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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
My Mother Was A Computer：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
[美] 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 译者：陈静（南京大学副教授）
引言
引言
N.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出生于1943年，在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引进时被译为“海勒”。1966年，化学本科毕业的海尔斯曾在施乐公司做研究员。1969年，海尔斯获得化学硕士学位，依然进入业界从事化学研究顾问。而后她跨专业投入英语文学专业直到第二个硕士、博士毕业，直到现在。她的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20/21世纪的科学技术、电子文本、现代与后现代英美小说、科幻小说。
从1990年的《Chaos Bound》到今年的《Bacteria to AI》，35年间海尔斯出版了16本专著，她的写作有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底层观念稳固。一些基本认识贯穿了她的研究，了解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进入这本《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My Mother Was A Computer：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2005）：
1.控制论机器用一种连创始人维纳都无法控制的强大力量消解了人类主体的界限，人类由此成为分布式系统的一部分，成为“后人类”。后人类境况并非是反人类和毁灭性的，不代表人类主体性和自由意志被机器、技术彻底破坏，而是形成了新的主体性。
2.反对意识上传和离身性的未来，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始终重视身体和物质世界。物质性不指狭义的物理属性，而是“对人类意义至关重要的事实建构”，不一定是“物理的”，但一定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声音。
3.计算媒介作为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认知技术”，正以强大的反馈循环机制与人类认知和文化共进化。
4.大部分认知活动（cognition，而非thought/intelligence）实际上是非意识的，几乎所有生命体（包括植物和微生物）都拥有认知能力，先进的计算系统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亦是如此。
本书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有所发展。首先，不是孤立地关注人的主体性如何被机器影响，而是通过科幻小说文本分析人与机器的关系，从机器人、虚拟生物中发现闪烁的主体性，再分析人能从中获得的启示；其次，对物质性的关心，从人类领域延伸至文学领域，使她也重视文本的“身体”和“世界”，即媒介载体和其诞生的技术文化环境，并分析文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表意策略。
主标题包含表层的故事和深厚的性别隐线，放在后面跟随案例和论述展开。相比主标题，副标题更明确地指出了研究范围和内容。「数字主体」包含两重对象，一是「文学文本」中的角色，ta们以各种方式和计算技术联系在一起，成为数字主体，带来“被计算技术渗透后的人的主体性该如何阐释？”的问题；二是自身作为数字主体的「文学文本」，即生产过程中经过了数字技术处理（如在计算机软件里写但印成纸质书的小说），或直接由数字技术生产、存储和传输的文本（如用软件Storyspace写成的小说），带来“相较于印刷时代的文本，计算时代下的电子文本表意策略如何改变？”的问题。文本的表意策略，在象征意义上也可理解为“文本的主体性”。因此我认为「主体性」一词就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两个抓手之一。
