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哲伦号(DHV Magellan)的私人套间当中,有这样一本达尔文的著作——《小猎犬号之旅》(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除此之外,则是《白鲸记》( Moby Dick )和《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这两本小岛钟爱的小说,前者被看作是《合金装备V:幻痛》的最主要灵感来源,并且直接对应了神似和平·米勒(Kazuhira Miller)的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所扮演的焦油人(Tarman)的故事,后者则直接对应了由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扮演的亡人(Deadman)的故事。
当然,小猎犬号(The Beagle)显然是对照的麦哲伦号,但这并不是小岛秀夫(Hideo Kojima)的主要用意。当《死亡搁浅2》的故事接近尾声,总统(President)自我揭露后,在私人套间当中选择这本书的用意开始逐渐明了:死亡搁浅事件及其后果是否意味着人类需要退出进化的舞台?
因此,本文将从对进化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而说明进化论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以及这和笔者所理解的(也许是过度解读的)《死亡搁浅2》的主题有什么样的关系。
总统为人类提供了一套终极解决方案,即通过转化为开罗尔宇宙(Chiralverse)当中的存在者,而避免死亡搁浅事件给人类带来的困扰,例如虚爆(voidout)。笔者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开罗尔飞升。
开罗尔飞升不仅避免了死亡,而且让人类变成了一个永生的种族,只是人类不再能够进化。表面上来看,小岛不过是重复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机械飞升的话题,即机械飞升是否可取?
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仅仅把小岛的思考理解为探讨“机械飞升是否可取”,那么将偏离小岛在预告片当中抛出的那个问题:我们应当连接吗?
显然,“机械飞升是否可取”这一问题,并没有直接蕴含对“我们应当连接吗?”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设想,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某台未联网的设备上,此时这个人的意识体并没有和其他人或意识体产生交互,这很难称得上是连接。
因此,小岛想探讨的实际上是“开罗尔飞升是否可取”,而开罗尔飞升则意味着连接,因为进入冥滩的意识体会和其他意识体相遇。笔者推测,这也就意味着接入了APAS的网络当中,尽管,这不一定形成总统这样的意识融合体。
可能这时有人就会问了:活在这个开罗尔宇宙当中有什么不好吗?
当然,如果开罗尔宇宙实际上是一个虚拟宇宙的话,那么问题就会很棘手。正如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所揭示的,我们自身有可能就是缸中之脑,外部世界并非是实在的,那么既然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可能都是一个虚拟世界,除非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活在现实世界,否则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应该活在一个计算机模拟的虚拟宇宙当中。
但是,小岛所谓的开罗尔宇宙并非一个类似于计算机模拟的虚拟宇宙,而是这样一个宇宙:在其中不再有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experience of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什么是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比如品尝蛋糕的味觉、游泳时感受到的水的冰凉、登山时嗅到的泥土的芬芳等等,身处开罗尔宇宙当中的人将不再有这类体验。
这也就是说,开罗尔宇宙当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这意味着所有基于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也不存在(例如对吃蛋糕的滋味的回忆、对变身奥特曼的感觉的想象等等),能够存在的只是命题性的现象意识体验(当然,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和基于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的总和,也就是非命题性的现象意识体验)。
但是,小岛秀夫究竟是如何对开罗尔宇宙进行设定的,笔者无法在这里给出决定性的证据来说明,只能说明设定是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一种。那么,笔者有什么的文本证据可以说明开罗尔宇宙将不再有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
在总统和山姆的对话中,并没有直接说明开罗尔宇宙在现象意识体验层面和现实世界的区别,但是总统的其中一句话或许对笔者的看法有所支持:“你们会非生非死(You will be neither alive nor dead.)。”
这句话直接表明,这种非生非死的状态将意味着,处于开罗尔宇宙当中的人将不再有接受新的物理世界的信息并转化为新的现象意识体验的能力。当然,孤证难立,笔者还需要更多的文本论据来说明。一方面,笔者当然期望小岛在这里的台词上更加严谨,但是另一方面,笔者又认为,小岛似乎不需要严谨的台词也成功地表达了这层含义。
现在笔者稍作总结一下本节的内容:小岛实际上想提的问题是,“开罗尔飞升是否可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基于这样两个设定, 一方面,开罗尔飞升会导致意识体之间的高度连接,另一方面,开罗尔飞升会导致不再有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 。在下面一节当中,笔者将论证这两个设定为什么是忠实于文本的。
在本节当中,笔者将论证上节末尾所说的两个设定为什么是忠实于文本的。
就第一个设定(开罗尔飞升会导致意识体之间的高度连接)而言,在《死亡搁浅》当中,游戏明示了开罗尔网络可以通过海量数据传输实体开罗尔打印,在《死亡搁浅2》当中则明示了APAS的运作依赖于开罗尔宇宙的海量数据传输。有人会说,这并不意味着存在高度连接,因为在开罗尔宇宙当中,一个人或许可以开启某种信号屏蔽器,从而与其他数据隔离开来。但是,这显然忽视了什么是高度、或者过度连接。在机核的采访文章《“人与人的连接不应是这样的”,<死亡搁浅2>小岛工作室访谈》当中,小岛秀夫这样说:
“打开电视就会看到里面再说‘以后就是Metaverse的时代了,不再需要与人接触’之类的,好像真的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真是感觉这样下去就完了……经过疫情后意识到,过度的连接也是不行的……在DS2里会有替我说出来的角色。”
这里,小岛秀夫显然否定了过度连接,他认为基于Metaverse的过度连接是不可行的,是有极大弊端的。那么,这个弊端是什么?答案需要基于小岛这里所说的“在DS2里会有替我说出来的角色”。这指的是哪个场景中的哪个角色?笔者认为,没有比硬汉(Die-hard man)更合适的人选了,而硬汉出场的场景正是总统试图为全人类提供开罗尔飞升的场景。因此,合理的推测就是,总统提供的开罗尔飞升实际上就是一种过度或高度连接的体现,笔者认为这正是小岛秀夫所要否定的。但是,应该怎么理解小岛秀夫所说的过度连接?
