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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演化（续章二）：撤销与重塑
导读：作者在此提出了最后一个演化机制：高度特异化会让物种走入演化的死胡同，自身停滞不前，最终灭绝。于是，生命发展出了一种“返老还童式”的去特异化模式——幼态演化，在步入死胡同之前倒退回幼态阶段，重塑结构，从而探索更新、更广阔的发展模式。有趣的是，人类科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似乎也遵循着这么一条发展道路。
风儿何所见？你我皆不见。垂柳丝绦荡，春风便自现。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英国诗人）
在演化史上，曾出现过“适应性辐射”时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量新物种从演化树上迅速分化出来。例如，中生代爬行动物大爆发，以及始新世哺乳动物迅猛扩张，前者大约发生在两亿年前，后者约在八千万年前。与之相反的现象则是某些演化分支的衰退和灭绝。据估计，为了产生今天现存的一百万个物种，过去可能已有数以百计的物种灭绝。就目前所能判断的来看，那些尚未灭绝的演化支系中，大多数早已停滞不前，它们的演化在遥远过去的某一阶段早已陷入停滞。
盲目的同盟
导致演化停滞和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物种过度特异化。以树袋熊为例，这种既可爱又令人怜惜的动物，只以某一种桉树叶子为食，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吃；它的爪子也已经进化成钩状，非常适合紧紧抓住树皮，却几乎无其他用途。它在人类中的等价物就少了几分可爱，就是那些思想僵化、行为刻板、死守成规的迂腐之人。（我们某些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培育树袋熊”的）
几年前，Julian Huxley爵士在《耶鲁评论》上简单扼要概述了演化过程：
进化的进程大致遵循如下路径：从早期更广泛的类型开始向外辐射出多条分支，分别以不同方式开发和利用环境。其中一些分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达到了演化极限，至少在大的结构上已无法再突破。此后，它们的变化仅限于较小层面，比如新属和新种的形成。然而，也有一些分支的构造更具潜力，能够持续发展，产生新的类型，在生存竞争中表现出更强的环境控制能力，或对环境的依赖更小，因此更有生存优势。这样的变化可以被正当地称为“进步性演化”。新类型会重复这个过程：再度分化出多条分支，每一条在某一方向上进行特异化。绝大多数分支最终会走入演化死胡同，无法再前进：特异化是单向度的进步，经过较长或较短时间后，都会达到其生物力学的极限……
有时，一个特定谱系的所有分支都会相继触及其演化极限，此后便么灭绝，要么在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存在。棘皮动物就是如此，这个门类包括海胆、海星、蛇尾、海百合、海参，以及一些现已灭绝的其他类型。它们曾将其生命潜力发展到一系列演化死胡同，自那以后便未再有显著进展。它们的演化可能已经停滞了一亿年左右，也再未衍生出其他主要的生物类型。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所有分支中除了一个或两个以外，其余都遭遇了演化死胡同，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分支则继续重复这一过程。所有爬行动物谱系最终都走入死胡同，只有两个例外——其中一个演化成鸟类，另一个则演化为哺乳动物。在鸟类这一谱系中，所有分支最终也都走到了尽头；而在哺乳动物中，只有一个分支幸存并继续前进——那就是最终演化出人类的那一支。 [1]
但指出这一点之后，赫胥黎得出了一个远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结论：“演化，”他总结道，“呈现出无数条死胡同，只有极少数是通向进步的路径。它就像迷宫，其中几乎所有拐弯都转入错误的方向。”[2]
这听起来正像行为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把迷宫中的老鼠视为人类学习的典范。在这两种情况下，明示或暗示的前提都一样，进步完全由盲目的偶然所驱动：偶然的突变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随机的尝试因强化作用而得以保留，而进步的全部过程也就仅限于此。
逃离特异化
在前三章中，我讨论了一些现象，它们将“偶然性”这一因素降到了从属地位。现在，我准备再探讨一种走出迷宫的路径，在演化研究中称为“幼态演化”，这一拗口的术语是Garstang在近半个世纪前所创造。尽管这一现象的存在已被认可，但教科书中却鲜有提及，就像Baldwin效应或有袋类之谜一样，它与时代精神相冲突。简单来说，“幼态演化”表明，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演化过程似乎可以沿着导致死胡同的原路“回溯”，从而在一个更新、前景更广阔的方向上重新起步。关键在于：在祖先演化过程中，如果在幼虫或胚胎阶段出现了某种有用的新特征，这种新特征虽然在其成年期消失了，却可能在后代的成年期重新出现并得以保留。下面的例子将有助于更清楚理解这一复杂过程。
* 正是再深入挖掘D. Lang Stevenson的思想过程中让我注意到了Garstang的理论。
如今已有强有力证据支持一个早在1928年由Garstang提出的理论：脊索动物,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脊椎动物起源于某种原始棘皮动物（可能类似于海胆或海参）的幼体阶段。（“棘皮动物”意为“带刺的皮肤”。）现在看来，成年海参可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祖先形象，它动作迟缓，样子像一个皮质外壳包裹的灌了气的香肠，躺在海底一动不动。但它那自由漂浮的幼体就显得有前途得多：与成体不同，这种幼体具有鱼类那样双侧对称结构；拥有纤毛带，即神经系统的前身，以及一些其他成年体所没有的复杂结构。我们必须假设，那些定居在海底的成年海参依靠能活动的幼体将物种传播至海洋各处，就像植物借助风传播种子一样；而这些必须自力更生、在严酷环境中求生的幼体，所面临的选择压力远远大于成年体，于是它们逐渐变得更像鱼类；最终，它们在仍处于自由游动的幼体阶段便获得了性成熟，从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动物类型，这种动物从未像祖先那样定居海底，而彻底将那种年老、迟钝、赖在海底的“海参阶段”从生命周期中剔除干净。
性成熟相对于身体其他部分发育的提前，或换句话说，身体发育在性成熟之后逐渐变得迟缓，是一种常见的演化现象，被称为“幼态演化”。结果是动物在仍保留幼体或未成年特征的阶段就开始繁殖；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一个现象：完全的成体阶段永远不会出现，在生命周期中被省略掉了。
这种向“延长童年”的趋势，同时伴随着进一步挤压最终成体阶段，实际上意味着该物种经历了一种“返老还童”式的去特异化过程，也就是在演化迷宫中摆脱了死胡同。正如J.Z.Young在采纳Garstang的观点时所写的那样：“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脊椎动物如何从海鞘进化而来？’，而是‘脊椎动物如何将［成体］海鞘阶段从其生命史中去除？’而将这归因于幼态演化现象完全合理。”[3]
