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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公众号“21世纪的漫长冬眠”2025年第三期专栏，发布于2025年11月27日。希望与机核的大家分享我们的声音。
“一位忠实于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塞尔·莫斯的历史学家，总是希望看见全貌，看到社会的整体。”——费尔南·布罗代尔
今天是布罗代尔逝世40周年之日。他的历史学思想与实践紧跟唯物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指导，推动20世纪的法国史学环境进入法国社会科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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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20世纪法国主流史学流派，强调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问题导向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并研究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反对只对历史上的政治事件进行纯粹的叙述。
年鉴学派的运动开始于1929年1月15日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以年鉴杂志与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第六部为活动据点，在1956年到1968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主持时期到达鼎盛，形成独特的结构主义观点，历史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
随着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年鉴学派受到五月运动的观念冲击，转型至心态史、地方主义、生态学、计量史等领域。
2.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1902年出生于法国洛林地区默兹省，1923年毕业于索邦大学，1938年成为年鉴学派的一份子，1956年接替吕西安·费弗尔成为高等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简称EPHE)第六部主任。1968年五月风暴的爆发对其本人的心态造成较大影响，1972年从六部退休，1985年逝世，留下遗作《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
3.结构主义：现代西方重要的思想流派，在语言学（索绪尔）、哲学（维特根斯坦、路易·阿尔都塞）、人类学（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历史学（布罗代尔）、精神分析（雅克·拉康）等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涵义，持该主张的思想家总体上认为：某些特定的被研究对象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得到解释，这个语境可以是为了方便研究而被人为建构起来的，而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必然面临某些处境。结构主义一度与存在主义思想一道占据二战后法国的思想高地，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受到冲击，面临方向转型。
4.“五月风暴”：在一系列复杂社会和思想背景下，于1968年5月在法国爆发的巨大规模群众运动，一开始是大学学生抗议法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落后，后来逐渐扩大到反对越战、社会公平等议题以至于白热化，约900万工人参与其中，最后时任总统夏尔·戴高乐呼吁停止运动，宣布重新选举，运动得到平息。这场运动深刻改变了法国思想界的格局，导致战后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历史学传统深受动摇。
前言
费尔南·布罗代尔，前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主任，也许是现代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你不止可以在历史学课程上听到他的名字，也许也能看到他出现在社会学课程的一角。从1956年到1972年，他以犀利的具有征服力的全新历史学观点统治了法国历史学的“年鉴学派”，在滚滚运作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完成了将历史学变成一门社会科学的最终转化，开创了现代历史学的黄金时代。
笔者在学习历史学领域以前，首先接触到的是西方哲学。这种经历带给我另一种剖析现代历史学的视角，我看到布罗代尔的理念与同台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激烈碰撞，因时势而起，因时势退场。我曾与他的“长时段结构主义”产生强大的共鸣。
如今，我当初的热情与冲动冷却到常温，正值布罗代尔逝世40周年之际，从未进行过历史学领域写作的我，决定同时怀揣着理性和共情，以三个月的构思与写作时间，试图向“21世纪的漫长冬眠”的读者们像介绍一位朋友一样来介绍这位些许熟悉又些许陌生的历史学家以及他所率领的“年鉴学派”。我想把这篇专栏打造成一篇各行各业都无门槛可读的文章，在此冬眠计划即将进入第三年时，将它永久保留，当作我与历史学之间互换的礼物。
