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场合,说出自己的想法不仅是一种道德责任,更成为一种乐趣。——奥斯卡·王尔德
符号语言的出现,先是口头表达,后是书面记录,标志着动物与人类之间最重要的分别。许多社会性动物都有某种通过标志和信号进行交流的系统,但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物种特性。即使是“蒙古”傻瓜,尽管无法用最原始的方式照顾自己,也能掌握象征性言语的基本要素,而海豚和黑猩猩却不能,尽管它们在其他方面非常聪明。老鼠和鸽子也是如此。
语言,人们会期望,是表明拟鼠化方法论荒谬性的最佳研究对象。它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通过对比来引入正在形成的新的综合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正统方法与新方法之间的这种对比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概括:链条与树状结构。
以下大段引用代表了正统的行为主义语言学方法。这段文字摘自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教科书,该书由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多位教授共同编写。[1]摘要的作者本人是某心理学系的主任。该文发表于1961年;文中对话改编自早年的一本教科书。我提这些细节是为了说明,这篇向成千上万学生传授的文本,属于最正统的学术传统。文章标题为“复杂活动”,并且是整本教科书中唯一专门讨论人类语言的辉煌的部分:*
我们说过,学习可以是反应者[经典巴甫洛夫式]或操作者[斯金纳、赫尔]条件反射类型....然而,我们在条件反射研究中展示的实验数据仅限于较为简单的反应,如狗的流涎和大鼠的按杆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少花时间思考这些孤立的反应,通常会想到更复杂的活动,比如背诵一首诗、进行对话、解决机械谜题、熟悉新城市,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心理学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这些更复杂的活动,但心理学的一般方法是将更简单的反应引入实验室进行研究。一旦心理学家在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发现了简单现象的学习原则,他很可能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更复杂活动。毕竟,更复杂的现象不过是一系列更简单的反应[原文如此]。与朋友交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设我们有一段对话如下:他:“现在几点了?”她:“十二点。”他:“谢谢。”她:“不用谢。”他:“去吃午餐怎么样?”她:“很好。”现在这段对话可以分析成单独的刺激-反应单元。“他”首先做出反应,这可能是对“她”出现时的刺激作出的反应。当“他”发出操作性行为“现在几点了?”时,肌肉活动当然会产生声音,这个声音也作为刺激作用于“她”。接收到这一刺激后,“她”自己发出一个操作性行为:“十二点。”这又产生了对“他”的刺激。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对话可以这样图示:在这种复杂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刺激-反应连接。这种将一系列这样的刺激-反应单元连接起来的现象被称为连锁,这是任何复杂活动中的一个明显过程。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整个连锁过程中有许多强化来源,在这个例子中,最明显的强化是“她”收到午餐邀请而得到的强化,以及“他”收到邀请而得到的强化。此外,正如凯勒和肖恩费尔德指出的,有诸如听话者“鼓励”说话者继续、对话者利用接收到的信息(他注意到时间)等强化来源。这个复杂活动分析的例子只是我们可能讨论的众多活动之一。你可以自己继续想出其他例子,并尝试为它们绘制链式过程图。例如,一个足球前锋带球向前跑并接住传球、钢琴家弹奏钢琴或女孩织毛衣的链式过程图会是什么样子?[2] *本段在《创造的行为》,第603页也有引用。
然后关于“复杂人类活动”学生能学到的就这么多了。本章其余的部分,题目是“学习、记忆和动力”,都是关于“流涎和按压横杆”的。
读着这段对话,我们好像看到矗立在大学校园里的两台面对面的老虎机,他们互相弹出刺激的货币,然后突出预先包装好的言语反应。然而,两者之间这种荒诞的交流并不是作者的即兴创作,这是根据另一本教科书《凯勒和谢恩菲尔德的心理学原理》忠实地改编过来的,其他作者做的事也大同小异,仿佛这是人类对话的经典范例。
这一图景代表了行为主义信条在语言上的应用:所有人类活动都可以简化为一系列刺激=反应单元。乍一看,这一图景也许能让人信服觉得这是个被简化但合理的模型,但一细看就露馅了。它基于斯金纳的《言语行为》一书,这是首次大规模尝试用行为主义理论来研究人类的语言。据斯金纳所说,言说就像其他任何“行为片段”一样被实行;而决定言语行为(包括思想)的条件控制的过程本质上和老鼠与鸽子的条件是一样的;这些试验的方法据他所说“可以不用做太多修改就扩展到人类行为”。 [3] 因此,当我们的作者提到心理学家倾向于研究“更简单的反应”时,指的是流涎和横杆按压,上下文如此告诉我们。但这一途径中的S-R符号和横杆按压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理由认为“不用谢——去吃午餐怎么样”是一个“条件反射单元”?一个条件反射是被刺激控制的反应;而一个实验科学中的“单元”必须有可以被定义的属性。我们能相信,他被训练得每听到一次“不用谢”就回复一次共进午餐的邀约?我们把“不用谢——去吃午餐怎么样?”称作行为的单元究竟是怎么具有说服力的?