实际上，幼态演化就好像演化濒临停滞、面临枯竭之际倒播了一次“生物钟”。Gavin de Beer曾将赫胥黎关于演化的经典比喻（如“迷宫”）与传统宇宙观中“机械钟表式的宇宙”做了类比。他写道：“按照这种观点，系统发育将逐渐减速直至静止。物种将无法再继续演化，其状态可称为‘种族衰老’。如此一来，我们将很难理解为何动物界中竟然出现了如此剧烈的系统发育变化；这也将导致令人沮丧的结论：演化之钟正在走向停摆。实际上，这种状况恰如我们曾设想的那样，宇宙曾上了一次发条，而它所储备的自由能正不可逆地耗尽。我们尚不清楚物理宇宙中的能量如何重新积累；但在有机演化领域中，对应机制似乎就是幼态演化。物种可以通过从个体发育过程中剔除成体阶段来获得返老还童般的重生，而这样的种群随后便可能向各个方向扩散……直到再次因‘老态演化’（见下文）而步入衰老。”[4]
当然，幼态演化本身并不足以引起适应性辐射那种演化大爆发。种群“返老还童”只为演化提供了契机，使其能在个体发育早期那种尚具可塑性的阶段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幼形态形成（意为“幼体塑造”）的真正含义。与之相对的是老态演化，即改造已经高度特异化的成体结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区分，但实际上意义重大。老态演化无法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和新方向；它只能在既定的、已经特异化的演化道路上再迈出一步，而这通常将该演化支系带入迷宫死胡同。再次引用德比尔（Gavin de Beer）的话：
因此，“老态演化”与“幼态形成”这两个术语，不仅指涉动物个体发育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它们还传达出物种层面的“衰老”与“返老还童”的含义。有趣的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出发，Child也得出了类似观点。[5] 他写道：
“如果说演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原生质世俗性的分化与衰老过程，那就不能忽视演化中‘返老还童’的可能性。也许，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物种在某一时期的迅速兴起和扩张，正体现了这种返老还童式变化。”[5a]
*de Beer创造了“老态演化”这一术语，与Garstang的“幼态演化”相对应。
后撤一步再跃进
看来，每当演化面临死胡同时，为了摆脱困境，这种“走回头路”的过程就会在关键的演化转折点上重演。我曾提到，脊椎动物的演化可能源自某种原始棘皮动物的幼虫阶段。昆虫很可能起源于一种类似马陆的祖先 ， 但不是起源于其成虫阶段，因为成虫结构已高度特异化，而是起源于其幼虫形态。登陆的过程则由两栖动物开启，它们的祖先可追溯到最原始、能用肺呼吸的鱼类；而那些后来看似更为成功、却仍然依赖鳃呼吸的高度特异化鱼类，全都走进了演化死胡同。同样的故事在下一个重大发展阶段再次上演：爬行动物并不是从我们已知的任何晚期两栖类演化而来，而是源自更早期、更原始的两栖类动物。
最后，我们来看看最引人注目的幼态演化现象案例：人类自身的演化。现在普遍认为，成年人类在形态上更像类人猿胚胎，而不是成年猿。在成人和类人猿胚胎中，大脑重量与总体体重的比例都显著偏高；两者的颅骨骨缝闭合也都出现延迟，以便让大脑有更多空间继续发育。人类的头部前后轴线（即视线方向）与脊柱呈直角，而在猿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这种构造只出现在胚胎期，成年后则不复存在。类似的情况还见于脊柱与泌尿生殖管之间的夹角 —— 这也解释了人类独特的面对面交配姿势。成人体内还有其他一些胚胎期（或用Bolk的话说，即“胎儿化”）特征，例如：
· 眉脊缺失；
· 体毛稀疏且出现较晚；
· 皮肤较为苍白；
· 牙齿生长缓慢；
· 以及其他一些特征
其中包括人类那“红润的双唇” ， 据de Beer所说，这一特征很可能最初是为了适应长时间的哺乳期，在幼年阶段形成，后来在成年中保留下来，或许受到性选择的影响。
J.B.S. Haldane曾写道：“如果人类的演化将继续沿着以往的轨迹前进，那很可能会表现为童年期的进一步延长和成熟期的进一步推迟。一些成人阶段才出现的人类特征将会逐渐消失。”[7] 顺带一提，这种趋势也存在反面，正如赫胥黎在他晚期、充满绝望色彩的一部小说中指出的：如果人类寿命被人为大幅延长，就有可能给类人猿的成年期特征提供机会，在人类老年阶段重新显现出来，于是，“长寿的玛土撒拉或许最终会变成一只多毛猿猴”。不过，这一可怕设想并不在我们当前的讨论范围之内。
*赫胥黎的《悠长夏季之后》（After Many a Summer）。一些非常年迈的老人身上所表现出的身体特征，似乎表明那种能够促使类猿化转变的基因依然存在于我们生殖腺中，只是由于幼态延缓了生物时间钟的运转，才使得这些基因未能被激活。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延长人类寿命只有在能同时辅以对基因时钟产生相应调节作用的技术时才可取。
我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其本质是一种演化“撤退”策略：从高度特异化的成体形态与行为方式，退回到更早期、更原始，但同时也更具可塑性、更少束缚的发展阶段；而后，再突然向一个全新方向跃进。这就好比生命之流曾短暂地逆流而上，爬升一段之后，又开辟出一条新的河道。我将尝试阐明，这种“为了跳得更高而先退一步”的策略：即先撤回、再跃进，先拆解、再重构，正是演化过程中惯用的战术；而这一策略在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图10（见下页）摘自Garstang最初的论文 [7a]，用以展示通过幼态演变实现的演化过程。图中 Z 到 Z₉ 表示受精卵（合子）在演化阶梯上的发展序列；A 到 A₉ 则代表每一个合子最终发育而成的成体形态。因此，例如从 Z₄ 到 A₄ 的黑线表示个体发育过程，即从受精卵到成体的转变；而从 A 到 A₉ 的虚线表示系统发育，即高等生物形态的演化过程。但请注意，图中那些代表演化进程的细线，并非直接从 A₄ 通向 A₅ ， 若是如此，那就属于老态演变，即从成体形态出发的演化路径。实际上，演化路线是从 A₄ 未完成的胚胎阶段分化出去。这意味着一种从“成品”状态的退化，并从中开启一条通向新演化形态 Z₅–A₅ 的新路径。举例来说，A₄ 可能代表的是成年海参；那么从 A₄–Z₄ 这条线上分出的那个分支点，就是它的幼虫阶段；又比如，A₈ 可能是人类的灵长类祖先的成体，而分支点则是其胚胎阶段，而这个胚胎，与 A₉（也就是我们人类）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