Part.1 历史学的格局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历史编纂学的传统。记叙过去和当下的事件，是人驾驭文字以后自觉或不自觉产生的一种意识。在西方，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时代开始，历史编纂采用不同的文体——修道院编年纪、政治回忆录、博古论文等等，主要是对政治与军事事件的叙事，对大人物的故事进行写作。
（希罗多德 (ΗΡΟΔΟΤΟΣ, BC484- BC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 (Ἱστορίαι) 》一书，被称为“历史之父”。）
直到17世纪，事情开始出现一些根本上的变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过后，自然哲学的种子正在欧洲悄悄发芽。来自英国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1687年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的一系列物理学思想以三大力学定律为核心，构造了一个在人类可观测范围内所有物体的运动解释学体系。从牛顿的时代开始，大到宇宙，小到一粒沙子，任何物理事物的运动状态都可以被科学地解释，并且经过时间的检验。这启发了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对牛顿的“大模型精神”进行效仿。
法国机械论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主持了一次百科全书式的人类各学科思想大编纂，试图涵盖人类迄今为止所有领域的全部思辨和科研成果。来自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以理性、知性与感性三种人类具备的能力为论证起点，对启蒙时期的哲学进行“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哲学思考对象从外部世界的宇宙真理转为对人类个体内心状况的考察，构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认识论系统；他通过论证“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规定了人类的思维上限，由此衍生出了一套浩瀚星空下属于人类自己的道德律。而历史学在这场规模宏大的自然哲学运动中，难逃其影响，开启了一轮从政治史书写到社会文化史书写的转向。
18世纪中期，欧洲的市民社会广泛形成，现代国家初具雏形。受到启蒙运动和商业革命的强烈影响，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促使社会成员可以让自己的特殊性得到释放，人类的才华能够得到更普遍的承认。一些学者希望自己获得社会上更广泛的认可，开始推翻以往的只为大人物而写作的历史学传统，对过去进行更为全面的想象。
来自苏格兰、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地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的历史”，其研究对象涵盖法律、贸易、伦理等等。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于1756年(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写就的《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就是对以往只关注政治史的历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跨越，开始注重社会意识与社会风俗。这些思想家试图“重建”过去的价值，如中世纪所谓的“骑士气质”，并且他们同时关注着艺术、文学与音乐的历史。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1694- 1778)，笔名伏尔泰）
时间来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欧洲越来越普遍地得到强化。启蒙主义的声音被一种更加强有力的、科学的声音所代替，人们呼唤一种精密的、基于史实资料的全新的历史学的出现。来自德国的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发起历史学内部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重新倒转了看待历史的态度。他将启蒙思想家们所注重的社会文化史转为边缘化，强调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力求史学写作的“客观主义”。兰克在柏林大学任职期间，他的影响力遍布德国乃至欧洲，让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独特的以考证为核心的“精密的学科”，首创近代历史学的先河。兰克确信，“在近代世界中，历史家是可以有地位的”。
