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漫长的季节》回望《马大帅》：三个彪子与他们的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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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2023年热播的《漫长的季节》中藏着不少来自《马大帅》的彩蛋。最显眼的一处当属剧情临近尾声时，由范伟饰演的王响重新唱起的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导演辛爽在采访中说，他想借《漫长的季节》所表达的主题是时间，是“时间是怎么平等地穿过每一个人，怎么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最终又怎么把这些痕迹都抹掉”。剧集所埋藏的来自《马大帅》的彩蛋提醒时间已经同样平等地穿过了观众。
范伟并没有在《漫长的季节》中垄断范德彪的全部情怀。音乐响起后，毫不留情埋汰王响“这破歌唱多少年了”的龚彪反而是这部剧集中与范德彪气质更为接近的那个。在《漫长的季节》剧集中的二十年里，龚彪从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生变成了大腹便便的出租车司机，但仍是那个大喇喇又认死理的彪子。
但导演并不会因为他承担了范德彪的性格魅力，就让时间对他网开一面：随着时间流逝，龚彪的性格越来越让身边人难以忍受。过去的他凭借大学生的光鲜身份，哪怕是在电影院约会时不合时宜地大谈弗洛伊德，都能让心上人丽茹投来崇拜的眼神，哪怕这种崇拜在观众看来已经带着不祥的功利色彩：龚彪借着弗洛伊德迂回着表示自己“就差爱人了”的时候，丽茹关心的却还是弗洛伊德有没有分到房子。尽管弗洛伊德并没有如龚彪所想的那样让自己具备魅力，丽茹还是以此为借口拉近了与龚彪的距离。最终，得偿所愿的龚彪反而因此错过了与王响一同寻找失踪儿子的行动。后者在这个夜晚的意外离世成为了这部剧集中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乌云。

与龚彪相比，范德彪与弗洛伊德的关系更加一厢情愿。创业屡战屡败的范德彪投身解梦行业，结果解梦馆却被认定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查封。不甘心被定义为“迷信”的范德彪转而投入“科学”的旗下，将周公的画像换成了弗洛伊德，解梦馆也改名为“辽北精神分析研究所”，结果自然被很快拆穿。范德彪并不是拉虎皮做大旗的江湖骗子。范伟说范德彪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在于他是“大善良小毛病”。他总是很真诚地认为自己的“半桶水”已经够用了，“辽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闹剧反倒把这个毛病推到了有些过犹不及的地步。在更多时候，他只是马家堡子的那个“见过世面的老舅”——在城里发展是真的，混出了些名堂也是真的，但如果他真信了自己能像接触的老板那样有能耐，就往往会闹出笑话。

在世纪交替之际，弗洛伊德对于龚彪和范德彪而言，首先是来自远方的洋名字。至于他是谁、做过什么，终究还是和他们的生活有些距离。可如果彪子知道弗洛伊德，那他在同辈人中就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就算眼下还没混出名堂，以后也能干成大事。于是，两个彪子又积极地想要比身边人更靠近这个外国人。残酷的是，龚彪的过去和现在又是大相径庭的。对生活在现代的龚彪而言，他知道的是弗洛伊德还是别的什么洋名字，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意义了：不仅身边人早就不把它当做人混没混出名堂的标准，就连龚彪自己也很少把弗洛伊德挂在嘴边了——只有被嘲笑一辈子活在梦里的时候，他还会嘴硬“梦是对现实的一种映射”。龚彪还是和以往一样能说会道，但已经变成了中年人的牢骚满腹。
