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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回了趟家。从县里车站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上6点了，我打车回村里，车在穿过村外的大路上来回走了两圈。
“这是你家不？”司机大哥问我。
“呃，我没什么印象，再往前走走看。”
“这儿呢？”
“还是没印象。”
“你真在这儿长大？”大哥忍不住问了，有些调笑的意思，我没说话，只是笑。车停在一块大石头前，上面写着的村名确实没错。下车后，我一直往前走，走过本来记忆里的荒野，才找到熟悉的那个村口，现在几乎是村中心了。我家的院子关着，大家都去了老宅子吃饭。
老屋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大宅子又被清了出来。3年前的元宵被火烧掉的绿苔重重的大厅，也翻新成了最早的样式。大宅子外围都没通电，很黑。我进门，一股很浓的木头味，从最中间的大屋传来人声，走进来了才看到灯光，灯光下我太公的脸，一点都不像我。遗照前的蜡烛换成了电灯，两边侧门里都有人走出来喊我，我都不怎么熟，他们喊我的声音也没什么感情，是一种出于礼貌的尴尬问候。
在大屋，两桌人在喝酒，大多数人都一副认识我的样子，除了刘金。我一进门，刘金就走过来招呼我。
刘金是我不记得的第几个堂叔新找的老婆，这天正好是她请客，她以为我是回来看她的。很热情地拉我走过被吃得七零八落的饭桌，在角落把她提前留好的菜摆给我。我还是不清楚我在这里是什么身份，我走过去时，猜酒的人都没说话了，只是看着我。
他们的目光里，好像有种奇妙的自尊在作祟，但我没啥自尊，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阿公来了，他很激动地拍了我一下肩膀，然后想抱我，又觉得不方便收了手。因为氛围太奇怪了，我吃了一点就站起来，走到堂屋，阿公跟着我，我问他为什么要翻新大宅子。他说几个叔叔都到年纪了，开始怀念小时候的东西了，就凑钱修了这栋宅子。
阿公拿着手电筒，带我在宅子里游荡，许多屋都只是一个壳，里面是空的，有些甚至连天花板或者二楼的楼梯也还没有。但又都贴上了大幅的墨水画，一头老虎，或者一只老鹰，还有一间靠街的屋里摆着很多零食、玩具和灯笼和一张牌桌。
整栋老宅子都是太公盖的，老虎那间屋是太公住的。阿公告诉我，有一天他和太公睡在那间房，他梦里用力踹了一下墙壁，发出“砰”的一声，太公马上跳起来抱着他从窗户跳出了去，一边大喊来强盗了，一边跑到山上。他们在山上待到很晚也没真的见到强盗，阿公怀疑是自己那一脚引起了误会，但他没敢说。
太公死了，那屋分给了叔公。
叔公正在大屋喝酒，肚子很高地隆起。阿公劝他别吃太多，过了会，又不劝了，回头对我说，叔公太高兴了，今天拉不住。他没说叔公为什么高兴，我觉得也许叔公是喝醉了，恍惚觉得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家。
叔叔
屋外一直在下雨，阿公见我穿得少，先带我回了家。家是阿公自己盖的屋子，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不是木头了，是砖块，红色和白色的瓷砖围住的院子外，有不知道多少岁的桂花树伸出绿色的树枝，这三种颜色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美。我从河边捡来的棕色、红色、白色的石子铺成的小路露在外面，把人引进院子。
院子里是一个很小的池塘，每年都要变一个样子：用石头镶边又换成栅栏，用石子打底又改成水泥，种上荷花再拔掉，有希望换成没希望，高兴变成低落，最后成为现在的样子，不再改了。
我年纪最大、威望最高的叔叔就坐在池塘边的屋子里，看起来已经坐了一天，而似乎还要再坐下去，就像一个尽力维护王座不修坏的皇家侍从，虽然他并不清楚王座有什么意义，而且国王早就死了，但还在假装一切正常。虽然他坐在那儿，面前摆着茶具，像是随时等着作为长子，接待并不存在的客人，但他其实很无聊，我听见了手机放出的笑声，他在看视频。
