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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记忆的遗忘机制
导读：记忆与遗忘，看似相互对立，但其实相互协作，作者在此章节中提出了记忆的机制和假设：记忆是对过去鲜活、充满细节体验的抽象和提炼，而我们必须假设存在多重、相互交织的感知层级体系。在记忆存储的过程中，每一个层级体系都会根据自身的意义标准，将输入信息削减至最基本的要素。
但是，往日之落雪都去哪儿了呢？
——弗朗索瓦·维隆
“我的记忆擅长遗忘，David。”——这是《绑架》中Alan Breck说的话。他道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我们那些珍贵的回忆，就像酒杯底的残渣，是曾经感知过的事物最终留下的脱水沉淀物，风味早已流失。我得赶紧补充一句：当然，也有例外——某些场景或片段因承载着特殊的情感意义，而以几近幻觉般的生动留存在记忆中。我将这种记忆称为“生动片段”或“影像带”式记忆，以区别于“抽象”记忆——本章稍后我会再谈到这一点。
抽象记忆
我们所能记得的大部分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在此过程中获得的知识，都属于“抽象”记忆。举个简单例子：你看了一部电视剧。演员刚讲完一句台词，他接着说下一句时，你已经忘了前一句话，只记得大意；到了第二天早上，你只记得构成剧情的一连串场景；一年后，你大概只记得这是一出关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荒岛上纠缠不休的故事。最初输入的内容已经被剥离、后简化得只剩剧情骨架。我们读过的书、亲历的事件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越来越被压缩成原始经历的提纲和摘要。你一个月前看的那部戏，已经过一连串的提炼步骤，每一步都将具体细节浓缩成更为抽象的图式，最终简化成一个“公式”。剧作家的想象力使一个念头生发成一个完整结构——分为三幕，每幕又分为若干场景，每个场景又由对话、语句、词语组成。而记忆的形成则是这一过程的逆转，就像倒放电影那样，那棵伸展的“想象之树”逐渐缩回到它的根部。
“抽象”这个词在日常用法中有两个主要含义：其一是相对于“具体”，指的是一个普遍概念，而非某个特定实例；其二是指“摘要”或“概要”，即对一份长文档的精炼与浓缩，比如公务员为上级准备的文书摘要。记忆的“抽象性”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不过，正如我先前所说，这并不是记忆的全部。如果记忆仅仅如此，那我们就不是人，而是计算机了。但暂且让我们继续探讨这一“抽象机制”。
记忆的形成过程与感知是一体相连、连续进行的。据说，若有人想觐见斯大林，必须穿过十七道门，从克里姆林宫外门一路进入最深处的密室，每一道门都要接受比前一道更严格的审查。而感官输入意识之前，也会经历类似的逐层筛选。在知觉的每一道“门槛”上，感官信息都会被分析、分类，剥离一切与当前目的无关的细节。例如，我们可以将潦草难辨的手写字母 R 与报纸头条上一排醒目的印刷 R 识别为“相同的东西”，这依赖的是一种忽略无关细节、只保留基本几何形状的扫描过程——只传递“R 的本质”这一信号给更高层次的大脑。这个信号随后可以像简化的摩斯密码那样被编码：信息极度浓缩，只保留“这是一个 R”这一关键信息，而丰富的细节自然被丢弃。事实上，这种扫描过程恰恰与“触发”过程完全相反。
即便有无数不断涌入我们感官的刺激，那些少数成功通过所有筛选、最终获得“被有意识感知”的事件，通常仍需经过进一步严格的剥离，才可能被认定有价值、得以进入永久记忆的储存库。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这个已经简化成骨架般的抽象记忆，也会继续衰退。任何人若试图写下自己上上周的详细日记，都会痛苦又惊讶地发现记忆衰退的速度之快、那些无法挽回的细节之多。
这种对鲜活经验的“贫瘠化”处理无法避免。在某种程度上出于节约的需要——尽管大脑的储存容量很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所使用的部分；但决定性因素在于：概括与抽象的过程本质上就意味着必须牺牲具体细节。
