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机器中的幽灵2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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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绪可以被描述为伴随着强烈感觉的和各种身体变化如呼吸、脉搏、肌肉节律和分泌像肾上腺素这种激素的腺体相关的精神状态。也可以说是“过热”驱力。它们首先可以根据哪些驱力产生它们来分类：饥饿、性、好奇心（“探索驱力”）、玩乐和保护后代等等其次，所有情绪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附带着愉悦与不快的“享乐主义共性”。第三，自我独立和自我超越的两级倾向在每种情绪中都存在。由此，我们得出了人类情绪的三维概念。我提出过一种粗略但贴切的比喻*：假设你的精神变成了一家小酒馆，有很多水龙头，每个拧开都流出不同的酒；根据需求它们不断被拧开或者关上。那么每个龙头就代表着不同的驱动力力，而愉悦和不快的比例根据流经水龙头的液体比率变化，不管是美好顺畅，还是因为水压太多或太少发出潺潺水声或者发出噗噗声响。最后，自我独立到自我超越的倾向比例在情绪行为中可以代表酸碱值。这当然不是个很令人满意的比喻，但或许可以用来把现在这个理论提出的三个情绪的变量（或者参数）形象化一些。 接下来让我们挨个看看每个变量，尤其是和其他理论相比有着独特特征的那些。* 见《机器中的幽灵》第十五章2我们很少主观经历的一件事就是纯粹的情绪，这是这个话题的难点之一。调酒师总是从不同的水龙头混合液体：性可能会和好奇乃至其他驱动力力组合。这一点显而易见，不用再进一步讨论。第二个变量，愉悦-不快比例或者“享乐主义共性”也会导致模糊的“复杂感受”。前文中（第二章）我引用了弗洛伊德的格言，愉悦总是来自“精神刺激的减少、降低或者消失，而不快来自其增长”。这一观点（在我们这个世纪前半都被美国行为主义者*和欧陆精神分析师们在内的心理学主流学派奉若圭臬）毫无疑问对于“过热”的原始驱动力导致的挫折是正确的，就好比饥饿；但对于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复杂情感明显是错的，比如愉悦的刺激、惊喜、兴奋、悬疑。按弗洛伊德所说，在书中读到一段情欲描写，因为“增加了精神刺激”，应该是令人不快的；但事实上它引发的复杂情感当中挫折和愉悦是组合起来的。*桑代克的“效应定律”曾作为至高无上的教条盛行，该定律同样存在这一谬误。这一矛盾的解答在于人类情感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想象完成的。在情欲描写中的想象中的刺激足以引发生理冲动，反之亦然，想象的满足也可以产生愉悦体验——在复杂驱动力力当中只存在于幻想中的这些成分的“内在”消耗。另一条想象进入情感驱动力的道路就是奖励。在之前的例子中，奖励是虚构的，但在情感上是真实的，也就是愉悦的；我们在此说的是对于事实上的奖励的想象中的期待。当一个人很渴，看见酒保往杯子里面倒酒就是令人愉悦的，尽管它“增加了心理刺激”。同样的情形适用于前戏和观看惊悚片：对于大团圆结局的期望介导了情感驱力的某些成分的“内在消耗”而其他一些成分的刺激会增加；我们焦急地想要跳过前戏但同时又很享受。虽然“内在化”和情绪驱动力的“内在消耗”是想象激发的，但它们在内在和腺体当中都有着生理作用，和“外部”或者外显的行为的肌肉活动同样“真实”。对一个三星级法餐的回忆足以引出某人的胃酸。驱动力越是升华（也就是层级当中更高级的皮质和更低级的内脏之间的合作越是紧密）就越能够内在化。这听起来很抽象，但想象一场棋局里两个对手隔着棋盘面对面。最简单的击败对手的方法就是打他的头（大汉棋圣刘启.jpg）。棋手时不时可能确实会有这种冲动（尤其是如果对手是鲍勃费舍尔），但他永远不会认真地考虑执行这个想法：竞技驱动力只能遵从“游戏规则”来表达。相比于诉诸暴力，棋手会在想象中勾勒出在下一步剥夺对手优势的场景，而这一心理活动会给他带来一系列愉快的预期、部分的满足，就算最终并没有获得胜利。因此竞技游戏中的体育乐趣，某种程度上和最终的结果无关。史蒂芬森看得比弗洛伊德更远，所以他能写出开心的旅行比抵达目的地更好这种话。浪漫的恋人一直熟知这点。