所以，对我们的分析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三个“彪子”：《马大帅》里的范德彪，以及《漫长的季节》里，分别生活在九十年代和现代的龚彪。观众容易与彪子们共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他们努力想要到达的那个远方。直到今天，“见过世面”还是一句没有褪色的夸奖。我们相信只要足够见多识广，这些多人一些的经验就能够兑换为更光鲜的未来。但把时间拨回过去，范德彪和龚彪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当年见过世面的老舅，可能也没把事情真正弄懂。只是因为他比其他人距离那个光鲜而又不可捉摸的未来世界更近一些，所以他比其他人显得更可靠一些。至于那些时髦的名词、服装和发型会怎么改变他们的生活，恐怕老舅和乡亲们都没那么清楚，也来不及在意。
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声老舅
《马大帅》以马小翠逃婚引起的风波展开。无论是逃婚的马小翠，还是想把马小翠带回马家堡子，但自己也很快迷失在城市的父亲马大帅，两人都把生活在开原的老舅范德彪当做落脚的第一站。“老舅”在二人的生活的位置里占据了一个既近又远的位置：真要论亲戚关系，范德彪确实是小翠的舅舅、马大帅的小舅子，总归是可以投奔的目标。同时范德彪又混出了一些名堂，他连接着马家堡子和更广阔的世界，身上有些难以捉摸的洋气，甚至让人有些不敢仰视。
故事开篇的范德彪与过去的龚彪一样，承载的不仅是旁人羡慕的眼光，还有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而且这个在城里生活的老舅真的能为身边人办成些事：逃婚的小翠在开原无依无靠，范德彪真能让她当上自己老板吴总的秘书；刚进城的马大帅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城市里乱撞，被当成参与假钞案的社会盲流关进了看守所，多亏了范德彪才被放出来，并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从看守所回家的路上，范德彪反复提醒马大帅，自己已经不是马家堡子的彪子了，现在已经在开原混成了有头有脸的彪哥。

问题在于，“彪哥”的身份有多少来自于范德彪的能力，多少来自于他“见过世面”的地位，在彪哥的世界里没有必要分得太清。彪哥最风光的时候，是他开着吴总的奔驰、带着吴总给的三万块钱、回到马家堡子帮马大帅平息小翠逃婚带来的彩礼风波的时刻，这是范德彪作为城里老舅的衣锦还乡。对彪哥来说，奔驰和三万块钱是不是自己的并不重要，因为他确实比乡亲们更靠近光鲜的大城市，所以借用吴总的派头并不能说是打肿脸充胖子。衣锦还乡的彪哥真诚地向乡亲们许诺要带大家进城致富。与吴总相比，彪哥并没有在乡亲们眼里的“远方”扎下根来，但确实又比乡亲们更靠近一些。这个模糊的距离让人浮想联翩。大概范德彪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真诚地认为不仅自己能够很快到达那个远方，把身边人一起带到那个光鲜的未来也并非难事。与其说他是居心不良的狐假虎威，不如说是带有孩子气的天真占了上风：他能从眼前的一颗鸡蛋看到一个庞大的养殖场，然后热情地邀请所有人一起分享他美好的梦。
范德彪不是分不清梦和现实的狂想家，龚彪也不是。后来每个人都说他们活在梦里，因为他们早早地把可能性当了真。可幻想本身是错吗？如果不是大家都抱着相似的幻想，也就不会有跟着老舅来城里闯荡的年轻人了。但年轻人们踏上大城市之后，才发现老舅也要在大城市里沉浮，远没有衣锦还乡时那样体面——原来老舅和堡子的距离并不那么遥远，但距离光鲜的未来却没那么近。被距离所模糊的想象一旦失去了距离的庇护，想象落空的痛苦就要降临了。
这种痛苦在龚彪身上极为明显。在《漫长的季节》的第一集，龚彪觉得自己靠喝酒吹牛把一辆连车带标的出租车从18万砍到了15万是捡到了大便宜，为此不惜挪用妻子丽茹用来开美容院的资金。在龚彪看来，自己的买卖是划算的：不仅有了自己的车子，个体出租车经营指标的价值也能在手里继续升值，无论如何没有亏钱的道理。可没想到的是，龚彪买来的车是辆泡水车，而且上路不久就因为被人套牌而被警察扣下。龚彪还没来得及兑现他的梦想，就要承担挪用丽茹的钱的代价。
