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在南京博物院参观笔记中，我们记录了这座历史悠久、地位超然的江苏省博经年典藏的历史奇珍和江苏一省从古至今的文脉流传。今次，就让我们一同看看六朝古都南京的市立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在文物展示和布展设计上表现如何，能否在我们如今看过的“市博”里拔得头筹吧。
不得不说的是，因为“南京市博物馆”和省博“南京博物院”的名字仅两字之差，外地观众如不提前调查，真的非常容易把两座博物馆搞混，我参观当天遇到走错的游客也不在少数（可能很多人直到参观结束也不知道自己去的不是“南博”）。为了方便读者们区分，我们后续行文就以南京市博物馆地处的江南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落——朝天宫来作为南京市博物馆的简称吧。
和我们去过的其他市立博物馆不同，朝天宫目前并非独立建制，而是“南京市博物总馆”的分支机构。所谓“总馆”，是南京市为进一步整合历史文化资源于2014年成立的文博机构，除朝天宫外，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渡江胜利纪念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和六朝博物馆6家市属文博场馆同样是其分支。目前，呈现“七合一”状态的南京市博物总馆有馆藏文物95137件（套），位列国家一级博物馆。
这种“总分馆制”也使7家博物馆之间的人才交流、资源共享更加频繁，许多文物精品经常在不同场馆之间流动，如朝天宫最著名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之前就曾在六朝博物馆展出。因为最近一直在看魏晋南北朝有关的历史书籍和相关视频的原因，我这次也特意去了一趟六朝博物馆，该馆体量不大，展览也不算多，就与朝天宫一并介绍吧。
龙蟠虎踞——南京城市史
龙蟠虎踞——南京城市史
作为南京“市博”，朝天宫承担着讲述这座伟大城市的源流和发展的重任，“龙蟠虎踞——南京城市史”作为“通史陈列”，无疑是我在参观地方历史博物馆时最重视、参观优先级最高的部分。老规矩，今次我们还是从通史展开始记录吧。
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南京南连吴越，襟带江淮，是南北文化交流接续、汇集融合的重要区域，形成了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人类的出现到秦淮河畔的原始村落；从春秋吴国的青铜文化到秦汉之际的设立郡县；从六朝帝王之州的崛起到朱元璋建立世界第一大城；2500多年建城史，450余年的建都史，使得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龙蟠虎踞——南京城市史”陈列面积4200平方米， 展出文物2100多件，共分为五个部分。展览以时间为线索，以城市历史发展为脉络，以南京地区出土的文物为支撑，着重展现南京六朝、明代、民国三个不同时期都城的特点，展示南京古都的风采、文化的神韵和历史中不断前进的节奏，为观众们展开了一幅南京古都历史辉煌的画卷。
山川形胜 宜居之地
山川形胜 宜居之地
从远古到秦汉，是南京城市形成的准备期。这一时期的南京，经历了从出现人类活动，到原始聚落形成，再到城邑初创、郡县始立长期的发展过程，为南京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在六朝时期发展成为政权都城奠定了基础。
1993年，南京江宁汤山葫芦洞先后发现了两件人类头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古动物化石，其生活年代大体与著名的“北京猿人”中期相当，因此也被称为“南京猿人”。
“南京猿人”头骨化石目前已发现两具：一号头骨保存稍微完整，有颅骨和部分面骨，额骨低平且向后倾斜，眉脊部分粗壮且向前凸出，骨壁较厚，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初步分析，该头骨属于一个女性成年个体。而二号头骨仅保留额骨部、顶骨和部分枕骨，骨壁稍厚，应属一个成年男性个体。根据初步判断，两头骨年代当属于中更新世时期，充分证明早在35万年以前人类先民就开始在南京地区生息繁衍。
据资料显示，“龙蟠虎踞”曾于2011年获得“全国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制作奖，因此其自布展到如今至少也已经过去了14年的时光。参观才刚刚开始，我们就能明显看到这里展陈硬件的老化陈旧，很多文物的展牌因为观众常年的触摸已经磨损到几近不可见了。此外，整个陈列对展品的文字介绍稍显不足，布展逻辑也比较陈旧。不客气的说，从参观第一眼就能断定这个通史展已经到了亟待更新的地步了。
距今约11200年前，南京溧水神仙洞一带出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活动。到了距今2500年前，南京地区开始出现城邑。城池简陋，规模较小，分布大江南北。这些具有军事防御性的古城是南京城市的开端。北阴阳营、薛城、营盘山、昝庙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南京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史记·吴太伯世家》
到了距今3200多年前，居于关中的周部落逐渐强盛，其开基之祖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周太王非常喜欢季历的儿子昌，想让昌继承他的地位。太伯为了成全父亲的这个愿望，就带着弟弟仲雍从中原来到了梅里（现江苏省无锡市梅村梅里遗址），建立了勾吴，并着手开发广大的江南地区，史称“太伯奔吴”。最终，继承王位的姬昌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周文王，他的儿子武王姬发牧野克殷，开创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的周王朝。
2018年，梅里商周文化遗址在无锡被发现。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商代晚期及西周中晚期的陶器、原始瓷器器物群，其中的陶鬲残片与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器型相似，为“太伯奔吴”的历史传说提供了考古实证。不过朝天宫毕竟是南京市博，并没有出土自无锡的文物以供展示，有关“太伯奔吴”部分的展示品以青铜器为多。
自“太伯奔吴”以来，南京地区的土著“荆蛮族”创造的湖熟文化蓬勃发展，并与中原先进文化交流，吸收融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愈演愈烈。南京地区控扼江淮，易守难攻的区位地理优势得到了南方列强的重视，楚国在今南京长江北岸建立城邑，史称“棠邑”。这是南京地区在长江北岸最早的城邑。
此后，吴、越、楚三国纷纷在南京地区建造城邑。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灭吴。越王勾践命范蠡筑城于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城周二里八十步”，史称“越城”。这是南京城区最早的古城邑，为南京建城之始。到了楚威王七年（前333），楚国在今南京城西设立金陵邑，此乃南京行政建置之始。在南京地区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也发现了众多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物。
秦汉时期，南京地区先后出现秣陵县、丹阳县、江乘县等多个县级行政区，其设县密度之高在南方并不多见，这反映出南京地区在南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中央政权的重视程度和控制力度有所加强，为六朝时期成为封建王朝的首都奠定了基础。
六代相承 定鼎金陵
六代相承 定鼎金陵
魏晋南北朝是南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部分，处于行文的整体结构和读者们的阅读体验考虑，我们就将此次旅行中在六朝博物馆“六朝风采”展区中见到的文物珍藏和历史风貌整合到通史展的这一篇章中一同介绍，下文中出自六朝博物馆的文物我会单独标注说明，如无标注则是朝天宫馆藏。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都城，南京迎来了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经过孙吴时期的草创，东晋时期的定型，南朝时期的延续，建康（南京古称）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创新、宗教传播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六朝时期的建康，宫室壮丽，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也是举世闻名的东方大都会。