如果记忆不是通过提炼出诸如“R”、“树”或“狗”这类普遍概念，而是保存我们每一次见到“R”、每一棵“树”、每一只“狗”的全部具体经历——就像储存幻灯片和录音带那样——那它将变得毫无用处。因为任何一次新的感官输入，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与某一张幻灯片或某一段录音完全一致，我们将永远无法辨认出一个“R”，认出一只狗，或者理解一句话。甚至在那座巨大的“具象物品仓库”里，我们都找不到前进的道路。
相比之下，抽象记忆则意味着一种系统性的知识储存方式，呈现出分层结构：带有标题、副标题和交叉索引，类似词库条目或图书馆的主题目录。当然，也可能有些“书籍”被放错了位置，或者有些醒目的封面图案特别显眼，引人注意，但整体上的秩序依然存在。
推测性观点
所幸，在这不可避免的经验“贫瘠化”过程中，抽象机制也提供了某些补偿。
首先，通过学习和经验，扫描过程本身可变得更加精细复杂。对于新手来说，所有红酒尝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所有日本男性看起来也都一样。但人可以训练自己，在原本粗略的“扫描仪”之上叠加更为敏感的扫描机制——正如康斯特布尔训练自己识别不同类型的云，并将其细分成各种子类那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学会提炼出越来越微妙的差异——仿佛让感知的层级结构不断生出新枝条。
其次，记忆并非建立在单一的抽象层级结构之上，而是依托于多个彼此交织的层级系统——比如视觉、味觉和听觉等。它更像一片森林，由许多独立的树木组成，但枝干相互缠绕——或者说，像一个图书馆的目录系统，不同主题之间有交叉索引。因此，我们对某种味道的识别，往往依赖于嗅觉所提供的线索，尽管我们自己未必察觉。
而且，还有更微妙的交叉联结。例如，你可以识别出用小提琴演奏的一段旋律，即使你过去只听过由钢琴弹奏的这段旋律；反过来，你也能认出小提琴的声音，即便这一次演奏的曲子与你上次听到的完全不同。这就意味着，旋律和音色这两个要素，是被不同的抽象层级系统各自独立提取和储存的——尽管它们都属于听觉系统，但它们采用了不同的“相关性标准”：一个系统提取旋律，把其他信息过滤掉，另一个系统提取乐器的音色，把旋律视为无关紧要。因此，并不是所有在输入剥离过程中被丢弃的细节都真正“不可挽回地”消失殆尽。因为某个层级系统根据其标准认定为“无关”的细节，可能已经被另一个采用不同标准的层级系统保留并储存起来。
对一段经历的回忆，往往依赖于多个彼此交织的层级系统的协同作用，这些系统可能涵盖不同的感官通道（如视觉与听觉），也可能是同一感官中不同的分支。每一个系统单独提取的内容，只能再现原始经验的某一个方面——也就是一种严重的“贫瘠化”。例如，你可能只记得咏叹调《你那纤细的小手冰凉》的歌词，却不记得旋律；或者你只记得旋律，歌词早已忘却；又或者，你在留声机上认出了Caruso的嗓音，却不记得上次听他唱的是什么曲目。但如果上述两个，甚至三个要素都被分别储存在记忆系统中，那么在回忆时，重建出的体验自然会更加完整。
这一过程相当于多重色彩打印，即若干色块叠加打印。打印出来的图像，即最初的原始经历，通过不同色彩滤镜，蓝色、红色和黄色显现出来，每一色彩滤镜都只反应了与整体经历“相关”的部分特征，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征以单个颜色显现出来，同时忽略其他特征，随后它们组合到一起，以或多或少的真实度重构原始输入。每一层级结构用于隶属于自身的“色彩”，色彩象征着其相关性标准。当然，在给定的时间内，哪些记忆形成层级结构会处于活跃状态，这取决于主体的大致兴趣所在以及思维的记忆状态。
记忆不可能只是一堆幻灯片或录像带，也不是S-R积木，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我提出另一假设：记忆可以 “分解”成具有不同相关性标准的层级结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然而，根据我和詹姆斯詹金斯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室展开的一系列实验，得到的实验发现却能提供一些证据来支持我的推测。
*实验结果发表在一篇研究论文中(1)，实验的核心是象每一位受试者展示一个8到9位数的数字序列，展示时间持续不到一秒（通过速视仪展示），随后受试者要尝试将看到的序列复述出来。上百轮实验结果表明，近50%的显著错误率出现在受试者能正确写出序列中的所有数字，但两到三个相邻数字的顺序颠倒了。这似乎能证明识别单个数字，确定其序列顺序由感知层级的不同分支处理。
两种记忆类型