但Garstang的这幅图同样也可以用来描绘思想演化的基本模式。生物新特征的出现与思想新观念的诞生在过程上存在某种相似性。当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在思想演化中，社会传承（如传统和文字记录）取代了遗传基因的功能。但这一类比还可以更进一步：无论是生物演化还是思想进步，都不是沿着从 A₆ 到 A₇ 的直线持续推进。两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累积性”过程，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单纯地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往前搭建。相反，它们的进展方式如图所示，往往是曲折前行。科学史上那些“革命性转折”本质上就是成功逃脱演化死胡同的过程。知识的推进，只有在突破之后的整合与扩展阶段才呈现出相对连续性。然而，整合迟早又会带来日益增长的僵化与正统化，最终导致过度专业化的死胡同 ， 就像树袋熊那样。最终将引发一场危机，并带来一次全新的“突破”，逃离死路；接着又进入一个新的整合阶段，形成新的正统观念，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但那种在突破中涌现出的全新理论结构，并非建立在旧有体系的顶端，而是从原本进展偏离正轨的那个点分化出来。思想演化史上那些伟大的革命性转折，显然具有一种“幼态演化”特征。在前面的图示中，每一个受精卵都代表一个“种子思想”，一种能够孕育出新理论的起点，随后发展成熟，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将此过程称为“理论的个体发育过程”。科学史正是一系列此类“理论个体发育过程”的集合。真正的新思想，并不是直接从前一个“成年”理论中派生出来，而来源于一个全新、萌芽状态的观念 ， 就像新物种不是由栖息在海底的海胆成体演化而来，而是由它那活跃的幼虫阶段发展而成。只有在理论巩固的平淡时期，我们才会看到所谓的“老态演化”：即在一个成熟、既定的理论框架内进行一些小幅度的改进与修补。
在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史中，这种“之”字形的演进轨迹则表现得更加明显：Garstang的图示几乎可以用来说明这样一种规律，在某一特定“流派”或技法之内，哪怕曾经历一段积累性进步时期，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停滞、程式化，甚至衰败。直到这种困境因一次革命性的感知方式、表达重点或风格的转变而被打破，才得以开启全新局面。*
*详见《创造的行为》，第一册，第十章和第十三章。
乍看之下，这样类比似乎有些牵强；但我将尝试说明它其实有坚实的事实基础。生物演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摆脱过度特异化死胡同的历史，而思想的发展则是一系列摆脱思维惯性束缚的过程；而这两种“突围”机制，都建立在“撤退—重塑”的原则之上，即“后撤一步以跃进”的模式。
小结
在进行完这段预示性探讨之后，让我们最后一次回到出发点：那只打字机前的猴子。按照正统理论，这只猴子应该是靠“碰运气”来打字，正如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心理的演化也是通过“试错法”进行。在这两种情形中，进步都是靠“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实现：成功尝试会因“生存”或“正强化”这根胡萝卜而被保留下来；有害尝试则会因“灭绝”或“负强化”这根大棒而被淘汰。
这里所提出的另一种观点，并非否认“试错”在一切进步性发展中是固有因素。但随机地敲打打字机的猴子，与前几章中所概括的那些多种导向性过程，从遗传系统中内建的层级控制与调节机制开始，到以“后撤一步以跃进”的幼态演化模式为顶点，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正统观点表明，在动物的行为库中，或者在如同“西藏转经筒”般的突变随机转盘中，不断尝试已有的反应，直到偶然命中正确答案。而当前所持的观点虽然同样依赖于试错，每一次逃离死胡同后所开启的新方向，本质上也是一种试错，但这种试错更复杂、更精致，也更具目的性：它是一种在更高生命层次上的摸索与探索、后退与前进。正如H.J.Muller所说：“目的不是被人为地加诸于自然……它本身就蕴含于自然之中。”[8]
我提到的每一个关键事实，早在过去便已分别被认识到，但它们所蕴含的意义大多被正统演化论者所忽视。然而，若将这些孤立事实和理论加以综合，演化问题就会呈现出全新面貌。或许确实有一只猴子在敲打字机，但这部机器的结构本身就注定了它将挫败猴子的尝试。演化是遵循固定规则编码的过程，但策略却可适应、可调整。这一“编码”深植于地球所提供的环境条件中，限制了演化的可能路径，使其仅能沿着有限的几条通道前行；与此同时，一切生命有机体又在不断努力，力求对这些有限可能性加以最优利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体现在演化过程的每一层级：从基因复合物的微观层级结构、胚胎发育过程的通道化，到通过发育内稳态而获得稳定性；从同源器官这一“演化全子”的形成，到出自不同起源却呈现出类似形态的动物种类，这些都体现了“原型的多样统一”。动物的主动性、好奇心与探索驱动，成为进步的节律器；在极少数情况下，一种类拉马克式的遗传机制可能成为其助力；幼态演化则提供了逃离死胡同、另辟蹊径的机会；最后，自然选择（达尔文选择）也在其有限范围内发挥着作用。
而运气突变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触发系统协调动作的引信而已。若坚持认为演化完全是盲目偶然的产物，便是将引信的简单作用与它所启动的复杂且有目的性的过程混为一谈。这种目的性在不同层级的演化体系中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在每个层级上都存在试错过程，但每个层级的试错形式都更加复杂和精细。几年前，两位杰出的实验心理学家Tolman和Krechevsky曾引起轰动，宣称老鼠通过形成假设来学习走迷宫。[9]不久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比喻进一步拓展：在构建并舍弃假设的过程中，演化步步前进，逐渐“拼写出初步构想”。
参考文献：
1. Huxley, (1964) pp. 12-13.
2. Ibid, p. 13.
3. Young (1950) p. 74.
4. de Beer (1940) p. 118.
5. Child (1915) p. 467. 5a. de Beer, op. cit. p. 119.
6. Ibid, p. 72.
7. Haldane (1932) p. 150. 7a. Garstang (1922).
8. Muller (1943) p. 109.
9. Krechevsky (1932).
XIII
第十三章
人类的荣耀
我们都在阴沟里，但总有人要仰望星空。奥斯卡王尔德
动物和人类的活动从类似机器的自动症到天才般的即兴发挥不一而足，这都取决于他们面临的挑战。*如果其他事情相等，乏味的环境会催生机械般的习性以及刻板化的惯例，在相同的条件下遵循着相同的古板不变的章程。那些被习惯所奴役的迂腐之人，其思想和行为就像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自动机器；他们就像过度专门化的动物——一只紧贴着桉树的考拉熊。*见第八章
另一方面，一个不断改变的多样化环境就会催生灵活的行为、多样的策略和变通以使得它们能够利用很好的机会。前面的章节讨论的进化策略已经在生物学上给出了对此的比拟。
然而，挑战如果超越限度，有机体惯常的技巧可能就于事无补。这种重大的危机，生物进化和人类历史都见识过，会带来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退化——可能导致物种停滞、生物衰老或突然灭绝。在进化过程中，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每个存活下来的物种背后，都有上百个未能通过考验的物种。本书第三部分探讨了人类自身可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且即将面临无法通过考验的危险。
另一种可能就是广义上面对这些重大挑战的新生；这种进化过程需要对生物结构和行为模式进行重大革新，从而推动生物学或心理层面的进步。我将论证这两种进步都遵循相同的“退化-跃迁”模式——激活那些在常规生存中处于休眠或受抑制的创造力潜能。从系统发生学角度看，重大突破源于通过幼态持续发育激活胚胎潜能；而在心理进化中，每个关键转折点似乎都会出现类似机制。生物新特征与心理新特征的关联，源自生命体的核心属性之一：自我修复能力。这种能力与繁殖能力一样是生命的基础要素，在某些通过分裂或出芽繁殖的低等生物中，二者往往难以区分。