六朝时期的建康城市建设，充分利用了南京山环水绕的优越地理条件，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从东晋到南朝，其主要由三重城垣构成，核心是以宫室为主体的台城；台城的外围称都城，作用类似于后世的皇城，主要用于设置官署和部分贵族宅邸；都城之外还有外郭，主要是居民区和商业区分布。
建康主城周围还有石头城、西州城、东府城等京郊城市，共同构成一道防御屏障拱卫主城，其中尤以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的石头城最为主要，在六朝时期的历次建康攻防战中，石头城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六朝建康城的城市设计与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北魏都城洛阳，以及其后的隋、唐长安城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进入21世纪，南京市博物馆先后对南京城区数十个地点进行发掘，获得了一批与六朝建康城密切相关的考古资料。与华北地区相比，南方地区的古代城址保存并不理想，但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发掘，笼罩在六朝建康城上的神秘面纱正被一点点揭开，我们也有机会去发现、认识、了解这座昔日的东方大都会。
2007年，南京原汉府街车站地块开发之前，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工作队进驻勘探。在工地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众多重要遗迹和遗物，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一处六朝时期的夯土墙遗址。该遗址墙基宽约25米，夯土外侧包砖，经考证，这就是建康城台城的城墙，这一重大发现，在南京考古界可谓意义非凡。最终经市政府多次论证，决定调整原地块用途，对这一重要的城市遗址进行原址保护，六朝博物馆便由此开始筹建。因此，六朝博物馆地下的建康台城遗址，不仅是博物馆存在的原因，也毫无疑问是其最核心的展品。
六朝建康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瓦当，纹饰主要有云气纹、人面纹、兽面纹和莲花纹四种。其中，人面纹瓦当在国内其他地区出土较少，极具特色。
六朝时期，门阀士族享有尊崇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死后亦占据风水佳地，聚族而葬。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城郊先后确认了许多六朝世家大族和宗室贵族葬地。
作为都城和当时南方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建康居民的生活方式主导了整个南朝社会的风习，建康士族“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俗也无疑显示了南方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特色。
首先来看“住”的方面，六朝时期，贵族的室内陈设主要由床榻、几案、席褥、帷帐、屏风以及贮放衣物、食物和书籍等所用的箧、箱、橱、柜等家具构成，其中床榻是最主要的家具。六朝时期的贵族们无论是读书、对弈、弹琴还是饮食、聊天等各种室内活动，往往都是在床榻上进行，其余家什皆围绕床榻而陈设。六朝时期的屏风作为挡风、遮蔽作用的一种家具也不可或缺，通常为彩色漆器，上绘彩画装饰。床榻上也配有几案，可供倚靠、小憩之用。
关于“衣”的方面，六朝时期，衣冠服饰的样式变化同样频繁。首服（ 汉服体系中裹首之物的统称 ）有巾和帽，巾一般用丝带、葛布、鹿皮等制作，用以束头；服装分为上衣下裳，上衣有长、短两类，长衣中普遍穿著的为衫、袍和单衣；短衣类主要是襦，与裙搭配；下裳有裤和裙。服装腰间皆置带，武人束紧带，文人置宽带，妇女的腰带则以垂长为美，鞋则主要有履、屐、靴等。
六朝时期的门阀贵族生活精致，举止风雅，哪怕是男子也要“熏衣剃面，敷粉涂朱”，因此梳妆用具包括理容的洗、梳、镜，修容的黛板，以及盛放各种妆具的奁盒等尽皆品种丰富，造型独特。这一时期的服装佩饰品也种类繁多，士人多用玉质的带钩、剑具、组佩等，妇女则盛行假髻，髻上常插簪、钗、步摇，尽显仪态之美，贵族妇女多以金、银、玉制作饰品，寒家女子则多用铜、骨之类。
说到“食”，六朝时期，南北饮食文化的交融丰富了饮食的品种和制作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康地处江南，向以“饭稻羹鱼”著称，稻米是这个时期的主食，面食也得到普及，蔬菜品种比较常见的有菘、韭菜、菰菜、莼菜等；肉食除鱼外，还有鸡、鸥、鹅、猪等。这一时期士人清谈成风，以茶酒自娱，因此民间种茶酿酒十分普遍，茶文化与酒文化在南方也逐渐发展。丰富的饮食文化促进了饮食器具的发展，六朝青瓷饮食器具造型优美、种类繁多。
经过东吴到南朝的不断经营，江南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晋王室和世家大族的南迁也推动了华夏文明在南方得以传承和发展，东晋和南朝成为维系中华正朔（又来了）之所在。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迅速恢复，文化事业异彩纷呈，表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在六朝分裂、动荡的特殊时代，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佛、道兴起之后，与儒、玄等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扬，多元思想的交汇为隋唐盛世（按这套说法不知道的还以为隋唐是南朝开创的呢）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孙吴时期，佛教在南方处于初传阶段；东晋时期，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门阀士族们开始用老庄玄学思想融汇佛教思想；到了南朝，佛教得到皇权的大力支持，梁武帝萧衍崇尚佛教的一系列活动使得佛教几乎成为国教，达到空前盛况，都城建康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公卿，崇佛礼佛蔚然成风，佛教寺院得到极大的发展，城区郊野梵刹林立，极盛时期达七百余所。唐人杜牧《江南春》诗有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形象地写出了南朝佛寺的盛况。
南齐永明年间，在皇室的支持下，明僧绍父子舍宅为寺并在摄山 (今栖霞山）开窟造像，至梁天监年间，窟群初具规模。栖霞山千佛岩是中国南方唯一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造像雕刻圆润细致，风格典雅秀丽，是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的精品。《摄山栖霞寺碑铭》残件拓片，记载了明僧绍父子开凿大窟，镌造无量寿佛及两菩萨的史实，是现存最早详述栖霞寺缘起的文献。
六朝时期，因为印度洋贸易的兴起，海上交通成为逐渐成为江左政权对外交往的重要途径。建康的对外交流也有很大的发展，与南方政权有经济、文化交流的国家和政权包括东北亚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东南亚的扶南；南亚的五天竺（包括笈多王朝，今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中亚粟特人）以及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等。
说完了城市建设、衣食住行和宗教贸易，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期瓷器的诞生和发展——经过土与火的升华，成熟的瓷器终于从长达千年的原始瓷中脱胎而出。东汉末期，青瓷的诞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顾名思义，青瓷因为其胎、釉中均含有适量的氧化铁，经高温还原因其釉面会呈现出优雅悦目的青色而得名，这种莹润釉色自诞生开始就深受世人青睐，也为隋唐“类玉”“似冰”的青瓷鼎盛期奠定了基础。从此“青色”长期是中国瓷器的主色调，流传了近两千年，成为中国瓷器永恒的主题。
