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文本转化为电子文本的过程,被作者成为“ 媒介翻译 ”,是一种翻译形式、一种解释行为。翻译中有得有失,在这种得失之间,文学文本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引导我们从本体论层面重新看待「文本」。
彼得·希林斯堡(Peter Shillingsburg)《计算机时代的学术编辑》中的文本定义:「文字与标点符号的实际顺序,包含在任何一种像手稿、校样或书籍这样的物理形式中。」但是「文本没有实质性或物质性的实体,文本存在于物理形式之中,并因此固定下来,但并不是物理形式本身。」因此,储存在不同介质中的文本是相通的,无论它是一组字母符号、盲文符号、电子信号还是脉冲信号。
而作者进行了反驳修正,认为过往对文本性的认识充满印刷时代的预设。「文字与标点符号的实际顺序」就是一种以印刷为中心的定义,直接源于印刷厂和书籍生产的排版工艺。作者主张,电子环境下的文本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而不是对象。这个过程包括数据文件、调用这些文件的软件程序和运行程序的硬件,以及光纤、转接头、交换算法以及其他将文本从一台联网的计算机传送到另一台计算机所需的设备。电子领域特有的效果如动画、鼠标悬停、超链接、颜色都作为表意要素,文本早已不止「文字与标点符号的顺序」。希林斯堡试图保护文本不受物质性喧嚣的影响,但这种喧嚣中很可能涌现意义与艺术效果。
电子文本相对印刷文本的特征:可移动、可编辑、分布式的现象(存储和传输的载体可以不同)。它不像印刷文本一样,在读者阅读和解释文本前就存在,而是随着用户的点击调取一步步出现,是物理性与信息结构交织中蓬勃发展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文本是实体化而不是去物质化的,是分散的而不是统一的,是过程性而不是对象性的,是闪烁而不是持久的印记。文本是具身化的实体,一个具身化文本的物质性是它的物理特性与它的表意策略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涌现属性。
2.作为装配体的文本 (“装配”这个词在后文依然重要)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的概念“根茎状的无器官身体”,用根茎(植物学中无固定主根、呈网状蔓延的结构,如竹子、野草)比喻一种非层级、无中心、多点连接的存在与思维模型,直接对抗西方哲学传统的 “树状结构”。有机体将器官置于层级结构中(大脑支配身体、器官服务于生命),而 无器官身体消解了这种支配关系,器官不再是 “功能部件”,而是与外界连接的 “强度点”。
作为装配体的文本体现所有在具身化文本中起作用的媒介间性动态机制和媒介独特性。作者主张,计算机也是作者,运行文本的软件程序本身也是作者。
以印刷纸质书书为形式内部却有着代码的痕迹,并且在印刷前由Mac电脑撰写,那么它到底是印刷文本还是电子文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小说的内容体现了印刷时代的自然语言与计算时代的代码之间是怎样关联和辩证转化的。
1. 抽象代码(数学性)(概念力量)+动物本能(暴力的物理性)(积极生命力)=述行代码
2. 述行代码(率直的)+比喻性语言(迂回的)(隐喻性界面)(有欺骗性力量)=被交互界面包装后的操作系统,如Mac、Windows
*这段原文有个小的偏差,有些地方把Linux写成Unix了
操作系统的出现,带来便利也带来隐忧。斯蒂芬森在每本书里的共同担忧就是控制与被控制、自主与失去能动性、个人与大众的关系。威尔斯在《时间机器》里有一个设定,莫洛克人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埃洛伊人是自然和谐生活着的人。但埃洛伊人会被莫洛克操控、收割、食用。莫洛克/埃洛伊成为代码封装下颇有推广性的隐喻。但如果不封装的话,还是会遇到的问题,比如把代码和日常语言混淆,像《编码宝典》里的人物Root与计算机根目录ROOT重名,还有北斗导航科学家徐颖提过的“Butterfly”事件。
以及,好的黑客是能融合述行代码与比喻性语言欺骗性力量之间的矛盾的,但坏人会加以利用。斯蒂芬森和海尔斯都认同,了解机器内部的真实情况,了解核心技术的逻辑,就能反抗恶意的控制和监视。
制作《编码宝典》这本书的物质技术是如何进入其叙事建构的?作者认为,技术和文本是相互渗透、相互构成的关系。这本书的双线叙事结构以及情节的交织、支离破碎的情节组装出逻辑,是来自于数字文本的可编辑性,复制黏贴会显著改变人的写作习惯。线性打字机时代也可能有,但不会像计算机时代这样普遍。以及,内核嵌套在外壳隐喻中的结构,很像Mac系统,也就是斯蒂芬森写《编码宝典》第一部分时很可能使用的系统。
信息的埋藏和挖掘。这也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面对文本,读者也像一台数字计算机,要将分散在记忆空间中的零散字符串组装成连贯的叙事。读者被困在由读者的记忆和文本的文字共同建构的机器中。小说滔滔不绝写了几百页,最后只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结局。作为《编码宝典》附录的《编码宝典》(手册)可能才是真正的“莫洛克人”,是可以直接访问命令行的强大内核。而《编码宝典》是“埃洛伊人”。
