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之暗面·第三帝国高等教育史：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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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6年12月9日，纽伦堡。
审判在纽伦堡司法宫举行——同一栋建筑，一年前国际军事法庭刚刚在这里审判过纳粹高层。
但这一次的被告席上坐的不是政治家或将军。是二十三个医生和科学家。其中二十个有医学博士学位。
正式案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Karl Brandt, et al.
首席检察官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在开庭陈述中说了一句话：
"这些实验没有揭示出任何文明医学可以使用的东西。"
坐在被告席第一位的，叫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
二
勃兰特的履历在某种意义上是纳粹知识精英的典型样本。
1904年出生。在耶拿、弗莱堡和柏林大学学医。1928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加入纳粹党。
他命运的转折点在1933年8月。他被召到上巴伐利亚，治疗在车祸中受伤的希特勒副官威廉·布吕克纳。希特勒对他的医术印象深刻，随即邀请他担任私人医生。
此后他一路高升：武装党卫军少将军衔，帝国卫生专员。
然后是1939年。
那一年，希特勒任命勃兰特和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负责一个项目——"帝国严重遗传和先天疾病科学登记委员会"。后来人们叫它T4计划。
勃兰特后来描述第一个受害者时说：
"这是一个生来失明、白痴的孩子——至少看起来是白痴——而且缺少一条腿和部分手臂。"
这个孩子叫格哈德·克雷奇马尔（Gerhard Kretschmar），生于1939年2月29日。他的父亲写信给希特勒，请求"杀掉这个孩子"。希特勒同意了。
T4计划由此开始。
1939年10月至1941年8月间，在勃兰特和布勒的领导下，六个毒气设施——勃兰登堡、格拉芬内克、贝恩堡、松嫩施泰因、哈特海姆和哈达马尔——使用纯瓶装一氧化碳，杀害了超过七万零二百七十三名"被认为不值得活着"的身心残疾者。至少一万名儿童被杀害。
全部受害者约二十五万人——包括后续隐蔽阶段、老年病患、轰炸受害者和外国强迫劳工。在波兰等占领区，约三万名病人被党卫军直接枪杀。
1941年8月，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Clemens August von Galen）公开布道，谴责杀害残疾人。希特勒下令"停止"T4——但隐蔽杀害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而T4的人员并没有解散。他们被转入了另一个项目——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贝乌热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从"安乐死"到种族灭绝的过渡几乎是无缝的。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用毒气杀人了。
三
在纽伦堡审判中，勃兰特的辩护策略是四个字："人道主义动机"。
他说：
"你们会相信接受启动安乐死的命令对我来说是一件乐事吗？十五年来我在病床边辛勤工作，每一位病人对我来说都像兄弟，每一个生病的孩子我牵挂如同自己的一样。"
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我将自然法则视为理性法则。由此在我心中生出了对人类的爱，它站在我的良知面前。"
他说："死亡可以意味着解脱。死亡就是生命——正如出生一样。它从来不是谋杀。"
他在1947年7月8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执行根本不是我的职责。为此Bouhler有他自己的组织。他签字负责。"
法庭驳回了他的全部辩护。判决书指出，即使勃兰特真诚信仰安乐死理念，"国际大家庭没有义务承认这样的立法，当它明显将赤裸裸的谋杀和对无力自卫者的酷刑合法化时。"
1947年8月20日，勃兰特被判处绞刑。
在等待执行期间，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请求——他自愿要求充当人体实验对象，"以提升此死刑判决的意义"。被拒绝。
1948年6月2日，兰茨贝格监狱。当黑色头套套上的时候，勃兰特发表了最后言论：
"那个在人类实验方面领先的国家，怎么敢指控和惩罚那些只是复制了他们实验程序的国家？那个在人类历史面前将永远承担广岛和长崎罪责的国家，试图用道德最高级来隐藏自己。正义从未在此存在！我们是受害者。我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
绞刑架的活板门在他脚下打开。