点彩是一种在青瓷上以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出现于西晋晚期，东晋较为流行。这些圆点褐斑或疏朗、或密集地分布在器物口沿、盖面、肩、腹部醒目处，排列出多姿多彩的图形；也有装饰于器物的突出部位，如系纽、鸡冠、耳或足部，犹如画龙点睛，赋予器物生命活力。点彩打破了青瓷的单一色调，是人们对青瓷釉色美的进一步探索，满足了人们审美的多样性需求，也为后来五彩斑斓的彩瓷艺术乃至今天的装饰艺术开拓了新的路径。
六朝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瓷莲花尊，1972年出土于南京东郊麒麟门外灵山南朝墓。同时出土一对，为南北朝时期同类器物中最大最精美者。造型端庄宏伟，高达85厘米。堪称“青瓷之王”，通体莲花渗透着浓厚的佛教色彩，是罕见的佛教艺术珍品，更是六朝青瓷艺术中的瑰宝。
而六朝博物馆最“重量级”的瓷器收藏，是一件三国吴时期的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其于1983年出土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吴墓，通高32.1厘米，口径12.6厘米，底径13.6厘米。圆弧形盖，盖钮作回首鸟形，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瓷器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胎上通体绘有褐彩纹饰，笔墨流畅，气韵生动，纹饰由上至下可分盖、颈、腹三部分：盖部鸟形盖纽两旁各饰一柿蒂纹，盖面周绘四组类似纹饰，两个人首鸟身的动物分别在一株仙草上方相对飞舞，仙草两侧各有一只动物；颈部绘七只异兽，除两只并列外，其余几只之间皆有形状相似的半身异兽图像；腹部绘两排持节羽人，上排有十一人，下排为十人，高低交错排列，其间绘有疏密有致、飘然欲动的仙草和云气。各部分纹饰之间，隔以折线朵花纹带或莲瓣纹带等。另外，在器盖内面，盘口的外部等部位，亦绘有一些仙草、云气、连弧、旋纹等纹饰。
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是中国所见以绘画艺术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也是中国已知东吴、西晋时期唯一也是最完整的陶瓷绘画艺术实物资料。它的出土，证明中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具备烧制釉下彩瓷的先进工艺，将中国釉下彩制瓷工艺出现的时间由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唐代提前到三国时期，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这件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堪称早期瓷器中的艺术珍品，也被列为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除了瓷器，六朝时期的塑像艺术也大为发展。皇权政治的衰落、士族门阀的垄断、清谈玄学的流行，客观上使得六朝士人的思想比秦汉更加开放自由，思想的活跃催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人”这个一度被漠视的存在，开始成为最重要的被关注对象。人们不仅探求内心，也把自己放在客体的位置上加以欣赏和品评。六朝的人物塑像，突破了追求“形似”的基本艺术要求，更追求“神似”。通过对人物外形的刻画，着力于揭示人格精神的内在美。
六朝时期的人物塑像造型丰富、比例适度，从冠发服饰到面容神态都极富个性。男子多面容端正清秀，神情安详持重；女子则削肩细腰，长裙及地，笑容恬静纯美。心灵手巧的工匠将雕塑、绘画、陶艺三种艺术技巧融为一体，以简洁明快的轮廓线条，勾勒出朴素无华的人物神韵。一尊尊体型匀称、眉目传神的人物俑，组合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向我们传达着六朝时期的熠熠神采。
在南博，我们见到过一幅作为“镇院之宝”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版画”。六朝博物馆则藏有一件错版，这件错版的拼镶砖画并没有拼出完整的画面，是何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线条的丰富表现力，无论是人物衣纹的描绘，还是动作手势的表现，都显得张弛有度，气韵生动。
到这里，六朝时期的朝天宫和六朝博物馆馆藏文物就介绍的差不多啦。
数代兴亡 几经沉浮
数代兴亡 几经沉浮
隋唐宋元时期的南京城，发展轨迹总体呈下降趋势。隋文帝平定江南后，下令将六朝宫室尽数摧毁平荡，还以耕垦，又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南京着力打压。唐初，李唐皇室又将扬州大都督府迁出南京，改为丹阳郡，后又降为江宁县。与中原地区相比，南京的城市地位日渐弱化，只能作为一处让人凭吊六朝繁华的名胜古迹而存在。
到了五代十国时，南唐的兴起，才使得南京城市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南唐先后五次对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改建，突破了六朝建康城的框架，把秦淮河两岸富庶的商业区、居民区纳入城内；又将秦淮河、青溪等水道贯通改造，形成环绕全城的城壕。 南唐烈祖李昪和中主李璟之南唐二陵，都位于今南京的牛首山麓，其建筑和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南唐对唐文化的模仿承袭，也体现了其文化艺术在唐宋过渡时期发挥的“承前启后”重要作用。
到了南宋，面对金国的军事侵略，南京成为汉族抵抗少数民族进攻的军事重镇，许多重要战役都是在南京地区展开的。南宋设杭州行在后，南京也成为江南区域的中心之一。后来，南宋朝廷以称臣、纳贡割地为代价，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战争的结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和平环境，使得经济中心南移彻底完成。毁于宋金战争的建康城也得到修复，城市经济进一步复苏，优雅、富足的宋代士人生活也为南京古代城市史带来了一抹亮色。
到了元代，南京作为东南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其政治影响力也逐渐提高。多个省或省以上的行政单位设置在建康，其管领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政府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同时发展丝绸、染织、造纸等手工业，整个南京一片商贾云集的热闹景象。
隋唐时期南京地位的边缘化，使得这一时期南京几乎没有等级较高的墓葬和规格较高的建筑遗存。自隋唐至宋元时期，都算是朝天宫文物收藏的薄弱区间。
江山一统 南都繁会
江山一统 南都繁会
明代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明太祖朱元璋克复中原，定鼎金陵，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所在。明代的南京城市规制严整，规模宏伟，手工业兴盛繁荣，文化灿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清鼎革之际，南京城基本未受兵火波及。有明一代直至清代前中期，南京城市经济文化始终稳步发展，为晚清民国时期转型为近现代都市奠定了基础。
为巩固首都城防，朱元璋下令在南京城外围建立了号称全长180里，实际60余公里的外郭城。外郭城以山川河流为屏障，在城门附近和一些重要地段使用城砖包筑的墙体，其他地段则以构筑土墙为主。2009年8月，为配合京沪高铁建设项目，南京市博物馆对位于明外郭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掌握了外郭城墙的结构和营建方法，并对局部夯层进行了保护和展示。
