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的时候沉迷摄影,买了很贵的相机,在网上找漂亮女生拍照。找到了人,剩下的就是确定拍摄地点。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君子约拍,无非是公园,公园,还有公园。为了寻找新鲜的拍摄地点,我开始频繁浏览小红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在罗湖区和福田区的交界处有一家交谊舞厅,装潢还保留着千禧年的风格。小红书上有不少人前去打卡拍照,配以“港风复古”的标签。
我决定先独自去踩踩点。下了地铁,拐过几个街角后便听到了低音炮的震动。一栋巨大的建筑上挂着“舞厅”的牌子。我走进门,墙上贴满了海报,一路灯光昏暗,音乐声随着脚步增大。我沿着楼梯走上二楼,一位穿着西装外套的大叔站在售票台后面低着头玩手机。
看到大叔的第一眼,我已经萌生了退意。但是古语有云:来都来了,我还是决定硬着头皮进去看看。我买了票,掀开遮光帘子,在七彩灯球的照耀下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舞池中央人头攒动,男士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女士身段婀娜舞姿摇曳,尽管他们已是我父辈的年纪。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静静地看了半个小时,然后回了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格格不入的闯入者,打搅了他人的盛宴。
不久以后,我对拍漂亮女生失去了兴趣,因为我开始附庸风雅。我看了不少国内外摄影师的画册和展览。我是说真正的大艺术家,良秀,周裕隆,陈荣辉,Alec Soth,Greg Girard……不胜枚举。我开始东施效颦,尝试做一个摄影项目。
这时我又想起了那个舞厅。舞厅和舞者是多么完美的拍摄对象。首先,绚丽的灯光在视觉上夺人眼球。其次,富有年代感的装饰与平庸的生活拉开了距离。最后,舞者的蓬勃朝气与我们对长辈的刻板印象形成了极大反差,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但大艺术家的画册和展览没有教我如何与拍摄对象打交道。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直接举起相机,搞不好要被人打出来。我的直觉是对的,许多人担心照片被传到网上后会引来不可控的非议。事实证明,长者有时确有先见之明。后来一段时期,网友以“非必要的聚集行为”为罪名对舞厅口诛笔伐。他们需要打卡时,它是文化地标。耽误他们上班了,它便“有伤风化”。我忿忿不平,又无可奈何。人们总是精通反思他人的错误,却鲜少忏悔自己的口孽。
在开始行动前,我鼓起勇气在网上向我最喜欢的摄影师陈荣辉老师请教,陈老师热情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向我分享了他的经验并建议我通过多聊天取得拍摄对象的信任。
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我发觉纪实摄影和田野调查有异曲同工之妙,便向人类学家袁长庚老师寻求建议。袁老师先是谬赞我的问题意识很好,又充分肯定了这个项目的意义,最后给了我两条建议。
第一条是亲身参与舞蹈。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一来可以融入他们,二来可以获得亲身体会。
第二条是把照片打出来送给他们。让他们看到了我镜头中的自己,他们就会放下戒心。
两位老师年纪轻轻经验却实在老到。我采纳了他们的所有建议,制定了先聊天再跳舞的行动方针。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相机都被封印在书包里。我每周去两次舞厅,一去就找叔叔阿姨尬聊。