被告二十三人。七人被判绞刑并执行。九人被判监禁。七人无罪释放。
四
审判中最令人震惊的证据，是关于一个人的。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但他不在被告席上。他失踪了。
1911年3月16日生在巴伐利亚金茨堡，父亲是农机制造商。他的学术履历令人不安地扎实：
1935年在慕尼黑大学获体质人类学博士学位。1937年1月到法兰克福遗传生物学与种族卫生研究所，成为奥特马·冯·韦尔舒尔（Otmar von Verschuer）的助手。1938年在韦尔舒尔指导下完成第二个博士学位。
韦尔舒尔是当时德国顶尖的遗传学家，以双胞胎研究闻名。他后来担任柏林凯撒·威廉人类学、人类遗传与优生学研究所（KWI-A）所长。
1943年5月30日，门格勒被派往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任营区医生。有证据表明韦尔舒尔鼓励他申请这一调动——而门格勒本人也主动请求了。
他到奥斯维辛后做了一件SS军官们很快都知道的事情：每次犹太人运输抵达，他站在铁路卸货平台上做"筛选"。用手指或马鞭轻轻一挥——向左是毒气室，向右是强制劳动。
即便不当值，他也经常出现在平台上。他在寻找一种特定的"研究材料"。
双胞胎。
SS军官们在人群中高喊："Zwillinge! Zwillinge!——双胞胎！双胞胎！"
大约三千对双胞胎——大多数是儿童——被从运输人群中挑出来。只有约两百人幸存。
双胞胎被允许保留头发和衣物，不必从事苦役，免受惩罚——直到卡车来接他们去做实验。
门格勒经常口袋里装满糖果和巧克力出现，拍拍孩子们的头，与他们交谈，甚至和他们玩耍。许多年幼的孩子称他为"门格勒叔叔"。
然后他给他们注射化学物质。向他们的眼睛滴入染料试图改变虹膜颜色。在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截肢和脊柱手术。故意给双胞胎中的一个注射伤寒和结核病菌，观察比较。
实验结束后，双胞胎被用苯酚注射心脏处死，随后进行尸体解剖比较。
幸存者莫什·奥弗（Moshe Ofer）作证说：
"门格勒像好叔叔一样来看我们，给我们带巧克力。在动刀或打针之前，他会说：'别怕，什么都不会发生。'他注射化学物质，对我兄弟Tibi的脊柱进行手术。后来他在我们头上插针。有一天他带走了Tibi。几天后他被带回来时，头上缠满绷带。他死在我怀里。"
幸存者伊娃·莫泽斯·科尔（Eva Mozes Kor）回忆：
"我被注射了五针。那天晚上我发起了极高的烧。我的手臂和腿肿得巨大。门格勒医生和三位其他医生第二天早上来了。门格勒笑着说：'太可惜了，她还这么年轻。她只有两周可活了。'"
伊娃活了下来。她的双胞胎姐妹米莉亚姆的肾脏从未完全发育，1993年死于一种罕见癌症——可能是门格勒实验中注射的未知药物的后遗症。
五
但门格勒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在奥斯维辛做的"研究"，与远在柏林的韦尔舒尔有系统性的联系。
这就是"奥斯维辛-达勒姆联系"（Auschwitz-Dahlem Connection）——达勒姆是柏林的一个区，凯撒·威廉人类学研究所就设在那里。
韦尔舒尔以个人名义向德国研究基金会申请资助，为门格勒的研究提供经费。该资助被用于在比克瑙二号焚尸炉旁建设了一个病理实验室。
门格勒在奥斯维辛向柏林的韦尔舒尔研究所系统性地发送：血液样本、身体部位、器官、骨骼、胎儿标本。对异色症——双眼颜色不同——感兴趣的KWI-A同事收到了门格勒从被杀害的受害者身上取下的眼球。
韦尔舒尔战后怎么样了？
1947年，他联系了国际遗传学家——包括著名统计学家R.A.费舍尔——请求推荐信。费舍尔写道："请告诉我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声誉和价值的真正的科学家，相信你不是对欧洲和平的颠覆者。"他甚至称韦尔舒尔与纳粹的关联是"不幸而非过错"。
1949年，韦尔舒尔成为新成立的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通讯会员。
1950年秋，明斯特大学授予他教授职位。他成为该校人类遗传学研究所所长。
1969年，他以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的身份去世。从未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
他的同事们都心知肚明他曾是门格勒的导师和合作者。但没有人提起。
六
韦尔舒尔的故事不是个案。它是战后德国大学去纳粹化的一个缩影。
1945年后，盟军对德国实行了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盟军通过发放问卷审查每位公务员和教师的纳粹历史。
在汉堡大学，英国占领军驱逐了半数以上教师。但随后"平反路线"开始——大部分教师在数年后成功回到学校。
在海德堡大学，情况更为复杂。历史学家史蒂文·雷米（Steven Remy）在2002年的著作《海德堡神话》（哈佛大学出版社）中揭示了这一过程。他发现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们在战后构建了一个自我辩护叙事——"海德堡神话"：他们将自己描绘成不关心政治、未被纳粹主义腐蚀的纯粹学者。这一叙事为广泛抵制去纳粹化提供了正当性。