笔者认为, 小岛的重点不在于存在于开罗尔宇宙当中是否可以屏蔽其他数据,而在于开罗尔宇宙是一个相比现实世界更加容易接受各种各样的数据的世界,在其中信息泛滥和信息过载是一个相当容易产生的情况,就像在Metaverse或一般的互联网环境一样 。因此,笔者认为只需要开罗尔宇宙相比现实世界更容易信息泛滥和信息过载,就足以说明开罗尔宇宙会导致意识体之间的高度连接,而且高度本身就是一个基于比较或相对值而论的概念,而非一个基于某个绝对值而论的概念。
笔者稍微总结一下上述提供的论证第一个设定的两个理由:(1)小岛秀夫否认了过度连接,开罗尔宇宙正是小岛所说的过度连接在游戏当中的体现,这说明了开罗尔飞升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意识体的过度连接。(2)开罗尔宇宙是一个更容易比现实世界发生信息泛滥和信息过载的世界,而信息泛滥和信息过载是高度连接的体现,因此开罗尔飞升会导致意识体之间的高度连接。
就第二个设定(开罗尔飞升会导致不再有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而言,一个主要的文本依据就是硬汉(Die-Hard Man)登场对总统的反驳。相比最终和希格斯(Higgs)的抽象BOSS战,硬汉以一种大部分人完全没有预想到的方式登场,在抽象程度上更高一层。硬汉的登场绝非小岛秀夫刻意整活,笔者认为是精妙地服务于叙事和主题表达的。笔者认为,硬汉所想表达的是,开罗尔宇宙不能提供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
硬汉以一支打破冥滩死寂氛围的劲舞登场,伴随着对总统的否定:“不,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No, I’m not about to let that happen.)”要理解硬汉的否定,就需要理解否定的对象,即代词that(这种事)指的是什么。
回到麦哲伦号的背景后,硬汉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渴望活动身体的感觉。(The physical sensation of movement is something we all crave.)”这句话想要表明的是,开罗尔宇宙无法提供运动的身体性感觉(the physical sensation of movement),由于开罗尔宇宙无法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又是人所渴望的,因此开罗尔宇宙不是人所渴望的,而人所不渴望的则是人所不应当接受的或应当否定的。以三段论的形式构造出来,即:
大前提a1:运动的身体性感觉是人所渴望的。
小前提b1:开罗尔宇宙中没有运动的身体性感觉。
结论c1:开罗尔宇宙不是人所渴望的。
大前提a2:不是人所渴望的就是人所不应当接受的。
小前提b2:开罗尔宇宙不是人所渴望的。
结论c2:开罗尔宇宙是人所不应当接受的。
从这两个三段论可以明显看出,硬汉所要否定的that(这种事)指的是那个不能提供运动的身体性感觉的开罗尔宇宙。
进一步地看,硬汉所说的似乎是,开罗尔宇宙无法提供关于运动的身体性感觉,而运动的身体性感觉其实也就是前面笔者所说的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当中的一个重要类别(还有一些非躯体运动下产生的身体性感觉,比如在静坐时聆听音乐听到的声音)。这里就会有一个疑问,即硬汉似乎只承认了开罗尔宇宙无法提供关于运动的身体性感觉,那开罗尔宇宙能不能提供其他的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呢?比如,静坐时听到的声音,在开罗尔宇宙当中是否存在呢?
硬汉在此之前还讲了另外一句话:“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的肉体和自由。(To forsake our flesh and freedom it out of the question.)”笔者认为,“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的肉体和自由”比不接受缺乏运动的身体性感觉的开罗尔飞升这一实践承诺更加的宽泛,前者意味着任何的来自于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都是不应当放弃的,而非仅仅是拒绝其中的一种来自于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有意识体验,即运动的身体性感觉。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开罗尔宇宙不能提供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并且这是人们不应当接受开罗尔宇宙的决定性理由。
笔者稍微总结一下上述提供的论证第二个设定的理由:硬汉拒绝了总统的方案,在硬汉的相关台词当中表现了开罗尔宇宙不能提供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
现在,本节已经论证了开罗尔宇宙的这样两个设定是符合文本的。这两个设定是,开罗尔飞升会导致意识体之间的高度连接,以及,开罗尔飞升会导致不再有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接下来,笔者将论述这两个设定为什么对于人类来说是要付出的代价,换言之,即为什么接受进入这两个设定下的开罗尔宇宙对于人类来说是糟糕的。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到笔者在导语当中提出的问题:死亡搁浅事件及其后果是否意味着人类需要退出进化的舞台?