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叫大气叔叔,他的微信名叫大气磅礴。他每个周末下午都会来跳舞。只要有他在的场次,没有人能不注意到他,他个子很高,舞步十分潇洒。我鼓起勇气上前搭话,赞美他的舞步,顺势问起他是从哪里学的跳舞,他说是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我很惊讶,问他去的什么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芝加哥大学。我是82年去的。”
“公派的少,我是自费的,那时候自费还得跟公安局申请。我父亲是六十年代从美国回来的,所以他坚持让我去。”他拿出一个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他看我是大学生,问我学什么专业。得知我是学物理的,他很惊讶,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叫梁灿彬的老师。
“你应该知道他,中国没人比他懂广义相对论。”我那时的学习重心还放在凝聚态物理上,觉得狭义相对论已经十分复杂,更遑论广义相对论,连我们学校的老师大都对广义相对论了解不深。
“我们那一代啊,都是听着杨振宁、邓稼先那些故事长大的。去了美国我就想着学物理。我英语还行,就是数理基础太差,学得挺痛苦的。嗨,那时候哪儿正经上过几天学啊?整天闹革命。当时呢,有人表演个‘Magic without physics’,我一听还能‘without physics’就去凑个热闹。结果那魔术师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国人,竟然是北师大的物理老师,到芝加哥来做访问学者的。我算是碰着救星了,三天两头找人家请教。他每次一讲,我立马就明白,成绩一下子就上去了。”
“可不是嘛!其实真不容易。他那会儿在物理系研究相对论,可1978年的时候对相对论基本还一窍不通。70年代那阵儿被下放到厂子里修电机去了!那时候相对论是反动理论,不让学。有人借着运动的名义假装把老教授抓来,开小灶偷偷上课。你想啊,四十岁出国,从零开始,又学英语,又学物理,又学数学,我是真挺佩服他的。他这人就爱琢磨,什么事儿都得想得明明白白才踏实。”
“后来啊,他不就回来了么。美国就待俩年,还整出一篇论文。回去以后又写书又上课,把在Wald那儿学的那一套全给搬回来了。那会儿可不少人,一去美国就不回来了。结果现在看着国内发展得快又想回来。我最烦就这种人。祖国强了你才想起爱国,这像话吗?咱为啥说要爱祖国、爱人民?因为只有这片地儿上的人才跟你吃过一样的苦,受过一样的罪!最最简单的,你跟美国人说你考托福多费劲儿,考了仨回才过,人家能懂吗?别的就更甭提了,咱们什么苦没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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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就是他。我前两年还看过他的视频呢,看了两集,可惜现在已经看不懂了。”大气叔叔说着笑了笑,“他一走啊,我的物理又跟不上了!后来我父亲来信说,未来是信息时代,我就去学计算机了。毕业回深圳以后开过公司,也当过大学老师,就是跟梁老师失去了联系。”
过了好几个月,我才认识了第二个人,阿芬姐。那天大气叔叔不在,我一个人又在角落里呆坐着。我的目光很快被一个阿姨吸引,她一袭红裙,和每一个舞伴都配合自如,在舞池中像翻飞的蝴蝶。我看得目不转睛,正犹豫着是否要找她搭话,她突然走到我面前。
她说:“什么阿姨,叫姐。两百块,我带你跳一整场。”
我想这里的规矩也许倾向于把人叫年轻而非给人抬辈分。于是逢女士便叫姐。以此类推,该叫爷爷的叫叔叔,该叫叔叔的叫大哥,该叫大哥的啥也不叫。阿芬姐教的很认真,尽管我一窍不通,但依然每个下午去装模作样。
“死喽——死喽——乖乖。”她说。我想她一定是对我踩到她的脚颇为不满。于是回家后网上找视频跟练,然后我意识到她说的是……
“Slow——Slow——Quick,Quick。”
跳了好几周,舞已经学会一点,照片还一张未拍。我表面上享受舞蹈,心里却急得不行。我不知道如何打开突破,但我知道“在场”是一切的前提。所以我尽可能多花时间泡在这里。有一天下午散场,我同她一道去萨莉亚吃饭。路上问起她的故事。她老家在湖南农村,家里穷上不起学,父母就把她送去当兵。