（兰克 (1795- 1886)，推动了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革命”。）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在一系列历史资料中，政治和军事事件是最能达到“准确”的、最方便考察的方面，兰克及其追随者组成的“兰克学派”将政治事件史重新拉回历史写作的中心。兰克确信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上帝，而我们的历史每时每刻都是被上帝推动着前进的。兰克及其追随者以此否认历史中有人类个体的主观能动的参与。当考虑到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事件的失败时，兰克的追随者往往先射箭再画靶，把“失败”作为分析历史事件的大前提，将它牢牢与“必然性”捆绑在一起，替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们认命。这也就是说，兰克学派在思想上与当时风头正盛的德国古典哲学不谋而合，具有普鲁士国家色彩的沉重烙印，其所谓“客观主义”，天生就为现行体制和胜利者辩护。
在兰克学派使历史学正式成为一门近代独立学科的同时，追求自由平等与人文关怀的学者和活动家不会任凭历史学成为“胜利者的一言堂”。横跨两个世纪的进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对兰克学派发动了不同视角上的思想游击战。
法国的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呼吁人们要开始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那些受苦、劳作、衰老与死亡，却又无法刻画其苦难的人的历史”。他将历史学抬升到一种浪漫主义，要求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来自瑞士的艺术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主张传承古典人文传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类个体自由的侵蚀，主张将历史视为国家、宗教与文化三种力量交相影响的领域。布克哈特描绘了一种“力量模型”。言外之意，他将历史研究定义为一个唯物主义而不是顺从于上帝或者“绝对精神”的工作。法国社会学创始人、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倡导一种“无名的历史”。百年之后，犹太人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在1940年发表的遗作《历史哲学论纲》中批判兰克学派是“历史主义”，给予了兰克学派最后的沉重一击。本雅明说道：“现在的我们与过去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表明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无限个“现在”的延伸，而不是一种起源或偶像。与其从沉湎过去的活动中寻找沉沦的天使，不如在每一个当下中用自己的力量救赎自己。
（儒勒·米什莱 (1798- 1874)，拥有独特的史学观点，奠定了法国历史学环境的精神，被称为“法国历史学之父”。）
在这一系列伟大的思想高地争夺战之中，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他鼓励历史学家与其他学科合作，形成“历史心理学”或“集体心理学”。贝尔的学术观点吸引了一批有想法的学者加入他的队伍，其中在1907年和1912年，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参与了杂志的工作。
（亨利·贝尔 (1871- 1954），其思想深刻影响费弗尔与布洛赫，被称为实际上的“年鉴学派之父”。）
1920年，费弗尔与布洛赫二人受聘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相识的二人摩擦出强烈的思想火花。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德边境，二人在这里与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进行充分交流和切磋，积累了自己的学术水平。他们在1929年1月5日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计划将自己全新的史学理论推广并传承下去。在20世纪的前半叶，他们所领导的“年鉴学派”，正值野心勃勃的青少年时期。
布洛赫（左）与费弗尔（右）
布洛赫 (1886- 1944)，死于纳粹的枪口下。
费弗尔 (1878- 1956)，年鉴学派的维护者。
Part.2 历史学的爆炸
年鉴学派在其诞生之初直至二战结束以前，只进行着有限的激进运动，对传统的政治史和事件史发动小规模的反叛。
两位创始人费弗尔与布洛赫拥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和理念。费弗尔更加年长、热情好斗、棱角分明，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划分鲜明的界限。他受到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的强烈影响，饶勒斯曾声称要“兼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米什莱的神秘主义于一身，折衷社会势力与个人感情”。布洛赫性格内敛避战，对涂尔干与柏格森颇有好感，对社会学情有独钟。在二人作为历史学的战友共同奋斗之时，费弗尔踌躇满志，以“地理历史学”为武器开拓自己的领地，而布洛赫是战火之下的沉思者，冷静地为他们崭新的历史学辩护。
（1935年的《年鉴》杂志。）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守旧的19世纪法国历史学环境。受到兰克学派的磁场影响，法国“实证学派”历史学家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于1897年出版《史学研究入门》，主张遵循考察行政档案的研究传统，忽视对于社会整体的分析。他们主张废弃对历史的宏观解释，因为它们不够可信。法国学术界对法国的历史学普遍嗤之以鼻。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社会学家痛斥当今的历史学只是一门钻进细碎的档案里的片面的、无用的学科。老一代的历史学家专注于政治、个人与编年，纯粹地为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提供历史资料，而自身却毫无深入考量。