我似乎在强调一些对于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显而易见的观点,但我的目的马上就会得到说明。显然,“不用谢”这个短语可以产出“那么,再见”或者“你袜子里有梯子”或者很多备选的“言语行为片段”的回复,取决于她是否带着性感的笑容慢慢说,或者干脆粗鲁地拒绝,亦或是介于两者之间;还取决于他是否觉得她有吸引力,是否有空吃午饭,以及如果有,是否有钱付账。简单地刺激-反应单元既不简单也不构成一个单元。外行人很难想象教科书的作者居然对于两人发声及其复杂多层次的心理活动一无所知。这些“私人过程”作者在做论述时难道不应该视作理所当然吗?也许确实如此;但通过否认私人事件在心理学有着一席之地,他拒绝了自己谈论它们的可能性,甚至连谈论的词汇都否定了。行为主义者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把这些难以启齿的私人过程归结为一个模糊的术语“中介变量”(或者说“假设机制”),这些变量“介于刺激和反应之间”。 * 这些术语随后被用来把被称为他和她的生命体的所有意图、欲望、思想和梦丢进某种垃圾桶。有时会提到“干扰变量”这个术语,作为某种保留颜面的装置,毕竟人心灵之中发生的一切都被它掩藏,而且不需要讨论。然而在缺失不讨论对话背后的心灵事件的情况下,简洁的图景也失去了意义。一个图景本意是为了表现一个过程的本质用图像来代表它;在此,文字和图都假装做到了这一点,但实际上没有揭示真实发生的事情。同样的对话可能发生在普通熟人之间、害羞的情侣之间,或者记录搭讪妓女的过程。这是伪科学的胡言乱语:“当他发出操作信号‘现在几点了’时,肌肉活动产生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同时也是刺激”凡此种种,与它假装试图描述和解释的事实完全无关。而这些批判同样适用于任何想用S-R理论描述人类语言的尝试。
揭穿了这些理论显而易见的荒诞之处,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策略优势,正确的选项就不言而喻了。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提出用多层级、层次有序的系统概念来代替S-R链条概念,这种系统可以很便利地用倒置的树向下的分支表示:
这种的分层的树状图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家谱、动植物分类、进化论“生命之树”、政府机构或者企业的分支结构图、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的生理图示。“层次”一词源于宗教教会,常被误用为单纯的等级顺序,就像梯子上的横档。而我用“层次”一词指代系统的树状结构而非梯子,该结构分支成子系统,以此类推,如图所示。层次顺序的概念在本书中占据核心地位;让我们拿语言层次举例做最简单的介绍。
一个年轻的学科心理语言学已经揭示,言语分析中存在一些说话者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来自于一个看似简单的事实:我们从左往右书写写下一系列字母;说话时,也是连续发出一个接一个的声音,也是沿着时间轴线性的。这正是行为主义采用线性链条概念解释世界看起来合理的原因。眼睛能够捕捉到一个完整的三维图形,同时感知多种形状和颜色;而耳朵只能接受线性的脉冲,一次一个,这一事实可能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对每个语音音节也是逐个逐一地响应的。这就是S-R理论家咽下的诱饵,他们一直甘之如饴。
接本的语音单位被称为音素;它们大致对应于书面的字母表;在英语里大概有四十五个音素。如果听语言的过程是将单独感知的音素串联起来,那么听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这样理解所说出的话。让我来解释这个悖论,如果我们把听语言的过程从声学转化为光学,那这就相当于屏幕上以每秒二十个字母的速度逐一印刷字母,这会导致神经系统的崩溃。听者的耳朵需要每秒接收大约二十个因素,如果他试图将每个音素分析为一个单独的“字节”或者原子、语言片段,他所感知到的就会是一阵持续的嗡鸣。这个比喻是哈斯金斯实验室的阿尔文利伯曼提出的,它是语音感知领域的先驱,也是前言中提到的智囊团研讨会的参与者。他讽刺地评论道,如果我们用S-R理论家的方法,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出人类口头语言不可能存在的结论”。
当我们将语言从口头转化为书面的时候,悖论就能显而易见地解决了。阅读时,我们并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看(就像刚才提到的屏幕实验那样),而是同时感知一个或几个单词的模式;单个字母被整合进更大的单元里。同样,听声音时,我们不是按顺序感知单独的音素,而是将它们组合成更高层级的大致如音节的单元。语音结合成模式,就像音乐声组合成旋律。但不同于人眼接受的三维图像,语音和音乐构成的模式展开在一维的时间里,这既神秘又令人困惑。然而,我们将看到,时间中的模式识别并不比空间中的模式识别更多地令人困惑——也不更少,因为大脑在不断将时间序列转化为空间模式,反之亦然(第81页)。如果你通过放大镜看一张留声机唱片,你会看到一条条单独的波浪形螺旋线,然而这条曲线以编码形式包含了五十件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演奏一个交响乐时能产生的无限复杂的模式。