另一个抓手是「媒介间性」（intermediation）。这个概念类似刘禾教授在论述弗洛伊德机器人时提及的，人和机器不断相互模仿形成的循环，表达一种“在不可化约的复杂性里，多重动态层级体系中的反馈循环过程”，是主体之间纠缠的过程，比如创作文本时使用的不同工具之间，一部作品里不同角色之间，或者一个角色内包含多个主体产生纠缠，像后文会提到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等等。总之，间性描述的是一个过程。间性还会指向一种方法论：不把任何一个主体作为主要关注点。在这里海尔斯把Espen Aarseth的《Cybertext》作为反例，她觉得Espen太把计算机当成关注中心了，他研究对象完全是计算机出现后的文本，比如电子游戏，而忽略了此前的文本形式。海尔斯对计算机之前的文本、文化形式抱有敬畏，毕竟它们伴随人类发展至今，它们面对仅仅崛起几十年的计算/代码，不该仅仅是等待改造或淘汰的客体。
除此之外，海尔斯认为基特勒太优先考虑媒介对人主体性的影响，又觉得汉森太优先考虑人在使用媒介时的具身性对人主体性的塑造。她把这两种视角结合优化了一下，不去先假定是媒介还是人的具身性决定了人的主体性，而是去看人的主体性是如何在媒介/机器和身体的交互循环间形成并“涌现”出意义的。
——涌现，其结果是出现系统中各个组件本身并不具备的特性，这些特性来自不同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涌现一般无法预测，因为各组件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反馈循环无法求得显性的解。
莫洛维茨在《万物涌现：世界如何变得更复杂》回顾了宇宙历史的二十八个阶段，说明它们可以被描述为涌现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层次所产生的复杂性之上。二十八个事件归纳为四个主要阶段——宇宙的涌现、生命的涌现、心灵的涌现、心灵自省或自反性的涌现。他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最后一个阶段的门槛上。
总之，在全宇宙这个复杂系统里（且随着技术发展似乎越来越复杂），间性是一种必然存在的过程。主体性的阐释方式因过程的存在而改变，主体性也在过程中不断闪烁、流动，从而涌现出意义。
正如开头概括了海尔斯的一些稳定的认识，在这本书里，她关于研究问题的总体结论有所沿袭，是明确且不复杂的。再加上本书是多篇已发表论文的合并，使得全书的观感不是逻辑环环相扣的推导，而是结论先行之后，反复调用理论资源和具体文学案例加以证明的递归过程。这个过程中并非无意义，相反，结论之外的启发灵感会不断“涌现”。海尔斯用本书的写作方式呼应了她在书中写的一切。
一、制作：语言与代码
一、制作：语言与代码
- （一）三种世界观：言语、书写、代码
言语、书写、代码是三种世界观、三种表意系统。前两者是“遗留系统”，而代码在如今这个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是主导系统，“我们需要细致分析代码对言语和书写的遗留系统的继承与改造，以便理解当言语和书写被编码为二进制数字时，表意过程如何发生变化“。“有趣”来自代码与言语、书写互动式产生的复杂动态关系，三种世界观/系统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代码既适用于人类又适用于智能机器。这是海尔斯认为，代码区别于书写和言语的核心特性。正如德里达认为书写超越了言语，海尔斯认为代码超越了书写和言语。
*延异：书写可以被存储和传输，可以在几十个国家以几百个不同的版本出版，可以在写成后立刻被阅读，抑或几千年后被阅读。德里达的「延异」，是书写区别于言语的核心特征。延异通过将法语“différence”中的字母“e”改为“a”构成“différance”，兼具延迟（différer）与差异（différence）双重内涵。该概念既指符号意义在时间中的延宕实现，又指符号系统空间性的差异关系。
