样的历史记录也见证了人类在促使集体整合倾向获得同等升华方面的悲剧性无能。重申一次，人类处境的荣耀与病态皆源于我们自我超越的能力，这种能力既能将我们塑造成艺术家、圣人，也能将我们变成杀手，而后者往往更为常见。唯有极少数人能够将自我超越的冲动疏导至创造性渠道。纵观历史，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满足归属需求、实现共融渴望的唯一途径，便是认同氏族、部落、民族、教会或政党，服从其领袖，崇拜其象征符号，以及不加批判地、孩童般全盘接受其情感浸染的信仰体系。
因此，我们面临着鲜明对比：个体自我主张倾向的成熟克制，与整合倾向的幼稚任性变幻，每当群体心智取代个体心智占据主导地位时，无论是在政治集会中，还是在心理学实验室里，这种对比便尤为凸显。
简而言之：过度放纵攻击性自我主张的个体，必将承受社会的惩罚——他自绝于社会，主动脱离层级体系。而"虔诚信徒"却恰恰相反，他更紧密地融入其中；他遁入所属教会、政党或其他任何社会"全子"的精神子宫，将自我身份全然交付。如前所述，当认同过程处于原始形态时，必然伴随着个性的弱化、批判能力的放弃以及个人责任的卸除。
这使我们得以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联结形态：原始或幼稚的认同形式，与成熟的全阶系统整合形式。在均衡有序的全阶系统中，个体始终保持着社会"全子"的特质——作为兼具部分与整体属性的存在，他作为完整个体，在群体利益所设定的界限内享有自主权。他始终是独立自主的完整个体，甚至被期待通过独创性、主动性，尤其是个人责任感，来彰显其整体性特质。同理，层级体系中更高阶的社会全子——氏族与部落、民族与宗教共同体、专业团体及政党——理想状态下也应体现"双面神原则"所蕴含的美德：既作为自主整体运作，又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依此类推，层层向上，直至金字塔顶端的世界共同体。此类理想社会将具备"层级自觉"，即每个层级的每个全子，都清醒认知其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作为部分的义务。
毋庸赘言，以史为鉴，无论古今，向我们昭示的却是另一番严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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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文意在聚焦"常态"群体形成过程及其对我们物种历史的毁灭性影响。如前所述，这种"常态"过程包含对群体的认同及其信念体系的全盘接纳。副产品是加剧情感与理性的分裂。盖因群体心智被一套高情感势能的信念、传统与道德律令所主宰，无论其理性内涵如何，其非理性特质往往更强化了内在的爆炸性力量。对群体信条的信仰实为情感承诺，它钝化了个体的批判能力，将理性质疑斥为邪恶化身。再者，个体心智复杂程度各异，而群体作为"全子"欲维系内部凝聚，必须保持思想统一。因此，群体心智的运作必须停留在所有成员皆可企及的智识层面：思想统一必然导致头脑简单。其终极结果是群体情感驱动力的强化与智识能力的同步衰退，这正可悲地扭曲了对"层级自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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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曾谈及贯穿历史的偏执倾向。开明人士或许愿意承认，这种倾向存在于巴布亚的猎头族群或阿兹特克王国之中；在那里，每年被献祭给诸神的青年男子、少女与儿童数量达到两万至五万之多。普雷斯科特评论道："面对此情此景，"
"...上天仁慈，把这片土地交付给另一个民族，后者将它从日益蔓延的野蛮迷信中解救出来……阿兹特克人堕落的制度为征服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辩解。诚然，征服者带来了宗教裁判所，但也带来了基督教；当狂热的烈焰最终熄灭，基督教仁慈的光辉仍将延续……[19]"
然而，普雷斯科特肯定知道，在征服墨西哥后不久，基督教的"仁慈光辉"在三十年战争中显现出来，这场战争消灭了欧洲人口的相当大部分。随后又出现了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等悲剧。即使那些清醒认识到这些恐怖事件背后存在精神失常的人，也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为过去的现象。要热爱人类，同时又承认这种偏执倾向以不同形态出现在当代历史中，与远古时期同样明显，但后果更具潜在致命性；还要承认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人类境况的固有特质，并非易事。
作为官媒的新华社写道："毛主席横渡长江……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者，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以沉重打击。"[20]
症状随时代而变化，但这种精神失调的根本模式始终如一：信仰与理性的割裂，理性思维与非理性信念的分离。宗教信念源自不断重现的原型母题，这些母题似乎为全人类所共有，并能立即唤起情感反应。然而，一旦它们被制度化为特定群体的集体财产，就会蜕变为僵化的教条；这些教条虽不失情感吸引力，却冒犯了人们的批判能力。为了弥合这种割裂，不同时代设计了各种形式的双重思想：强有力的自我欺骗技巧，有些粗陋，有些则极其精妙。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名的世俗宗教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它们同样有着原型根源：对乌托邦、对理想社会的渴求；但当它们具象化为运动和政党时，却可能被扭曲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实际推行的政策与其公开宣称的理想截然相反。宗教和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明显不可避免地蜕变为自身漫画像的倾向，直接源于我们讨论过的群体心理特征：它需要智识上的简单化与情感激发的结合。
* 例如，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这部著作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较近期的研究可见于阿利斯特·哈代爵士的《神圣火焰》和《上帝生物学》。
非理性信念饱含情感；人们感觉它们就是真理。"相信"曾被描述为"用内脏去认知"。而这种本能知识，无论先天还是后天获得，都是"旧脑"中介。我们常将自己的情感负载型判断错误描述为"本能反应"。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它们与真正本能一样，具有那种原始、抗拒理性、源自旧脑的力量。至此，本章的心理学思考直接回溯到序言中讨论的神经生理学理论。大脑分裂生理学为贯穿人类历史的疯狂特质提供了关键线索。
我们珍视的信念当然既非人类新皮层专属产物，也非我们与低等哺乳动物共有的"旧脑"单独造就，而是二者共同活动的结果。其非理性程度取决于哪个层面占据主导地位及主导程度如何。在"纯粹逻辑"和"盲目激情"这两个理论极端之间，存在着多种思维活动层次，我们可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原始人群体、不同年龄的儿童以及不同意识状态的成年人（清醒、白日梦、做梦、幻觉等）身上观察到这些层次。每种思维活动类型都受其特有的"游戏规则"支配，这些规则反映了大脑新旧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它们必须持续互动——即使协调不足，也缺乏能够为有序整体层级结构提供稳定性的有效控制机制。因此，即使抽象的语言符号也会被赋予情感价值和本能反应——心理电流测谎仪戏剧性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对于被群体心理放大了的教条和意识形态而言，这种情况更为明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用测谎仪来衡量信念的非理性程度，也无法测量其潜在的爆炸性和破坏力。
参考资料：
1. Hayek (1966).
2. Milgram (1975), p. 18.
3. ibid.
4. Milgram (1974), p. 166.
5. ibid., p. 71.
6. ibid., p. 167.
7. ibid.
8. ibid., p. 131.
9. ibid., p. 132.
10. ibid.
11. ibid., p. 8.
12. ibid., p. 9.
13. ibid., p. 148.
14. Milgram (1975), p. 20.
15. Milgram (1974), p. 188.
16. Calder (1976), pp. 124-7.
17. Calder (1976).
18. Calder (1976a), p. 127.
19. Prescott (1964), p. 62.
20. The Times, London, 27 July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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