自我修复的形式
要理解这种联系，我们需要经过一系列考察，从原始到高等动物再到人类。尼达姆曾经把这种新生称之为“活着的有机体所有本领中最基础的魔法”。[1]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就在低等如扁虫和珊瑚虫这样的生物中就能看到。如果变成被横切成两半，头会长出尾巴，尾巴会长出头；即使切成六瓣以上也能重新长成完整个体。
在高等动物中，两栖类还具备再生失去肢体或器官的能力。当蝾螈的腿被截肢时，伤口附近的肌肉和骨骼组织会去分化并呈现胚胎细胞的形态。[2]大约第四天，会形成类似正常胚胎“器官芽”的“再生芽”，此后该过程将严格遵循胚胎发育阶段的肢体生长规律。截肢部位已退化至准胚胎状态，展现出在正常成体组织中被抑制的遗传生长潜能。*我曾将特化细胞中的基因复合体比作用透明胶带封住多数琴键的钢琴；而再生组织则拥有完整的琴键可供使用。这种自我修复的“魔法”包含退行性（分解代谢）与增殖性（合成代谢）两个阶段，遵循着“拆解-重建”的模式。“创伤的作用类似于胚胎发育中的受精过程”（Hamburger [4]）。冲击触发了创造性的反应。
* 准确来说，形成胚基的材料来源仍存在一些争议。根据Hamburger [3]的观点，它可能部分由去分化的细胞组成，部分由未分化的间充质型结缔组织细胞构成，这些细胞的功能类似于原始生物体中的“储备”或“再生”细胞。
替代失去肢体或眼睛生长出新器官的现象，与正常环境中的适应性进化过程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再生能力可称为对创伤性挑战的“元适应”机制。但只有当挑战超出临界阈值时，物种才会展现出这种超凡能力。因此，再生能力为生物体提供了额外的生存安全装置——就像汽车悬架系统在弹簧弹性极限被突破时启动减震功能，当常规适应措施失效时，这个“生命保险箱”就会立即启动。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安全装置：我们发现，主要的系统发育变化同样源于从成体向胚胎形态的退化。事实上，通向我们物种的主要演化脉络，可以被描述为一系列系统发育自我修复的操作——通过解除并重塑不适应的结构，从而摆脱死胡同。*
*显然，动物个体的自我修复并不会带来进化上的新东西，单纯只是回复稳定环境里的正常功能； “系统发育自我修复”却会在变化的环境中带来进化上的改变。
随着我们追溯从爬行动物进化到哺乳动物的变化，我们会看到身体结构再生的能力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神经系统重组行为能力的增强。（当然，这些功能重组最终仍需要神经系统微观层面的结构变化，因此我们仍在沿着这条连续谱系前进。）一个多世纪前，德国生理学家普鲁格（Pfluger）证明，即使被斩首的青蛙也不只是反射机器。若在它左前肢背面滴一滴酸液，它会用同侧后肢将其擦除——这是正常的脊髓反射。但若左后肢被固定，青蛙会改用右后肢来擦拭酸液。由此可见，即便这个被称为“脊髓预备体”的无头生物，在反射动作受阻时仍能即兴反应。
二十世纪上半叶，K.S.拉什利及其合作者通过一系列经典实验，彻底打破了神经系统是僵化机械的固有观念。“实验结果表明”，拉什利写道，“当习惯性使用的运动器官因移除或麻痹而失去功能时，其他原本未参与该活动的运动系统会立即自发启动。”[5]青蛙在抓挠反射中用左腿替代右腿的现象，正是这一原理的直观例证；但拉什利揭示了神经系统更令人惊叹的能力——那些通常执行特定功能的脑组织，在特定情况下竟能接管受损脑区的功能，就像蜂巢中的采集工接管被绑架的筑巢工（第107页）。举个典型例子：拉什利训练老鼠选择两个目标时总是选择相对明亮的那个。随后他切除老鼠的视觉皮层，正如预期般丧失辨别能力。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被切除大脑的鼠类竟能重新掌握这项技能。显然，某个不常参与视觉学习的大脑区域，已代行了缺失区域的功能。
此外，如果一只老鼠已经学会在迷宫中找到出路，无论其运动皮层的哪部分受损，它仍能完成正确的跑动；即使损伤导致无法右转，它也能通过向左转四分之三来达成目标。这只老鼠可能失明、失去嗅觉、以不同方式部分瘫痪——这些都会使它本应具备的连锁反射自动装置彻底失灵。然而：“一只用前爪拖着身子穿过[迷宫]；另一只每走一步就跌倒，却能通过连续冲刺突破；第三只每次转弯时全身翻滚，却能避开死胡同并完美完成跑动。”[6]
自我修复的更高形式
当我们到达阶梯的顶端，我们发现人类的身体再生能力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但通过他重塑行为模式的独特能力来弥补——以创造性的反应来应对关键挑战。
即使在最基本的感知层面，学会透过颠倒世界的眼镜看世界（见第78页）也证明了这种能力的存在。通过切断视神经并让其断端全天候扭转生长的实验方法，研究人员在动物身上——包括爬行动物和猴子——成功制造了相同效果。实验结果显示：这些动物会看到颠倒的世界，当食物出现在右侧时会向左伸手，当食物从上方提供时则向下俯身。它们始终无法适应这种颠倒状态。然而，佩戴倒置眼镜的人类受试者却能克服这种障碍。最初的效果令人彻底困惑：你会看到自己的身体颠倒，双脚踩在原本是天花板的地板上；或者使用左右倒置镜试图远离墙壁时，反而会撞上它。但经过数日时间，受试者逐渐适应了颠倒世界的生存状态，此时他们眼中的世界又恢复了正常。视网膜图像及其在视觉皮层的投射依然颠倒，但由于更高层级的调节机制介入，心理图景已重新组织。就目前的认知水平而言，生理学尚未对此现象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所能说的是，如果我们对视觉场的取向、姿势和运动反应依赖于大脑中的布线回路，那么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就必须在布线图上进行大量的撤销和重制。
倒置眼镜虽是极端装置，但多数人一生佩戴隐形眼镜却浑然不觉，这些隐形眼镜以更微妙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感知。从萨满教到现代分析性或反作用疗法，古今心理治疗始终依赖着恩斯特·克里斯这位杰出实践者所称的“自我服务的退行”——这种反复消解与重塑的程序。[6a]神经质患者带着强迫症、恐惧症和复杂的防御机制，实则是僵化畸形的专业化产物——就像考拉熊死死抓住光秃秃的电线杆求生。治疗师的目标是让患者暂时退行，使其回溯错误的起点，最终蜕变重生。
这种模式在神话中死亡与复活的主题动机中随处可见。约瑟被投入井中；穆罕默德远行沙漠；耶稣从坟墓中复活；约拿在鲸腹中重生。歌德的《死亡与新生》、汤因比的《退却与回归》、神秘主义者灵魂的黑暗之夜——这些作品都源自同一原型：后退以跃起。（法语谚语“reculer pour meilleur sauter”（退后以便更好地跳跃）对此的表达更为生动。）
自我修复与自我实现
自我修复与自我实现之间并无明确界限。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是一种试图应对那些给人留下创伤的挑战的DIY式的疗愈方式。对科学家而言，创伤可能源自颠覆成熟理论根基的数据冲击，或是那些动摇其信念的矛盾观察与冲突难题；而艺术家则通过挑战与回应，在探索不可言说之物的迷人挣扎中突破媒介限制，挣脱时代传统技法强加的扭曲桎梏。
现在我们可以承接上一章的论述：科学、艺术或哲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本质上都是从思维定式、传统束缚和过度专业化中成功突围。这种突破方式遵循着与生物进化相同的“解构-重构”模式；而科学或艺术领域曲折前行的轨迹，则完美复现了加斯唐理论图谱的演化轨迹。
