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时分，我们为何仍在为“游戏”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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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神话：悟空》以破竹之势横扫全球市场，登顶Steam畅销榜，其精良的制作与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让无数玩家热血沸腾，高呼“国产游戏的黎明已至”，游戏氛围似乎前所未有地热烈与团结。然而，在这片喧嚣之下，一个冰冷的事实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在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游戏依然背负着“电子海洛因”的污名，在许多家庭与公共讨论中，仍是那个谈之色变的“洪水猛兽”。
这巨大的认知撕裂从何而来？

一、根深蒂固的敌意：历史与认知的错位
中国社会对游戏的敌意，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态与媒体宣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妖魔化”的起源：世纪初的媒体恐慌。
案例最为典型的就是2000年《光明日报》那篇《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这篇文章首次将游戏与毒品划上等号，其耸动的标题和片面的案例，通过权威媒体的放大，瞬间击穿了当时对新生事物缺乏了解的家长群体的心理防线，为整个社会对游戏的认知定下了负面基调。此后，诸如“少年彻夜玩游戏猝死网吧”等极端社会新闻屡见报端，每一次都在强化这一污名化标签。

（二）代际冲突与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投射。
在“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和“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体系下，任何与学业无关的活动都被视为“玩物丧志”。游戏，作为一种极具沉浸感的娱乐形式，自然成了学业成绩下滑的“头号替罪羊”。父母们将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以及对新兴事务的陌生与恐惧，集中发泄在了游戏这一载体上。

（三）监管缺位与行业早期的野蛮生长。
在游戏产业发展初期，确实存在内容良莠不齐、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缺失等问题。黑网吧的泛滥成灾，让游戏与“不良少年”、“社会问题”等词汇紧密关联。社会将监管不力、家庭教育失职所导致的问题，简单归咎于游戏本身。

二、镜鉴与差异：欧美社会如何“平常心”看待游戏？
相比之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戏的认知经历了更完整的演变过程，其“平常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于产业、学术与制度三者协同演进的结果，最终将游戏锚定在“成熟文化产业”的位置上。
（一）产业成熟与全民化：从亚文化到主流消费的蜕变。
欧美游戏产业历经了从街机、家用机到PC和移动端的完整迭代周期，其发展与社会成长同步。根据ESA（美国娱乐软件协会）2023年的报告，美国约有65%的成年人经常玩电子游戏，玩家的平均年龄为36岁。这意味着，第一代游戏玩家如今已步入中年，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本身就是决策者、家长和主流消费者。游戏的“代际断层”远没有我们剧烈。因此，游戏不再是“小孩的玩意”，而是一种全民性的、跨代际的娱乐刚需。TGA颁奖礼能获得堪比奥斯卡的关注度，正是因为其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有消费能力和话语权的成年用户群体。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得任何对游戏简单的污名化都难以立足。

（二）学术研究与正面价值的“祛魅”。
当我们的舆论场仍在为“游戏是否致病”争论不休时，欧美的学术界早已超越了这一二元对立的初级阶段，进入了更精细的价值挖掘阶段。他们不回避游戏可能带来的成瘾等问题，但更致力于探究其作为互动媒介的独特性所带来的积极潜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于2022年发布的研究指出，玩电子游戏的时间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用严谨的科学证据，为公众认知“祛魅”，将讨论从感性的道德恐慌，推向理性的利弊分析。这使得社会舆论能够接受“游戏是一把双刃剑”的复杂事实，而非简单地将其视为“毒药”。

（三）健全的分级与监管：从“堵”到“疏”的智慧。
ESRB、PEGI等分级制度的关键作用，不在于“禁止”，而在于“分类和告知”。它建立了一套社会共识：游戏内容如同电影，是分年龄段的。它为家长提供了清晰的工具，将监管的责任部分地从政府和厂商转移至家庭内部。这套体系承认了成年人享有体验复杂、深刻内容的权利，同时也保护了未成年人。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因噎废食”的困境——不能因为部分内容不适合儿童，就否定整个媒介形式。