思念是苦乐交织的复杂情绪。有时对爱人的陪伴的幻想甚至比本人的来临更令人欣喜。情绪有着多彩的光谱成分，每个都有各自的享乐主义音调。诘问爱是否快乐就像问伦勃朗的画是明是暗一样没有意义。现在我们看看情感矛盾的第三个来源。第一是驱动力的生物学起源，第二是驱动力所附带的愉悦—不快比例，第三是自我肯定与自我超越的两极性，它在我们所有的情感中都有表现。先看看爱——这是一种定义模糊却令人陶醉的情感混合体，包含无数变体。（用教科书的话说，可能是性爱、柏拉图式、亲子、俄狄浦斯情结、自恋、爱国、植物学、犬类导向或猫科动物倾向等。）但无论追求对象和方式如何，其中总蕴含着不同程度的自我超越性奉献。在性关系中，支配与攻击性与同理心和认同感交织；结果从强奸到柏拉图式崇拜不等。亲子之爱一方面反映了与“自己的血肉之躯”的生物学纽带，这种纽带超越了自我的界限；而专横的父亲和过度保护的母亲则是自我主张的经典范例。更不明显的是，即便是饥饿这种看似简单直白的生物驱动力，也可能包含自我超越的成分。日常经验告诉我们，食欲会因与友善同伴和环境的相处而增强。在更深层面上，仪式性共餐与原始民族的魔法和宗教密切相关。通过分享被献祭的动物（人或神）的肉体，会发生质变过程；受害者的美德被吸收，一种包含所有参与仪式者的神秘共融得以建立。通过奥菲克神秘教派传承的共享被杀神灵血肉的传统，以象征性形式融入了基督教的仪式体系。对虔诚者而言，圣餐是自我超越的至高体验；而将仪式性进食与化质说相联系的传统视为打破自我界限的手段，并非有意亵渎。这种古老共融的其他痕迹仍存于某些仪式中，例如洗礼礼、葬礼宴席、象征性的面包与盐供奉，或某些阿拉伯部落的“歃血为盟”仪式——通过饮用被选中当兄弟的几滴血液来完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在进食时，人类也并非仅靠面包维生——即便是看似最简单的自我保全行为，也可能蕴含自我超越的元素；反之亦然。诸如照料病人或穷人、保护动物免受虐待、参与委员会工作及加入抗议游行等高尚利他行为，即便无意识地，也可能成为专横自我主张的绝佳宣泄渠道。专业公益人士、慈善女强人、医院护士长、传教士及社会工作者对社会不可或缺，若探究其动机（这些动机往往深藏于心），实属忘恩负义且粗鲁之举。3因此，撇开光谱两端的极端状态——盲目的愤怒与神秘的恍惚——我们所有的情绪状态都呈现出两种基本倾向的组合：一种反映个体整体性的完整性，另一种体现其部分性，二者相互制约。但有时整合倾向并非抑制对立面，反而会成为其触发器或催化剂。第四章将探讨个体与群体意识、其领袖、口号和信仰产生自我超越认同的灾难性后果。在此我们暂且转向这一催化过程的积极面向——当它在艺术中催生幻觉的魔力时。这一过程如何运作？让我们考虑一个仅涉及两个人的简单情境：A女士和她的朋友B女士，后者的小女儿最近在一场事故中丧生。A女士流下同情的泪水，参与B女士的悲痛，通过共情、投射或内化——无论你如何称呼它——部分认同了她的朋友。如果“另一方”仅仅是一个屏幕上的女英雄或小说中的女主角，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种情感过程在实际体验中交织在一起，它们本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心理活动。第一种是自发的认同行为，其特征在于A女士通过参与他人（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想象中的）体验，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存在。这种体验显然具有自我超越和宣泄作用——当这种状态持续时，A女士便无法再思考自己对丈夫的忧虑、嫉妒和怨恨。换句话说，认同过程会暂时抑制自我主张的倾向。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第二个可能产生相反效果的过程。这种代入行为可能引发替身情感的觉醒——说白了，就像替他人经历情感波动。在A女士的案例中，这种代入情感表现为悲伤与丧亲之痛。但同样可能产生焦虑或愤怒。当观众对苔丝狄蒙娜产生共情时，伊阿古的背叛行为就会让你怒火中烧。希区柯克惊悚片中观众虽感代入，但那种焦虑却是生理真实的，伴随着心悸、心跳加速和突如其来的警觉反应。而银幕上那个冷血匪徒引发的愤怒——墨西哥观众偶尔会用子弹填满银幕——则是真实愤怒，伴随着肾上腺素的激增。