每场革命都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的双重属性。破坏性体现在抛弃那些曾被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以及看似不言自明的思想公理。科学进步犹如穿越荒漠的古道，沿途散落着被遗弃理论的褪色残骸——这些理论曾被认为拥有永恒生命力。艺术发展同样需要对既定价值体系、相关性标准及认知框架进行痛苦的重新审视。当我们从历史学家视角探讨艺术与科学的演进时，这种推倒重来的过程常被视为故事中必然且理所当然的环节。然而若聚焦于引发革命性变革的具体个体，我们便不得不面对人类创造力本质的心理学难题。
我在《创造的行为》中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个主题，但由于它与我们现在的主题有关，我必须简要地重复它。熟悉前一本书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章的一些段落听起来很耳熟；但他们也会发现，讨论在此更进一步。
快速回顾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就能更清晰地理解这个“之字形轨迹”。牛顿曾说，自己之所以能看得比别人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他是真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还是他们的身体其他部位？他采纳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却否定了伽利略的天文学体系；他接受了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却推翻了整个开普勒理论大厦。他没有从这些理论成熟的“成人形态”出发，而是回溯到它们出错的起点。开普勒理论大厦也不是建立在哥白尼理论之上——他拆除了那个摇摇欲坠的本轮体系，只保留了基础架构。哥白尼也没有在托勒密留下的基础上继续建造，而是回溯两千年前的阿里斯塔克斯。正如前文所述，所有伟大的革命都具有显著的“幼态性”特征：它们既需要推倒重来，也需要重建。
但要摒弃被教条或传统神圣化的思维定式，必须克服强大的智力与情感障碍。我所说的不仅是社会惯性的阻力——对异端新思想的首要抵抗，源自构想它的个体意识深处。这种抗拒在开普勒发现行星并非沿圆形轨道运行而是椭圆轨道时的痛苦呼喊中回响：“我这个约翰内斯·开普勒，怎敢破坏神圣的圆形轨道对称性！”在更接地气的层面上，同样的痛苦体现在杰罗姆·布鲁纳的实验对象身上：当他们瞥见一张带有黑心皇后图案的扑克牌时，会本能地将其视为红色；而当再次看到这张牌时，又因自然法则遭到如此扭曲而产生恶心反应。[7]忘却比学习更难；要瓦解僵化的认知结构并重组为新的综合体系，通常无法在清醒理性的状态下完成。唯有回归那些在意识朦胧地带运作的流动、不拘泥且专业化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这一转变。
科学与无意识
有一种流行的迷信说法认为，科学家的发现都是通过严格理性、精确的语言推理得出的。但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1945年，雅克·阿达马在美国组织了一次针对杰出数学家的全国性调查，旨在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结果显示，除两人外，所有受访者既不使用语言文字，也不依赖代数符号，而是依靠模糊朦胧的视觉意象进行思考。爱因斯坦是参与问卷调查者之一，他写道：“语言文字在思维机制中似乎不起作用——我的思维依赖于或多或少清晰的视觉意象和部分肌肉型意象。在我看来，你们所说的完全清醒的意识是一种极限状态，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因为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狭隘的概念。”[8]
* 参见《创造的行为》第一卷第五到十一章。
爱因斯坦的陈述很典型。这些富有创新意识的思想家记录自己工作的方法时，不仅是化为言语的思考，哪怕是有意识的思考总体上都只在创造行为本身的决定性阶段当中占据次要的位置。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强调，科学发现过程中那些源自潜意识的直觉和预感——这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现象——表明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严重高估了严格理性思维和语言过程在科学探索中的作用。事实上，创造性过程中总是存在大量非理性因素，这不仅存在于艺术领域（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在精确科学中也同样存在。
面对着难题的科学家会从精确的言语思考回退到模糊的视觉化想象，似乎遵从了 伍德沃斯的建议：“有时候我们需要摆脱言语来清楚地思考。”语言可能成为思考者和现实之间的一块屏幕；而创新常常在语言的尽头开始，通过回退到前语言层面的思维活动展开。
当然，我并非认为科学家或艺术家的头脑中都潜藏着苏格拉底式的守护神，替他们完成功课；也不应将无意识思维与弗洛伊德的“原始过程”混为一谈。弗洛伊德将原始过程定义为缺乏逻辑、受快乐原则支配、伴随大量情感释放且容易混淆感知与幻觉的心理活动。在这原始过程与现实原则主导的所谓次级过程之间，似乎存在着多个心理活动层次——这些并非简单的“原始”与“次级”混合体，而是各自遵循特定规则的认知系统。偏执妄想、梦境、白日梦、自由联想、不同年龄段儿童及原始人阶段的心理活动不应混为一谈，因为每种都具有独特的逻辑或游戏规则。尽管这些心理形式在诸多方面截然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从发生学角度（或许还有进化论视角）而言，它们比文明成年人的心理活动更为古老。这些心理活动更灵活、更具包容性，能够融合看似矛盾的观念，甚至能发现卷心菜与国王之间的隐秘相似性。或许可以称其为“地下游戏”——若不受约束，它们将扰乱规范思维的常规秩序。但在特殊情况下，当严谨的思维陷入困境时，对这些地下游戏的短暂沉溺或许能突然催生解决方案——某种牵强附会、鲁莽的创意组合，这些方案要么超出清醒理性思维的范畴，要么显得难以接受。我将这种突如其来的创造性想象称为“双联思维”，以区别于更平庸或简单的联想模式。稍后我会再回到这个概念，但关键在于：在心智进化过程中，创造性行为再次体现了“退一步跳得更高”的模式——先经历暂时的退步，继而实现向前飞跃。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这个类比，将“尤里卡”的呐喊解读为从死胡同中幸运脱困的信号——一种心智自我修复的行为。
联想与双联
汉弗莱对联想思维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定义：“‘联想’或‘心理联想’是心理学中常用的总称，用来描述心理事件（无论是经验还是行为）产生的条件。”[9]换言之，‘联想’这个术语仅仅指代一个想法引出另一个想法的过程。
但一个想法会与过往经验建立的诸多关联产生联系；在特定情境下哪些联系会被激活，取决于我们当下所处的思维类型。有序思维始终遵循规则约束，即便是做梦或白日做梦也有其特定规则。在心理学实验室里，实验者会设定“命名对立面”的规则。当他说出“黑暗”时，受试者会立即回应“光明”。但如果规则是“同义词”，受试者就会将“黑暗”与“黑色”、“夜晚”或“阴影”联系起来。若将刺激物视为孤立存在，这种说法毫无意义；特定刺激引发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当下所玩的游戏规则——即该心理技能的规范（参见第三章）。但我们并非生活在实验室里，游戏规则不会通过明确指令被设定；在日常思维和交流中，这些规则是隐性的、无意识的。