为此，二人在史学方法上做出重大革新，以“分析史学”取代了传统方法，以问题导向进行历史研究。早在《年鉴》创刊以前，二人就分别产生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分析视角。费弗尔所偏爱的“地理历史学”并不同于以往孟德斯鸠、黑格尔等思想家的“地理决定论”，费弗尔主张把地理学当做手术刀，深入考察社会生活的全部。布洛赫钟情于社会学视角，在1924年出版《国王神迹(Les rois thaumaturges)》，从中古时期国王的触摸仪式角度理解古代人的心态。除此之外，二人坚信“问题史学”也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思考，是历史研究的出路。
（费弗尔著作《为历史而战》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
“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的儿子曾经问过父亲这个问题，布洛赫在他的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中给出了有限的答案。书未写毕，布洛赫于1944年被纳粹德国杀害。其子当初的疑问回荡在上空，简短的一句话却涵盖着当时历史学最重要的问题。在当时，当你问一个历史学的学者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他们也许会回答”因为史料就在那里”。他们纯粹地喜欢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靠历史吃饭，其中包含了一种历史自觉。但当时的历史学空有考证能力，而历史分析的能力却不成体系。历史学在逻辑上看来就是一门对社会、对人类整体不负责任的学科。这也就是布洛赫之子所疑问的：历史学是专业的，却也是无用的。
然而，布洛赫书中最后简短地提到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指出历史研究需要我们用崭新的方式看待时间。我们需要认识到时间分期的可塑性，才能不断地“逼近现实的轮廓”，像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反映出的那样，将潜在的、应当得到呼唤的内容召唤到现实，落实到历史解释之中。“严格地说，这也是任何科学的最终目标。”这抽象的表达背后，反映着在布洛赫这里，历史研究变成鲜活的、能动的。他希望历史学家充分进入社会本身，塑造一个历史学内部的“可观测宇宙”。他不否认、甚至认可历史学家的主观想法。本话题布洛赫未能展开说说着实可惜，但作为年鉴历史学前进的蓝图已经足够。年鉴学派把历史从客观、神圣、绝对的殿堂中拖拽了下来，让历史学家变成历史的外科医生，让分析成为历史学的终极方向。
在二战结束的第三年，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第六部成立，费弗尔担任主任。他继承布洛赫的意志，把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齐聚到第六部，展开跨学科工作。费弗尔声称：“历史学家应该是地理学家，还应该是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极端厌恶各领域学者把知识窝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固步自封，他渴望展开更广阔的视域，希望描绘出来一幅人类的“总体史”画卷。这项工作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全球史”，也不仅仅是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与传统历史学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向世人解释“人类社会如何一步一步凝结成有机的整体”。他致力于从人地关系、社会关系、商品交换关系、文明结构等无数种切入点，以现代人、以社会工程师而不是考据学爱好者的视角来回溯过去，利用一切资料（包括口述史），挖掘和分析人类历史上的“全部现象”。这极大扩展了历史学的视野，彰显出历史学家负责任的态度。
费弗尔主张历史研究应有“集体”色彩，既要注重学者们一起参与研究（而不是单独的掉书袋的个人研究），又要”为了集体而研究（学者们应该注重我们当下的生活，捍卫自身，度过危机）”。费弗尔指派几名年轻的历史学家辅助他的工作，此时年鉴派已经成长为法国历史学环境中的一股强大的声音。
在高等实践学院第六部成立之初，费弗尔就邀请了一位颇有想法的年轻人费尔南·布罗代尔担任第六部的秘书。费弗尔一直对“学派”的概念稍作抵触，他曾援引米什莱的话，说自己没有党派也没有学派，“没有奴役他人的精神体系”。他关心在历史中寻求分析和理解，不希望学术分门别类。而在费弗尔于1956年撒手人寰后，他生前所大力提携的布罗代尔接手了第六部主任的职务。他在未来的十多年间以魅力领袖的人格统治着《年鉴》的工作，彻底将费弗尔的遗产变成一个学派，用独特的、高度理论化的史学思想武装了自身。年鉴日后的这一变化，大大超出了费弗尔的想象。
（布罗代尔。 ）
Part.3 历史学的正午