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构想为数字艺术作品的文本案例。作者雪莱·杰克逊在采访中说过,她看到Storyspace软件的地图视图之后,产生了创作一部以拼缝被为核心隐喻的小说的想法。“我最初开始用电子媒介工作时,所有应用似乎都充满了隐喻意味,这不仅融入了我的工作,还激发了我的灵感。”
虚构:《弗兰肯斯坦》中,弗兰肯斯坦通过拼凑尸体的各个部分创造了怪物的身体
虚构的虚构:《拼缝女孩》中,玛丽·雪莱缝制了怪物(缝制被看成是具有女性特征的行为)——杰克逊写雪莱写自己缝制怪物
18世纪,主体是有独特个性,拥有自我能力的个体。而女怪物,多个主体性共存于同一个身体,她是一个装配体而非统一的自我。雪莱杰克逊认为,身体是一个拼凑物,是一个由委员会管理的松散的实体聚合体,是事物和思想的杂糅体。这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无根茎身体理念相呼应。海尔斯补充,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并不稳固。“在微观层面,你们都是云朵,没有任何收缩膜可以保护你们免受污染,你们的皮肤是一层可渗透的膜,如果你触摸我,你的肉就会和我的肉混在一起;如果你抽身离开,你可能会带走我的一部分,并留下一个信物。
画面上、女孩身体上的虚线徘徊在分离和连接之间,标志着怪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以及她与其他人的区别。虚线表明图像可以从二维移动到三维,就像折页那样让页面变成隧道、高塔、帽子、飞机。这种脱离平面的运动让人联想到超文本堆栈,它们通过其布局来暗示屏幕的三维深度,以及相应的从深处浮现或隐入其中的能力。《拼缝女孩》通过融合链接窗口的三维特性,将之作为小说自身运作的核心隐喻,来调动技术的独特性。点击模块,就会被带入“她”多重主体性之本质的思考中。因此,我们通过身体图像进入这些文本块。在这里,身体被设计成通向非物质作品的门户,而不是其产物, 这颠覆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心灵先行”的层级顺序 。
1. 分析《拼缝女孩》中的文本——表意策略(文本的主体性)
人类境况是多元的、碎片化的、嵌合的。杰克逊谈到,文本的边界就像是身体的边界,两者都代表着自我那混乱与不可见的边界。身体的伤痕累累,成为超文本那破裂的、不连续的空间的隐喻。
《拼缝女孩》的作者栏写道“由玛丽/雪莱和她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杰克逊、玛丽雪莱、女怪物,都是作者。玛丽/雪莱=玛丽·雪莱/雪莱·杰克逊=M/S,而MS是原稿的意思,跟《编码宝典》里的Root不谋而合。/这个符号,既是链接又是分割,也很像《拼缝女孩》与雪莱·杰克逊中间的计算机界面。除此之外,计算机本身也积极参与这个作品的意义建构。
海尔斯认为,《拼缝女孩》证明了物质性在表意策略中的重要性,它不仅调动了Storyspace软件的特性,该调动了数字计算机的特性。在意义的建构上,既以来印刷文本的先例,又以来电子文本性。它运用语言和代码生成字面意义上的文本,同时也生成关于文本的话语;在虚线这个既连续又离散的中心比喻中,它体现了数字和模拟之间的动态互补关系。这种美学呈现、对主体性的表现、构建其闪烁关联性的多重因果关系展现了媒介间性的重要性。
文本里,玛丽·雪莱缝制女孩的身体;文本外,雪莱·杰克逊写作。写作和缝制由此交互。杰克逊对使用软件写作体会颇深:链接不是中立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论述,而我不能再在行文中重复这些。我不得不学会让链接来表达那些我以前用文字来阐述的观念。因此,海尔斯认为,写作和缝制——一种刻板印象中的女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就说明了这是一种女性的、女性主义的生产。具体可以通过一组对照来说明。
*海尔斯总结了一点:女人被视为具身化的女性,而男人被视为超然的心灵。
玛丽雪莱自己的母亲生下她后就去世了,她自己夭折过三个孩子。1831年,玛丽雪莱写过一句话:“面目狰狞的后代一路好走,前程似锦。”这句话也被杰克逊引用到了《拼缝女孩》中,“面目狰狞的后代”还作为一个链接模块,是《拼缝女孩》中的玛丽雪莱对女怪物说的。现实的痛苦、畸形的角色、畸形的文本,全都交织起来。为什么说文本也是“畸形”的?——我们赋予角色、作者和作为用户的我们的主体性,与计算机程序的非拟人化行动混合交织。
这样的文本怎样才算终结?Jane Yellowlees Douglas提出:终结并非在读完所有文块后才实现,而是在用户对核心谜团有了足够的了解,相信自己已经理解了它时实现。
在海尔斯笔下,模拟和数字也是特别重要的一对辩证关系。
模拟 :连续的,更接近言语和现实世界,是计算机试图达成的效果,也类似文学的效果。「我们在人类尺度上所感知的世界基本上是模拟的。」
模拟和数字之间是协同作用的,当数字化的代码可以形成一种「模式」的时候,就达成了一种模拟效果。
在本章中,传输主要指模拟意识与数字认知之间信息模式的传递机制和过程。着手点:将数字认知和模拟意识之间的动态结构定位在 同一个生命内部 。
(一)《面具》:主体性/能动性的悖论之机器人也会有身份危机吗?