开罗尔飞升,其实也就意味着人类退出进化的舞台。按照《死亡搁浅2》的文本,进化的必要条件是身体性的运动,没有身体性的运动,一个物种的进化就将终止,笔者把这一观点称作“运动-进化”论点(movement-evolution thesis),即身体性运动是物种进化的必要条件。
在总统看来,随着死亡搁浅事件及其后果的发生,人类这一物种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自然环境了,是被自然所淘汰的物种,因此人类应当让位于新物种。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基于这样一个预设:适应于自然环境的物种才能生存。
笔者把这一预设称之为“适者生存”预设。“适者生存”预设存在两种理解方式:
显然,总统对于“适者生存”预设的理解是第二种(规范性理解),而非第一种(事实性理解)。既然如此,那么就可以追问,为什么不适应于自然环境的物种应当被任意一种力量所抹除?或者基于总统的开罗尔飞升策略来说,为什么不适应于自然环境的物种就应当采取开罗尔飞升?
现在开始,我们不断地看到,“应当”这一词汇的出现,而在此之前,笔者还使用了“需要”,这些词汇实际上都在表达某种规范性(normativity)。
既然,总统提出了一种规范,即不适应于自然环境的物种就应当采取开罗尔飞升,那么我们就可以追问,这种规范的来源是什么?什么能够为这种规范进行辩护?
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某些支持者或许会说,自然的事实揭示了什么是应当,什么是不应当,即自然选择了某个物种的支配权,那么其他物种就需要交出支配权。但是对“适者生存”预设作出事实性理解的人也可以反驳说,既然自然的事实揭示了什么是应当,那么为什么不等待自然自身来宣判某个物种的灭绝,而要依赖人来干预?并且,如果是自然来宣判某个物种的灭绝,那么规范性理解就坍缩为了事实性理解,因为对于自然来说,应当和会在效果上没有区别,而自然本身没有某种现象意识体验(如果泛心论不成立)。
支持对“适者生存”预设的规范性理解的人可以进一步反驳说,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选择就是自然的选择,那么人的干预并没有违背自然。再进一步,支持事实性理解的人可以再反驳说:为什么某些人的选择是遵循自然的,某些人的就不是?既然人的选择是自然,那么我们选择了听从人之外的力量安排,为什么就没有遵循自然?
笔者无法再继续为支持规范性理解的自然主义支持者进行辩护了,如果论辩到此终止,那么自然主义看起来并没有为总统的这一规范提供有力的辩护。
除了自然主义,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Humean Moral Constructivism)则是总统能够为其规范(不适应于自然环境的物种就应当采取开罗尔飞升)提供辩护的另一路径,在这里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可以对应于某种版本的后果主义。总统的辩护策略大致如此:
大前提a4:人类应当采取能够促进极大好结果的策略
小前提b4:开罗尔飞升能促进永生这种极大的好结果
结论c4:人类应当采取开罗尔飞升
S3和S4分别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提出了理由来说明人类为什么应当采取开罗尔飞升。对这两个论证的反驳,主要集中于两个大前提,即a3和a4。为什么人类应当采取能够避免极大坏结果的策略或能够促进极大好结果的策略?实际上,总统并没有理解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的本质,更无需说后果主义所需要考虑的是人类总体的快乐和痛苦。
一些极大好结果和极大坏结果,如果不考虑人类总体的快乐和痛苦,在后果主义的计算当中可能占比很小。例如,一名电竞选手久经磨难,奋战十年,屡战屡败,才在生涯末期拿到了年度赛事的冠军,这名选手捧杯时的快乐的确是极大的,但是假如在之后的生命中他生活极度凄惨,这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选择的人生,不少人会把这样的人生看做没有获得总体上的好结果。类似地,即便永生是极大的好结果,但是为了永生而舍弃了其他所有的好结果,是否是一个人所愿意接受的?再者,为了避免死亡而选择枯燥无味的人生,是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真的是总体上的好结果?
现在,让我们来进一步看看,为什么说总统还没有理解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的本质。
在总统超长独白的结尾,他说:“人类进化成逃脱灭绝的形态后,将永生永存,正如你们所愿。(Humanity will be free to thrive in perpetuity, having evolved into a form that allows you to escape extinction—as is your desire.)”这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是“正如你们所愿”(as is your desire)。这句话紧接着硬汉的一声“No”。对于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来说,其要点在于,道德规范的来源是人类的评价性态度(evaluative attitudes)加上对这些评价性态度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总统看到的是,人有永生的欲望(欲望是一种典型的评价性态度),有避免死亡的欲望。但是,这些欲望尽管是一种评价性态度,但却是未经过反思平衡的,因而在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看来不能够作为道德规范的来源。按照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大前提a3和a4应当被一并修改为“人类应当采取通过对人类整体的评价性态度予以反思平衡而得到的规范”,这样的话,结论c3和c4也就无法得出。
如果按照休谟式的道德建构主义,开罗尔飞升就无法成为一种通过对人类整体的评价性态度予以反思平衡而得到的规范,因此对人类进行开罗尔飞升的规范就失去其辩护力量。 换言之,开罗尔飞升对于人类的评价性态度及其反思平衡来说是破坏性的,或者阻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我们能够说开罗尔飞升有其严重的代价。
接下来,笔者将围绕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给出理由说明,为什么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是一种值得考虑(不仅是在《死亡搁浅2》语境中)采取的元伦理学理论立场,以及开罗尔飞升的具体代价是什么。这些讨论将回答本节开头的那个问题:死亡搁浅事件及其后果是否意味着人类需要退出进化的舞台?笔者的答案是: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明人类需要退出进化的舞台。
德里克·帕菲特(Derik Parfit)的集大成之作《论重要之事》( On What Matters )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如果没有什么是在道德上重要的话,那么这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这样的后果。笔者无意在此讨论帕菲特(其实是不懂),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浮现在《死亡搁浅2》的主题面前,即进化的舞台上到底什么是重要的?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如果有,这种重要之事的来源是什么?