费尔南·布罗代尔出生在乡下家庭，父亲从小学教师提升为巴黎一所小学的校长，布罗代尔在青少年时期得以在巴黎度过。大学毕业以后，他前往阿尔及利亚（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担任教师，对西班牙历史产生兴趣。同时，在地中海南岸生活的经历启发了他的历史思维。假期期间，他在地中海沿岸各国博览群书。1932年，布罗代尔回到法国教书；1935-1937年，他前往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他在回到法国度假期间结识吕西安·费弗尔，从此布罗代尔的人生与年鉴学派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费弗尔深刻改变了布罗代尔的个人命运。布罗代尔对西班牙与地中海的兴趣浓厚，本想仅仅写一篇传统的博士论文（与当时主流的平庸道路一样），标题叫《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费弗尔建议他将视角放在整个地中海，写作一篇“全面的历史”。布罗代尔听取费弗尔的建议，凭借先前的知识储备，精心准备论文思路。直到二战爆发，布罗代尔被俘，他也坚持在集中营中写作。战争结束以后，1946年，他成为了年鉴杂志的副主编。1949年，布罗代尔博士论文的成品，长达150万字的旷世巨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I’époque de Philippe Ⅱ)》（以下简称《地中海》）出版了。
（《地中海》中文版已于2017年再版。 ）
《地中海》描绘了一个广阔的历史景观。布罗代尔把全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在于介绍地中海世界的地理，详细地描述了地中海区域各个国家的山川、平原、气候、城市与交通状况，将时间与空间勾连起来。第二部分侧重十六世纪地中海区域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包括人口、市场、运输、宗教以及1551-1589年间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帝国的社会、文化等。第三部分与传统事件史没有什么差别，将重点放在两大帝国在地中海争霸的过程。
布罗代尔如此设计全书的脉络，反映了他的思想已经基本符合年鉴派的基本理念。他在书中序言写道：“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自成一篇总体说明的论文。第一部分论述人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一部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流逝与变化滞缓的历史……一部几乎超越时间的、与无生命事物接触的历史”。“在这部静止不变的历史之上显示出另一部慢节奏的历史，……一部社会史，即群体与团体的历史”。“在相继研究经济、国家、社会、文化之后，我试图最后说明这一切深层的力量如何对战争这个复杂领域发生作用”。“最后还有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部分，或可称之为个体、事件史……：一种表层上的激荡，即潮汐在其强烈运动中掀起的波浪，一部起伏短暂、迅速、激动的历史”。“这样我们便把历史分解为几个层次，或者说，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一个地理时间，一个社会时间，一个个体时间”。他所提到的这三种时间，也就是日后他极力强调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话来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让读者意识到了“空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让一切人为的东西在地理中都得到消隐，掀翻了传统政治史的牌桌，把这部恢宏的历史的主角设定为大海本身，淡化了所有国界之类的概念。他认为有必要将他的关注点扩展到大西洋与撒哈拉区域——这反映出他就有全球史的概念以及纵观全局的视野。
他打造的三种“历史时间”展开如下：
1.地理时间：对应着“长时段/结构”。地理环境缓慢的流变，却对人类的生活状态产生不可抗力的深远影响。如山脉、平原、高原等地貌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塑造出来的一些天然交通道路），气候对一个地区产生的持久影响（尤其是考虑这个气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类的生存状态）等。
2.社会时间：对应着“中时段/局势”。在人地互动之下，人类逐渐结成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存在一定的文化习俗、商品交换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等等，对人类主体性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如中国古代的帝制、中古时代的封君封臣制度、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的商品贸易情况等等。
3.个人时间：对应着“短时段/事件”。一些短时间内或瞬间爆发的事件，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或者是政治、军事、外交的手腕，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政治政策；或者是人类个体短暂的生活遭遇。
正如他在书中序言所说，他极力地抬高大背景、大环境的地位（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几乎保持静止的地理环境），而排斥快节奏的历史事件。他认为所谓的事件，只不过是一种在历史的表层激起的微不足道的浪花而已。布罗代尔非常关心将个人与事件放在整个语境之中来讨论，甚至到了极端的程度，否认个人的能动性。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这方便了人们更加容易理解这些人与事件，但代价就是让这些人与事件显得如此地微不足道。他认为事件史“最富于人类趣味”，是可以快速激起人类的求知欲的东西，就像家长会更倾向于让儿童从帝王将相的故事中快速获得某些启迪。而布罗代尔同时认为，这种事件史“却也最为肤浅”。