“文艺兵?”我问,我以为我会听到一个《芳华》式的故事。
“不是,打枪的那种兵。”但是她不喜欢当兵,“我吃不了苦,”她说,“就跑回家了。当时不敢回家,就跑到广东打工。”她做过许多工作,从服装销售到酒店前台。
“我喜欢跳舞,我喜欢好看的衣服,我从小就喜欢。我喜欢自由自在的,不想被人管着。”
那时在特区像这样的舞厅数不胜数,人人都跳交谊舞,但阿芬姐不在其中。后来父母在老家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她就回去准备结婚。可是她不喜欢那个男人,他沉闷,木讷,从想过离开过家乡。于是她又一次逃了出来,带着这几年打工挣的钱,报了一个交谊舞班。
“那时就要两百块钱一节课哦!”她说,“还有外国老师。我总共就剩不到一万块钱,全部交学费了。我一定要学,钱花完之前一定要学会。”
她出师以后就以舞蹈教学陪练为职业。“对了,你可不要跟别人说我只收你两百哦。这样以后他们都要找我讲价了。”大气叔叔跟我说过,她这种水平的老师一般至少要五百元一场。
她得知我喜欢拍照,问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拍,我说因为你们美,很有气质。
于是她就开始给我介绍更多的拍摄对象。有一天晚上,她带我去人民公园湖边。那里曲声悠扬。“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是邓丽君的《初恋的地方》。
我瞪大了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湖边有一个平台,其上有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一袭黑衣,独自起舞。阿芬把我介绍给关老师。我让关老师摆了一个pose,像Alec Soth在《Songbook》中的那张黑白舞者一样,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你老师能吃苦哦,以前我给她上课,别人三节课才能学会的她一节课就学会了。”临走时关老师对我说。
阿辉是阿芬姐的另一个学生。我以为他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他说不然,他依然在一个粤港两地的运输公司的汽修班做领班。“以前都是我修,现在有徒弟我就省心啦。再说现在都不让运,车怎么会坏呢?”
阿芬姐偷偷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教你吗?因为阿辉太笨啦,教他累死人咯!你不要告诉他哦。”
但阿辉很勤奋,每周雷打不动找阿芬姐练舞。等我大四毕业的那个暑假,阿辉已经跳得有模有样了。有一天我趁他休息时向他打听阿芬姐,她说阿芬姐今天在香港。我想起阿芬姐和我说过她后来在跳舞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香港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
“他喜欢看我跳舞,也支持我跳舞。”阿芬姐跟我说,嘴角扬起了害羞的弧度。我回想起阿芬姐的舞姿。女人是不会老的,她们可以永远灵动,永远柔软,永远起舞。
重返舞厅三个月后,我开始逐渐融入其中。售票台后的大叔是舞厅的老板,人称黄总。有人说,他开舞厅赚了好多钱。“不赚钱他还开吗?车都买了好几辆。”有人甚至说他是道上的人。有一次我来得很早,抱着书包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等阿芬姐。黄总突然开口问我是不是大学生。他讲普通话有一点北方的腔调,说快了又会切换到粤语,语气却很是和蔼。他又问我怎么每次都背着书包来跳舞。我说这是相机,我想来拍点照片,不过未经允许不敢擅自行动。我畏手畏脚的样子把他逗笑了。
“大概是一年前吧,一下子有好多年轻人来呢度拍照打卡。”他说,“一下!收了好多门票。我都唔知乜事!后来他们跟我说系那个小什么书……”
“对!那段时间来好多人,现在偶尔都仲有人嚟。一般是情侣或者一群女仔。你怎么一个人来拍?”