这不仅适用于语法规则、句法结构和基础逻辑，还涉及那些支配我们称之为“参照框架”、“话语宇宙”或“联想语境”等复杂结构的法则，以及那些影响我们推理的“隐性说服者”。在《创造的行为》中，我提出用“矩阵”这一统一体系来指代这类认知结构——即所有受固定规则约束但能灵活应对问题的心理习惯与技能。换言之，矩阵是认知全子，具备前文讨论的所有全子特征。它们受自身准则支配，却通过环境反馈（棋盘上棋子的分布、当前问题的特性）进行引导。其表现形式从教条式的僵化到开放包容不等，但始终处于一定范围内。这些矩阵被组织成“垂直”的抽象层级结构，通过“水平”的联想网络与交叉引用相互交织。
请容我重复一下：所有的常规思维就好像在玩一个有固定规则的游戏，允许有或多或少的灵活策略。象棋比跳棋有更多的策略可用，规则允许有更多样的移动棋子的方式。但总有个界限；而且存在死局，再厉害的策略也救不了你，除非用大号马提尼贿赂你的对手。事实上下棋规则并不禁止你这么做。但灌醉某人自己保持清醒就是另一种背景下的不同游戏了。把这两个游戏结合起来就是双联。换句话说，联想的常规意味着根据同一个层面上固定的规则以本来的面目思考。而双联行为意味着结合两套不同的规则，同时生活在几个层面上。
我不是想淡化遵守规则的常规的价值。它们给行为带来了一致性与稳定性，并且给思维带来了结构化的秩序。但当挑战超越了某个界限，适应性的惯例已经不够用了。世界在改变，新的事实会诞生，造就出用常规参考框架和应用已经接受的游戏规则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于是危机就来了，绝望地找寻着补救，这种非传统的即兴发挥将综合形成新的事物——心理自我修复的行为。
拉丁语“cogito”源自“coagitare”（意为共同摇晃）。双联（bisociation）是指将两个原本无关的认知矩阵结合，从而在原有层级中增添新维度，使原本独立的结构成为其组成部分。人类自古便知晓潮汐运动规律，月球运行轨迹亦不陌生。但将二者联系起来的观念——即潮汐源于月球引力的理论——据我们所知，首次由十七世纪的一位德国天文学家提出；当伽利略读到这个理论时，竟嗤之以鼻地认为是玄学臆想。这说明：先前互不相关的结构越是熟悉，其融合产生的综合效应就越显著，越能在后见之明中清晰显现。科学史本质上是陌生思想联姻的历史，这些思想常被视为水火不容。古代人将磁石视为自然奇观，中世纪时期却将其用于双重目的：既作为航海指南针，又作为挽回离异妻子的手段。同样广为人知的是琥珀的神奇特性——摩擦后能吸引轻质物体。希腊语中琥珀称为elektron（电子），但古希腊人对电学兴趣寥寥，中世纪亦然。近两千年间，电与磁始终被视为互不关联的独立现象。1820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发现电流流经导线时会偏转他桌上的磁罗盘。就在那一刻，电磁学与磁学这两个领域开始融合：这种链式反应至今仍在持续，并且势头越来越猛。
啊哈反应
从毕达哥拉斯将算术与几何学融会贯通，到牛顿将伽利略的抛体运动研究与开普勒的行星轨道方程相结合，再到爱因斯坦用单一方程式统一能量与物质——这种模式始终如一。创造行为并非像《旧约》中的上帝那样凭空生灵，而是对已存在的、原本分离的思想、事实、认知框架和联想语境进行整合重组。这种跨界交融的创作过程——或者说在单一思维中实现自我滋养——正是创造力的本质所在，也印证了“双联”这一概念的合理性。*
* 数学家亨利·庞加莱等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他在一堂广为传颂的讲座中阐释，发现的本质是潜意识中“思维原子的奇妙碰撞”。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爵士指出：“原创性实验思维的核心特征在于发现重叠现象...而过去人们只关注孤立差异”。[10]杰罗姆·布鲁纳认为所有创造力都源自“组合活动”。[11]麦凯勒强调知觉的“融合”，[12]库比则聚焦于“事物间意外关联的发现”，[13]诸如此类，最终回归歌德提出的“连接，永远连接”理念。
就拿古腾堡为例来说，他发明了印刷机（或者说至少是独立于他人完成的）。最初的想法是铸造类似图章的字母模具。但如何将成千上万的小印章组合起来，在纸上形成均匀的印记呢？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多年，直到有一天他去莱茵兰老家参加葡萄采收节，估计喝醉了。他在信中写道：“我看着酒液流淌，从结果反推原因，研究起那台无坚不摧的压榨机...”就在那一刻，他灵光乍现：印章与压榨机的结合，最终造就了活字印刷术。
格式塔心理学家给这个真相揭示的瞬间、启示的灵光一闪、拼图的碎片突然拼凑出完整图景的时刻起了个名字，他们称之为啊哈体验。但这不是双联能够产生的唯一一种反应。以下的故事给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
路易十五宫廷里有位侯爵，某日出访归来意外闯入妻子闺房，竟见她正与主教相拥。这位贵族稍作迟疑后，从容走到窗前探身，开始行起街头祝福的礼节。“你在搞什么鬼？”心急如焚的妻子惊呼，“大人正在履行我的职责，”侯爵答道，“我不过是代他行礼。”**这个经典故事我在《创造的行为》中曾用过，如今再次引用，正是因其结构精妙。多数轶事都需要长篇大论才能理清脉络。
欢笑可以被称为哈哈反应* 让我们先简单讨论一下它的逻辑方面，然后再研究其情感方面。
*我感谢Brennig James博士提出这个术语作为啊哈反应的双胞胎。
哈哈反应
侯爵的反应即出乎意料也完全符合逻辑，但这种逻辑一般不会应用于这种场景。这是劳动分工的逻辑，其游戏规则是等价交换、互惠互利。但不出所料，我们原以为他的反应会遵循完全不同的准则——性道德准则。正是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联想语境之间的互动，产生了喜剧效果。它迫使我们在两个自洽却惯常矛盾的认知框架中同时感知情境；让我们在两种不同频率上同步运作。当这种特殊状态持续时，事件便不再像通常那样仅通过单一认知框架被感知，而是与两个维度形成双重关联。
但这种特殊状态不会长久。发现的过程催生出持久的综合，将原本互不相关的两种认知框架融为一体；在喜剧性的双关联中，我们看到的是不相容框架的短暂碰撞——它们在瞬间交错相遇。然而差异并非绝对。这些框架是否兼容、是否会碰撞或融合，都取决于主观因素——毕竟，这种碰撞或融合发生在观众的思维中。开普勒眼中，月球运动与潮汐运动融合为一，成为因果关系体系中的分支。但伽利略却把开普勒的理论当笑话看待，称其为“玄学幻想”。科学史上不乏因看似不相容事物的结合而引发哄笑的发现案例——直到这种结合结出果实，所谓的不兼容性才被证明源于偏见。而幽默家则刻意选择行为准则或话语体系的矛盾，通过碰撞揭示其中隐秘的冲突。喜剧性的发现是陈述悖论，科学发现则是化解悖论。
从侯爵的视角来看，这个动作堪称独创性十足的灵感。若按传统规则行事，他必须痛打或处决主教。但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里，即便不算明目张胆的罪行，暗杀主教也绝对是大忌——这种行为根本行不通。为化解危机，既要保全颜面又要羞辱对手，这就需要引入另一套遵循不同游戏规则的参照体系，将其与原有框架进行二次结合、二次关联。所有原创性的喜剧创作都蕴含着创造性思维，本质上是充满机智的意外发现。
欢笑和情绪
重点在于恶意，这让我们从幽默的逻辑转向了哈哈反应中的情感因素。当专家级的故事讲述者讲起趣闻轶事时，他会营造出一种随着叙述推进而不断升级的紧张感。但这种紧张感却从未达到预期的高潮。笑点就像断头台般横切逻辑发展的脉络；它打破了我们对戏剧性的期待，紧张感变得多余，最终在笑声中爆发。换言之，笑声消解了那些毫无意义、被理性否定的情感张力，这些情绪必须通过生理层面最易释放的渠道来宣泄。