饰演龚彪的秦昊在访谈中说，虽然龚彪是主角中变化最大的那个，但自己扮演两个年代的彪子时关注的是他们的不变。恐怕年轻时龚彪对弗洛伊德的痴迷与他后来对彩票的痴迷是一样的：它们都代表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兑现的美好未来。但时过境迁，龚彪对美好生活的想像也变得越来越缥缈：曾经的龚彪靠弗洛伊德为自己背书，相信自己在工作和爱情上能够“一骑绝尘”；二十年后的他对生活仍然抱有热情和幻想，但却把它寄托给了彩票、赛鸽和连车带标的出租车。他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老舅还在，但小辈不再愿意叫他们一声老舅了。那些曾经足以证明老舅“见过世面”的东西被所有人甩在了身后，即使老舅自己也不再能够拿它们替自己拼凑出未来生活的样子。可这并不意味着当年的老舅见过的世面是假的。他们确实比其他人多走了半步。只是他们把这半步看得太真，又把未来的路看得太简单。能提前迈出半步固然意义非凡，但跨出这半步之后，那点距离所产生的意义却没有当年那么神秘。生活推着人们继续向前走，可老舅好像却不再站在那个远方了。人们凭借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远方里，也没有老舅和他嘴里的弗洛伊德。甚至于，这个远方现在未必还在生活的前方，反而鬼魅一般地出现在了他们来时的路上。
我要跟命运好好唠唠
回到《漫长的季节》中三人在KTV中最后一次的聚首。酒酣耳热之际，为追查儿子遇害真相而忙碌了近二十年的王响向龚彪吐露自己的疲惫：“我年轻的时候，贼不信命。我越老越发现我错了，咱的命，都给定下来了。”
龚彪还是带着那股认死理的倔劲：“谁安排的？咱这命就活该这命呗？我咋不服呢？你叫他过来，我跟他好好唠唠。”

王响认命的时候，龚彪还执着地要和命运唠唠。两人的区别就在这里：尽管时过境迁，龚彪的身上还有一股闯劲。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远方在未来，愿意走总能走到，但他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但王响不一样，他的远方在过去。龚彪不想让未来被现在所决定，而王响被过去拖了快二十年，他只想找到一个关于过去的解释。
这种气质与《马大帅》大相径庭，因为它关注的远方是城市，人们与远方的距离是空间和心理上的距离。最大的风险来是对那些关于远方的想象过于执着，而忘记了生活本身的重量。范德彪虽然已经在城市里混出了名堂，但他对远方的幻想太多了，多到他不愿意低下头来看看自己的生活。于是他成了洋相最多的那个人。马大帅进城的经历虽然狼狈，但只要他想进城总是能去的。远方可以慢慢变成过日子的地方，剩下的问题就只来自生活本身。
《漫长的季节》里，问题依旧来自生活，但能够解答生活之问的“远方”往往是到不了的。导演几乎没有为桦林市以外的地方搭建布景。观众和把厂子当成家的王响一样，不知道桦林以外的地方什么样。只能亲眼各种传言如何搅动着焦灼的人心，见证厂子和家庭怎样脱离自己的控制，和自己的骄傲、虚荣以及懦弱一起摔得四分五裂。空间上的距离尚可跨越，时间上的距离更是无法抹平的。一直生活在桦林的王响永远回不到意外发生的那个秋天。
所以倔强了一整部剧的王响会在酒后疲惫地说出“认命”这种垂头丧气的话——如果冥冥之中真的存在一本名为命运的账本，那就可以不用继续徒劳无功地追问二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知道自己回不到过去，可也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满意的回答。于是宁可将一切交给玄而又玄的“命”来回答，让它代替自己解答所有的不确定。