痕迹：在德里达的文字学中，复杂性内含于痕迹这一概念之中，因而也体现在探测痕迹运动的细微分析中，而这种痕迹永远无法作为一种物自身（thing-in-itself）被发现。
能指永远处在一个游移不定的过程中，能指符号本身就是一个变化过程，而其所指的意义不可能出现在能指之前，而总是在能指之后、并在无限的“延迟”发生，并像柏格森说的那种“绵延”持续不断没有间歇。在这种“绵延”中不断产生差异，并留下“痕迹”。比如我们说“花”，花的概念离不开其他概念的规定，离不开阳光、空气、水份，花的生长条件肯定要联系到其他概念。反过来，这些与“花”相关联的概念在讲“花”的时候，会留下痕迹。延异是差异的痕迹和空间化的游戏，就像蛇爬行后的“痕迹”，但却不是蛇的本身。那么所指的意义就是从这些痕迹中不断寻找、不断发现，也许这条痕迹没有尽头，所以寻找就永不会完结。“延异”在流浪、人类也是在为寻找人生的价值意义流浪。没有终点，只有在路上。
有不少观念认为，延异和《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相通之处。
综上内容，代码意味着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的伙伴关系，而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一方的语言实践会影响、渗透另一方。因此，这些工具从一开始其实就不像机器，而是我们心灵的一部分。这让机器本身成为表达的一部分，呼应着物质性。
若深入一层去看代码下面的意识形态（Wendy Chun：软件就是意识形态。）——当计算机软件被神秘化，以至于用户忽视或永远不知道软件的实际工作原理时，焦虑感会油然而生。
海尔斯认为，通过深刻理解代码，可以发现抵制和颠覆大公司或特权阶级霸权控制的策略。意识形态批判能够探讨代码对文化进程的影响。阅读相关主题的文学文本，可以揭示代码对人类思想、机构及其他议题的影响。它是与语言如影随形的伙伴，在这种并置中，隐含着人类思想和机器智能的媒介间性，以及与之相伴的所有危险、可能性、自由和复杂性。文学允许使用虚拟、模拟的语词，能够自由扩展文本含义，这种内在的同构使之非常适合作为分析材料。
- （二）信息之梦
信息之梦指什么？信息自由流动的梦想，渴望摆脱稀缺性、受限的物理空间、阶级、权力、性别、具身化、时间、空间和死亡。归根结底，是主体性得以完全实现的自由之梦。
信息之梦为什么只是个梦？企业的利润追求、分层的社会结构、物理禁锢、性别不平等、被标记的衰弱身体，重申了无法回避的现实。
1. 《在笼中》（1898）
女主角是一名电报员，没有名字，开篇第一句就点明了她的处境：“一个年轻人终日待在由栅栏和电线围成的狭小空间”。她操作电报机，外界的大量信息经过她手收发，她知晓外界的一切。虽然没有办法亲身进入财富和特权的空间，但她可以触及到财富与特权阶级传递的信息。她从而得知自己暗恋的上尉与勋爵夫人的婚外情，两人持续通过她传信。在目睹一切的过程中她没有放弃对上尉的爱慕，也曾经走出笼子和上尉在公园见面，共同知晓的信息成为跨越阶级的共同秘密，更让女孩抱有暧昧的幻想，接触上层阶级的白日梦、掌握信息权力的幻梦。
有一天，很久没来的上尉好像遇到了什么事，急急忙忙跑进电报局，让女孩传信，又乞求她找一封许久之前的电报，只有她能找到，只有她掌握着那封电报上的信息。女孩看着上尉的样子，自顾自觉得那封电报的信息关乎两人丑闻是否被揭发，她觉得自己如果找不出那封电报或者使坏说错误的信息，上尉就会迎来很可怕的结果。那一瞬间，信息及其稀缺性赋予她的权力幻梦达到了顶峰：「她望着他的脸，觉得自己手中掌握了一切，就像她握着她的铅笔一样，后者随时都有可能在她握紧的拳头里折断。」
但她终究没有折断上尉。电报的确是丢了，但她凭借记忆背出了电报上的电码。上尉确认内容后松了一口气，一句谢谢也没说直接离开，从此没有来过。下一次女孩再听到上尉的消息，就是朋友告诉她，上尉和勋爵夫人结婚，并且上尉其实是破产了，富有的勋爵夫人用各种手段通过婚姻拯救了上尉。但女孩知道她在紧要关头对电报信息的操控，才是促成两人婚姻的关键。她没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因为在她的阶级，任何内心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都可以作为一种稀缺信息，给她带来权力的幻象。