这正是悖论的核心所在，它既关乎对历史错觉的理解，也涉及对艺术幻象的认知。两者都源于人类作为信仰接受者的天性（正如沃丁顿所言），都需要暂时或永久地悬置怀疑。简而言之：我们正经历一个分两步进行的过程。第一步中，投射、参与和认同这些超越自我的冲动抑制了自我主张的倾向，将我们自私的忧虑与欲望中的杂质清除。这引出第二步：爱的认同过程可能刺激——或触发——仇恨、恐惧、报复的爆发。尽管这些情绪是代表他人或群体体验的，却依然会加快心率。这些替代性情绪激活的生理过程本质上相同，无论威胁或侮辱指向的是自我还是认同对象。它们属于自我主张范畴，尽管自我暂时改变了指向对象——例如被投射到舞台上天真无邪的女主角身上；或是当地足球队；或是“我的国家，无论对错”。人类想象力的非凡成就在于，我们竟能为安娜·卡列尼娜的死亡落泪——这位角色在现实中不过是纸上的油墨或银幕上的影子。当孩子们和原始观众忘却当下，全然沉浸于舞台事件的现实时，他们正经历着一种催眠般的恍惚状态，这种状态的根源可追溯至原始文化中的共情魔法：面具舞者与他所扮演的神灵或恶魔融为一体，雕刻的偶像被赋予神力。在文化发展到更高阶段，我们仍能同时将劳伦斯·奥利弗视为真实存在与丹麦的哈姆雷特王子，还能分泌大量肾上腺素为他提供对抗对手所需的活力。这同样是魔法在起作用，但形式更为升华：观众通过演员与英雄产生认同的过程是短暂且片面的，刨去某些高潮时刻，这种暂时的悬置怀疑并未完全削弱批判能力或动摇个人身份认同。艺术是一门自我超越的学问。巫毒仪式与纳西拉仪式亦是如此。然而，我们对艺术所创造的各种幻象的反应，已从童年幼稚的崇拜偶像，历经升华，最终达到审美欣赏的境界。在那些通过社会政治群体形成来表达自我超越冲动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并未观察到类似的升华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悲剧的舞台依然由英雄与反派占据，他们引发的代入式情感仍能将原本平静的观众转化为嗜血狂热分子。这或许能说明人类整合倾向的双重性——这种倾向可能表现为原始认同形式，而非成熟的整合过程。社会历史由前者主导，艺术史则由后者主导。三章 情绪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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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可以被描述为伴随着强烈感觉的和各种身体变化如呼吸、脉搏、肌肉节律和分泌像肾上腺素这种激素的腺体相关的精神状态。也可以说是“过热”驱力。它们首先可以根据哪些驱力产生它们来分类：饥饿、性、好奇心（“探索驱力”）、玩乐和保护后代等等
其次，所有情绪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附带着愉悦与不快的“享乐主义共性”。第三，自我独立和自我超越的两级倾向在每种情绪中都存在。
由此，我们得出了人类情绪的三维概念。我提出过一种粗略但贴切的比喻*：假设你的精神变成了一家小酒馆，有很多水龙头，每个拧开都流出不同的酒；根据需求它们不断被拧开或者关上。那么每个龙头就代表着不同的驱动力力，而愉悦和不快的比例根据流经水龙头的液体比率变化，不管是美好顺畅，还是因为水压太多或太少发出潺潺水声或者发出噗噗声响。最后，自我独立到自我超越的倾向比例在情绪行为中可以代表酸碱值。这当然不是个很令人满意的比喻，但或许可以用来把现在这个理论提出的三个情绪的变量（或者参数）形象化一些。 接下来让我们挨个看看每个变量，尤其是和其他理论相比有着独特特征的那些。
* 见《机器中的幽灵》第十五章
2
我们很少主观经历的一件事就是纯粹的情绪，这是这个话题的难点之一。调酒师总是从不同的水龙头混合液体：性可能会和好奇乃至其他驱动力力组合。
这一点显而易见，不用再进一步讨论。
第二个变量，愉悦-不快比例或者“享乐主义共性”也会导致模糊的“复杂感受”。前文中（第二章）我引用了弗洛伊德的格言，愉悦总是来自“精神刺激的减少、降低或者消失，而不快来自其增长”。这一观点（在我们这个世纪前半都被美国行为主义者*和欧陆精神分析师们在内的心理学主流学派奉若圭臬）毫无疑问对于“过热”的原始驱动力导致的挫折是正确的，就好比饥饿；但对于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复杂情感明显是错的，比如愉悦的刺激、惊喜、兴奋、悬疑。按弗洛伊德所说，在书中读到一段情欲描写，因为“增加了精神刺激”，应该是令人不快的；但事实上它引发的复杂情感当中挫折和愉悦是组合起来的。