“彩色打印”假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回忆中那些令人费解的现象，但它仅仅建立在抽象记忆的基础之上，这种记忆方式本身无法解释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生动片段”或“影像带”那种极度鲜明的记忆现象。四十年过去了，我仍能清晰地听见奥地利著名演员Alexander Moissi的声音，垂死之际喃喃低语着最后的遗言：“给我阳光。”我早已忘了那部剧的情节，甚至记不得作者是谁——也许是斯特林堡，也许是易卜生，或托尔斯泰——只剩下那段片段，如幻觉般清晰地从整体中剥离出来。这样的记忆碎片，就像埃及公主木乃伊上那缕孤立的头发，虽然原来的整体已经腐朽，但它却保留下来，并拥有一种奇异的唤起力量。
这些片段可以是听觉上的——一句来自早已遗忘的诗行，或是在公交车上偶然听见陌生人说出的一句话；也可以是视觉上的——一个孩子的手势，一位老师脸上的一颗痣；甚至也可能是与味觉和嗅觉有关的，就像普鲁斯特笔下那块著名的玛德琳蛋糕（一种法式点心，不是女孩名）。
“存在着一种记忆保留机制，它似乎与抽象层级中的记忆形成过程完全相反。它以保留那些从纯逻辑角度看并无关键意义的生动细节为特征；然而，这些近乎电影镜头般的细节、影像或‘特写镜头’，虽不符合记忆系统的节约要求，却异常持久且鲜明清晰，为我们的记忆增添了质感与风味。”(2)
但如果这些片段在逻辑上如此无关紧要，那为什么还能被保存下来呢？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虽然它们在逻辑意义上或许并不重要，但必然具有某种特殊的情感意义——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潜在的。事实上，我们将这类“生动片段”通常形容为“令人震撼”、“唤起回忆”、“怀念”、“恐惧”或“感动”——总之，它们始终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因此，在决定一段经验是否值得被保存的“相关性标准”中，我们也必须纳入“情感相关性”这一因素。至于某段经历为何会具有这种情感上的相关性，当事人自己也可能并不知情；它的意义也许是象征性的，或者是间接的。
没有人——即便是计算机理论家——会始终以抽象层级的方式进行思考；情感会为我们所有的感知染上色彩，大量证据表明，情绪反应同样涉及一套层级结构，其中包括一些脑内古老的结构，这些结构在系统发育上远早于负责抽象概念化的现代脑区（参见第16章）。可以推测，在“影像带”式记忆的形成过程中，这些更原始、低层次的脑结构扮演了主导角色。还有一些理由也支持这一假设：抽象记忆倾向于概括和模式化，而“影像带”记忆则偏向于具体化和形象化——一种更为原始的信息储存方式。*
* “信息”这一术语在现代交流理论中的意义要比常用情况下更加普遍，可以表示向机体“提供信息”的任何输入，以减少其不确定性。因此，信息包罗一切，从苹果的颜色和口味，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无相关性的输入，即无法减少不确定性的输入，不会传递任何信息，被称作“噪声”，类似于电话线路中滋滋作响的电流噪音。
抽象记忆可类比作“洞察式学习”，而“影像带”记忆则更类似于“条件反射式学习”。它也可能与所谓的“视觉记忆”（即照相记忆）有关。实验研究已经证实(3)，相当比例的儿童拥有这种能力。实验中，孩子被要求盯着一幅图画看大约十五秒，随后他能够在一块空白屏幕上“看到”这幅图像的投影，并指出其中每一个细节的准确位置、颜色等等。视觉记忆处于视网膜残像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图像”之间的中间地带。Kluever将这三种视觉记忆形式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或层级，暗示它们之间呈层级关系。与残像不同，视觉记忆可以在意志控制下被唤起，即便相隔很长时间（甚至数年）仍可出现。它们在体验上类似幻觉，但孩子清楚地知道自己“看到”的画面并非真实存在的。
尽管视觉记忆在儿童中相当常见，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种能力会逐渐消退，在成年人中就十分罕见。儿童生活在一个充满生动图像的世界中：那些拥有视觉记忆能力的孩子，将图像“印刻”在脑中的方式，或许代表了一种在进化（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上都更为原始的记忆形成方式——而当抽象和概念性思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时，这种记忆方式便随之丧失。