*命题:要被算作一个人、一个实体、一个主体,必须能够行使施动性,换句话说,一个实体只有能够发挥能动性(agency)才可以被视为人。
《面具》的剧情大概是:主角是一名戴着漂亮人类女性面具的机器人,受国王操控去诱杀一味反抗君权的智者男主。两人在酒会上一见钟情,但某次会面时女主暴露了螳螂真身,男主逃走,但逃了三天之后才女主开始追杀他,“爱”与“杀”在意识里起了冲突。她找神父求助,神父告诉她“会犹豫就是有了人性”(有施动性/能动性/主体性)。男主被绑匪劫走,女主转而追杀绑匪,最后相见时男主奄奄一息,两人在大雪里相拥。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对男主的爱,本身是国王的程序设定,是杀戮的手段。但爱反噬了程序,成为机器人觉醒的契机,伴随爱涌现出的脸红、踌躇,让她感到恐惧,因为她觉得这些明明不属于她,是“意外的多余之物”。
一般而言,机器是程序决定行为,人是意识决定行为。但从机器人身上我们能看到,程序和意识会同时存在,彼此分离、对抗、交互。施动者(agent)(以为是女主本身,其实是国王)和施动性(agency)(来自女主),其实也是分离的。
纯计算逻辑:【程序(决定行动)——意识(能够思考)】——行为
计算逻辑+精神分析:【潜在程序(类似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显在意识(类似精神分析中的意识)】——行为
大括号里的两者混在一起的时候,机器人会呈现出异质混乱状态。比如女主其实想不通,为什么男主逃了三天,她才开始追。其实很简单,因为她爱上了——她其实不想追杀他。但是她无法意识到她爱上了。她只觉得很奇怪:我的设定是要去追他的,为什么我在犹豫呢?这个时候她既没有完全变成一个人的思维去承认自己爱上他了;同时也不是冰冷的机器,不然她就会直接追杀。所以在这种状态里,女主会产生一些诡异让人哭笑不得的假设,比如说她觉得自己晚三天去追,可能也是程序的设定,可能是国王为了考验她的追杀水准,故意给她制造一点难题;或者要让男主有足够的时间认识到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
最后他找到男主的时候,男主和绑匪刚刚结束一场生死搏斗,已经奄奄一息了,女主站在旁边产生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希望他醒来。因为如果他醒来、还活着,女主就会立刻亲手执行杀死他的程序指令;而如果男主直接死了,她就直接失去了爱人。结局男主还是死了,女主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放心,然后两人就慢慢被暴风雪覆盖。
作者认为这个结局是莱姆的科幻小说给女性角色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了。相对好在,首先女主是叙事者,内聚焦的视角能完整呈现出她的主体地位,尽管她的主体性是非常模糊的;其次,女主的结局并不是惊恐、爆裂、不受控制的,而是宁静、放松、自然的。在莱姆另外一部小说《索拉里斯星》中,女主角哈丽不是叙事者,也没有任何选择权,死去的她以外星神秘力量重新孕育的生命体状态复活,但他的丈夫,也就是男主,对此非常惊恐,不信任哈丽是真的。于是哈丽不停地想证明自己有主体性,最后甚至要用自己会自杀来证明他是一个程序与意识统一的生命体。莱姆说他在写完《索拉里斯星》之后反思:被再造或者说被编码的思维究竟自由吗?带着这个困惑,他才写了《面具》,而他自己还是想不通的点是,为什么会执着于在女性身上来寻求这个答案,他为什么会把《面具》的这个机器人设为一个女性?