对于某种道德实在论(一些典型的道德实在论者认为存在强健的独立于态度的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真理(There are robustly attitude-independent irreducibly normative truths))而言,斯特里特(Sharon Street)提出了一个对于这种道德实在论的强有力的反驳,这一反驳被称作进化拆穿论证(Evolutionary Debunking Argument)。在斯特里特的文章《一个对于价值的实在论理论的达尔文主义困境》(A Darwinian Dilemma for Realist Theories of Value)当中,斯特里特首先提出这样一个质疑:这种道德实在论无法提供充分解释的是,为什么进化对人类评价性态度的影响和道德实在论所主张的独立于态度的道德真理存在着关联(Street, 2006, 109)。在斯特里特看来,道德实在论能够提出的稍有说服力的两种回应是,要么对人类评价性态度的进化影响不过是恰好和独立的道德真理一致,要么主张对人类评价性态度的进化影响是循真的(Track Truth)。斯特里特认为,对于第一种回应,这显得过于荒谬(这种偶然无非就是大海捞针),对于第二种回应,这违背了我们的科学发现所揭露的事实。(Street, 2006, 121-135)
进化拆穿论证的目标是拆穿那些被看做是强健的独立于态度的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真理。 换言之,斯特里特认为,“我们的评价性判断的系统彻底地充斥着(thoroughly saturated with)进化的影响”。(Street, 2006, 121)
众所周知,进化的目的是保证生存。斯特里特认为,那些拥有有利于生存的评价性判断的个体更容易生存下来,例如那些偏好、赞赏具有利他人格的人就更容易生存下来,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正是为了生存,那些有利于生存的评价性判断被保留了下来,变成了人们所承认的道德真理。
简而言之,进化不仅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影响,同样对我们的认知和其他心理部分产生了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评价性判断,或者说道德信念。 但是这些受到进化影响的评价性判断或者道德信念本身,还不是道德真理,比如自利这一评价性判断也是进化影响下产生的,却并没有被我们视作道德真理。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的进化是以另外一种形态发展的,那么很可能我们目前所承认的道德真理会变得很不一样。
在文章《接受偶然性:关于实践理由的休谟式建构主义》(Coming to Terms with Contingency: Humean Constructiv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一文当中,斯特里特举了这样社会性昆虫的例子:
“那么,请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只具有反思能力的社会性昆虫,生活在另一个星系的某颗行星上。她是高度智能化蚁类生物群落中的工蚁,整个群体由蚁后(即这只工蚁的母亲,也是群落所有成员的共同母亲)统治——蚁后是族群中唯一具备繁殖能力的个体。群落由数百万计的姐妹组成,彼此间共享四分之三的遗传物质。这只工蚁与我们相似之处在于她也珍视许多事物,但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是:她认为自身的存在仅具有最微不足道的工具性价值。在她眼中,蚁后与群落的生存福祉才是世上最重要的事——只要它们的未来有保障,她便感到幸福满足;而一想到它们可能遭受伤害,她就会陷入极度的恐惧与焦虑。至于她自身的福利与生存?除了作为工具性考量外,她几乎毫不在意。尽管需要刻意努力(这并非她的本能),但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存活对母亲和姐妹们仍有价值,她便会尽力保全自己。可一旦发现牺牲生命能更有效地帮助家族(比如参与某项筑巢工程),她就会欣然且热切地赴死——为能派上用场而欣慰,为族群的繁荣而欢欣。”(Street, 2012, 53)
在某些道德实在论者,或者康德式道德建构主义者那里,一个理性存在者应当被视作目的,而非被视作工具,但是在斯特里特的社会昆虫案例当中,在另一条进化路径中的理性存在者显然可能否认这样的实在论者们的这种看法。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道德真理而言,进化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这也就是说,进化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进化的舞台当中,进化的影响更像是舞台上不断在更换的背景板。
但是这还没有说明,进化的舞台到底谁说了算,是否存在重要之事。
当然,道德真理无法直接通过进化影响给出,毕竟自利论这种由进化而来的评价性判断是一种会直接自我挫败(direct self-defeating)的判断,因而无法成为被我们所接受的道德真理。
那么,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确定是否存在重要之事?以及什么是重要之事?