图像与图式
撇开视觉记忆和“影像带”记忆不谈，当正常成年人谈论他们的“记忆图像”，并声称自己确实能在“心灵之眼”看到某个回忆中的场景或面孔，他们通常陷入了一种微妙的自我骗局。这一点可以通过Binet-Muller 测试加以说明。实验中，被试者被要求专注地看一字母方阵，比如由五行五列字母组成的方格，直到他认为自己已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视觉图像”，能够在心中“看到”整个方阵。当字母方阵被移走后，被试者往往能流畅地“读出”方阵中的字母——或者说，他以为自己能。但当他被要求反向阅读（从后往前）或沿对角线阅读这个字母方阵时，所需时间却是原来的十倍。此时，他真诚地相信自己记住的是图像，实际上却只是机械地背下了一个字母的顺序。如果他真的“看见”了方阵的图像，那他本应能够从任意方向以相同速度和熟练度读出来。
这种误解早已为人所知。最早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之一，他曾创造“记忆”（mneme）一词的Richard Semon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写道，视觉回忆“只保留了最强烈的明暗对比”。事实上，即便是阴影，在视觉记忆中通常也难以再现，更不用说更为细腻的色彩层次了。所谓“图像”，被定义为“在没有感官刺激的情况下被唤起的感觉经验”(4)；但由于原始体验中的大多数细节在记忆形成的筛选过程中早已丢失，我们的视觉图像实际上远比我们自以为的模糊、简略得多。它们不过是视觉上的骨架式概括——轮廓、图案、图式——由多个相互交织的视觉层级，从最初的感知内容中提取出的抽象结构，就如同从Caruso演唱的咏叹调中提取出旋律、音色和歌词一样。
我们用各种词语来描述这些视觉图式，但往往令人困惑——这是因为视觉结构很难被准确地转化为语言表达。然而，讽刺画家只需寥寥数笔，便能勾勒出希特勒或毛的面容，这些笔触概括了我们所说的“总体印象”；或许还会加入某个“鲜明细节”，比如在丘吉尔嘴上添一根雪茄。当我们试图用语言描述某人的面貌时，会使用诸如“瘦骨嶙峋”、“幽默”、“粗暴”或“忧郁”这样的词语。从语言角度看，这些特征都极难精确定义；但在视觉层面上，它们则是被剥离了细节的概括化形象——用几笔铅笔线条就能勾勒出来。这些便是所谓的“感知全子”。
识别出一个人，并不是将他当前在视网膜上的图像与记忆库中某张幻灯片式的照片进行比对；而是将这一输入信息交由一系列扫描机制来处理，这些机制会从中提取出某些基本结构——可以说是这个人面孔中的“R-性特征”。多个感知层级可能会协同参与这一过程。一张面孔，或一处风景，可能具有“旋律”、“音色”、“信息”以及其他多种属性。而我对这个人或这片风景所持的态度，将决定哪些方面会被视为具有“相关性”，因此被抽取和存储；而哪些则会被筛除。就识别而言，仅仅记住“旋律”可能就已足够。但若要在其不在场的情况下重新唤起对这张脸的记忆，则记忆的完整程度将取决于参与记忆保留的感知层级有多少。各层级之间连接越丰富，就越能弥补在存储过程中经验内容被简化所带来的损失。据说一些伟人拥有非凡的记忆力，这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在分析和储存经验时，采用了这种多维度的处理方式。*
* 用信息理论家的话来说：“当信息被整理成提纲形式，人们可以较容易地包含关于各主要部分之间关系的信息，以及每个子提纲中各部分内部关系的信息。而属于不同部分的子部分之间的详细关系，则在提纲中无从体现，因此很可能会被遗忘。这样的信息丢失，以及主要保留关于层级结构的信息，正是一个显著特征，它区分了儿童或未受过绘画训练者的图画，与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家的作品。”Simon(5)
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记忆的图像性远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强烈——这一点可从前文提到的字母方阵实验中看出。我们高估了自己意象的精确性，就如同我们高估了自己语言思维的准确性一样；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完全清楚想要表达什么，可一旦动笔，却发现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对自己语言思维中的模糊与断裂缺乏察觉，正如我们对视觉图式中缺失的细节与空白地带也毫无意识。