它发出的声波,就像唱片上的底纹一样,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单一变量函数的序列,也就是耳膜上的压力变化。然而时间中的单一变量足以传达最复杂的信息,无论是第九交响曲还是古舟子咏,只要有人类的大脑能解码的这些信息,能够从线性压力波序列中提取出隐藏的模式。这一过程通过一些列尚未被我们完全理解的操作实现,但我们可以用多层次的结构来表示它。这个层次结构分为三个部分:语音、句法和语义。
我们可以把听者将音素整合为词素视作解码语音信息的第一步,也就是层次结构中的第一层。音素是声音,而词素是语言中最基本的有意义的单位(如短词、前缀、后缀等),它们构成了层次结构中的更高层次。音素不能被视为语言的基本单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频率太高,难以单独识别和区分;另一方面它们具有模糊性。同一个辅音根据其后的元音不同,听起来也会不一样,反之亦然,不同的辅音在相同的元音前面会听起来相似。你听到的是big还是pig,map还是nap,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文,正如哈斯金斯实验室所证明[4]。因此S-R链条理论即使在最基本的言语层次上也不成立,因为音位刺激会随着上下文的变化而变化,只能在具体语境中被识别。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探讨更高层级的层次时,我们又遇到了相同的现象:对音节(它的解释)的“反应”取决于它所在的单词;单个单词相对于句子而言,就像音位相对于单词出于次要位置。它们的解释依赖于上下文,并且在层次结构中需要参考更高层次。
已经去世的K.S.拉什利,是一位行为主义者中的叛逆,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词语和句子的关系就像字母与单词的关系;词语本身没有内在的时间“价值”。例如,“right”这个词可以是名词、形容词、副词或者动词,有四种拼写和至少十种含义。 'the mill-wright on my right thinks it right that some conventional rite should symbolise the right of every man to write as he pleases'(我右边的磨坊主认为一些传统的仪式应该用来象征每个人按自己意愿书写的权力)这句话里,单词的排布很明显不是根据“right”这个词和其他词本身的位置决定的,而是根据更广泛的关系当中的意义决定的...任何把语法形式归因于句子中单词直接联系的理论都忽视了语言的本质结构。 [5]
这当然是人为制造含混性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它对主张语音“像其他行为一样”的S-R理论家提出了猛烈的抨击,后者认为语言不需要除低等动物的操作条件反射之外的任何原则来解释。
在S-R理论家看来,最理想的模型就是打字员,我们姑且称她为雷思普小姐,她正在记录她的老板的口述。在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美的例证,展示声音刺激如何线性地控制按键反应(雷思普小姐被斯帝姆斯先生用工资前景强化激励)。既然复杂行为是简单S-R连接的连锁结果,我们假设斯帝姆斯先生的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促使雷思普小姐打出相应的字母(前提是斯帝姆斯先生以与她打字速度相同的速度口述,假设)。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雷思普小姐满怀期待的等着,什么也没做,等到一句话大半都说出来再想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样迅速跟上斯帝姆斯先生;然后带着赞赏的表情继续满怀期望地等待。这种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滞后”;它在摩斯电报中也存在,并且已经被详细地研究过。* 雷思普小姐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她正全神贯注于语言的攀登:先是向上,从声音层面到词汇层面再到短语,然后向下。对于熟练的打字员来说,这种下降的过程是从“短语习惯”通过“词汇习惯”再到“字母习惯”。字母习惯(正确击键)是词汇习惯(预设的动作模式序列,作为单一单元触发)的一部分,而词汇习惯又是短语习惯(熟悉的短语表达,激活整体上的“扫荡”的整合起来的整体)的一部分。尽管这种表现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行为主义者期望的那种“自动化”或者“机械化”,但仍然无法将其表现为一系列线性的条件反射,因为这是一个多层次的操作,不断在不同层次之间来回,从语音层面到语义层面。没有一个打字员能被训练来听写听不懂的语言。正是这种复杂的知识,而非简单的S-R连接,让雷思普小姐的之间随着斯帝姆斯先生的鼓励声在键盘上舞动。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甚至可以在没有口述的情况下打字,比如给伯明翰的未婚夫写信。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行为显然受到S-R连接的控制,这些连接像重力一样能够实现远距离操作(吗?)。*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创造的行为》一书,“运动技能”那一章节,第544页。