可龚彪不信命。他宁可去找到命运，跟他好好唠唠，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一切已经被人写好了。所以在听到了龚彪“我跟他好好唠唠”的豪言壮语后，王响马上搭茬“我要是能找着他，我肯定跟他玩命”。不过龚彪的倔强指向另一个方向：“活咱就活得乐呵的，啥时候找着他再说”。龚彪不信的是代表未来的那个“命”——哪怕解释不清楚，但日子还是能过下去。如果过日子的方法是冥冥之中已经被写好的，那龚彪多年以来面对失败的折腾就一下子失去了意义：不仅失败是没有改变余地的，就连乐呵也变成了早早被安排好剧本的傻乐。王响的倔强面向过去，所以他需要亲手拼出过去的全貌，用它来解释生活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龚彪的未来一再落空，他的倔强便指向未来，所以与王响解释过去的冲动相抵触。

龚彪的倔强带着一些范德彪的影子：范德彪把世界想得太简单，容易把自己多走的半步当成一整条路，甚至会闹出开办辽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笑话；过去的龚彪虽然讲不清楚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但也还是真诚地把它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意气风发地带着那种天真的自信在生活的轨道上横冲直撞。所以现代的龚彪尤其容易让观众共鸣：好像过去的范德彪和龚彪可以天真地折腾，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年轻人可以不计代价做梦的年代；而现代龚彪之所以落魄，是因为他在一个不适合继续做梦的年代还想把原本就荒诞的梦继续做下去。
我并不喜欢这种解释。它在同情人物的同时，把人物二十年来的成长轻飘飘地带过去了。我愿意相信，如果真有人能在那个KTV包间拍拍龚彪的肩膀说不怪你，都是这个时代的错，龚彪恐怕还是不服——他或许会抱怨运气不好，会觉得自己不该不没跟丽茹商量就拿钱买车，会觉得自己执着于彩票太不着调。但如果有人跟他说二十年前的意气风发和二十年后的狼狈落魄都是被时代安排好了的，恐怕龚彪就要用赵本山在《乡村爱情》里的另一段台词反问了：“怎么你到哪儿哪儿都大环境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呐？”
更何况，剧中人成长的二十年被导演一笔带过，大部分是导演突出戏剧矛盾而不得不做的。可在现实中怀旧的时候，总归要考虑一下身边人是不是真从那个时代里走来的，他们的故事和自己的怀旧情结之间有没有冲突。因为过去的自己往往是在种种可能性中选择自己最愿意相信的那个选项，而后来的自己却可能是在种种“早知如此”中找到一个最让自己宽心的结果。一个人当时能做什么和最后做了什么，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每个人的胆气都需要时代批准才能作数，如果每个落魄的人都必须要通过时代来找到理由，那人还会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生活承担后果吗？
范德彪能够比乡亲们早进城半步、龚彪能够被分配到厂办，再加上两人还能意气风发地用弗洛伊德装点门面，要说没有时代的垂青，那倒未免是太自欺欺人。可时代只能从过去到现在地回答为什么他们会在那一刻站在这个位置上，不能从现在进一步通向未来，保证他们只要这样做就能成功。因为范德彪和龚彪闹出的许多笑话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把自己多走的半步当成了能够通向成功的高瞻远瞩。范德彪的心上人桂英和龚彪的妻子丽茹都受不了彪子们的幻想，而且不约而同地说过他们平常“老像做梦似的”——他们都太容易用现实生活里刚刚露出的一点苗头做一场大梦，而且分不清梦和现实的边界。秦昊在访谈中说自己特意在剧情中增加了与过去龚彪的一些呼应，所举的例子就是在被丽茹挖苦时的嘴硬：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等我那赛鸽一孵化，大十几万就有了。”
 “我真羡慕你，能一直活在梦里。”
 “有啥不好的，那梦，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映射。”