三、第九艺术的价值：超越娱乐的精神与文化载体
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地位，并非自封，其核心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其他七大艺术形式（除戏剧外）都无法实现的互动性（Interactivity），这种互动性催生了独一无二的价值维度。
（一）“能动”的沉浸感：从观看到亲历的叙事革命。
书籍和电影让我们“目睹”故事，而游戏让我们“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在《最后生还者》中，玩家与乔尔和艾莉共同穿越末日美国，每一次战斗的艰难、每一次物资的匮乏，都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切身的体验。这种通过操作和选择建立的情感联结，远比旁观更为深刻和持久。游戏叙事是一种“基于操作的叙事”（Ludonarrative），玩家的行动推动情节，这使得共情不再是情感投射，而是行为结果，极大地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可触摸”的文化课堂：从说教到体验的传播升维。
传统文化的传播常面临“曲高和寡”的困境，而游戏提供了“下沉式、体验式”的解决方案。《刺客信条：起源》的“探索模式”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在于它将文化知识从书本和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解放出来，置于一个可自由行走、观察的活态世界中。玩家不是在“学习”古埃及历史，而是在“生活”在古埃及。这与《黑神话》将中国神话、古建筑、兵器文化以极致视觉化呈现的逻辑一脉相承——它激发了好奇，而好奇是学习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游戏，因此成为文化传播的“兴趣引擎”。

（三）系统思维的演练场：在玩乐中掌握复杂逻辑。
许多策略、模拟和沙盒游戏，本质上是复杂系统的简化模型。玩《我的世界》需要规划、资源和项目管理；玩《文明》需要理解科技树、外交、军事等多线程决策的关联。这个过程无形中锻炼了玩家的系统思维、资源整合能力和延迟满足感。微软将其用于教育，正是看中了游戏“寓教于乐”的底层逻辑——在充满挑战和乐趣的环境中，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最高效的激发。

四、时代症候的解药：游戏在当下社会的积极意义
在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市场竞争加剧的宏观背景下，当代社会正弥漫着多重生存焦虑。年轻人深陷“绩点牢笼”与“求职困局”，在学历贬值和35岁职业危机双重阴影下艰难寻找人生坐标；中年人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浪潮，背负着房贷、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的三重大山；婚姻成本持续攀升使亲密关系沦为奢侈品，逐年下降的结婚率背后是当代人对情感联结的深度怀疑。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重压之下，游戏以其独特的互动形态，为困顿的心灵开辟出一方喘息之地。它主要从三个维度提供了解药：作为重建内心秩序的“心理复位器”、作为对抗孤独的数字社交纽带、以及作为超越“内卷”与“躺平”的第三价值空间。
（一）低成本的“心理复位器”：在压力时代重建内在秩序。
在普遍焦虑成为社会常态的今天，游戏以其独特的沉浸式体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及的情绪疗愈途径。与被动消费的短视频不同，游戏要求主动参与和持续专注——在《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的慢节奏生活中安排自己的小岛日常，或在《风之旅人》的诗意旅程中感受心绪的逐渐平复。这种专注将人们从无休止的忧思中暂时解放，进入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状态”。此时，现实中的焦虑源被暂时隔绝，过度活跃的交感神经系统得以舒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度的放松与内在平静。游戏因此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复位器”，帮助人们在情绪耗竭后恢复内在平衡，为重拾现实挑战储备必要的心理能量。

（二）重建数字社群，缝合现代孤独。
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趋于原子化，而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构建了基于共同兴趣和目标的“数字乌托邦”。在这里，社交剥离了现实中的身份、地位等外在标签，回归到能力、品格和协作本身。公会成员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所产生的战友情谊，是真实且深厚的。对于许多线下社交困难的个体而言，游戏社群不仅是补充，甚至是其核心的社交支持系统，有效对抗了孤独与疏离感。

（三）在“内卷”与“躺平”之外的“第三价值空间”。
当“努力不一定成功”成为现实常态时，游戏世界提供了一个“努力即有回馈”的确定性的乌托邦。人们在这里可以通过清晰的规则和自身的付出，获得可见的成长与成就。这种掌控感和成就感，是对现实无力感的一种宝贵补偿。它既不是无休止的“内卷”，也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是在一个平行宇宙中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精神慰藉的“第三选择”。这种精神上的“再充电”，对于人们重新积攒勇气面对现实压力，具有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

结尾：从“破圈”到“正名”的长路
《黑神话：悟空》的爆火，是一次成功的“破圈”，它用世界级的品质和商业成就，证明了我们有能力做出顶尖的文化产品。但这仅仅是开始。
真正的“正名”，不在于一款游戏能赚取多少外汇，而在于整个社会能否建立起对游戏这一媒介的理性、全面的认知。它需要游戏开发者持续产出有深度、有担当的作品；需要媒体摆脱猎奇与煽情，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需要学术界提供更多关于其影响的研究；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亲历者，尤其是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玩家”们，在家庭、职场和社会讨论中，平和而坚定地分享游戏的真正价值。
当有一天，我们谈论游戏，能像谈论一本书、一部电影那样平常，讨论其思想、艺术与社会意义，而非仅仅聚焦于其“原罪”，那才是中国游戏，乃至中国创意文化真正成熟的时刻。黎明已至，长路依然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