目前为止,我只提到了解释耳膜上的压力转化为思想的现象时遇到的几个难题。更困难的还有,我们如何将思想转化为空气压力波。举个简单的例:一个大概三岁的小男孩,从窗户向外看,看到狗对着邮递员狂吠,而邮递员恶毒地用脚踢了狗。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的声带甚至来不及被神经激活;然而,他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并感到迫切需要将这个尚未被语言表达的事件、图像、想法、思想或者随你叫什么的东西告诉妈妈。所以他冲进厨房气喘吁吁地喊道:“邮递员踢了狗。”现在关于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说“狗踢了邮递员”;而且,他也不会说“狗被邮递员踢了吗?”,更不会说“狗被踢了邮递员”。
这个例子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只有四个词(the这个词出现两次)。然而,只要改变两个词的位置,整个句子的含义就会大相径庭;而更彻底的重组之后,即使添加两个新词,意义也不会改变;而且,最初的几个词的九十五种可能的排列组合当中大部分都没有意义。问题在于,这个孩子是如何学会在数千条抽象规则以及推论的,这些规则对于生成和理解有意义的句子至关重要——这些规则是父母说不出来且没法定义的;你我同样无法定义;然而这些规则却坚实地指导着我们的语言表达。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那几条语法规则之前很早,他们就已经学会正常说话了——而那些规则很快就被孩子们淡忘了。这些规则是对语言的描述性陈述而不是生成语言的公式。孩子在四岁左右,通过直觉—可能类似于科学发现中的无意识推断—发现了这些公式。那时,他几乎完全掌握了英语的复杂抽象结构。因此,大约从两岁开始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孩子们全面掌握了母语的语法系统。这一令人惊叹的智力成就,每个学龄前儿童都轻松完成了(McNeill [6])。正如另一位行为主义的异端詹姆斯詹金斯教授在斯坦福研讨会上所说:“我们能够自由地生成从未听过的句子,这令人惊叹。而当我们听到这些句子时,我们能够理解它们,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孩子们从未自己见识过生成英语句子的机制。他也不可能见过。而且大多数说话者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也不会了解这个机制。”
这一事实看起来确实不可思议,只要我们继续将语言表达与生成言语的无声机制混淆就会如此。问题在于,这种机制是无形的,其运作大多时在无意识中进行的,超出了观察和内省的范围。然而,心理语言学至少已经证明,唯一可以想象的句子生成模型并不是从左到右,而是从上到下的分层建构。
下图是诺姆乔姆斯基所谓的“短语结构生成语法”稍加修改后的版本。* 这是生成一个句子最简洁的模型。
* 乔姆斯基并没有断言它表明了一个句子实际上是怎样产生的,但是对小孩如何学习语言的观察分析 (Roger Brown [7], McNeill [8] 等)证实了这个模型背后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
在倒置的树顶端是/I/,这可能是一个想法、一个视觉形象,或是某种尚未用语言表达的意图。我们称这个阶段为/I/阶段。随后,树的两个主要分支开始生长:行动者和他的行为,在/I/阶段,这两个元素还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这一阶段,它们被分为不同的语言类别: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这种分离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抽象挑战——如何将猫与笑容区分开来,或者讲踢的动作与邮递员区分开来?但这是所有已知语言的普遍特征;正是通过这种“抽象思维”的成就,孩子才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对语言的探索之旅——无论是日语还是英语。[9]
*乔姆斯基将顶点标记为S,代表整个句子,这使得模型呈现出句法分析的特性,而非生成语句的功能。 ** 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的划分比主谓分法更容易分析。
动词短语随即被分解为动词和宾语。最后,名词及其之前的冠词被单独列出。在快速的、几乎无意识的运作机制中,要确定在什么时候具体的词语出现并在语言的传送带上就位(沿着图像的底部),这是一个内省者需要面对的微妙问题。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挫败感:无论是半文盲还是专业作家,都有过想说什么但不知道如何表达,试图寻找合适的词语填补传送带上空白的时候。想反,当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可以用现成的诸如“你好吗”或者“不用谢”等短语时,情况则相反。语言这棵活着的树被这些陈词滥调重重压垮,它们像香蕉一样一串串挂在枝头,可以一次性摘下许多。它们是行为主义者的最爱。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我刚刚引用过的拉什利说过:“以为行为主义者同事曾对我说,他已经进入了只要在听众面前起立张嘴入睡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境界。他相信语言的链条连锁理论。”而这,拉什利讽刺地总结道,“清楚地表明了行为主义优于内省心理学。”