我对这篇小说的观感是，电报间是当代“黑箱”的预言，我们不知道“黑箱”里发生了什么，正如发信者不关心电报间里是谁，女性身体与信息、机器、媒介关联在一起，成为了机制工具的一部分。在隐喻层面上，女性是被当作计算机运行的一部分的，但是，女孩并没有让自己像《植物妻子》和《素食者》一样把自己彻底和物融为一体后变得无意识——信息技术下人物命运的张力在于，她希望用信息的权力做些什么，她的确做了，上尉和勋爵夫人的婚姻可以看作是她参与信息编码后涌现的结果。但她的参与无法改变她在笼中的事实。事实证明她利用信息与上层阶级建立的连接都像梦一样短暂。故事结尾她得知上尉其实是个破产花花公子，也是象征着她对上尉的最后一丝爱的幻想破灭。
2. 《帕莫·艾德里奇的三处圣痕》（1965）
在这个故事里，信息不但决定着主体的构成，也决定了现实本身的建构。
1965年时代背景下，致幻药物是美国社会中显著现象，也作为文学元素被小说家纳入叙事。资本逻辑是底色。主体性、自由、希望、快乐等人类统一追求被变成一种商品。
糖麻：人使用后，意识被投射到每天都是星期六的极乐世界，女性变成世界里的玩偶「活泼帕蒂」，男性变成玩偶「沃特」，二者都拥有世俗意义上的完美人生。会有很多人共享一个玩偶，每个投射者的意识都会作为概率的组成，对那个玩偶在糖麻世界里的行为造成影响；共享同一个玩偶的人们也能感知彼此的意识。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在糖麻世界里是完整、清晰、能动的。糖麻药效过了之后，意识回到身体，人不得不再次面对荒凉的现实，这更衬托出糖麻世界的幸福。
嚼麻：帕莫·艾德里奇的产品：广告宣称可以获得永生——靠的是操作时间感知，现实的几秒钟，嚼麻世界可能过了几个月。人们纷纷为了永生而尝试，结果发现，所有使用者的主体性都被帕莫·艾德里奇从内部腐蚀了，糖麻世界里至少能拥有的主体性和时间意识，全部消失，人在永恒的时间里再也无法控制嚼麻世界（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即拟象和真实）的转换。帕莫·艾德里奇如同嚼麻世界里的上帝，也如同计算机病毒一样掠夺每个使用者的主体性，在人身上留下三处圣痕：金属牙齿、机械手臂和义眼。圣痕作为一种标记，如果在自己或周围人身上看到了圣痕，就说身处嚼麻世界，不然处于一种转变世界（the translated world）中，总之不是现实世界。
圣痕：类似赛博朋克世界里的义体改造，用一种主体性力量膨胀的幻梦吸引人们投身，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回头路的诅咒。
3.《插电女孩》
前面两个故事都存在现实和想象的分野，而在这个故事里，信息创造的两种人生，都属于同一个现实世界。
女孩P.伯克是一名流浪儿，向往美丽的皮囊与世界，她被科技公司选中，经过手术改造成为完美赛博人德尔菲的操纵者。两具身体被信息连接起来。在伯克的操纵下，德尔菲在外面的世界享受特权与财富，被媒体拍摄、被全球传播，代表极致的自由主义主体性与能动性；而帕克本人被囚禁在科技公司的洞穴深处，每当德尔菲入睡，刚“体验”过自由奢华生活的她还要在规训与监控下照顾自己的肉身。
德尔菲和科技公司高管的儿子保罗恋爱。由于伯克和德尔菲的生命节律与体验是相互嵌合的，德尔菲/伯克就如同科幻版的辛德瑞拉一样闪躲，最终引起了保罗的怀疑。但保罗以为德尔菲是大脑被植入了芯片才不正常，于是他想用金属笼子罩住德尔菲，从而阻拦脑电波干扰——像与《在笼中》设定的讽刺呼应，被德尔菲/伯克反抗后，他直接到地下洞穴见到了伯克，他并不知道伯克是谁，直接把弗兰肯斯坦一般的伯克杀死，于是德尔菲也一起离去了。德尔菲彻底死去之前，在操作者已逝的情况下，她还是说了一句“我是德尔菲”。
如何从这三个故事里回归这一部分的主体乃至全书统领的问题域呢？
作者用计算制度的思维，去分析这几篇索绪尔、德里达时代的文学文本，认为这三本小说“暗含计算制度”。于是这些小说里的人物都变成了标题里的「数字主体」。这三个故事，共同指向了信息所带来的人类“数字主体性”的幻梦。这个梦最好的结果是醒来、回到现实身体里；最坏的结果是绝望混沌的永生或死亡。而人们依然契而不舍地投身幻梦，是想摆脱现实里某种稀缺的约束，是因为需求与不满足——资本/权力逻辑很会利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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