对于人类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在于理性反思。也许有的人会拒斥理性反思,但是总体来说,理性反思为人类提供了在诸多利害之间权衡的能力,这协调了进化的普遍性影响和人类面临的特殊情境之间的冲突。
如果说道德真理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是进化的影响,那么道德真理显然还需要其他的必要条件。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就是反思平衡,而反思平衡则来源于人类的理性反思能力。
但是这里可能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即不同人群的理性反思能力不同,根据同样的一些评价性态度(其中包含了进化的影响),不同人群经过反思平衡得出的结果并不相同。因此,笔者在这里认为,存在两种反思平衡,即表面上的(prima facie)反思平衡和理想的(ideal)反思平衡,前者指的是特定个体或群体对给定的一系列评价性态度的反思平衡,这种反思平衡相较于理想的反思平衡来说,会导致给定的评价性态度涉及的人群的更加不满。不过,笔者在这里并不试图给出反思平衡的具体细节。
如果接受这种理想的反思平衡,那么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实际上主张的是,道德真理来自于对人类评价性态度的理想的反思平衡。在进化的舞台上,显然人类的评价性态度普遍地受到了进化的影响,并且反思平衡能力也实际上是进化的产物,但是具体进行什么样的反思平衡却并不是进化所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一段话之前,笔者认为反思平衡方面不属于进化对人类道德真理的影响。
稍微总结一下本节的内容:笔者认为, 人类一直处在进化的舞台上,人类的道德真理普遍地受到进化的影响,这意味着道德实在论是不可靠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否认道德真理的存在,道德真理来自于对人类评价性态度的理想的反思平衡,这种元伦理学立场被称作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 。
在下面一节当中,笔者将站在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的立场,对开罗尔飞升的代价进行重新审视,说明为什么开罗尔飞升对于人类来说是道德上消极的或不可接受的。
首先,(a)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认为,道德真理来自于对人类评价性态度的理想的反思平衡。其中,人类的评价性态度毫无疑问受到了进化的普遍影响。
其次,(b)开罗尔飞升阻止了人类的进化,因为“运动-进化”论点认为身体性运动是物种进化的必要条件。
再者,(c)根据第二节当中笔者论证的两个设定,一个设定是开罗尔飞升会导致意识体之间的高度连接,另一个设定是开罗尔飞升会导致不再有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
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把(a)和(c)联系起来。一方面,人类的诸多快乐都基于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例如品尝蛋糕的甜味时的快乐、游泳时感受到的水的冰凉的快乐、登山时嗅到的泥土的芬芳的快乐等等,伴随着这些快乐的是对这些快乐的欲求,这些快乐乃至于欲求受到了进化的普遍影响;另一方面,高度连接将导致人类进入信息泛滥和信息过载的时代,各种偶然相遇带来的快乐也将从人类这里被去除。由于对于快乐的追求是人类评价性态度的一种,依据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的观点,道德真理来自于对人类评价性态度的理想的反思平衡,那么对这两类快乐的追求必须作为纳入对道德真理的考虑中来。
有人或许会说,人类这些快乐无疑受到进化的普遍影响,因此进化为这些快乐提供了辩护,否认人类的进化就是否认人类的这些快乐。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触及到(b),因为(b)是在说开罗尔进化阻止了人类进化,仅此而已,人类的进化终止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快乐的终止,尤其是当“开罗尔宇宙能提供那些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这一本体论设定成立时。
实际上,(b)和(c)当中的第一个设定存在着直接联系。开罗尔飞升高度连接导致的信息泛滥和去身体化,借此,各种偶然带来的快乐将不再存在,而开罗尔飞升会直接剥夺这种快乐。如果经过人类的反思平衡,对各种偶然带来的快乐的欲求无法被反思平衡所去除,那么根据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那么开罗尔飞升将是违背人类的道德真理的。
在这里,让我们姑且接受,经过人类的反思平衡,对各种偶然带来的快乐的欲求无法被反思平衡所去除,那么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开罗尔飞升违背了人类的道德真理。(注:关于为什么人类的反思平衡无法去除偶然带来的快乐,一个较为强健的理由是人们难以接受无聊的人生,而偶然消除了这种无聊)
似乎,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已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开罗尔飞升的代价是不可接受的。
除此之外,开罗尔宇宙 不 能提供那些来自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更加有力地说明开罗尔飞升违背了人类的道德真理:由于大部分人不愿意放弃基于来自于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的快乐,而这些快乐作为评价性态度也很难在反思平衡当中被去除。一个重要理由是,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压抑各种身体性欲望,比如外出旅游的欲望、体育运动的欲望、性的欲望,经过反思平衡后,这些欲望将得以保留而非去除,尽管反思平衡后这些欲望会受到一定限制,比如不能损害其他人满足同样欲望的能力等等。因此,由于这一版本的开罗尔宇宙无法提供这些基于来自于接受性器官的现象意识体验的快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违背了人类的道德真理,因为这些快乐是在反思平衡后得到有限度的保留的,是合乎道理真理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在导语部分提出的问题:死亡搁浅事件及其后果是否意味着人类需要退出进化的舞台?
现在,答案显而易见了: 由于“需要”表达的是某种规范,而规范只有在既定主体下才有意义,根据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我们找不到理由让人类退出进化的舞台 。或许,对于总统来说,他们认为人类需要退出进化的舞台,但是,假如他们能够与人类一起进行反思平衡,很可能得到的结果依旧是人类没有理由退出进化的舞台。
6. 《死亡搁浅2》的主题:身体性快乐和接受/享受偶然
如果我们接受进化拆穿论证的观点,人类的价值理论没有可能摆脱进化的影响。进化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人类的道德真理:进化使得某些东西成为我们的评价性态度,进化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平衡的能力。根据进化拆穿论证的思路(以及奠基于进化拆穿论证的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人类的道德价值无疑处在动态的建构过程当中,而这一建构过程,无法被我们预先把握,需要我们时刻投入关注和努力(明日这一角色经历多个角色养育而成,正是隐喻了这种人类未来所需的共建过程)。
在《死亡搁浅2》的结尾,小岛引用安部公房的小说《追寻当下》(In Search of The Present)当中的这样一段话:“尽管未来是当下每一刻的产物,明日依然不属于今日,活着就是想象未来的自己。我们终将抵达未来。然而,我们未必能在那未来成为想象中的自己。(Though the future is a product of every present that precedes it, tomorrow does not belong to today. To live is to imagine ourselves in the future. And there we inevitably arrive. Yet our place in said future may not be the one we envision.)”