然而,传统内省主义的表现也不理想。拉什利引用了世纪之交内省心理学的权威人物铁钦纳的话,他在描述(视觉和语言的)图像作用时这样写道:“当我们的解释遭遇困难,需要对某个观点的正反面进行辩论时,我总能听到自己话语里内涵的声音。”[10]这可能对胆怯的演讲者有所帮助,但从理论角度没有多少帮助——因为关于词语如何在意识中产生这一问题,知识暂时推后了回答,把问题变成了世界图像如何在意识中产生。
行为主义和内省主义两者的回答都回避了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思想如何被分解重组成语言,无形的思想如何被巧妙地分割成独特的晶体碎片并送上从左向右沿着时间单一维度移动的传送带上。听者会进行相反的过程,他以音节串为基线,重建语言的树,将声音转化为模式,将词语转化为短语,等等。当人们聆听说话者,音节串本身几乎不会被意识到;前一句的词语也会迅速被遗忘,只留下它们的意义;实际的句子也经历同样的过程,到了第二天,树的枝条和分支都已枯萎,只留下树干,一个模糊的概括框架。我们可以用图表来表示这两个过程,展示“用想象创造未知事物的形式”,以及笔如何“将这些形式转化为具体的形状,并赋予虚无以具体的所在和名称”;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展示笔留下的痕迹如何失去形体重归虚无。然而,尽管这些图表提供了可靠的公式和规则,但它们终究只是关于孩子如何掌握语言以及成人如何将思想转化为声波再转换回来这一问题的粗浅理解。
对这些现象的全面理解可能永远没法掌握,因为生成语言的过程包含了没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试图分析言语会让我们沉默。在此引用维特根斯坦的“对不可言说之物必须沉默以对”。*这一矛盾是身心问题的许多特性之一,我们后面还会再提;现在,让我先指出,相比于讲有机体托爪在预定路径上的僵硬的链条概念,生长的树的动态概念暗含了一个开放的等级制度。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开放性”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下会更为显著。
* Was sich in der Sprache ausdrückt, können wir nicht durch sie ausdrücken.
现在让我再回到语言的模糊性这个话题上,这是“开放性”的最初例证。
在层次结构的不同层级上,有着不同类型的模糊性。在最低层级,正如我们所见,是音素的纯粹声学模糊性,这种模糊性通过它们的声音频谱图展现(声音转换成可见的如同音轨图像上的模式)。这些频谱里,/bay/、/day/和/gay/之间是连续的,就像彩虹的颜色,我们听到的是哪一个,/day/还是/gay/取决于上下文。
在下一个层次上,除了声音的模糊性,还有词语意义中更为微妙的模糊性。拉什利磨坊主这个例子就展现出了这种不确定新的几种类型。这些不确定性可以有意地应用于双关语,语言游戏,押韵和头韵当中。
再下一个层次的模糊性就没那么常见了,但对语言学家理论上更重要,因为它很好地展现出链条概念的荒唐。“年轻男孩和女孩喜欢甜食”听上去简单明了。但如果紧跟着“年轻男孩和女孩胸部没毛”又会怎样?如果按照S-R模式可能就会得出结论:年长的女孩有胸毛。这是因为,我们在第一句话中如此组织了“语言刺激”:((年轻)(男孩和女孩))。因此,我们在第二句话也倾向于这么做。后知后觉,第二句话应当是不同的刺激组织方式:((年轻男孩)(和)(女孩))。但如果刺激只有在完成基于已识别的次级链条后才能得到区分,那么就陷入了恶性循环,S-R模式也就失效了。*
*在符号逻辑中,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有机体整个句子的反应R蕴含了对其各个部分的反应r,而这些反应又反过来蕴含了整个句子的反应:R<r<R<r<R . . . 等等——这是克里特骗子悖论的变体。
从神经生理学来看,层次方法表明,说话和倾听都是多层次的过程,涉及神经系统的不同层次(如感受器和效应器、大脑的投射区域、记忆和联想等其他区域)之间的持续互动和反馈。即使是行为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大脑比老鼠得要复杂的多,尽管他们不喜欢被提醒这一点。只有通过这种多层次的神经系统活动,心灵才能将时间维度上的线性序列转化为复杂的意义——反之亦然。
迄今为止讨论的模糊性主要涉及语音和句法领域。这种模糊性通过参考更高层次的上下文,可以用相对简单的方式得到解决。然而,这种分析仅仅确保了字面意义上的可理解;他只是语义领域广阔多层次结构的第一步。孤立的句子无法传达信息,无论是是否应当按字面意思理解,是比喻还是讽刺,有可能是反话或者可能隐含着其它信息,比如对话里的“不用谢”。孤立的句子的这种模糊性只能通过参考上下文,即层次结构的更高层级来解决。例如,在一个完全可理解的句子末尾提问:“你那是什么意思?”这样,句子与上下文的关系就像单词与句子、音素与单词之间的关系一样。随着层次结构的一步步上升,最高点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在谈论较为琐碎的问题时,层次结构的层级数量有限,攀登者就可以很快休息了。但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他”和“她”之间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对话,也会演变成一个包含显性信息、引申含义、背后动机及其背后的动机金字塔的庞然大物。一些精神分析师将这些高层次交流称为“元语言”,其中信息的真实含义只能通过一系列解码的操作才能见分晓。