*桑代克的“效应定律”曾作为至高无上的教条盛行，该定律同样存在这一谬误。
这一矛盾的解答在于人类情感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想象完成的。在情欲描写中的想象中的刺激足以引发生理冲动，反之亦然，想象的满足也可以产生愉悦体验——在复杂驱动力力当中只存在于幻想中的这些成分的“内在”消耗。
另一条想象进入情感驱动力的道路就是奖励。在之前的例子中，奖励是虚构的，但在情感上是真实的，也就是愉悦的；我们在此说的是对于事实上的奖励的想象中的期待。当一个人很渴，看见酒保往杯子里面倒酒就是令人愉悦的，尽管它“增加了心理刺激”。同样的情形适用于前戏和观看惊悚片：对于大团圆结局的期望介导了情感驱力的某些成分的“内在消耗”而其他一些成分的刺激会增加；我们焦急地想要跳过前戏但同时又很享受。
虽然“内在化”和情绪驱动力的“内在消耗”是想象激发的，但它们在内在和腺体当中都有着生理作用，和“外部”或者外显的行为的肌肉活动同样“真实”。对一个三星级法餐的回忆足以引出某人的胃酸。
驱动力越是升华（也就是层级当中更高级的皮质和更低级的内脏之间的合作越是紧密）就越能够内在化。这听起来很抽象，但想象一场棋局里两个对手隔着棋盘面对面。最简单的击败对手的方法就是打他的头（大汉棋圣刘启.jpg）。棋手时不时可能确实会有这种冲动（尤其是如果对手是鲍勃费舍尔），但他永远不会认真地考虑执行这个想法：竞技驱动力只能遵从“游戏规则”来表达。相比于诉诸暴力，棋手会在想象中勾勒出在下一步剥夺对手优势的场景，而这一心理活动会给他带来一系列愉快的预期、部分的满足，就算最终并没有获得胜利。因此竞技游戏中的体育乐趣，某种程度上和最终的结果无关。史蒂芬森看得比弗洛伊德更远，所以他能写出开心的旅行比抵达目的地更好这种话。
浪漫的恋人一直熟知这点。思念是苦乐交织的复杂情绪。有时对爱人的陪伴的幻想甚至比本人的来临更令人欣喜。情绪有着多彩的光谱成分，每个都有各自的享乐主义音调。诘问爱是否快乐就像问伦勃朗的画是明是暗一样没有意义。
现在我们看看情感矛盾的第三个来源。
第一是驱动力的生物学起源，第二是驱动力所附带的愉悦—不快比例，第三是自我肯定与自我超越的两极性，它在我们所有的情感中都有表现。
先看看爱——这是一种定义模糊却令人陶醉的情感混合体，包含无数变体。（用教科书的话说，可能是性爱、柏拉图式、亲子、俄狄浦斯情结、自恋、爱国、植物学、犬类导向或猫科动物倾向等。）但无论追求对象和方式如何，其中总蕴含着不同程度的自我超越性奉献。在性关系中，支配与攻击性与同理心和认同感交织；结果从强奸到柏拉图式崇拜不等。亲子之爱一方面反映了与“自己的血肉之躯”的生物学纽带，这种纽带超越了自我的界限；而专横的父亲和过度保护的母亲则是自我主张的经典范例。更不明显的是，即便是饥饿这种看似简单直白的生物驱动力，也可能包含自我超越的成分。日常经验告诉我们，食欲会因与友善同伴和环境的相处而增强。在更深层面上，仪式性共餐与原始民族的魔法和宗教密切相关。通过分享被献祭的动物（人或神）的肉体，会发生质变过程；受害者的美德被吸收，一种包含所有参与仪式者的神秘共融得以建立。通过奥菲克神秘教派传承的共享被杀神灵血肉的传统，以象征性形式融入了基督教的仪式体系。对虔诚者而言，圣餐是自我超越的至高体验；而将仪式性进食与化质说相联系的传统视为打破自我界限的手段，并非有意亵渎。
这种古老共融的其他痕迹仍存于某些仪式中，例如洗礼礼、葬礼宴席、象征性的面包与盐供奉，或某些阿拉伯部落的“歃血为盟”仪式——通过饮用被选中当兄弟的几滴血液来完成。
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在进食时，人类也并非仅靠面包维生——即便是看似最简单的自我保全行为，也可能蕴含自我超越的元素；反之亦然。诸如照料病人或穷人、保护动物免受虐待、参与委员会工作及加入抗议游行等高尚利他行为，即便无意识地，也可能成为专横自我主张的绝佳宣泄渠道。专业公益人士、慈善女强人、医院护士长、传教士及社会工作者对社会不可或缺，若探究其动机（这些动机往往深藏于心），实属忘恩负义且粗鲁之举。3