这则对话反而让原本只被用来装点门面的弗洛伊德有了一些更实在的意义：梦终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它所依据的材料却会被愿望引导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范德彪和龚彪见过的世面也不是假的，可他们把他们见过的世面当成了已经握在手里的资源，用这些东西拼出了诱人的未来，然后心安理得地住进了梦里。龚彪对《梦的解析》的运用水平未必比范德彪高明多少。而将自己投射在龚彪身上，沉湎于怀旧情结的观众，恐怕在做梦和解梦的水平上也没有比龚彪高明多少——把过去发生的一切重新排列组合成一场美好的梦，要比把未来描绘成引人入胜的梦简单得多。观众在嘲笑两个彪子一直活在梦里时，是否也该提防给自己编织出一个关于过去的梦而不愿醒来的风险呢？毕竟现在的我们就站在当年的彪子们梦想的远方。老舅们再眼高手低，也至少在这二十年里真真切切地吃了亏、经历了酸甜苦辣、承担了种种后果，这才站在了现在的位置上。把怀念的眼光投向出发的地方本来是人之常情，可把那个地方当成自己要抵达的下一个远方，就太一厢情愿了些。关于未来的梦会有被现实叫醒的一天，可被审美化的年代不会。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怀旧本身并没有错，历史也不会跳出来拆穿那些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总归不能在嘲笑了爱做梦的老舅之后，就换一个方面做另一种不愿醒来的梦。关于未来的梦和关于过去的梦都是缥缈的，但后者更加危险，因为过去是已知的，我们只需要为它找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说法。所以这种梦更不容易醒来。
为了避免梦境的自欺欺人，而把过去当成不堪回首的起点，把绝望当做更可靠的清醒，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逃避时代。鲁迅曾反复咏叹“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引用自裴多菲的感慨很贴切地形容了两种心态的殊途同归。鲁迅在写下这句话时，意在鼓励在政治动荡中心智消沉中的青年。鲁迅在感慨了希望落空带来的种种苦闷之后话锋一转，借这句话来剖白自己为什么写作的动机：既然自己见过的人和事终究是有限的，自己的苦闷和绝望与之前的乐观相比，就一定更为可靠吗？
追溯裴多菲这句话的语境，会发现这句话本来没有鲁迅讲出来的那样沉重：裴多菲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记录了一则趣事：他在旅行时见到给自己拉车的是几匹看起来很不中用的马。可真正坐上车时，却发现这几匹马跑得飞快，跟贵族老爷精心饲养的马相比也不落下风。于是裴多菲在信件中向友人感慨“绝望是那样不足信，正如同希望一样”“不要只凭外表作判断，要是那样，就会看错了的”。

这几匹看着不中用的马比裴多菲想到的跑得更远。它们跨过时间，把鲁迅从希望落空的苦闷与不甘陷于绝望的愤怒中带了出来。再后来，竹内好注意到了鲁迅留下的这段话。竹内对鲁迅是感同身受的，他认为鲁迅最痛苦的时候不是感受绝望的时候，而是发现自己不得不将其他人从梦中唤醒，却又告诉他们无路可走的时候。竹内把“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写成了更加悲壮的“正因为无路可走才必须前行”。竹内和鲁迅都知道，在将虚假的希望与消沉的绝望都拿掉之后，他们就也失去了一切保证，因此最大的风险并不是现实有多么压抑，而是在清醒之后能否拒绝那些逃避现实的冲动。
这样，问题就重新回到了我们身上。有关未来的梦终有醒来的一天。曾经替我们保证了未来的老舅也和我们一样，不知道未来要朝哪个方向发展了。想要把过去想象成一个机会俯拾即是的年代，感慨自己的生不逢时，本来也是梦醒之后总会有的牢骚。可寄托了我们美好幻想的过去是被我们甩在身后的老舅。我们不能跑回去让他带着我们再走一段路，他们也不会在为我们指路的时候露怯了。

到头来，我们也没必要追问彪子们到底读懂了多少弗洛伊德了。我们和他们一样爱做梦，一样爱把自己见到的东西当成整个世界。我们已经走得比彪子们更远了，但没必要替彪子讲清楚弗洛伊德说过什么。不如还是把矛头对准我们自己，分析分析我们为什么那么爱做关于时代的梦，那么爱在梦里找一个能带着我们走的老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