我跟他解释我和他们的区别,我想做一个纪实摄影项目,记录这个舞厅和这里的舞者。我把我的想法一股脑都告诉了他,不知道他能否理解。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不仅迅速理解了我的意图,并且大加支持。
“拍,随便拍,边个唔畀你拍,你就话系我讲嘅。有人不愿意入镜,避开他们就好啦。”
得到了黄总的支持,我仿佛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下硬气了起来。其实事情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不少看起来凶悍的社会大哥不仅十分友好而且一身正气。比如超哥。
超哥身高中等,身材匀称结实,两鬓推光背头油亮,紧身的黑T恤上经常龙盘虎踞。“小伙子!”他伸出粗糙而有力的大手与我握手。我等散场后让他站在舞厅中央,双手叉腰,昂首挺胸,为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超哥带着骄傲的微笑,像老兵的勋章。他的确是退伍军人,1979年时,他已是前线的排长。
“谁不怕死?但是关键时刻你得有担当。我是炮兵,步兵和坦克要上了,你炮没就位,你不是让战友送死?前面就是有毒气我也得过啊。”
“有啊,我们都带着防毒面具的。这些家伙吃着我们援助的米,用着我们援助的枪,打美国人。美国人打跑了,拿美国人留下的毒气弹打我们。许世友将军知道以后气得不行,给我们下令,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做了个开炮的手势,“打进万发炮弹,把谅山市的军政、通信、交通全部砸烂。”
“怪不得你身材这么好!”我恍然大悟,战场上下来的人。
“你不知道!我以前比你还胖得多!”他拍着我的背,掏出手机找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肥头大耳的陌生男人。“这是我。”他说,吓了我一跳。“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天天吃饭喝酒……后来觉得这样不行,我就每天早晨五点起来跑十公里。”又吓了我一跳。
“现在退休了,就来跳跳舞,吃清淡一点。走啊,我请你吃饭。”
“我有退休金,现在退伍军人待遇可好了,以前一般,十八大以后给我们涨了好多。”
我不再推辞,欣然前往。饭桌上超哥跟我说,舞厅里好多人都当过兵。
“你看那个长得像速度激情里那个光头的,他也当过兵,他之前回老家干黑社会去了。”
超哥说范迪塞尔从小就在少林寺练武,退伍后来深圳工作。前几年,他老家的村长和黑社会勾结,强抢土地。上访的乡亲一到火车站就被抓,抓住就打,打完还要被关起来。范迪塞尔听说后辞了工作,叫上当年的战友,回去陪乡亲们上访。
“那些小混混哪里干得过他,你看他那胳膊,妈的,有我两个粗哦!”超哥端起一杯茶笑道,“他们几个把人家二十个干趴下了。上访回来那个村长和那些屌毛就给抓了。”
“特战都做什么的?”我想和平年代他们应该少有用武之地。
“90年代,你都没听过,在郑州汽车站打击车匪路霸。”
“派出所哪里搞得定哦,那些人都带刀的,有的还有枪。当时武警都要派人支援的。怎么抓车匪路霸,就是两人一组,在长途车上坐着,遇到车匪路霸上车当场制服。”
“那肯定啊!他腰上给人捅了两刀,伤疤这么长。”超哥伸出小拇指给我比划,“车匪路霸,车上才有嘛,他在家你怎么抓他。后来这家伙站岗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大学生,钱包被偷了,找他报警。这上哪找去,他就自己掏钱给人家买了回家的票。”
“女大学生后来成了他老婆嘛!”他嘿嘿一笑,我也跟着乐。“还有,黄总也当过兵,好像还当过官。我们都搞不清楚。你可以去问问他,说不定他会告诉你。”
大四那年春节,我在家百无聊赖,又提起相机去舞厅碰运气。我走到楼下,没听见音乐声,估计是黄总回家过年了。但是我不死心,还是上了二楼。舞厅果然黑着灯,空无一人。