然而,这一系列理论有可能导致无限倒退。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技术性论文里,有许多例子展现了这一点,它们在详细叙述个别案例时,患者的信息——通常以梦来表达——最终的意义逐渐模糊,退回到神秘的原型符号或者爱与欲死亡之间的永恒博弈之中。这种层次结构是“开放的”:每向其迈进一步,目标就随之后撤,最终消散在神秘学的云雾之中。
深度心理学给出了一个无限倒退的例证,从患者言语的模糊性一直倒退深入到存在之谜的终极性模糊。然而,每个层次的升级都有澄清和宣泄的效果,为有限的问题提供了有限的答案,或者以更有意义的方式重新表述了无法回答的问题。
各种“交流的宇宙”提供了另一些开放性层级结构的例子,诸如数学分支、知识理论以及所有需要处理时空无限维度的自然科学分支。当物理学家谈及通往真理的“渐进方法”,他是在变相承认科学是向着无限倒退的方向前进的。
思考意义和意义的意义,知识与信念,并分析其结构的哲学家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见,能够生成并理解语法正确的句子本身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了,尽管我们无法明确定义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规则。然而,正如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当真,还是用某种别扭的方式理解,它也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关于它的真实的信息。因此,当信息被接受之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在讨论琐事时,这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在更复杂的论述中,就有了更棘手的问题:我们所说的真假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们再次沿着螺旋楼梯进入了认识论者的领域——却发现攀登永无止境,引用卡尔波普尔爵士的话(斜体):
关于episteme——绝对的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的古老的科学理论已证明是一个偶像。科学客观性的要求使每一个科学陈述必定仍然永远是试探性的成为不可避免。它当然可被验证,但是每一次验证是相对于其他陈述而言的,这些陈述又是试探性的...(引自中译本)[11]
本章的意图并不在于介绍语言学,而是在于探讨语言结构中所体现的层级组织概念。因此,我略去了借个队语言理论重要但与我们的意图不直接相关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忽略就是转换规则(乔姆斯基提出的),这些规则必须与“结构生成规则”相结合,用来解释说话着如何通过操纵树的分支来产生多种相关意义(诸如“邮递员踢了狗”,“狗被邮递员踢了”,“狗没有被邮递员踢吗?”)。这一切看似简单,但试想一下,孩子怎能习得所有的规则和推论,用正确的语法实现这些简单的转化呢。
我提到了乔姆斯基的“转换规则”,单纯是为了完整性。然而“言语行为”还有其他和我们的主题相关的要素我还没提到;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简单指出来。
然我们暂时先回到拉什利提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演讲方法。或许,巡回演讲的政治家确实可以“张嘴,入睡”。酒吧里的琴师也可以放松手指做同样的事。但这些通过练习变得自动化的行为,对于如何撰写一篇试图传达新观点的演讲这个问题,几乎毫无意义。我们也不能依赖的相反的方法,像自动写作的媒介一样,听从内心的声音的指导。那么,我们的演讲者是如何写出一篇文章的呢?
让我们假定他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被邀请到美国的一所大学进行客座讲座。如果他可以自由选择讲座主题,他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我们暂且不论动机、个性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他选择“死海古卷未解之谜”作文主题,因为他坚信只有他能解开这个谜团。然而,他如何说服听众?首先,他需要决定是以一种直接而非驳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理论,还是通过指出其他理论的错误之处开展他的演说。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即在传达同一信息的多种途径中做出选择;每一步都将面临新的策略决策。
于是假设他选择了直接的,非驳论式的方法,因为他了解自己将面对的听众,并且不希望与他们敌对。换句话说,他的策略是由反馈指导的,通过听众对他词语的回应,尽管当时那只是想象中的听众被预测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犹疑与决策在现阶段并不一定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它们可能以模糊的视觉形象出现。(例如,辩论的方法可能在他的想象中表现为黑色背景上的白色形状——这是格式塔理论中的图形=背景范式,而直接方规则表现为均匀的灰色。对科学家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创造型思维的关键阶段,视觉甚至肌肉的意象比语言思维更为重要。*)