人类的评价性态度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人类自身也一直处在进化当中,没有人能够说出未来的人类是一番什么模样,而我们又在不断地向往未来并奔向未来。对未来的设想,正是基于当下我们对道德真理的判断,但未来不可知,偶然性一直在向人类的现在扑面而来,道德真理因此也处在进化和演变的过程当中。
小岛秀夫显然否定了一种道德实在论的立场,而这种否定想表达的更深层的含义是:人类处在偶然的序列当中,甚至说,接受和享受偶然是进化为我们(间接地)提供的道德真理。作为接受和享受偶然的最重要方式,身体性的运动就变得必不可少。小岛秀夫似乎有意让我们关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茧房现象对人类的影响,但如若只是说出几句警醒的话,那恐怕没有什么说服力。相反,通过进化论的视角,《死亡搁浅2》似乎在向我们传达:由于接受和享受偶然是进化为我们(间接地)提供的道德真理,那么否认和阻止偶然的发生将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糟糕的,同样地,由于享受那些身体性的快乐契合进化为我们(间接地)提供的道德真理,那么否认和阻止这些快乐将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糟糕的。
笔者认为, 身体性快乐和接受/享受偶然构成了《死亡搁浅2》的主题。
这一主题不仅体现在刚刚列出的APAS和硬汉的思想碰撞当中,而且体现了其他方面。换言之,笔者对《死亡搁浅2》主题的理解将有能力解释希格斯方面的叙事。在冥滩上度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的希格斯,毫无疑问被永生的痛苦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正是因为这种永生否定了人作为人的那些进化而来的欲望。自从希格斯被APAS以某种形式激活以重返生者世界后,他所追求是毫无疑问正是身体性快乐和接受/享受偶然,尽管他是以复仇为途径满足这些欲望的。因此,笔者认为,小岛秀夫对希格斯的复仇的描绘不过是一个欺骗玩家的把戏,希格斯所渴望的不过是身体性快乐和与他人的连接、相遇,只不过是以复仇的方式而已。笔者认为,正是对这种身体性快乐和与山姆的连接、相遇的渴望,使得游戏最终和希格斯的那场BOSS战显得那么不严肃、那么抽象、那么幽默,因为这场BOSS战无非是对于人类的身体性快乐以及连接的渴望的隐喻,让玩家也扮演了一次硬汉来上演一场华丽的舞蹈,这种全新的舞蹈正是冥滩上不会有的新鲜体验。
在第6节当中,笔者曾说:“如果经过人类的反思平衡,对各种偶然相遇带来的快乐的欲求无法被反思平衡所去除,那么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开罗尔飞升违背了人类的道德真理。”笔者将类似这样的论证称之为对于偶然重要性的快乐论证,即PAC(Pleasure Argument of Contingency)。
PAC主要的思路是,如果接受/享受偶然带来值得欲求的快乐,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就需要接受/享受偶然。 然而PAC并非是对偶然重要性的唯一辩护思路。笔者认为,即便我们只承认快乐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不可还原的价值,那么也存在另一种辩护思路,即消除痛苦的辩护思路,笔者将这一论证称之为对于偶然重要性的消除痛苦论证,即PEAC(Pain Elimination Argument of Contingency)。 PEAC的思路是,如果接受/享受偶然能够消除人类值得避免的痛苦,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就需要接受/享受偶然。
在进入对PAC和PEAC的详细展开之前,笔者需要澄清的是偶然的含义。
为了方便理解,笔者在这里将通过先说明什么是这里说的必然(necessity)。
(1) 必然不是指的逻辑上的必然,如“A=A”、“1+1=2”,这些事实在所有可能世界当中都成立。
(2) 必然指的是后验的必然,如“水是H2O”而不是“水是XYZ”,或“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是阿里斯托芬的学生”,这些事实只在某些可能世界当中成立,这些事实只对特定的可能世界中的观察者来说是必然的。
(3) 必然指的是某种特定的后验的必然,即某些事实在某些可能世界当中的所有时刻都成立。
现在可以看到,笔者这里的必然所说的无非是,某些道德事实在某些可能世界当中的所有时刻都成立。换言之,必然所说的是,道德真理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恒常不变。但是,如果进化拆穿论证的批评是正确的,如果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是正确的,那么道德真理不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恒常不变,因此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的道德真理符合(2)意义上的必然,但是不符合(3)意义上的必然。这也就是意味着,道德真理其实来自一台需要(随着时间推进)不断输入各种偶然的信号的机器,这台机器在不断地输出道德真理,但是道德真理即这台机器的输出值。
如果道德真理能同时给人类整体带来最大程度和最平等的快乐,那么只有通过一台这样的机器来不断地输入偶然信号,才能保证这种最大程度和最平等的快乐。那么这台机器的存在也就证成了PAC和PEAC,因为这台机器依赖于偶然事实的信号输入,并且最能促成快乐和消除痛苦,那么我们的美好生活就需要接受/享受偶然(作为一种帮助我们实现最好人生的手段)。
但是,通过必然来理解偶然,并没有穷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偶然的理解。偶然事实除了指涉必然事实之外的那些事实,还指涉计划之外的那些事实。接下来,笔者将分析,偶然和计划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PAC和PEAC将得到更强的证成。
如上一节所说,偶然事实除了指涉必然事实之外的那些事实,还指涉计划之外的那些事实。接下来,笔者将分析,偶然和计划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PAC和PEAC将得到更强的证成,而且笔者认为这一层关系正是《死亡搁浅2》的重头戏。