若你细看贺加斯或罗林森笔下酒馆里人们的狂放欢愉，立刻会发现他们正通过面部肌肉收缩、拍打大腿和半闭声门的爆破式呼气来释放过剩肾上腺素。这些被笑声冲淡的情绪，实则是攻击性、性快感的炫耀，或是有意无意的施虐倾向——所有这些都通过交感-肾上腺系统运作。然而在《纽约客》的机智漫画中，荷马式的欢笑会化作优雅的微笑；充沛的肾上腺素已凝结成一粒雅典盐。以经典定义为例：“何谓施虐狂？善待受虐者之人...”“机智”一词源自“智慧”的本义，二者浑然一体，毫无割裂之感。当我们从粗俗幽默转向精妙诙谐时，玩笑渐变为警句与谜语，滑稽比喻转为隐喻；情感表达亦呈现类似演变。粗犷笑声释放的情感张力是失去目标的攻击性，啊哈时刻迸发的紧张感源自智力挑战。这种爆发总在顿悟瞬间降临——当我们在《纽约客》漫画中解开谜题，或破解脑筋急转弯、科学难题时。
容我重申一下，幽默和探索发现的两个领域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当我们在当中行进，从左至中心，可以说，情绪的气候渐渐从弄臣的恶意到圣人的超然。如果我们再朝着相同的方向继续我们的旅程，我们就会在创造的第三个领域，艺术家的领域，发现同等渐进的转变。艺术家给出线索而非陈述，说出谜题；于是我们就向着另一个光谱的尽头有了对称的相反的转变，从高智力的艺术形式向着感性情绪化的形式，最终抵达神秘主义无思绪的至福。
啊反应
但你如何定义艺术的情绪气候呢，你怎么把造就美的体验的情绪归类呢？你如果在阅读实验心理学的教科书，你不会有多少美的体验。当行为主义者用“情绪”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指的几乎就是饥饿、性、愤怒和恐惧，以及相应的肾上腺素的释放效应。他们不解释一个人听莫扎特、看海或者第一次阅读约翰·多恩的神圣十四行诗时的体验。你在教科书中也找不到对伴随着相应反应的心理学过程的描述：眼睛的湿润，感受着某人的呼吸，随之而来的沉思般的宁静，所有的紧张都缓解了。让我们称之为啊反应——于是就有了三位一体。
---------------------- 哈哈！ |啊哈 | 啊 . . . ----------------------
欢笑与眼泪，对应希腊代表喜剧和悲剧的面具，标志着连续的光谱的两个极端；两者都是过载的反应，但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生理学的两极。欢笑由自主神经系统的交感部分调控，眼泪则由副交感神经调控；前者倾向于激励身体行动，后者鼓励被动与宣泄。在你笑的时候感受一下呼吸：深呼吸伴随着快速的呼气，哈哈哈！哭的时候，正相反：短促的吸气，抽泣伴随着很长的呼气——啊啊啊...
与此相呼应的是，啊反应中迸发的情感与笑声中释放的情绪截然相反。后者属于肾上腺素能型、攻击防御类情绪，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下，这些情绪正是自我主张倾向的具象化表现。而其对立面——我称之为超越自我的情感，则源自整合倾向。这种情感的典型体现，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海洋性感受”：当人们身处空旷的教堂时，偶尔会体验到意识的无限扩展——仿佛永恒正透过时间之窗向你窥视，此时的自我犹如盐粒在水中消融般逐渐消散。
艺术和情绪
整合和自主倾向的两极性正如我们所见遵从层级化秩序，并且从胚胎发育到国际政治，在各个层面上都有表现。整合的倾向，是我们现在的话题，表现出一个全子的“部分性”，是它对一个更复杂的整体的依赖性与归属。它一直在起作用，从细胞器的物理共生，到畜群和羊群的聚集，再到昆虫状态和灵长类社会的凝聚力。
从整体来看，个体既是有机体层级的顶端，又是社会层级中的基础单元。这种二元性在其情感特质中得到体现：作为独立完整的自我，他通过野心、竞争意识和攻防行为来彰显个性；而整合倾向则反映出其对家庭、部落和社会的依存关系。但关键在于——参与群体的活动未必总能满足个体的整合需求，对某些人而言甚至毫无意义。每个生命体都是全子，都渴望融入超越自我局限的宏大体系，这种需求正是“自我超越”情感的根源。社会认同或许能实现这种需求（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详述），但更深层的追求对象可能是上帝、自然或艺术；是形态的魔力、声音的海洋，或是无限中汇聚的数学符号。这类情感正是啊反应的核心所在。
超越自我的情感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欢乐的，也可以是悲伤的，可以是悲剧性的，也可以是抒情的；但它们的共同点，我要再次重复一遍，就是对一种超越自我的经验的综合参与感。
自我主张的情感往往表现为身体活动，而超越自我的情感本质上是被动的宣泄。前者通过攻击性防御行为表现出来，后者则体现为同理心、共鸣与认同、钦佩与惊叹。流泪如同笑声对自我主张情感的宣泄，是超越自我情感的过度释放。笑声中紧张感瞬间迸发，情感被彻底化解；而哭泣则是情感的渐进消散，情绪连贯性得以保持，情感与思维仍保持统一。超越自我的情感不导向行动，而是趋向静止。呼吸和脉搏逐渐放缓，“入迷”状态正是通向冥想者所诱导的恍惚境界的一步——这种情感无法通过任何刻意行为完成。你无法将山景带回家，也无法通过身体努力与无限合为一体；被敬畏与惊叹“震撼”，被微笑“陶醉”，被美“迷住”——这些词汇都表达了被动的臣服。过剩的情感无法通过任何有意识的肌肉活动消耗殆尽，只能在内在的——内脏与腺体——过程中得到完成。
导致泪崩的各种原因——无论是审美上的狂喜、宗教上的狂喜，还是丧亲之痛、喜悦、同情或自怜——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基本要素：渴望超越个人的局限，与活人、死者或某些真实或虚构的更高存在建立共生的交流。这种交流使个体感受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超越自我的情绪是心理学的继子，但他们和其对立面同样基础并深植于生物学内部。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等学者都强调幼童无法区分自我和环境。滋养的乳房在这些个体眼中，比自己脚趾更显亲密。个体感知着外界事件，却未将自身视为独立实体。这种存在状态与外部世界形成心理共生关系，延续着子宫内生物共生的模式。宇宙聚焦于自我，而自我即宇宙——这种状态被皮亚杰称为“原生质”或“共生意识”。*这可比作流动的宇宙，生理需求的潮起潮落如潮汐般穿行其中，微小风暴来去无痕。当洪流渐退，客观现实的岛屿初现；轮廓愈发清晰锐利；岛屿化作大陆，现实的干燥疆域被勾勒；而与之并存的液态世界始终环绕，通过运河与内陆湖泊渗透其中——这些共生共融的遗迹，正是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者在更高发展阶段、更高级螺旋转折处试图重拾的“海洋之感”的起源。
* 关于这个主题的最新论述，参见E.G.Schachtel的重要著作《变形》（1963年）。
原始人和不那么原始的人类实践的共情魔法的源头也是如此。当法师乔装成雨神，他就降雨了。绘制一幅被猎杀的野牛的画保证狩猎成功。这是仪式歌舞、希腊人的神秘喜剧和巴比伦神职人员兼天文学家修订的历法共同的原始源头。柏拉图洞穴中的阴影是人类孤独的象征；阿尔塔米拉洞穴里的画是他魔法力量的象征。
我们从阿尔塔米拉说到拉斯科，讲开去很远了，但艺术家的灵感和科学家的直觉仍然由相同的起源灌溉，不过我们现在宁愿管它叫地下河了。愿望不能移山，但我们的梦想仍然能。象征化的意识从来没有被完全打败，只不过重新逃到地下，心理层级中较原始的层面去了，在那里自我的边界仍然是流动模糊的——如同演员和他扮演的主角之间的模糊边界——也如同观众代入的角色。舞台上的演员既是他自己也是某个别人，他既是舞者也是雨神。戏剧性的幻觉是观众意识中两个逻辑上不兼容的宇宙的共存；他的意思悬停在两个层面之间，这是双联过程最引人注目的典型范例。更惊人的是他还会有物理上的症状——心悸、出汗或流泪——这是对德斯德蒙娜的危险的反应，尽管他知道她只是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影子。