“估计过两天才能开门。”突然传来了黄总的声音,我循声望去,他正坐在二楼的露台上刷手机。我走到他对面,拉了一张椅子坐下。
“深圳前两天有一例呀,所以就唔比开咯。唔比开我哋就唔开啦,等讲可以开嘞再开嘛,要守纪律噶嘛。”
“我在家里待着都没乜事做啦,就过来这边转转咯。人呢,年纪越大就越钟意热闹嘛。你看吖,我几乎天天都在这里噶。有啲人讲我开这个舞厅系为了赚钱,啱啱开始嗰阵确实系有赚到啲钱嘅,但后来跳舞嘅人越来越少,就赚唔到咯。以前香港人都会过关嚟跳舞嘅,十九年之后就过唔到嚟啦。二十年前深圳到处都系呢种舞厅,而家,现在,就剩我这一间啦。要是真有钱赚,其他舞厅点会关门吖?我女儿都劝我收咗算啦,我又唔系冇退休金,现在开着都系帮人交租咁啦。”
“我在北京当咗好多年兵,退伍以后刚好1999年回归嘛,我回到深圳这边做公务员咯。”
他从手机上翻出一张照片,是二级警司的授衔令,是我们见不到的那种。
“我从来都唔跟他们讲噶,你看有谁知道?你同他们不一样,你读书又好,品行又正,我一眼就睇得出嘅。”
我让他说得不好意思了。可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心,问他有没有什么能讲的故事。
“英国鬼佬系唔会发慈悲嘅,佢哋到处落好地雷等你踩。仲有啲杂七杂八嘅人……”他说,“哎,我退休十几年啦,乜都唔记得喇。”
我知道,在珠江口的卡萨布兰卡,斗争始终波谲云诡,肯定有说不完的故事。只是其中的功勋与牺牲恐怕不许为外人道也。他站起身,打开了舞厅门口侧边的一间麻将室,指着墙上的一幅书法,问我看不看得懂。我摇摇头,这字写得实在太过抽象。
“英雄无名,献给工作在隐秘战线的同志。”他指着每一个字,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跟我说,“呢个系我退休嗰年个朋友送畀我嘅,我喺度挂咗成十年啦,日日都有人嚟打麻将,都冇人发现过。”
如果事情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我今天就不会写下这篇故事,而是会着手制作照片集,准备投个什么奖试试。师兄消失以后,我反复想起那个雨夜里的奇怪遭遇,隐约觉得自己曾经在另一个雨夜中遭遇了相似的经历。我反复回想,终于摸到了记忆的线索,那是我大四毕业后的暑假,也是我最后一次进入舞厅。
深圳的夏天闷热多雨,水分子充满所有空间,仿佛鱼都可以从海中游上来,游到饭馆里被厨师捉了去炖汤。在这样的天气里,稍不注意就会被大雨困住。那天晚上我同往常一样前往舞厅,和守在门口的黄总打过招呼,如常抱着相机坐在角落。
大气叔叔踏着他在美国学的舞步,超哥梳着帅气的背头,阿芬姐穿着牡丹花一样的红裙,每个人都在翩翩起舞。舞厅里灯光并不敞亮,七彩灯球旋转闪耀,地板上跳动的光斑模糊了我的双眼。
一首邓丽君的《初恋的地方》响起,灯光渐渐昏暗,我意识到是熄灯舞的时间。此时舞池向上升起,直到升入漆黑的夜空,连手机屏幕也不许亮起。每个人都感受着身体的律动,摇摆,旋转,摇摆,旋转。时间在此静止,然后开始倒流。苍老的面容上褶皱展平,斑白的双鬓重新长出青丝,脚步也变得轻快。摇摆,旋转,摇摆,旋转。我闭上双眼,把自己沉入时间的长河,随着邓丽君的歌声漂流。
当我睁开眼睛,舞厅重新被点亮。我拿起相机,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身影。可是映入眼帘的是一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猜想也许是又有同龄人从小红书慕名而来了,心里为黄总感到高兴,这下舞厅至少可以收支平衡了。我仔细打量眼前的人,从衣着判断他们应该是一群古着爱好者。这些人还挺用心,不仅服装考究,舞步也熟练,我一边想着,一边在人群中寻找我的大朋友们。我沿着舞厅的四条边走了三圈,仍未见到超哥、阿芬姐或者大气叔叔中的任何一人。难道这帮年轻人包场了?黄总的确跟我说过曾经有人包下了整个场地拍短片,那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帮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顶住了房租的压力。