所谓计划,无非指的是规划、谋划、制定方案等等,相反,偶然则意味着在计划之外,例如计划尚未考虑的事实、计划考虑过但是无法控制的变量、计划清晰性的弱化等等。假如要开设一家游戏工作室,那么就需要懂得如何运作整个制作管线,糟糕的管线控制往往带来糟糕的成品。计划的重要性或其收益,体现在或大或小的各种人类集体活动当中。
毫无疑问,一个按照某种计划执行得天衣无缝的集体,其效率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这往往需要保证每个人都依照这种计划而行动。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这样的计划是否会导致人丧失自由感,或者感觉到被操控,从而有理由去拒斥这样的方案?似乎,如果有理由拒斥这样的计划,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接受/享受偶然,但是笔者认为接受/享受偶然不需要以拒斥这样的计划为前提条件。
为了说明接受/享受偶然和计划的兼容性,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假设,某个科学家研究出了一套完美无缺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执行将使得世界上所有人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快乐,得到自己希望的事物,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接受这套计划?有的人会说,这套方案是对人类赤裸裸的操纵,因此应当拒斥这样的方案。
但笔者认为这种反驳并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不是某个科学家研究出了一套完美无缺的计划,而是自然界孕育出了这样一个因果链条,突然在某个点使得世界上所有人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快乐,得到自己希望的事物,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拒绝自然的这份馈赠?笔者认为,我们似乎很难拒绝这份馈赠。那么,拒绝科学家的计划的理由无非仅仅是:这个计划是人执行的,而不是自然执行的。如果经过某种反思平衡,例如有必要接受仅仅是来源不同而效果等同的好处,那么看起来我们应当接受科学家的计划,除非我们认为大自然的这种馈赠也是不应当接受的。
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社会不仅需要计划,而且需要大量、广泛和优质的计划,这在《死亡搁浅2》当中也有体现,从玩法上来看,这体现在玩家对路线和负重的规划,在剧情上来看,则体现在硬汉对APAS系统的改造再利用。
回到偶然和计划的话题来看,计划在两个意义上并不和偶然冲突:
在《死亡搁浅2》当中,总统的计划是否是一个能够和自然馈赠的效果等同的计划?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自然馈赠意味着人们对于这种自然给予是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的,而总统的计划并非如此。例如,如果自然给予人类陨石坠落、地震海啸,人类当然有理由不去欣然接受这样的自然给予,而既然人类不会欣然接受这样的自然给予,也没有理由接受总统的计划。人们不会欣然接受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总统的计划是对人类的接受/享受偶然的规范的否定。相反,一个更加合理的(宏大)计划则能够涵盖人类接受/享受偶然的规范。
第二个不冲突的前提是,个人计划没有涵盖所有的个人行动。个人计划可以是粗糙的、不精细的,这种计划能够允许某些意外的发生,而这些意外不至于对个人计划的实现构成根本上的威胁。
尽管计划和偶然可以不冲突,但是为什么需要给偶然留出空间?换言之,计划看起来有助于满足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富足和有意义,为什么不把某种计划执行到底?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也就是对接受/享受偶然这一规范的证成。
现在,问题就来到了,为什么人类具有接受/享受偶然的规范?这种规范是经过怎么样的对人类评价性态度的反思平衡得出的?为什么人类不应当过上缺乏偶然的生活?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致力于自身计划的实现,其可能发生的计划之间的冲突将不计其数,这当然是一个证成接受/享受偶然这一规范的论证路径,但是这不是笔者在这里希望强调的。实际上,PAC和PEAC都是直接围绕某个行动者自身的评价性态度开展的,而不考虑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平衡(笔者不否认,这也是证成接受/享受偶然的一条非常有力的路径)。
(1) 接受/享受偶然 带来体验新鲜事物的快乐。
(2) 接受/享受偶然 带来创造和迎接挑战的快乐。
(3) 接受/享受偶然 带来享受和他人相处并建立连接的快乐。
(4) 接受/享受偶然 带来理解世界这一复杂系统运作的快乐。
(1) 接受/享受偶然 消除因为预估计划可能无法实现而导致的焦虑性痛苦。
(2) 接受/享受偶然 消除因为计划未能实现而导致的挫败性痛苦。
(3) 接受/享受偶然 消除因为执着于不匹配于自身需求或能力的计划而导致的迷茫、困惑性痛苦。
(4) 接受/享受偶然 消除因为厌恶和敌视人生计划之外的可能性而导致的痛苦。
(5) 接受/享受偶然 消除因为厌恶和敌视阻碍人生计划的他人而产生冲突导致的痛苦。
(6) 接受/享受偶然 消除因为面临世界这一不稳定系统的不安宁性的痛苦。
笔者认为,PAC和PEAC提出的这些理由,说明如果我们希望过上满意的生活,接受/享受偶然是一条相当可供实践的路径。 但是PAC和PEAC实际上都是某种积极论证,即其试图证成的是接受/享受偶然给我们的某些评价性态度提供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要证成接受/享受偶然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还需要我们提供某种消极论证,即说明接受/享受偶然不会违背我们的经过反思平衡能够保留下来的某些评价性态度。
那么,接受/享受偶然可能会违背我们哪些经过反思平衡能够保留下来的评价性态度?