接下来就是一个棘手问题了,“材料组织”是如何进行的;之所以说棘手,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各个属性、证据与解释的就像波斯地毯上的丝线一样相互交织。我们的演讲者敏锐的意识到这些线索构成了某种模式;然而,如果他要逐一解开这些线索并进行解释,那他又如何传达这些模式呢?这时,尽管他的思维可能仍在图像和隐含的部分以及非语言区域中运作,时间顺序问题就初露端倪了。
最终,他将材料初步整理成一系列标题和子标题,就像拼凑积木一样调整它们。每个标题和子标题可能仅有一个简略的关键词表示。这听起来简单,但是越细想就会发现这些“积木”的性质就愈发显得难以理解。威廉詹姆斯曾用一段令人难忘的话表达了这种困惑(斜体):
读者是否曾思考过,在说出某事之前,他所表达的意图是一种怎样的心理事实?这是一种完全明确的意图,与其他所有意图截然不同,是一种绝对独立的意识状态;然而,这种意图中有多少是由具体的感官形象构成的,无论是词语还是事物?几乎没有!...然而,如果不使用后来的心理事实中的词汇来描述它,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表达某种意图的唯一名称就是“意图”。可以认为,我们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心理活动是这些尚未表达的思想方案的快速预览。. . . [12]
但现在,是时候让这些种子萌发成幼苗,扩展成各个部分和部分的分子量:需要选择需要引用的证据、插图、评论和轶事,每一步都需要进一步的策略决策。在成长中的树的每个分支点,都有更多的细节填充进来,直到最终到达句法层面,于是生成短语的机器就接管过来,排列起单独的词汇,有些完成得很轻松,有些需要经过痛苦的寻觅,最终转化为手指肌肉引导笔尖的收缩模式:逻各斯具象化了。
但当然这整个过程能远没有我描述的那么简洁有序;树并不是以这种严格对称的形式生长的。在我们简化了的描述中,实际的词语选择是在整个过程的后期才进行的,那时总体规划和材料的排列已经确定,树的芽也准备好按正确的顺序从右往左绽放。然而,实际上,可能在中途的某个地方,一根枝条就会开花结果,而其他枝条几乎还没开始生长。而且,虽然想法或者“说出某事的意图”确实先于实际进行言语操作的进程,但想法在具象化为言语概念并获得具体形态之前通常空无一物也是事实。这正是语言相对于更原始的心理活动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这不能证明语言等同于思想,或否认语言图像和符号在艺术家和科学家创造性思维当中所占的重要性(第十三章)。因此,我们的演讲者有时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无法表达;在其他时候,确实能明确地用语言表达自己所思所想。当爱丽丝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被提醒说话亲要仔细思考时,她解释道:“我怎么能知道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通常,一些有潜力的直觉会因为过早暴露在言语定义的酸水中被扼杀在萌芽期;而另一些直觉可能在没有这种语言表达的环境下永远无法冒头。
因此,我们必须修正我们过度简化的模型:不再是树对称地,稳定地向下延伸生长,而是出现不规则的增长和各层次间的持续波动。将思想转化为语言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思想如同树液,双向流动,既向上也向下。这一过程于是变得更加复杂,有时甚至接近崩溃的边缘,因为演讲者有时会纠正、抹去和消除整片开花枝条的趋势,然后从头再来。行为主义者称之为试错,并且将其类比于老鼠在迷宫中的随机探索行为;然而,寻找最佳路径的过程绝非随机。
如果我们的主体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事情就更复杂了。作为诗人,他需要同时服务于两个相互交织的层次,一个是有意义主导的,另一个是由节奏、韵律和悦耳的音韵控制。然而,即使演讲者用散文的形式写作,他的用词和措词也受到风格的影响。复杂的活动往往依赖于多个层次,就像树枝交织的树木,每个层次都有其独特的规则和价值标准:意义与悦耳的音韵、形式与功能、旋律与编排等。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足以表明人类语言的一些问题。行为主义者也习惯于准备和撰写论文甚至写书,因此他们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过程的困难和复杂。然而,当他们讨论“言语行为”时,却常常忽视或低估这些困难。它们将讨论局限于一些令人尴尬的琐事诸如:“言语刺激‘来吃晚饭’通常被食物加强。”他们展示了试验者是如何将一只大得不寻常的铅笔放在一个显眼的不寻常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受试者很可能会脱口而出“铅笔”这个词[13](这两个例子均出自斯金纳的《言语行为》,这本书充满了类似的深刻见解)。通过这些方法,他们可以继续讨论在真空中形成的S-R原子链接——而无需费心去定义S和R的具体构成。
那么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寻找语言的原子呢,是在音素/e/,双字母/en/、词素/men/、单词/mention/还是短语/don’t mention it/里面?每个这些实体都有两方面。既是组成完整的一个整体也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它既是部分也是整体——一个子整体。正如我们所见,层次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不是有基本元素简单聚合而成的,而是子整体分支成更小的子整体,以此类推无穷无尽。这是从前面的讨论中总结出的第一个普遍真理。现在,让我们再看看语言的其它几个特征,这些特征对所有类型的层次系统都普遍适用。
