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守护者终章剧情于3月5日解锁,晚上带着沉重的心情打开了游戏,(此处就不剧透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隐形守护者中主角的原型,希望大家通过游戏也能体会当时革命老前辈们的付出与牺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
为了让大家充分了解,可能篇幅过长,只能通过上下两篇的形式希望大家谅解
袁殊出生于1911年,原名袁学易、学艺,又名军光,出生于湖北蕲春一户没落的官宦人家,读书时,袁学易加入“黑色青年”团体,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社会”。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改名袁殊。
民国17年(1928年)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
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由此逐渐褪去左的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的介绍,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成功打入中统内部。
1933年,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
从而可以利用记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武藤志雄原型),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
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联系上。
冯雪峰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
与此同时,袁殊还利用自身优势,团结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为中共的事业而工作。他运用吴醒亚的关系,陆续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华美晚报》记者,并主办外文编译社、中国联合新闻社、上海编译社及《杂志》半月刊等,还担任了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等。他同恽逸群等举办的“记者座谈会”与范长江等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当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帮,
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于是,袁殊摇身一变又成了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主要成员,不久便因“工作出色”升任情报组组长、第三站站长。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随后他又通过岩井认识了后来成为汪伪政权高级顾问的日本军部军官影佐祯昭。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殊通过这条线取得了许多日本方面的重要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村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
但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
1980年,袁殊被释放,却仍无自由之身,行动亦受限制。他曾向组织提出前往日本或香港安度晚年,却未被允许;1982年8月2日,潘汉年被平反,9月6日,袁殊亦被宣判无罪。
此后,年迈的袁殊曾回到潘汉年家乡前去悼念早逝的故友,与逝者共同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号陶大哭,同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
袁殊没有像关露,先后精神分裂多次,终无奈自尽。在狱中,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还写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万字。
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同时,也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首创将journalism翻译为集纳主义。)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扑朔迷离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间谍”的本来面目。但他应是无悔了。在全人类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他毕竟为自己立下了丰碑。
关露,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
1939年冬至1945年,她受组织派遣,先后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
成为共产党优秀的“红色间谍”。在该刊发表长篇小说《黎明》,同时以此作掩护,收集日伪机密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功勋卓著。熬过了六年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份,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
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甚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俩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俩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时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真像是一种讽刺。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
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 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关露怎知有一天自己的一支秀笔要沦落到写交待材料的分上。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因病由苏北转到大连疗养。1946年病愈后,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文学系任教。
1980年后.因患脑血栓症,全身瘫痪,失去工作能力。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成功昭雪并完成了回忆录后,服安眠药自杀了。关露把毕生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由于她的特殊身份,终身未嫁。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党和人民永远怀念她。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夫天下有大勇者,志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殒后无名。
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感谢革命前辈们用鲜血铺出了一条通往美好未来之路,即使得不到回报,即使可能会背负汉奸骂名,而且革命常常伴随着牺牲,可他们还是用自己的行动在为中国付出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只是渺小的沙子,但是他们却像群星一样闪耀,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清辉,普照着终将消逝的黑夜。人间正道是沧桑,愿所有革命烈士以及隐形守护者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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