见到我，他没说话，但一直偷偷看我，直到我先喊他“叔叔”，他才庄严地回应我“楚楚回来了。”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还是没说话。我很熟悉这种顽固的冷漠，全家除了阿公奇异地保持着热情外露的性格外，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冷漠。也许是从小住在逼仄的老宅子里，让他们变成了如今这样：把所有矛盾都留在心底，用不带真心的家常话替换掉真正的交流，私底下又保持着对他人情绪的极度敏感。
叔叔的背挺得很直，在他背后，距离脊椎不足一寸的地方，长了一颗小小的肿瘤，没大到需要手术的地步，但没人知道它以后是否会变大。这颗肿瘤，让他相信自己正面临人生的关口，为了跨过这个关口——这个关口似乎是不可能跨过的，只能永远停留在其中——他可以逃离复杂未知的情感表达，任由自己保持冷漠、坚硬，并沉醉在这种被扭曲中，坐在茶几边，偶尔沉思，偶尔微笑，那是他在想象自己为别人奉献了一切。
在他想象着的大家庭中间，他似乎对我负有一份要关怀的责任，虽然和我“交谈不太顺畅”，但我主动跟他说话，正说明我心里有他，于是，他感到了满足。是他在维护这个家族的完整，虽然他觉得很孤独，而这种孤独，却更为他维护家族增加了动力：越孤独，就越想抓住一切机会和家族的人团在一起，怕仅有的这点联系断开。
酒桌上是他唯一热情开口的时刻，许多祝酒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真挚的热情，动人的爱意，都在酒里了。而这些东西，他年轻时没有得到过，现在到了疲于奔命的时候，更没有时间去思考怎么样才能得到，以及要得到的到底是什么。他确实很累，身体累，心里也苦闷。
他坐在茶几边，面对着我，感到一股爱怜之情，一半是对我，一半是对自己。
阿公
阿公今年80岁了，他还是每天都去上半天班，清明节也不例外。说是上班，其实是和几个老同事，在一家义务诊所坐着聊天。他们的座位相隔半米，排成一列，每人一台桌子一个椅子，桌子上盖着一面玻璃，下面压着报纸和药单。
几个60多岁的女护师在一边柜台上切药，时不时关注一下老头们有什么需求。诊所在很偏僻的一条小巷，很少有病人来问诊，来的大多是和阿公同样年纪的老人，他们是阿公正在濒临死亡的关系网的一部分，他们信任阿公。
在这些人中间，阿公严肃、有耐心，表露专业上的权威。在家时，每当他想要表达自己的权威时，就会被嘲笑，他劝弟弟少吃点，被小辈阻止，他让孙女不要喝奶茶，被儿媳妇和孙女共同无视。只有上班的时候，他的话才有分量。
但他能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早上，我和阿公一起出门，我陪他去上班，临出门，我想要个口罩，他把自己擦得很干净的挎包放在门口，回房间给我拿，但半天没出来。等我去找他，发现他手上拿着口罩，在找挎包。
路上，他谨慎地说，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想上班到6月，但老同事挽留他到明年，他说想要征询我的意见，语气严肃。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或者说阿公的生活里，需要大事。我也语气严肃地建议他每天戴好帽子再出门，否则如果哪天头疼了，就应该不上班了。
他摸了摸头，说自己老了，还说我的妈妈也老了。他把阿婆和我妈弄混了。
在路上，他说起老同事，把其中一个同事叫做“我的同学黄安石”，在几年前，他一直是说“你的黄安石叔叔”的。现在他不确定我的身份了。
我不确定阿公是什么时候老的。不和阿公亲密接触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阿公的年纪，他长久以来养成的为人处事方式，在他老了还支撑着他：记挂别人，关心别人，为了别人永远不嫌麻烦，永远不嫌累，遇到问题总是自己动手解决，自己按电灯，自己把家里每个会磕到人的边角用布裹起来。他支撑了其他许多人。
他的声音很大，总是能关注到一般人关注不到的细节，然后说出来，他很少会遮掩自己的想法，总是直接说出来。他感到开心时，会一边抚摸我的头，一边感叹，一身的伤病发作，感到疼时，会打电话给我，给每个人，说自己很难受，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变老。
尽管所有人依然围绕着他，但他咚咚咚的脚步声和锲而不舍的关怀声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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