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为明代留都。政治中心虽已北移，但由于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南京城内的商品经济已走在全国前列。明清两代，南京在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当属“云锦”织造工艺，其起源于南朝时期，元、明、清均被指定为皇室御用，是皇袍冠带、嫔妃衣饰的主要用料，也是皇家馈赠、赏赐的高等级礼品。清代设官营丝绸织造机构“江宁织造署”，专司云锦生产，使得南京云锦进入鼎盛期，全城共有3万多台织机，近30万人从事织锦行业，是当时南京最大的手工产业之一。
随着陆路和海洋交通的发展和恢复，明代南京经济文化辐射能力也日益增强。位于南京中保村的明代宝船厂，是明代最重要的官办造船基地，其由明太祖朱元璋创建，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各类船只很多都是在此建造的。南京与郑和有关的历史遗存很多，除了宝船厂，还有我们在南博笔记中介绍过的天妃宫、净觉寺遗址及静海寺、马府等等。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成就及其影响，我们在南博笔记“观天下——大明的世界”特展中已经有过比较详尽的介绍，这一时期明帝国强盛的综合国力和博大的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确实奠定了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领先的地位。
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填一下南博笔记挖下的坑——讲讲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相关的故事吧。
永乐十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南京聚宝门外聚宝路（今中华门外雨花路）东侧，以皇宫标准为其父明太祖朱元璋、其母孝慈高皇后马氏修建大报恩寺。这片城区修建梵刹的历史可谓悠久，从三国吴赤乌年间的长干寺，到宋时的天禧寺，元时又改为慈恩旌忠教寺，屡有兴废。明初，工部左侍郎黄立恭奏请建浮图九层，在永乐六年焚于火，故此次实为重建。
不过，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和明清文人的猜测，也有人认为大报恩寺实际上是朱棣为纪念生母碽妃而建。有关朱棣的生母问题一直众说纷纭：“碽妃说”的最主要依据是明人沈若霖在天启三年（1623）所编的四十卷《南京太常寺志》，但该书早已失传，故目前仅暂备一说，以待考证。
为营建大报恩寺，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良匠军工计十万人，监工官有内宫太监郑和、永康侯徐忠、工部侍郎张信等。建塔的费用共用银248万余两，其中还有郑和下西洋所剩的金钱百余万。从各种历史文献中都能看出，郑和与大报恩寺的建设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可以说他就曾是大报恩寺修建的具体负责人也不为过。
至宣德三年(1428年)，耗时十余年的大报恩寺最终落成，其规模之大、工程之繁、规格之高，皆令人叹为观止，报恩寺和灵谷寺、天界寺并称为南京最大的三座寺院。寺的山门和主要建筑均西向，布局分南北两大部分，北半部是佛殿和琉璃塔，南半部是僧房和禅堂，禅堂后有唐三藏石塔，据《景定建康志》，宋端拱元年(988年)，金陵僧可政往长安终南山，得唐三藏法师玄奘头骨，归来建塔于寺，三藏法师的头骨也一直留存于此，直到日寇入侵。
大报恩寺的绝对中心——高78米的九级琉璃宝塔，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千古绝唱，曾有“天下第一塔”之美誉。
报恩塔为八角形，高九层。内壁为砖砌，有塔心室，楼梯绕心室而上，愈往上塔身越小，楼梯也愈陡。各层内部有青绿藻井，满布佛龛，佛像高不过一尺。塔的外表为八面，每面辟门，四实四虚，隔层错开，表面为白色琉璃砖，用红、黄、绿、蓝、黑五色琉璃贴面，全身上下有金刚佛像万千。
拱门边有狮子、白象、飞天、飞羊等造型，姿态优美，色彩绚丽，为前所未有。门的两边开窗，窗边缦以曼陀优钵昙花；底层四周镌四天王金刚护法神像，甲胄披挂，持戈执剑。二层至九层，各有平座，栏杆朱红色。屋顶为琉璃瓦顶，檐下是青绿斗拱，层层叠起。各层的角梁下悬金铃鸣铎，计一百五十二个，还有篝灯一百二十八盏，再加上塔心室琉璃灯十二盏，每日耗油六十四斤，白天金碧照耀，夜间佛光熠熠，数十里可见。
琉璃塔塔顶有塔刹，底为铁质覆莲缽，外表为“黄金风波铜”——实质是黄金镀层。中部有铁圈相轮，顶部镇黄金宝珠，以八条铁索固定在檐角。
大报恩寺及琉璃塔建成后，香火兴旺，游人不绝。文人雅士，迁客骚人，无不慕名而来，以一睹为快，一登为荣。清代康熙、乾隆皇帝南巡，也先后登塔，赐御书额。当然，大报恩寺琉璃塔建成后，也几被灾难。受灾的最主要原因是塔太高，特别容易遭受雷击。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大雨倾盆，雷火自塔而下，将寺庙殿堂一百四十余间烧为灰烬，所幸琉璃塔安然无恙；万历二十八年(1600)，因为顶木腐朽，塔顶倾斜，僧人洪恩募捐得金数千两修缮；清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三十八年(1699)，又两次重修。嘉庆五年(1800)五月十五日，塔再遭雷击损坏，由内府拨款修理，于嘉庆七年修缮完毕后绘《江南报恩寺琉璃宝塔全图》并附志，成为目前研究大报恩寺琉璃塔的重要资料之一。
165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随团画家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在其游记中记录了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文字介绍及其版画，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39年，安徒生在《天国花园》中写到这样一句台词“我刚从中国来——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地响起来！”文中的瓷塔，就是大报恩寺琉璃塔。可见在安徒生时代的欧洲，作为中国标志性建筑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已深入人心。到了近代，尽管中国在欧美的整体国际形象不断下降，但大报恩寺琉璃塔却仍然能获得西方人的尊敬和崇拜。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五日，英人游寺登塔。大报恩寺琉璃塔声名进一步远播海外，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奇观之一。19 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也从欧洲人那里获得了琉璃塔的相关情报。1854年，美国驻华全权委员到达江宁，其随员法斯等参观了大报恩寺琉璃塔，他们也许是最后一批见到该塔的外国人。尽管当时的琉璃塔已年久失修、几经战乱、面目全非，但他们在游记中对其的描述仍充满敬意，美国人的这篇游记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最后一篇文字记录，弥足珍贵：
到达这座桥，琉璃塔就清晰可见了……它的四周是一块面积有几英亩大的方形空地。空地的外围建有高大的佛殿和僧房，但现在都被毁坏，倒在地上了。巨人似的偶像被打成无数的碎片……不久以前，一个螺旋形楼梯一直上伸到塔顶，给观赏者以一个爬上塔顶去欣赏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最精彩、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的机会，可是，现在它已躺在塔底下变成了一堆垃圾。 破坏并不止于此。庄严的雕刻佛像，从头到脚都被破坏了。前代人通过金冠、灵杖以及其他的装饰物赋予这些活生生的神以巨大的威力，而今，这些金冠灵杖以及其他的装饰都被打得稀巴烂；这些佛像一度足以支配虔诚的菩萨崇拜者的迷信力量，现在不但不存在，反而变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 面对这个巨大而壮丽的建筑物的毁灭和破坏，人们不免感到悲哀，虽然这塔依旧还静立在原地，无声地谴责内战的罪恶。
从游记中可以看到，笃信拜上帝教的太平军在占领南京并将它变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后。对大报恩寺和其他佛教庙宇肆行破坏；但所幸高大的琉璃塔本身却仍基本保存完好，可能是太平军想将它作为一个高大的战斗堡垒保存利用，因而使它暂逃浩劫。它的雄伟身姿与巨大影响仍使得异国人士冒着战火来踏访游览。美国诗人郎费罗也曾经写下首赞美诗：