如果他们真是来拍视频的,我还是不要误入为好。于是我赶紧往大门走,可是一路也没看到录像机。我掀开帘子,准备找黄总问问情况。一抬头,售票台后空无一人,小房间的门后也没有麻将声。往常叔叔阿姨们休息时或散场后喜欢聚集在门口谈天吹水,可今天门口也空无一人。他们怎么走得这么快。我赶忙跑下楼,想看看能否追上一两个人。
我并不惊慌,只是疑惑不解,难道我睡了太久,久到大家都聊完天各自散去了?我走出建筑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听着远处阵阵惊雷,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应该是看到即将下雨,所以跳过了侃大山阶段赶紧回家了。黄总也有可能回家吃晚饭了。
一滴雨水正中我的眉心。看来天上水分子大军压境,这一滴雨是打头阵的斥候。远处的雷公咆哮道:“地上何人,快快抱头鼠窜,我们龙王爷大慈大悲饶你不湿!”我吓得屁滚尿流,加快脚步向地铁站跑去。街道从未如此空旷,不仅不见行人,连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也被收走了。只有路上偶尔飞驰而过的红色出租车。好久没见到这种出租车了,现在不都是比亚迪的蓝色出租车了吗?
我来不及多想,只顾往地铁站跑。慌乱之中跑错了方向。我应该是往平安金融中心的方向走,那是深圳最高的楼,离老远就能看到。跑了半天没看到平安金融中心,我就掉头跑。跑了一段仍未见到地铁站,我意识到事情不对,倘若我刚才跑的是相反方向,我应该能看到京基一百大厦,那是深圳第二高的楼,玻璃幕墙上常年滚动一些扎眼的广告标语,就算下雨天也很醒目。可我也没看到。我慌了神,明明已经来过了很多次,怎么就是找不到地铁站了?每条街道都变得熟悉又陌生,我记忆中是地铁站的地方只有一片堆满了钢筋和水泥管的工地。
电母下达了最后通牒。远处天光一闪,两道金链组成一道天梯,或许是地王大厦的两条标志性的避雷针在引雷。我不得不返回舞厅,刚上楼梯就听到外面暴雨如注。我一屁股摊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气喘吁吁。屋里的舞会还在继续。我不禁对里面的人群感到好奇,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于是我撩开帘子,里面一片漆黑。好家伙,他们还跳上熄灯舞了。我摸到自己熟悉的角落坐下,继续闭目养神,心里期盼着雨早点停。
“初恋的滋味那么甜,怎不叫人向往……”随着歌曲的结束,舞厅里的灯渐渐亮了起来。经历了刚才的无头苍蝇般仓皇逃窜,我累得懒得动弹,连眼睛也不想睁。
这帮人怎么还自来熟呢?我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打算拒绝这个陌生女人。眼前出现的却是阿芬姐的笑脸。
“来来来,你给我和这个姐姐拍两张,快来。”她手挽着另一个阿姨,笑颜如花,想必姐妹俩刚美美地共舞了一曲。
“好嘞!来,看镜头。”我本能地举起相机,“很好!太漂亮了!对对对!再来一张!太美了!非常好!哎对!就这样就这样,再来一张,好嘞!看,一个是林青霞,一个是张柏芝!”
阿姨的笑声引得超哥和大气叔叔围过来观看。我又拍到了新的人物,这就算没白来,心里很是得意。刚才的奇怪经历被忘得一干二净。散场以后,我和大气叔叔一起往外走,黄总在售票台后面和每个人笑着告别,阿芬姐和超哥在门口有说有笑。
“哪儿有啊?你做梦呢吧。这地上不都干的吗。”他一边说,一边刷卡通过地铁闸机。
后来我去了北京读研究生,假期也被迫留京。直到一年后我放假回家,偶然路过舞厅附近,看到那栋楼已然被一夷为平地。
我四处打听,原来舞厅搬了新家,可我始终没找到机会再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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