数字主体的那种深度结构必然会带来控制表面和内部关系的分离。允许甚至要求更加彻底的碎片化。数字主体意味着一种涌现,复杂性那种复杂性,通过分层编码等级与简单的基本规则相关联,还意味着一种产涌现属性的碎片化与重组的动态过程,以及由计算文化的数字技术所体现和构想的表面与内在的脱节。
而模拟主体意味着一种内在性的深度模型,内部和表面之间的相似性关系,确保了内部深处的意义以及由印刷文化的模拟技术所体现和构想的那种心灵灵魂的对应关系。
在代码世界观,也就是当下计算文化中数字和模拟之间的系统作用,形成了一种“奥利奥”结构,最初和最后的模拟表征,以巨深化物质性相连,它们之间夹着一个数字中间层碎片化和重组就在那里进行。海尔斯认为,在面对虚拟生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是一种混合实体,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放进了一个分布式认知环境。这非常二阶控制论。
我是某种物质具深化虚拟生物则是另一种,我们通过媒介间性相互连接媒介间性教我们编制近一张由共同展开的政治活动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由此我认为我与我所处环境中的所有其他认知者,相连接,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包括现在你解码这些字母时正在运行的动态过程以及过去运行过的所有动态过程,它们凝结在一起创造了这张纸,这墨迹。这种由名词和动词构成的古老语言,我正试图将其用于新的目的,以便让你看到我的身体,你的身体虚拟生物的身体不是将这些身体作为执行动词的名词,而是作为动态的媒介坚性将不同生命形式的巨声化物质性编制在一起,以创造复杂而丰富的分布式认知,这就是虚拟生物能教给我们的东西。
前面所有章节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人类的身体文化和人造物正在与智能机器越来越密切的交织在一起,最后这章就是去讨论人类与计算机的这种相互交织,究竟可以或者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保证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被未来所吞噬。 本书中提到的伊根小说的主角,其实也和《三处圣痕》类似是想创造一个能让自己麻痹的世界或者方法。但不同的是,他们没有那种想当上帝的中二愿望,他们的动机会微观、更个体化。
《隔离》的重要设定是,使用一个MOD之后,人就会进入叠加状态,相当于同时拥有很多选择,同时走很多分岔路,每个状态都具有同等真实性,在某个状态达成目标,就把它选为真实,停用MOD就好了。这里伦理问题就是,杀死了其他状态下同样真实的版本。隔离是物理的“泡泡”,也是人和真实情绪之间的一道计算化的隔离,封装。但是,计算又回带来太多可能性,使人变得弥散、模糊,这在伊根笔下成了一场杀死人类的瘟疫。
伊根的故事表明认识到人类目的论错觉与宇宙不确定性之间的差异,确实会引发创伤。这里目的论错觉的意思是,人类把自身的目的当作外界现象产生的原因,比如在《排列之城》里,主角们以为兰伯特星上的生命演化是证明了自己实验的目的,证明了数字生命是可以存在的;但这就忽略了兰伯特星的生命演化其实是一个涌现的、已经不可控的过程,最后导致了生活世界被毁灭,甚至自己的真实身体失去了生命。
但是,毕竟科幻小说是一种幻想极端情况。至少在当前日常生活中,目的论错觉可以作为一种认知的隔离来保护人类的心智。我们只需要偶尔提醒自己:我们所创造的和我们认为我们所示紧密相连。
关于主标题,表层化用Anne Balsamo《Technologies of the Gendered Body: Reading Cyborg Women》(1995)第六章开头的句子。
My mother was a computer, but she never learned to drive……in the 1940s……my mother enrolled in night school to learn to be computer. Within two years she received a diploma from the Felt and Tarrant School of Comptometry, which certified her to operate a comptometer, one of the widely used electromechanical calculating machines that preceded electronic calculations. She worked at Sears for two more years before she was replaced by a machine.
作为一段历史事实,“My mother was a computer”指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战争及其他需求促成了专用于计算的机器的发明,大量女性上专门的计算培训学校(计算机器制造商商Felt & Tarrant办的学院)从事计算员(computer)工作。而深入一层,探讨的是计算机、计算技术是否有必要与性别修辞绑定的问题。(link伊根《恰如其分的爱》)
2. 正视机器的力量,也正视人类被机器渗透后拼布般的主体性,不加重分裂,而专注于间性带来的流动与不确定中随时涌现的价值。“看待智能机器伦理影响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认识到我们与ta们互动的相互性及我们在知道机器的同时也被ta们所塑造的复杂动态机制。”
3. 抹平结构的传播/交流观念。为什么海尔斯对人类主体性的坚持没有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傲慢?我想(1)她主张从细菌到AI在“拥有认知能力”层面都是平等的 (2)她主张不同世界观之间不是竞争而是可沟通的 (3)她是从物质性、身体出发认识人的,而非从心灵、意识等离身的立场定义人类。
4. 不忘记身体、物质世界与人机之间的不同。“生物有机体不只是计算过程,自然语言不是代码,而构成血肉之躯的具身化与人工生命形式有着质的不同边界,既是可渗透的又是有意义的。人类与智能机器是不同的,即使这两者正在越来越紧密的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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