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 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 高耸入云天 它九层彩绘的楼台 有着枝叶盘绕的栏杆 和层层衬着瓷砖的塔檐， 上头悬挂的瓷铃无时无刻 响着轻盈柔和的乐铃声 同时整座塔闪耀 多彩多姿的烨烨烂漫 完全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 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可惜，最终灾难还是降临到了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身上。先是塔顶的黄金宝顶被太平军敲下，用作军费。而后，到了1856年10月，北王韦昌辉奉天王洪秀全密旨杀死东王杨秀清后，又扩大屠杀，并阴谋加害翼王石达开。石在安庆起兵，东下进攻天京，讨伐韦昌辉，韦急忙加强天京防守。为防止石达开在塔上架炮轰城，一队太平军将士手捧韦昌辉的将令，将运来的炸药与易燃物品装入塔内。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整个琉璃塔便陷入浓烟烈火之中，迅速倒塌，这座被称为中古建筑奇迹的辉煌建筑便彻底化成了一片瓦砾废墟。
而对于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在海外的声名远扬，中国人长期并不知情，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一些从欧洲留学回国的中国学者将情况传回国内。有趣的是，“塔”作为中国建筑中别有魅力的一部分，在欧美收到热烈欢迎和追捧，其实还离不开一群孩子们的帮助。
20世纪初，在由耶稣会营建的上海土山湾孤儿院里收留了近300名孤儿，为了让孩子们早点掌握一门手艺，教士们会时不时对他们进行绘画、木工、金工、摄影等技术的培训。因此孤儿们年龄虽小，但对木工、油漆雕刻技艺早已谙熟于心，教会也经常承接一些手工艺品的订单，以贴补开支。
根据某个订单的要求（订单具体情况已不可考），在德国传教士葛承亮的指导下，土山湾孤儿院的孩子们制作了84座精雕细琢的木制宝塔模型，其中包含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杭州雷峰塔、上海龙华塔、西安大雁塔、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定县开元寺塔等等……模型形态不一、风格多样、材料各异，全面展示了中国宝塔建筑的宏伟风貌。后来由于未知原因，雇主取消了这笔订单，葛承亮深觉可惜，于是他通过驻上海的美国使馆争取到参加1915年巴拿马一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机会，将这些中国宝塔模型运往大洋彼岸，惊艳世界，最终斩获最高荣誉“甲等大奖章”。
博览会结束后，这些宝塔模型入藏美国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
可以说，土山湾古塔模型是中国历史上对“塔”这一建筑种类首次系统性的纪录、研究和复制的尝试。在它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外学者（如梁思成、林徽因伉俪）才开始对中国宝塔进行正式的学术研究。尽管葛修士在热潮兴起前就已与世长辞，但他和孩子们制作的土山湾宝塔确实以另一种形式为中国建筑学作出了贡献。去年开始，这84座宝塔模型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塔游记1915:由上海到旧金山》特展中首次齐聚，2025年初我到新加坡游玩的时候恰好有幸一观，印象深刻。
在84座模型中，由土山湾孤儿院制造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木制模型是体量最大、颜色最鲜艳、最吸引人的，其高约2米，塔身九层八面，角处悬挂的风铃精致灵动。葛承亮教士和孤儿们以清嘉庆《江南报恩寺琉璃宝塔全图》为蓝本，并加上自己对于中国瓷塔的理解和想象复原了这座1856年毁于战火的琉璃塔。这件模型将于今年10月远渡重洋，来到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原址，作为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10周年特展的重要展品展出。
说回琉璃塔本身，据史书记载，大报恩寺内的琉璃塔其构件，在制作时有相同的三套，所谓“建一，埋二”。多年来，南京地区的文博考古机构发掘出相当一批残缺不全的琉璃塔砖件。这些构件都曾深埋地下，大多釉面剥落斑斑，残缺不全，缺损严重。
我们在南京博物院看到的拱门，便是在大量出土构件中遴选后，再根据资料重新绘制、修补、组装复原而成。其目前由25件五彩琉璃件拼接而成，顶部正中为人身鸟嘴、鸟脚、鸟翼的迦楼罗像，两旁为人身蛇尾的龙女，以下分别为腾龙、飞羊、狮子（暂缺）和象，这是藏传佛教密宗所特有的法相装饰——六拏具。但南博的这件拱门在展示上是少了“飞羊”和“象”之间的两只“狮子”的，馆方的说法是因为“展馆层高不够”，故暂不组合展出。
而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展示的这座拱门则形制完全，体形瑰玮，色彩斑斓，但可惜完全是一件复制品。细心的读者们可能会发现，这件复制品和南博那件修复品除了狮子构件还有一个不同——六拏具法相的朝向不同，朝天宫的拱门“六拏具”法相面朝门的内里，而南博的则是面朝外。经专家、爱好者们在西藏多地的比对研究，应以南博的“面朝外”为正确。
因此，目前能在南京能看到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大概如下：南京博物院的为文物修复品，朝向是对的，但构件中少了狮子；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的为复制品，拱门构件一个不缺，但朝向是错的；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那件同样为复制品，朝向是对的。
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内容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整体来看，朝天宫明清部分的馆藏文物还算是比较丰富，除了介绍过的这几件之外还有不少明清南京城建残存、金玉配饰、景泰蓝珐琅器等陈列，我们就不单独介绍了，依照惯例，通史展的近代部分我们也直接省略啦。南京是中国近代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有关近代史的独立博物馆和历史遗留非常多，如果大家来玩的话还是非常值得专程去看看的。
玉堂佳器——馆藏精品展
玉堂佳器——馆藏精品展
如果只看朝天宫的通史陈列，你大概不会对这个市级博物馆有什么好印象。除了灯光昏暗、展牌模糊、理念落后等策展因素，朝天宫通史展陈列中的文物展品给人的感觉也不够“重量级”，从器型到内涵似乎都比较常规、数量也不是特别丰富，让人不由得开始怀疑朝天宫的收藏底蕴。然而当你带着这样的问题走上二楼，进入“玉堂佳器——馆藏精品展”时，就可谓“满腹疑问顿雪消”了，这个展馆虽同样历时已久，但其独特而别致的风韵，当真是让人流连忘返。
“玉堂佳器”展陈面积近800平方米，比通史展要小很多，但它只展示了朝天宫馆藏中最具历史价值与观赏价值的30件文物精华，使得其布置设计有非常充裕的空间。展厅整体采用了极富特色的江南多进穿堂式建筑格局，通过透景、借景、对景等古典园林营建手法，以长廊、挂落、花格等中国古典室内装饰形式，穿连起一间间单独展室，例如陈列青铜器的“吉金阁”、供奉佛教文物的“唱经台”、展示王公贵族文物的“簪缨楼”和收藏紫砂壶的“壶隐居”等。
展区内所有展具均减少现代元素的使用：展柜是线条简洁，样式古朴的明代家具制式；器物下方放置着根据文物定制的仿红木雕花器座；展板选用晚清挂屏形式仿古制作，使得展室的格局、形式、尺度和色调浑然一体，烘托了文物独特的风韵。加之朝天宫原本就观众不多，特地爬到二楼逛这个展区的观众更是少之又少。偌大的江南风格建筑内近乎寂静无声，非常宁静沉浸，整个参观过程似是被一位收藏大家邀至家中做客，显得别样的娴静雅致。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里收藏展示的文物精华吧。
1.兽面纹铜铙
商 1986年南京浦口龙王荡出土
兽面纹铜铙通高68厘米，重87公斤，甬部中空无旋。两面钲部主纹为兽面纹，云雷纹为地纹。兽面双目突起、曲眉挺鼻、形象威严。铸造精美，气势博大，为目前南京地区出土最早最大的铜铙，是研究商周礼乐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早期青铜铙源自夏代陶铙，商代中期发展为单件打击乐器，晚期出现超百公斤的大型铙。中原地区盛行3-5件成组的小型编铙，甬部较短可手持演奏，主要出土于殷墟贵族墓葬；南方地区则多见大型单体铙，需置于木架击打发声，多用于祭祀活动。