布罗代尔在这一方面与费弗尔截然不同。费弗尔是一位极端的唯意志论者，他认为地理环境与人类个体之间产生的作用是双向的，而不是地理对个人的绝对支配。而布罗代尔走向费弗尔的反面。他曾说道：“在我想到个人时，我总倾向于认为，他陷入自身几乎无能为力的命运之中。”同时，布罗代尔没有满足于只从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历史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与费弗尔是一致的。布罗代尔对学科的边界几乎没有任何耐心，他总想看到事情的全貌，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全部融入到他的“总体史”之中。他说：“一位忠实于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塞尔·莫斯教导的历史学家，总是希望看见全貌，看到社会的整体。”
（《地中海》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
《地中海》出版之后，布罗代尔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名望，在年鉴派内部逐渐成为运营的主力军。《年鉴》开始大量出现心理史、人口史相关的论文，年鉴史学家纷纷投入到对经济、社会、地理等话题的宏观研究中。1956年，布罗代尔成为第六部的主任，开启了年鉴学派第二代的活动。在那个激荡的年代，万事万物都有待建构。布罗代尔坚信他的理论以足够成熟并能够长久地保持前沿。他让《年鉴》逐渐专门化，慢慢地成为一个内部家庭。
整个年鉴学派此时拥有着独一档的价值观，与德国历史哲学、英国汤因比的历史唯心主义泾渭分明。在50年代和60年代，年鉴派集体活动的工作态度、负责任的学科深度与其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都远远甩开同期欧洲其他史学流派，无疑走在历史学的最前沿。1963年，布罗代尔创建了人文科学研究所，以深入他的跨学科研究工作。
在布罗代尔成为年鉴领袖后，他计划完成费弗尔的遗愿，撰写一部15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史。费弗尔生前提议由自己来写精神文明部分，由布罗代尔完成物质文明部分。而现在，布罗代尔打算独自完成这部作品。《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第一卷初版于1967年，经过修改后与二、三卷共同在1979年出版，引起局部反响。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文再版。）
15-18世纪的欧洲正处在前工业革命的，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布罗代尔把这四百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
1.物质文明：以物易物，自给自足，范围有限，是最基层的物质生活，以生活中必备的日用品为特征。
2.市场经济：按供求关系建立的市场，意味着解放和开放，一般与集市、交易所、店铺等设施紧密相连。
3.资本主义：由少数大商人主导的垄断经济，最终成为权势社会集团，往往对市场经济还有阻碍和破坏作用。
本书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描述了15-18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人口、食物、衣着、住所、资源、技术、货币、城市等基本事项；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写作了市场、资本主义组织、国家、社会集团等领域的内容；第三卷《世界的时间》分别叙述商业活动下先后控制地区经济的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市场以及非洲、美洲、东方等地的经济特点，最后描述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我们在本书中仍然看到布罗代尔“历史时间三分法”方法论的踪迹。他认为资本主义最根基的那一源流需要从千百年来人们最基础的日常生活中去窥探，而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的变化则是中时段的“局势”主导的结果。而几大商业中心的先后出现，涉及到短时段变化下一些短暂起伏的波浪。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
按照法国社会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话说，布罗代尔毫不犹豫地在他的年代发动了“对事件史的十字军”。布罗代尔把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领域有机综合到一起。从地中海的格局，到全世界的经济形态通往近代的转折时代，他构建了一些自认为完好无缺的“整体”，并即将把自己的目光放到他的祖国法兰西。对他来说，对法国的研究，是自己需要留到晚年再品尝的一块“可口的白面包”。
1967年，费尔南·布罗代尔65岁。这一年，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发表了他的著作《景观社会》，轰动全国，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叙事猛烈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此时，在布罗代尔所热爱的自己的祖国内部，即将令他感到错愕的一起“事件”正在酝酿之中。这不起眼的“事件史”中的一环，将使得历史学的千年格局在后现代的想象力中迅速崩塌。