“主动言语”(与“被动言语”,即倾听相对)是指对最初模糊的总体意图逐步详细阐述、表达和具体化。这棵树的分支象征着这一逐步、层次化的过程,即将隐含的想法转化为明确的表述,将想法的潜力转化为声带的实际运动模式。这一过程可以比作胚胎的发育:受精卵中包含了未来个体的所有潜能;这些潜能随后在不同的分化阶段被逐步“表达”。这一过程也可以比作军事命令的执行:从最高层发出的总体命令“第八军将向托布鲁克方向前进”,在每个较低层级中被具体化为更详细的指令。此外,我们将看到,无论是本能行为,如鸟类筑巢,还是后天习得的技能,像大多数人类技能,都是通过一系列层次化的步骤来具体化一个“初步”的命令。
接下来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想象中的演讲者每一步都遵循着固定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野味根据反馈灵活调整策略留下了空间。在最高层次上,学术话语的规则较为深奥;在较低层次是生成语法正确句子的规则;最后是控制声带活动的规则。然而,在每个层次上,都有多种多样的策略可供选择:从材料的选择到排列,到隐喻和形容词的使用,再到个别元音可能的语调变化。*
* 又一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已经超越了粗糙S-R理论形式的学术心理学家,也表现出一些不愿面对现实的态度。就比如G.米勒教授在一篇关于心理语言学的文章中写道:“随着心理学家逐步认识到语言的复杂,将语言简化为低等动物行为规律的前景越来越遥不可及。我们被迫接受原本一个不是心理学家的人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点,即语言是一种规则支配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选择自由。尽管这一结论看似显而易见,但它对所有语言的科学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如果规则涉及对错,那么就引入了一种规范新,这在自然科学中是一直被回避的...承认语言遵循某些规则似乎将科学研究排除在范围之外了。”[14]这种对“科学研究”的目的方法的看法真是奇怪!
当我们讨论固定规则和灵活策略时,区分这两者非常重要。规则在各个层面上或多或少地自动运作,即无意识地,或者至少是在意识的边缘地带有意识地。而策略选择则主要由清晰的意识引导。那些将模糊的思维转化为语法正确的表达的机制是隐藏的;同样,确保声带正确神经连接的机制,以及控制“常识”推理逻辑和我们思考习惯的机制也是隐藏起来的。我们很少费心去观察这些无声的机制,即使尝试,也无法描述它们的工作方式,无法定义其中蕴含的规则;然而,这些正是我们盲目遵循的语言和思维规则。如果这些规则中包含隐含的公理和内在偏见——那对我们来说就更糟糕了。但至少我们知道,那些既规范又扭曲思维的规则,只对那些习得它们的人具有约束力,并且会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就个人而言,其语言和思想受到规则支配,这种支配很大程度上是超出个人意识控制的,并且是由自动化的过程决定的,但仅限于这种程度。就像国际象棋或者桥牌这种游戏,其规则虽然限制了游戏的可能性,但每一步都给玩家留下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策略。这些选择当然也受到更高层次因素的影响——但重点在于“更高层次”。每个选择都是“自由的”,在更高层次的“策略原则”意义上而不是由游戏规则本身决定;而这些原则上可以推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再次,我们又陷入了一个无穷倒退的地步——类似于语言中无穷无尽种类的模糊性,每种类型都只能通过参考更高层次的开放性层级来解决。这一论点显然引出了选择的自由问题,这将在第十四章进一步讨论。
总结一下,让我再次回到那个张嘴、入睡的行为主义演讲者。我把他和酒吧里即兴演奏一首流行曲调的酒吧琴师相比拟。在两种情况下,来自更高层次的指令“触发”了预先设定的,或多或少是自动的表演。这个过程类似于按压点唱机上的按钮。琴师只要对自己说La Cucaracha或者Pop goes the Weasel这些歌名然后让他的手指料理一切就行了。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常规演奏中,他也不是简单按照S-R模式进行的,不是按下一个钢琴键就触发下一个键的按压。作为一名技艺高超的酒吧琴师,他能够根据一个信号,就把整首曲子从C大调变成B♭大调,此时键位和音程完全都是一个新的序列。在这种情况下,固定的“游戏规则”体现在旋律模式上;而音节、节奏、乐句划分和切分等元素都是灵活运用策略的结果。
将隐含的命令用明确的术语“详细说明”通常涉及这样的触发操作,钾离子“更高总部”的简单指令激活了复杂的预设动作模式。这些,却不是僵化的自动化进程,而是灵活多变的有各种选择可供选用的模式。握笔、点烟、拿起铅笔等日常动作,虽然也是无意识且机械地完成的,但也有无限的变化可能性。我只需要按下心理中的一个按钮,就可以用法语或匈牙利语续写这一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被视为一个自动播放的点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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