2.青瓷羊尊
三国吴 1958年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
这件青瓷羊尊和我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的那件出土于同一地点。羊尊通体施青釉，色泽匀净莹润，羊作蹲伏状，昂首，头顶有一圆孔。神态安详，双目前视，两耳贴伏脑后，双角卷曲前弯，嘴微张，颌下无须。两肋刻划羽翼纹，四肢蜷于腹下，体态丰健，骨肉匀停。造型生动，釉色晶莹，堪称六朝青瓷中的精品。
3.佛像砖
明 2013年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
佛像砖为细砂岩质，石质坚实细密，颜色泛紫红色，共出土40多件，皆有残损，“玉堂佳器”共展出两件。图中的这一件正面为高浮雕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台与须弥座上，螺髻高耸，顶有宝珠。右手施触地降魔印，左手施禅定印，安详平和，宝相庄严。佛像右侧雕有飞羊和白象，同样源于藏传佛教造像背光制中的“六拏具”。根据研究表明，这类雕刻精美的石质雕像主要用于大报恩寺琉璃塔第一层的内外装饰。
4.哥窑盘
宋 传世品
哥窑青釉瓷盘，青灰色釉，釉肥厚如凝脂，通体满布冰裂纹，纹片大小相间，大片裂纹线呈黑色，小片裂纹线呈褐黄色，深浅两色的纹线交织在一起，形成典雅美观的“金丝铁线”，这就是哥窑最显著的特征。此盘色调高雅，制作工整，釉色温润如玉，纹片疏密有致，为传世哥窑瓷器中的精品，宋瓷的名窑我们真的介绍过很多遍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啦。
5.官窑盘
南宋 1970年南京中央门外张家洼明洪武汪兴祖墓出土
此盘釉色青灰，釉质光润如玉、其特点是釉面自然开裂，盘正反面冰裂的纹片纵横交织，似覆上一层网，口沿釉薄露出紫口，圈足内六个支烧钉。整个盘的造型极规整，制作精细，为南宋时期官窑佳作。
墓主汪兴祖是明朝初期名将，他跟随朱元璋大败张士诚、击败陈友谅。洪武元年，汪兴祖跟随徐达进攻德州、元大都，之后攻下永平、大同等地，任晋王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佥事。后与傅友德进攻四川时候中飞石身亡，享年三十有四，封为东胜侯。
6.吉州窑卷草纹瓷瓶
宋 1980年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
这件瓷瓶釉色晶莹匀净，胎质细腻致密。瓶身主体纹饰采用釉下彩工艺，绘白地褐花缠枝卷草图案，色泽浓淡相宜，线条奔放流畅，布局疏密有致，纹饰古朴典雅，展现出娴熟的绘画技巧和高超的制作工艺，堪称吉州窑的上乘之作。吉州窑位于江西吉安永和，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宋代吉州窑瓷器器形通常较小，像这样以卷草纹满饰器身的大器极为罕见。
7.吉州窑满天星纹瓷瓶
宋 2010年南京雨花台区石子岗宋墓出土
吉州窑满天星纹瓷瓶为浅灰色胎，通体施黑釉，釉层薄而匀净，釉色深沉无浮光。器身遍布点彩装饰，在黑釉地上排列规整的白色星点纹，色泽黑白分明而无晕散，宛若夜空下闪烁的点点繁星，传递着静谧悠远的神秘气息，是吉州窑瓷器中罕见的精品，在宋瓷中也是难得一见的瑰宝。
8.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元 1950年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沐英墓
整个朝天宫馆藏中最著名、也是最具“重量级”的藏品，想必就是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它是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也是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是国家一级文物、“中国瓷器三绝”之一、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梅瓶由景德镇窑烧制，高44.1厘米，底部直径为13厘米，腹径28.4厘米，口径仅为5.5厘米。无盖，小口，平肩，肩以下收敛，胫部瘦长，近底部外撇，平底。整个梅瓶装饰繁缛，纹饰布局疏密有致，钴料选用了从西域进口的苏麻离青，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幽雅，二者相互映衬，加之遒劲的拓抹笔法，使画面颇有丹青之妙。
梅瓶腹部绘制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历史故事，其脱胎于《史记》，在元代被金仁杰编为《追韩信》杂剧，后收入《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之中，传唱至今。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史记 淮阴侯列传》汉 司马迁
梅瓶采用长卷画的形式描绘了三个人物，贤臣萧何策马狂奔，头部向远方张望，体现出非常焦急的状态；韩信在河边犹豫不定；老艄公持桨而立悠闲期待，所有人物都被表现得活灵活现。画中的萧何和韩信均为唐宋汉制衣冠，而艄公的长相和穿着打扮长相则与中原人明显不同，带有一定的异域风格，应该与元代帝国地跨欧亚大陆产生的艺术风格有关，是现实与历史故事融合的经典。画面的空白处以松、竹、梅、芭蕉、山石为背景，少有留白，也是受到了西亚艺术的显著影响。
该梅瓶于1950年被盗于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墓。墓主沐英自八岁被朱元璋和马氏收为养子，十二岁起跟随朱元璋攻伐征战，明初受封西平侯，赐丹书铁券。云南平定后，沐英留滇镇守，他大兴屯田，劝课农桑，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安定边疆，史称其“手定云南之经营，未十年百务具举”。洪武二十五年，沐英病逝于云南任所，年仅四十八岁。朱元璋倍感痛惜，命归葬京师（南京），追封黔宁王，赐谥“昭靖”，侑享太庙。他死后，沐氏子孙世代镇守云南，第三代西平侯沐晟在明成祖时因功进封黔国公，此后这一爵位共历十世十三代，至南明而爵绝。
说回文物本身，这件梅瓶被盗后便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民看到后出5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自2010年对外展示以来，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长期只展出“半张脸”，也就是萧何跃马驰骋、策马扬鞭，焦急地追赶韩信的那一面。据金陵晚报采访南京市博物馆陈列部相关专家介绍，不展示全貌主要是为防止有人仿制，此次在朝天宫它也被多层护栏包围，还有专人看管保护。
9.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
明 1991年出土于南京江宁东善桥宋铉墓
这件梅瓶造型古朴，釉质细腻。通体满绘釉里红纹饰，颈部绘蕉叶纹，肩部绘如意云纹、卷草纹、缠枝扁菊纹，腹部主体纹饰为松竹梅“岁寒三友”图配以茶花、芭蕉、山石等，胫部绘海水江崖及变体莲瓣纹。整个图案纹样清晰，松竹梅描绘逼真，自然纯朴。画面繁而不乱，疏密有致，层次分明，实为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看过上期南京博物院笔记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南博的“镇院之宝”中也有一件极其相似的釉里红岁寒三友梅瓶，出土于宋琥与安成公主合葬墓，除了釉里红发色和纹饰略有变化外，两件梅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南博那件有完整的盖子，其也因此更有历史、艺术价值。
至于朝天宫这件梅瓶，是在1992年出土于南京江宁东善桥乡宋铉墓，应该是作为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随葬的，同时也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体现。有趣的是，宋铉是宋琥与安成公主的嫡长子，两件造型纹饰几乎相同的梅瓶，同出土于南京，墓主人又为亲子关系，真的是十分罕见，也真的让人感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0.白釉“内府”铭瓷梅瓶
明 1987年南京中华门外明怀忠墓出土