笔者认为,接受/享受偶然并不会有损这两种典型的评价性态度。
就(1)而言,接受/享受偶然可能被认为会导致松懈懒惰,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可能会认为接受/享受偶然意味着执行一种不清晰的计划,从而导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行为。但是笔者认为,执行一种不清晰的计划并不等同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清晰的计划性可能仅仅意味着没有详细到每时每刻的行动细节。因此,接受/享受偶然不仅没有违背赞扬坚持努力的评价性态度,而且为坚持努力的品质提供了一种对于变化多端的情境的适应性。
就(2)而言,接受/享受偶然的人可能被认为无法坚定地相信任何信念,从而意味着无法坚定理想。但是笔者认为,接受/享受偶然并不意味着无法坚定地相信任何信念。一方面,某些信念我们有极强的理由去相信,接受/享受偶然几乎没有力量撼动我们对这些信念的相信,比如“在这个世界当中,人需要补充能量”、“在这个世界当中,苹果是一种水果”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些信念我们仍旧有很强的理由去相信,接受/享受偶然的人也极可能相信这些信念,比如“长期帮助我的人往往更值得依赖”、“绝不应当虐待小孩”、“对于交流而言,自然语言不可或缺”等等,相信这些信念不仅仅依赖于我们对于某些事实的经验性判断,而且依赖于我们对自身的评价性态度的反思平衡。可以说,正是反思平衡让我们意识到,即便我们要接受/享受偶然,也并不意味着无法找到任何的规范上的确定性,即便这种确定性会因为进化路径或人类发展路径的不同而不同(可以回想一下斯特里特所举的社会性昆虫的例子)。因此,接受/享受偶然不仅和坚定地相信某些信念不相冲突,而且能够为某些信念提供检验的标准,只要那些经过经验的信念才值得成为理想。这也就是说,接受/享受偶然能够避免理想变成一种对于某个可能世界的想象。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接受/享受偶然并不会违背某些经过反思平衡而留下的评价性态度,笔者把这一论证称之为零干涉论证(Zero Interference Argument of Contingency),即ZIAC。
就此,本节从计划的视角讨论了偶然,这一偶然概念不同于相对于必然的偶然概念,而这一相对于计划而言的偶然实际上更契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说的偶然,这种偶然表达了一种意外、不可事先控制和把握的含义。通过PAC和PEAC这两个积极论证,以及ZIAC这一消极论证,笔者认为,接受/享受偶然有理由成为一种得到证成的规范,即一种道德真理,而非仅仅是一种可选的人生态度而已。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推动历史发展的角色或事件,恰恰违背了接受/享受偶然这一规范。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构成充分的理由来反驳接受/享受偶然作为一种道德真理。 理由有二:
(1) 个别案例并不构成对道德真理的否证,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并不要求道德真理具有如此的强健性。
(2) 推动历史发展是一个经验性的看法,基于的是对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研究,但是某种反事实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不能推动历史发展。换言之,假如事件S1违背了接受/享受偶然这一规范并且推动了历史发展,这并不能否认在另一可能世界当中,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事件S2遵循了接受/享受偶然这一规范并且推动了历史发展。
笔者之所以希望澄清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完全的一根筋会更好,但是这一反驳一方面没有抓住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的要点(即其道德非实在论特点),另一方面也没有对一根筋的行为的合理性提供充分的证成。
接受/享受偶然,从其根本来说,正是休谟式道德建构主义自身引申出的一种规范,这也是这一规范如此重要的原因——任何看似理所当然的道德看法都需要经过经验的检验。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任何看似理所当然的道德看法都需要经过经验的检验这一说法相当假大空,但是当刘晓飞教授谈到道德责任归属无需自由意志主义者的那种自由意志(道德责任和因果决定论兼容),以及道德责任归属甚至需要考虑责备、赞扬等回应性态度能否影响可能的责任归属人时(晓非,2019,228),我们的某些理所当然的道德看法显然遭到了经验事实的冲击。
笔者认为,小岛秀夫通过这部《死亡搁浅2》想回应的既是这个信息时代的问题,同时其视野又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像在《合金装备V:幻痛》当中那样,只不过这次他来到了进化论与道德这个近二十年才重兴的话题领域,笔者相信小岛提供的这一洞见依旧是深刻的,他所想表达的绝不只是某种对爱与羁绊的宣言(即某种无充分辩护的主张)。
“人和人的连接不应是这样的”,《死亡搁浅2》小岛工作室访谈 [EB/OL]., [2025-5-8], (2025-8-5) https:// https://www.gcores.com/articles/198368
Street, S., 2006, “A Darwinian Dilemma for Realist Theories of Value”,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 Vol. 127, No. 1, pp. 109-166.
Street, S., 2017, “Nothing ‘Really’ Matters, but That’s Not What Matters”, in Does Anything Really Matter: Parfit on Objectivity , (ed.) Singer, 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1-148.
Street, S., 2012, “Coming to Terms with Contingency: Humean Constructiv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 in Constructivism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Parfit on Objectivity , (eds.) Lenman, J., & Shemmer, 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0-59.
Liu, X. 2022, “Manipulation and Machine Induction”, in Mind , Vol. 131, pp. 535-548.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