次年，1968年5月3日，一些对法国现存的高等教育制度深恶痛绝、对现有社会氛围感到不满的青年学生，以法国南泰尔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为首，聚集在索邦大学的庭院。大学呼叫了警察镇压了此次学生示威，然而在欧美青年普遍反对越战、美国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国际背景下，大西洋彼岸的法国青年无法再拥有任何耐心。怒火最终传递到了工人阶级那里。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毛思想拥护者，占整个法国五分之一人口的人民被愈发扩大的运动所吸引。在此期间，法国没有任何一座大中城市免于催泪瓦斯的洗礼。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五月风暴”，别称——“第二次法国大革命”。
（丹尼尔·科恩-邦迪在“五月风暴”。）
Part.4 历史学的交接
“历史的演变在加速。”——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
约900万-1000万人在1968年的那个五月走上法国的大街小巷。运动规模是如此之大——它的游行画面，学者们的语言和思想之间的交织，以及作为其象征符号的“街垒”，嵌入了当时几乎每个法国人的回忆之中。
（“五月风暴”时期，学生和民众在上街。）
法国社会的整体现状在布罗代尔的眼前瞬间被改变。学生们高喊“让想象力夺权”的口号，希望彻底扭转学术界的格局。“六八一代”之后的思想家们如同爆破一般涌现开来，他们要求重新审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著名新浪潮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运动期间的戛纳电影节上公开支持学生和工人；在风暴的次年，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中放弃了结构主义的思考，转入解构式的语言实践；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顺应思想界的强烈震动，遁入解构主义的分析；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运动中首当其冲，街上张贴有“阿尔都塞无用”“阿尔都塞不是人”“结构不上街”的攻击性标语，他从此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在自己的学生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巴迪欧(Alain Badiou)相继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以后，于1980年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入住精神病院。在运动结束以后，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给自己的朋友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写信，声称人们将会像铭记1789年一样铭记1968年。
这是一场无预谋的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宏大攻势。对布罗代尔来说，在各种层面上，这起“事件”意味着自己的失败，是自己的祖国为他亲自献上的一次大嘲讽。他一直以来所认为的最不重要的“事件史”，在历史自身的加速度中向内爆破，产生的不止是一丝微弱的浪花，而是海啸和飓风。对学生们来说，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哲学与人类学是老学究的象征，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学者正在限定人类思想流动性的上限。新一代的思想家们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一切，包括历史、知识、实践活动，甚至是冲动与爱。
福柯钟爱尼采的思想。他认为历史学家们往往只将所谓“真实”化约在行动领域之内，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们总是置个人的思想与想象于不顾。他要求人们对此进行反思。新生代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也具有解构主义倾向，认为我们应该着力于去探索历史中那些过往的“集体记忆”在后世的力量变化中的位置，找寻各个记忆所存在着的场所。年轻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尖锐地指出：当今早已不是资产阶级只依托金钱从而对人民实施统治了。资产阶级早已在文化领域中找寻自己的合法性，这种处境已然没有布罗代尔笔下的纯粹的经济问题那么简单了。上述思想家们正在替人民书写一种“后现代的紧迫感”。那个与我们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我们亟需面对的问题，就在当下读秒。
（在法国著名读书节目《Apostrophes》中，布尔迪厄与晚年的布罗代尔辩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问题。布罗代尔认为布尔迪厄的思想过于复杂化，远远没有长时段的视角容易又具有说服力。布尔迪厄对布罗代尔说：“……不幸的是，历史学家，或者确切地说是历史哲学家，经常会提出某些重要的趋势和规律，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我……认为这只适合用来‘讨论’，但不适合拿来验证……” ）