创造性的三位一体
但让奥赛罗打个喷嚏吧——观众脑海中原本并存的两个层面，此刻却变成了激烈碰撞。喜剧表演之所以能引发观众的“哈哈”反应，是因为它激起了观众的攻击性与恶意；而悲剧表演则能让观众暂时放下怀疑，让对立的层面共存，因为悲剧演员会引导观众产生认同感。这种共情激发了超越自我的力量，抑制或中和了自我主张的情绪。即便观众被恐惧与愤怒所触动，这些情感也都是代入感——源自观众对英雄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本身就是超越自我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激发的代入感中蕴含着强烈的同情元素，这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通过引发恐惧与怜悯的情节来实现情感净化”。艺术正是自我超越的殿堂。
由此我们得出更进一步的推广结论：哈哈反应标志着双联语境的碰撞，啊哈反应则象征它们的融合，啊反应则体现彼此的并置。*当我们阅读诗歌时，两种认知框架在脑海中相互作用：一种受意义主导，另一种由声音的韵律模式支配。此外，这两种矩阵作用于意识的两个不同层面——前者活跃于明处，后者则深藏于心智层次的古老层级，这些层级与萨满的鼓声产生共鸣，使我们对以韵律模式呈现或伴随此类模式的信息格外敏感，并容易被其影响。**
*这种差异体现在科学通过连续不断的融合实现准累积性发展，而艺术则具有准永恒的特质——它不断以变化的表达方式重新诠释经验的基本模式。不过我两次使用“准”字，是因为这种差异属于程度问题：科学的发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累积式推进，呈之字形轨迹而非直线前进；而另一方面，特定艺术形式在一段时间内的演变往往展现出累积性发展。正如普鲁斯特所言：“韵律中两种体系的叠加——一种是智力体系，另一种是韵律体系……正是有序复杂性的首要要素，即美的本质所在。”
常规思维往往局限于单一维度，而艺术体验则总涉及多重维度。韵律与格律、押韵与悦耳并非语言的装饰品，而是当代精妙参照框架与古老情感博弈的完美结合。诗歌意象亦是如此：视觉思维比语言概念思维更早出现；我们大多以呈现画面的形式做梦。换言之，创造性活动总会暂时回归这些原始层面，与此同时，在最高级、最清晰且最具批判性的层面上，另一进程正同步进行——诗人犹如戴着呼吸管的潜水者。
据说科学发现的构成就是从人所未见处发现类比。在《雅歌》中，所罗门将书拉密女子的颈项比作象牙塔楼，这种类比之妙前所未见；哈维将鱼心比作机械泵时亦是如此；漫画家画出黄瓜般的鼻子时同样如此。事实上，所有组合性双联模式都具有三元特性——它们能根据需要服务于幽默、探索或艺术创作。
人类观察自然时，总会在视网膜图像之上再叠上第二层的解读框架——无论是神话、拟人化还是科学框架。艺术家通过强调轮廓或表面、静止或运动、曲线或立方体来彰显个人风格，漫画家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创作动机和评判标准有所不同。科学家亦如是。地理地图与自然景观的关系，就像人物素描与人脸的关联；无论是物理或心理过程的图表模型，还是象征性符号，都是现实的非情感化漫画——或者说程式化的肖像。
按行为主义者的说法，我们或许会说，塞尚在凝视风景时获得灵感，随即在画布上点下颜料——仅此而已。但事实上，这两种创作活动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维度。灵感源自遥远的自然景观，而创作反应作用于另一片天地——那块十英寸乘十五英寸的矩形画布。两个场景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法则：孤立的笔触并非风景中的孤立细节，两者之间不存在点对点的对应关系；每个维度都遵循着独特的创作规则。艺术家的视野如同诗人般具有双重视野，当声音与意义交织共鸣时，便形成了双重感知的境界。
总结
我在这章里试图呈现的是所有创造性活动，艺术灵感、科学发现和漫画式创新三个领域里云仓的有意识无意识的过程，都有共同的基本模式：将原本独立的知识领域、认知框架或论述体系进行协同搅拌或共同摇晃，这种现象被称为“共激荡”。但有意识的理性思维并非总是最佳调酒师——只要挑战未突破特定阈值，它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挑战超出这个限度时，唯有通过重构思维层级来化解，这种暂时的退化最终会催生双联作用，为开放性结构增添新维度。这是心智自我修复的最高境界，能让我们摆脱停滞不前、过度专业化和失调状态的死胡同；不过这种现象在进化阶梯的低阶阶段早已初现端倪，前文已对此有所论述。
创造的三个领域构建了一个连续体。科学和艺术之间的边界，啊反应和啊哈反应之间的区别是流动的，无论我们考察的是建筑、厨艺、心理学还是历史书写。在机智与智慧，科学与艺术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这三个领域的心理状态都呈现出持续的过渡形态：一端是出于自我标榜的恶意而耍小聪明的粗鄙玩家；另一端则是渴望自我超越的艺术家。处于中间地带的科学家则展现出两者的完美平衡——他们既怀有雄心壮志，又保持着对工作的超越性投入。科学正是这种中立的艺术。
科学，正如老话说的，追求真理，艺术追求美。然而，诸如实验验证这类真理的标准，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般绝对清晰。同样的实验数据往往能被解读出多种可能——这正是科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一样充满激烈争论的原因。此外，发现的验证总是在行动之后才进行；对科学家和艺术家而言，创造行为本身就像在黑暗中跳跃，两者都同样依赖于不可靠的直觉。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曾坦言，在那些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做出选择时并非受逻辑指引，而是被一种无法定义的美感所引导。反之，画家、雕塑家乃至建筑师，总是被科学或伪科学的真理标准所引导——黄金分割、透视法则、丢勒与达芬奇对人体比例的定律、塞尚“万物皆以圆柱与球体为模本”的理论、布拉克主张用立方体替代球体的另类理论。当然，文学亦是如此：从古希腊悲剧的形式法则到各类新流派，音乐中的和声与对位法则亦是如此。换言之，审美体验的产生必须以对真理的主观体验为前提，反之亦然：一个问题的“优雅”解决方案会引发鉴赏家对美的体验。智力启迪与情感宣泄是不可分割过程中的互补要素。
我在本章中试图构建一个创造性的概述，这在我早期的作品中已经做过了；而在此我还要更进一步。概述必然是潦草的；我只能请感兴趣的读者参考原版，抱歉，有几段是直接抄录的。
XIII. THE GLORY OF MAN
1. Needham, A.E. (1961).
2. See, e.g., Hamburger (1955).
3.同上文.
4.同上文.
5. Lashley (1960) p. 239.
6. Lashley (1929). 6a. Kris (1964).
7. Bruner and Postman (1949).
8. Quoted by Hadamard (1949).
9. Humphrey (1951) p. 1.
10. Bartlett (1958).
11. Bruner and Postman (1949).
12. McKellar (1957).
13. Kubie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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