梅瓶造型端庄，肩部楷体竖写“内府”铭，为古代宫廷御制瓷的标志。明代分设内官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统称内府，专司皇帝内宫管理事宜。“内府”铭在明代瓷器中甚为少见，十分珍贵。墓主怀忠是明天顺（朱祁镇复辟）年间的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权势很大。
11.云龙纹金带板
明 1987年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明墓出土
整套带板共20块，分为銙和铊尾两类。明人张自烈《正字通》载：“明制，革带前合口处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有辅弼二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这是明代带板的标准形制。这套金带板做工精细，以锤鍱工艺作云龙纹，并在细部用錾刻方法完善加工。蟒龙穿云纹饰华美异常，耀眼夺目，为南京地区明代考古发现中最精美的一副金带。
12.嵌宝石金盒
明 2008年出土于南京江宁将军山明沐斌夫人梅氏墓
这件金盒边长8.5厘米、厚1.8厘米，重216克，呈正方形，可打开。盒面作莲花、如意云纹，上嵌嵌蓝宝石4颗、红宝石5颗、绿松石1颗；盒侧面饰缠枝莲纹；盒底以如意云纹为地纹，上刻梵文六字箴言；链体部分为U形环相扣而成，各以两个S形钩连接方盒左右两侧的挂环。金盒制作工艺精湛，装饰华丽，是一件可打开后存放香料和佛教用具的精美容器，具有极高的宗教、历史和艺术价值。
13.渔翁戏荷琥珀杯
明 1974年出土于南京江宁将军山沐启元墓
渔翁戏荷琥珀杯选用整块深红色血珀制成，尽材施艺，造型别致。由一片卷起的荷叶构成杯身，荷叶下水草交错，形成杯的底托。荷叶边渔翁似乎刚跃出水面，袒胸束发，肩挎鱼篓，侧身盘腿，右手拽着飘动的荷叶，左手紧握跳动的鱼，渔翁欢乐的姿态与荷叶形的杯身巧妙结合，烘托出渔翁戏荷弄鱼乐在其中的主题，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14.朱耷《竹石图》轴
明末清初 传世品
朱耷，原名朱统䥅，号八大山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他在明亡后削发为僧，住在南昌青云圃，是一位画家和书法家，擅长花鸟和山水画。他的构图疏简而奇险，风格雄奇朴茂，表现了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 这幅画以水墨描绘了几枝新竹，背景是一块湖石，左上角有“八大山人画”的署名，下方盖有“八大山人”的白文印。画面简洁而大气，给人一种枯索冷寂的感觉，同时在荒寂中透露出雄健简朴的气息，反映了朱耷孤傲不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
15.紫砂提梁壶
明 1966年南京中华门外大定坊明嘉靖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
这把提梁壶属于早期紫砂作品，通高17.7厘米，口径7.7厘米，底径7厘米，容量450毫升。器形较大，质地较粗，呈肝红色。壶为球腹，平底，弯流，流与腹衔接处贴塑四瓣柿蒂形纹饰，桥形提梁，盖顶塑宝珠纽。造型简洁，制作规整，古朴典雅的造型蕴含着清新秀丽的风格，显示出当时紫砂制作工艺已达到成熟阶段。
这件紫砂壶出土于纪年墓中，明确制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以前，是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紫砂制品，也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件完整的带有装饰性手法的早期紫砂壶。因为紫砂器多为传世品，鉴定真伪存在着不少困难，因此吴经墓出土的这把紫砂提梁壶作为一件断代标准器，对鉴定明代中晚期传世紫砂器及考订紫砂器发展历史有重要意义。
16.徐渭《谒孝陵》卷
明
卷为纸本，以行书书写了徐渭五十五岁时所作的《恭谒孝陵》和《天坛》两首诗，卷首为都俞以隶书题写的“青藤墨妙”四个字，卷末有许乃钊和顾文彬的题跋。徐渭字文清，号天池山人、青藤老人，浙江绍兴人。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奇人，在诗文、书画、戏曲创作方面都造诣精深。读者们也许还记得，我们在南博的“大明的世界”中的《明人肖像图》册中还看过他本人的肖像画。
到这里，“玉堂佳器”部分介绍的文物典藏也介绍完毕啦，不少因篇幅关系没说到的文物精品，就等大家有机会亲自去参观看看吧。
一杯江南——藏在杯中的三城三味
一杯江南——藏在杯中的三城三味
说完了常设展览，我们再来朝天宫举办的特展——“一杯江南 藏在杯中的三城三味”，其由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上海历史博物馆和杭州博物馆三座“市博”共同主办，汇聚170余件文物。顾名思义，其展陈内容是以“杯”为切入点，通过“酒、茶、咖啡”三种不同的饮品和“六朝、南宋、近代”三个不同的时间节点，讲述沪宁杭三座江南城市的民俗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之路，映照出江南人精神世界的流转与坚守。
一杯江南：惟有饮者留其名
一杯江南：惟有饮者留其名
江南，是南京醇香的一杯酒。
南京酒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六朝时期，建康城便盛行饮酒之风，名士们纵情诗酒，留下诸多豪放不羁的逸事；唐代金陵美酒醇香醉人，闻名于世；明代南京酿酒业空前繁荣，不断创新。从六朝的风流雅集，到明清的市井酒肆，南京的酒文化既承载着文人墨客的风雅意趣，也融入了寻常百姓的烟火气息，成为江南人文生活的生动缩影，见证着古都的繁华与变迁。
为了方便贮、运酒水，扁壶类器具在汉末魏晋时期出现。此类器物器型浑圆，腹部呈扁平状，小口短颈，便于倾注，同时能保存酒香。器身肩部有对称背绳，能为携酒出行的需求提供便捷。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贮酒封闭卫生，携带方便的扁壶满足了当时将士在行军过程中的饮酒之需，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鸡首壶。鸡首壶起初无流口，在汉末晋初时，鸡首壶敦实矮小，重心往下；东晋后期、北朝初期时已逐渐制作精良，实用性强；到了晋代中期，鸡首壶的中心上移；到了南北朝时期，鸡首壶形状削瘦修长，重心更高。
到了唐代，酒具就以罐、胡瓶、执壶、碗、杯为主。宋代则主要是罐、瓶、壶、注子、注碗、碗、杯、盏、盏托等。其中注子(执壶)、温碗都是宋代流行的盛酒和温酒用具，使用时只需在注碗中放一些热水，将装酒的注子放入其中，稍等片刻，一壶温热适口的美酒就准备好了。特展中这件青白釉注子、温碗造型简约，呈现出一种清新雅致的宋代生活美学。
我们在博物馆常见的“梅瓶”，在宋代也作为盛酒器具广泛使用，其造型修长优美，小口、短颈、丰肩的设计既利于密封储酒，又兼具审美价值。传世的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器身有“清沽美酒”“醉乡酒海”等文字，更是直接以文字标明了其储酒的用途。到了明清时期，梅瓶逐渐从日用酒器演变为陈设瓷，造型趋于高大丰硕，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明代宫廷常以梅瓶盛装御酒赏赐臣子，清代梅瓶则更加偏向日常陈设，但仍保留储酒功能，多反映贵族宴饮的雅趣。
高足碗，也称高足杯、马上杯，是游牧文明的产物，其形象在流传至今的元代壁画中经常出现。江西高安元代瓷器窖藏中曾出土一件青花高足杯，内壁底心草书“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乃是其用作酒具的明证。
这件青花云龙纹高足碗和前面“玉堂佳器”介绍的哥窑盘一样，出土于南京中央门外张家洼汪兴祖墓。其侈口，陡腹，高足，胎质洁白细致，青花色泽浓艳。碗内壁印两条四爪白龙；碗外壁绘有青龙三爪龙一条；碗口内壁绘卷草纹一周。此碗的造型、纹饰及工艺特征具有典型的元代特征，为元代晚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佳作。
此外，这里还展出了朝天宫馆藏的明清时期执壶、罐、玉壶春瓶、杯、碗等等，下面放一些比较典型的文物照片，就不一一具体介绍啦。
一杯江南：且将新火试新茶
一杯江南：且将新火试新茶
江南，是杭州清雅的一杯茶。
杭州自古便是茶都。唐代清韵的禅茶文化，成为茶道交流的文化之源；宋代风靡的点茶技艺，化为“禅茶一味”的哲学巧思；明代“废团改散”的茶叶革新，使清香甘冽的西湖龙井成为江南茶的代表。杭州以茶为媒，将茶盏中的一泓碧色与禅意、风雅串联起来，形成了江南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符号。