死记硬背
我之前尚未提及最枯燥的一类记忆，是通过死记硬背获得的词语序列。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仍然能发现层次序列。被记住的内容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基本单位，而是倾向于形成某种模式的较大“全子”。一首背诵下来的诗歌之所以具有连贯性，是因为其中叠加了韵律、节奏、句法和意义等多个层次的模式——正如“彩色打印原理”所体现的那样。记忆的任务因此就变成了将这些模式拼合起来，并填补它们之间的空白。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学习钢琴奏鸣曲：音乐的整体结构——乐章的架构、主题与变奏的发展与再现、节奏与和声——同样非常清晰可辨。而当所要记忆的数据本身缺乏明显的内在关联时，比如记住一系列战争和君主在位的年份，或一串无意义的音节，人们就会发明各种记忆技巧或顺口溜，借此构建出某种结构化的模式。
因此，即便是死记硬背，也从不是纯粹机械的过程。通过重复进行一定程度的“压印”往往不可或缺，它能够提供某种内在的连贯性。而所需“压印”的程度，则取决于任务本身的意义性，以及学习者对其理解的能力。举一个极端例子：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它们需要经过数日乃至数周单调重复的训练，才能意识到：在纸板上看到椭圆形代表有食物，而圆形则不代表食物。这也难怪——在实验室之外，食物并不会由纸板上的椭圆来预示，而且狗的知觉层级系统也并不具备将这种抽象符号识别为相关事件的能力。类似的情形也适用于桑代克的迷箱实验，以及斯金纳的鸽子实验。这些动物被赋予学习任务，但超出了它们本能或天赋的处理范畴，因此只能通过反复“压印”的方式才能勉强学会。而把这种方式奉为人类学习的范式，正是“平地心理学”中最荒谬可笑的谬误之一*。
*更多细节讨论，参见《创造性行为》第二册第12章
格式塔学派的理论家则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认为，真正有洞察力的学习完全排除一切试误过程，建立在对“整体情境”的彻底理解之上。而在本书所提出的理论中，洞察力与理解力被看作是程度的问题，而非如格式塔学派所主张的非此即彼的全有或全无状态。洞察力取决于对输入信息各个方面的多维度分析，取决于从无关的噪声中提取出相关信息，从杂乱的马赛克图案中识别出有意义的结构，直到整个图案仿佛被意义“浸透”为止。
总结一下：我们必须假设存在多重、相互交织的感知层级体系，它们共同赋予了经验多维度或多重色彩的特性。在记忆存储的过程中，每一个层级体系都会根据自身的意义标准，将输入信息削减至最基本的要素。
而回忆某段经历的过程，就是将它重新“装饰”起来。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各个感知层级的协同合作，每个层级贡献出它所认为值得保留的那些要素。这个过程可比作彩色打印中不同色版的叠加——或者像墙纸工匠使用多块模版进行套印。在此基础上还会添加一些“生动的细节”，也许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图像碎片，可能源自接近映像记忆的残片——最终呈现出的就是拼贴画般的记忆图景：模糊、模式化的轮廓中粘贴着一对玻璃眼睛，甚至还夹杂着一缕真实的头发。
另外，也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不同来源的记忆碎片被错误拼贴在一起，形成的记忆拼贴画中包含着不属于本身的经验记忆。记忆本身就是充满抽象摘要和奇珍异宝的巨型档案馆，而档案管理员随时随地都在重新安排和评估里面的内容：现在始终不停地在“重构“过去。但大部分构建和重构都不是我们有意识的经历。感知和记忆的准则无意识地建立于刹那之间，我们总是在没有意识到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着记忆游戏。
参考文献：
1. Koestler and Jenkins (1965A).
2. Koestler (1964) pp. 524-5.
3. Jaensch (1930), Kluever (1931).
4. Drever (1962).
5. Simon,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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