这场运动的余波改变了年鉴学派的轨道。学派内部的历史写作开始朝着地方主义、生态学等新思潮位移。1969年，两位怀揣着新思想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加入了年鉴杂志的营运。他们将一直被布罗代尔所边缘化的计量史和心态史带入其中。随着1972年布罗代尔从第六部中退休，年鉴学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去布罗代尔化”。1975年，勒华拉杜里《蒙塔尤》标志着年鉴学派第三代的“新史学”具备了属于自己的思想高度。勒高夫出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在他所领导下的《年鉴》下，杂志文章中提及布罗代尔之名的频率越来越低。
（勒高夫（1924- 2014），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被视为法国“新史学”的代言人。）
（勒华拉杜里（1929- 2023），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中流砥柱。）
以前，《年鉴》的两名领袖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各司其职，前者是热情的战斗家，后者内敛、冷静地为他们的史学革命的成果进行辩护。现在，费尔南·布罗代尔坐在了自己的结构主义思想的辩护席上，只是，现在轮到了他当那个被年轻人所怀疑的人。他一边继续撰写自己的法国史，一边注视和考察着法国思想界的实时变动。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认为，布尔迪厄的思想是一种复杂微妙的、走在钢丝上的社会学，远远不如自己的“长时段”理论简单易用并且具备原则高度。他仍然否认现代人个体的想象力，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自远古的历史以来持续至今的东西对人们施加的必然的影响。最后，他写成了自己所构思的法国史的第一卷，作为其遗作名为《法兰西的特性》，其仍然极具布罗代尔的个人色彩。1985年11月27日，费尔南·布罗代尔去世。
（《法兰西的特性》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
在90年代以后，以年鉴第四代为代表的法国的历史学紧随大势，进行一系列微观史（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身体史（受福柯影响）、图像史（跨学科灵感）的实验性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历史学已经转向细致入微的后现代性。
（罗杰·夏蒂埃 (Roger Chartier, 1945- )，法国历史学家，被视为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偏爱“阅读史”与书籍史。 ）
后记
晚年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待事件与个人的态度仍然是悲观的。在年轻的他从阿尔及利亚这个地中海的南岸眺望独特的自然风光时，他触摸到了他所理解的历史的深度。经由费弗尔指点后，布罗代尔创造了一个纵深的历史时间，同时使用多种平行的横向结构来规定这千年不断的历史格局。他拒绝谈论那些短小的“事件”，这也是年鉴学派整体的传统。他们很少谈论1789年之后的世界，尽管历史的加速度至今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
布罗代尔把观察对象放在了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局势。他锻造出“长时段”这个令人无法拒绝的语境，这让所有人都可以沉浸在结构之中，感受广阔的世界的同时认识到个体的无能为力。
布罗代尔提供了只有在他那个特定的年代氛围里才能得到发扬的学术传统，给无数后世历史学家留下了珍贵的操作空间。随着年鉴学派受到五月风暴所带来的法国思想界巨变，他们的第三代史学家举起“新史学”的旗帜。然而有“旧”才有“新”，“旧”的布罗代尔的思想包含一种强度，敢于使用崭新的前卫眼光分析历史问题的勇气。这股劲头始终无法被抹除，并将一直延续下去。当年鉴学派的思想在布罗代尔及其以后的时代中广泛地传播到欧美各地，学术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他们便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现在，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谈论社会文化、经济、地理、心态——他们最伟大的一项成功，反而归功于年鉴学派运动的没落本身。
“在我撰写的关于地中海和资本主义的两部著作中，我只是从远处，有时甚至从异常遥远的地方，瞭望法国，把它当作许多现实中的一个，并且与其他现实同等看待。正因为如此,我很晚才回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圈子，而且显然感到高兴。事实上，历史学家只有研究本国的历史才能真正得心应手，他几乎可以本能地了解它的迂回曲折、独特品格和薄弱环节。对于异国他乡，无论他怎样博学，也永远不会拥有这些王牌。因此，我没有先挑可口的白面包吃，而留着在晚年享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
END
LS21C：20251127
文案 Celiklyr
排版 Celiklyr
美术设计 水龙果 Celiklyr
审核 水龙果
校对 水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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