因此，撇开光谱两端的极端状态——盲目的愤怒与神秘的恍惚——我们所有的情绪状态都呈现出两种基本倾向的组合：一种反映个体整体性的完整性，另一种体现其部分性，二者相互制约。但有时整合倾向并非抑制对立面，反而会成为其触发器或催化剂。第四章将探讨个体与群体意识、其领袖、口号和信仰产生自我超越认同的灾难性后果。在此我们暂且转向这一催化过程的积极面向——当它在艺术中催生幻觉的魔力时。
这一过程如何运作？让我们考虑一个仅涉及两个人的简单情境：A女士和她的朋友B女士，后者的小女儿最近在一场事故中丧生。A女士流下同情的泪水，参与B女士的悲痛，通过共情、投射或内化——无论你如何称呼它——部分认同了她的朋友。如果“另一方”仅仅是一个屏幕上的女英雄或小说中的女主角，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种情感过程在实际体验中交织在一起，它们本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心理活动。第一种是自发的认同行为，其特征在于A女士通过参与他人（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想象中的）体验，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存在。这种体验显然具有自我超越和宣泄作用——当这种状态持续时，A女士便无法再思考自己对丈夫的忧虑、嫉妒和怨恨。换句话说，认同过程会暂时抑制自我主张的倾向。
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第二个可能产生相反效果的过程。
这种代入行为可能引发替身情感的觉醒——说白了，就像替他人经历情感波动。在A女士的案例中，这种代入情感表现为悲伤与丧亲之痛。但同样可能产生焦虑或愤怒。当观众对苔丝狄蒙娜产生共情时，伊阿古的背叛行为就会让你怒火中烧。希区柯克惊悚片中观众虽感代入，但那种焦虑却是生理真实的，伴随着心悸、心跳加速和突如其来的警觉反应。而银幕上那个冷血匪徒引发的愤怒——墨西哥观众偶尔会用子弹填满银幕——则是真实愤怒，伴随着肾上腺素的激增。这正是悖论的核心所在，它既关乎对历史错觉的理解，也涉及对艺术幻象的认知。两者都源于人类作为信仰接受者的天性（正如沃丁顿所言），都需要暂时或永久地悬置怀疑。
简而言之：我们正经历一个分两步进行的过程。第一步中，投射、参与和认同这些超越自我的冲动抑制了自我主张的倾向，将我们自私的忧虑与欲望中的杂质清除。这引出第二步：爱的认同过程可能刺激——或触发——仇恨、恐惧、报复的爆发。尽管这些情绪是代表他人或群体体验的，却依然会加快心率。这些替代性情绪激活的生理过程本质上相同，无论威胁或侮辱指向的是自我还是认同对象。它们属于自我主张范畴，尽管自我暂时改变了指向对象——例如被投射到舞台上天真无邪的女主角身上；或是当地足球队；或是“我的国家，无论对错”。
人类想象力的非凡成就在于，我们竟能为安娜·卡列尼娜的死亡落泪——这位角色在现实中不过是纸上的油墨或银幕上的影子。当孩子们和原始观众忘却当下，全然沉浸于舞台事件的现实时，他们正经历着一种催眠般的恍惚状态，这种状态的根源可追溯至原始文化中的共情魔法：面具舞者与他所扮演的神灵或恶魔融为一体，雕刻的偶像被赋予神力。在文化发展到更高阶段，我们仍能同时将劳伦斯·奥利弗视为真实存在与丹麦的哈姆雷特王子，还能分泌大量肾上腺素为他提供对抗对手所需的活力。这同样是魔法在起作用，但形式更为升华：观众通过演员与英雄产生认同的过程是短暂且片面的，刨去某些高潮时刻，这种暂时的悬置怀疑并未完全削弱批判能力或动摇个人身份认同。
艺术是一门自我超越的学问。巫毒仪式与纳西拉仪式亦是如此。然而，我们对艺术所创造的各种幻象的反应，已从童年幼稚的崇拜偶像，历经升华，最终达到审美欣赏的境界。
在那些通过社会政治群体形成来表达自我超越冲动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并未观察到类似的升华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悲剧的舞台依然由英雄与反派占据，他们引发的代入式情感仍能将原本平静的观众转化为嗜血狂热分子。这或许能说明人类整合倾向的双重性——这种倾向可能表现为原始认同形式，而非成熟的整合过程。社会历史由前者主导，艺术史则由后者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