茶叶作为贡品的历史可追溯至西周，茶政制度则始于唐代。唐代陆羽的《茶经》中有记载，唐代朝廷在浙江湖州的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专为皇室制作“紫笋茶”，并规定每年要在清明前将新茶急送长安，称为“急程茶”。
南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茶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斗茶大会”展现了南宋当时社会对茶艺的热爱与追求，其通常在园林、茶馆或私人庭院举行。参与者通过比拼点茶技艺，展示茶汤的色、香、味及泡沫的细腻程度，这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是文人雅士交流思想、展示审美的重要场合。
明代是中国茶政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朱元璋下诏废除贡品中的龙团茶，大力促进散茶工艺发展，提倡散茶直接冲泡，至此点茶法因工序繁复逐渐式微。清续明制，云南普洱茶、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等当今响当当的茶叶品种都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新晋贡茶。其中，龙井茶区率先使用“炒青法”，以其“色翠、香郁、味甘、形美”四绝，冠绝天下。乾隆六下江南，其中四次探访龙井，从清代到当代，龙井不仅是杭州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的名片。
现代中国人饮茶经常用茶具盖碗，是在清道光时期，因宫廷内外盛行饮茶之风而在民间大量出现的。其主要由盖、碗、托三部分组成：盖呈碟形，有高圈足做提手，既可保温，又可于饮茶时拨浮沫飘茶之用；碗为大口小底，有底墩足；托为中心下陷的一个浅盘，其下陷部位正好与碗底吻合，可免烫手之虞。
一杯江南：破睡咖啡无限意
一杯江南：破睡咖啡无限意
江南，是上海馥郁的一杯咖啡。
上海是座充满创新和活力的城市，咖啡文化的兴起和更迭便是其开放包容的体现之一。19世纪末，咖啡被引入上海，成为西方文化象征之一，到上世纪30年代，咖啡已风靡上海，成为海派文学的重要符号，老上海的咖啡馆既浓缩了国际最新潮的生活方式，也成为知识分子交谈聚会的公共空间。此后，咖啡这件舶来品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是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符号，代表着无论身处何境都淡定从容的处世态度。
1844年，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文化逐渐渗入这座东方大都市。1853年，英国药剂师J·Lewellyn在南京东路（当时称为大马路花园弄）开设的老德记药店，成为上海最早提供咖啡的地方。当时，咖啡因其独特的酸苦口感，被上海人称为“咳嗽药水”。1866年，上海第一家正式的咖啡馆“宝利咖啡馆”在虹口开业，咖啡逐渐进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咖啡成为上海市民的休闲饮品，既为他们提供新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展示了文化的多样与包容。咖啡馆作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悄然引领文化发展蜕变，也成为文人、艺术家、思想家交流思想、碰撞灵感的重要场所。鲁迅、张爱玲、林徽因等文化名人常常在咖啡馆中流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也是在公共咖啡馆中酝酿的。
“一杯江南 藏在杯中的三城三味”特展 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啦，正如策展方在结尾处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文化传承，从不是固守一壶、一杯、一味，而是如南京、上海、杭州这三座城市一般，共饮长江之水，共享世间万象”。
结语
结语
时间快到七月中旬，今年五一假期之旅的博物馆和动物园笔记终于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说起来，今年五一已经是我第二次来朝天宫参观了，之前2024年清明节来南京玩的时候因为约不上南博也来过一次，不过相比那时的走马观花，今次的参观无论是目的性还是乐趣都要强不少。也说明博物馆笔记连载一年多以来，我的文博知识比起一年前有些进步，还是挺令人高兴的。
就像南博笔记里说过的，我在六月趁端午假期前往成都参观了四川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又趁着河北博物院举办规格非常高的“燕赵瑰宝熠中华：冀藏‘国宝’文物展”跑了一趟石家庄。不得不说，2025年的上半年真的是去了很多地方，因此我一直有种被后续行程逼着写游记的紧迫感。七八九三个月，游客人多、天气又太热，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动物园都不太怡人，因此我近期应该不会再去太远的地方参观游玩了，就稍微喘口气，利用这段酷暑时光慢慢把六月的游记写完吧。
接下来，我想先写一写久违的动物园游记，只关注博物馆笔记的读者们，就让我们在下一篇三星堆博物馆笔记再见吧。
最后，还是按照惯例把这次参观南京市博物馆的感受分为优缺点简单罗列一下：
优点：
- 部分常规陈列展品规格很高，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非常有名；
- “玉堂佳器”风格独特，体验绝佳。文中没介绍的“云裳簪影——馆藏宋明服饰展”作为常规陈列也不常见；
- 哪怕假期观众数量也比较少，在南京这种旅游热门城市，能安安静静参观真是相当难得。
缺点：
- 展厅硬件严重老化，展牌模糊、灯光昏暗（很多灯根本就坏了），许多重要文物缺乏文字介绍，缺乏现代多媒体展示手段，常规陈设亟待更新。
- 受到地处古建筑群的限制，缺乏现代博物馆整体性的基础设施、引导和动线规划，大部分展厅这方面都有些不足。
一句话评价：有很耀眼的优点，但总体观感还是缺点更多，如果目的性很强，或者想找个安静闲适地方看看文物典藏和城市文化，还是挺推荐来的。
顺带一提，六朝博物馆如果不对魏晋南北朝很感兴趣，可以考虑略过，反之则还是推荐去看看。
[1] 夏维中 冯洪河 郑玉超.《南京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在海外的影响》. 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
[2]汪永平.《举世闻名的南京报恩寺琉璃塔》 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 ，1984
[3]经盛鸿.《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兴毁》[J]. 阅读，2016
[4]贺云翱.《郑和与金陵大报恩寺关系考》[J]. 东南文化，2007
[5]无用研究社.《大报恩寺琉璃塔-永乐之大窑器》无用研究社的微信公众号，2023
[6]汪桔生.《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琉璃拱门的修复及复制》中国文物修复通讯（第9期），1996
[7]郑自海.《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复原拱门错位之谜》[J]. 东方收藏，2012
[8]刘珩 施睿.《解析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J].美术大观，2015
[9]雷蕾.《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艺术分析》[J]. 美术教育研究(15期)，2016
[10]郭蓓.《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赏析》[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
[11]祁海宁 马涛 周保华等.《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斌夫人梅氏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14
[12]力子.《明黔国公沐睿墓辨讹》[J].东南文化，2012
[13]徐佩佩.《明御用监太监吴经墓出土文物的一些考证》[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