实际情况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们广泛参与了纳粹政权。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莱纳德和纳粹哲学家恩斯特·克里克就是海德堡大学纳粹化学术的代表。但战后他们被描绘为"例外"。
1945年，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其妻子为犹太人，战争期间他本人被迫辞去教职——在海德堡大学的重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撰写了《德国的罪责问题》（1946年），对德国学术界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
但雅斯贝尔斯对去纳粹化的不彻底深感失望。1948年，他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PG）——威廉皇帝学会（KWG）的继任者——也长期回避自己的历史。战后MPG强调其前身KWG的杰出科学成就和诺贝尔奖，同时忽视KWG在纳粹体系中的角色。维持了一种"政治上超然的纯基础研究"的神话。
转折点在1990年。MPG决定将马克斯·普朗克大脑研究所收藏的1920-30年代脑部标本埋葬——其中一些来自纳粹"安乐死"杀戮计划的受害者。在慕尼黑瓦尔德弗里德霍夫公墓举行了追思仪式。
1997年，MPG主席胡贝特·马克尔（Hubert Markl）任命了独立历史学家委员会，授予他们不受限制地访问所有档案的权限。
2007年完成的调查出版了十七卷学术研究和二十八份预备出版物。揭示了：KWG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深度参与纳粹罪行。KWI人类学研究所早在1933年就宣布支持纳粹种族政策。KWI植物育种研究所在奥斯维辛经营橡胶树育种站，使用来自集中营的女性强迫劳工。一百二十六名KWG科学家因种族或政治原因被驱逐，其中弗里茨·爱泼斯坦、弗里茨·杜辛斯基和两名女性行政人员在集中营被杀害。
2001年，马克尔在专题研讨会上向幸存者公开道歉。他说：
"实际上，只有有罪的人才能请求宽恕。然而，我以最诚挚的心请求你们，幸存的受害者，原谅那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自己未能请求你们宽恕的人。"
他也承认MPG长期以来做得太少。
"最诚实的道歉形式在于对罪责的揭露。"
七
让我们回到纽伦堡。
审判持续了一百四十天。八十五名证人出庭。近一千五百份文件被提交。
审判揭示了纳粹医生进行的人体实验类型：高空实验（模拟六万八千英尺高空的低压舱，二百名受试者中八十人当场死亡）、冰冻实验（冰水浸泡三小时或裸体置于零下六度户外，部分受害者被投入沸水"复温"）、疟疾实验（超过一千名受试者被感染）、磺胺实验（伤口中塞入木屑和碎玻璃后感染细菌）、绝育实验、毒药实验、海水实验……
纽伦堡法典是怎么诞生的？
现今学术共识认为，法典的十条原则是从审判的证据和结果中自然产生的，并非由单独一位作者撰写。但两位美国医生——利奥·亚历山大（Leo Alexander）和安德鲁·艾维（Andrew Ivy）——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协助起诉纳粹医生的检方专家证人。
1947年4月17日，亚历山大向美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概述了六点定义合法人体研究的标准。在审判判决宣布后，这六点被扩展为十点，被记入法庭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审判法官在判决中并未明确引用该法典。但法官们确实提到了纳粹医生实验中未采取的预防措施和不可允许的行为，这些内容最终被纳入法典的十条原则。
1947年8月19日（一说20日），《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正式颁布。
十条原则的完整内容如下：
第一条：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 这意味着该人有法律能力给予同意；处于能够行使自由选择权的状态，没有暴力、欺诈、胁迫、欺骗或任何形式的强制或约束的干预；并且对所涉及的主题要素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使其能够做出知情和理解的决定。
第二条：实验应产生对社会有益的成果，且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获得。
第三条：实验应基于动物实验结果和疾病自然史知识设计。
第四条：实验应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身心痛苦和伤害。
第五条：不得进行有理由相信会导致死亡或致残伤害的实验。
第六条：风险程度不应超过实验问题的人道主义重要性。
第七条：应做好充分准备并提供适当设施以保护受试者。
第八条：实验仅由科学合格的人员进行。
第九条：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有权随时终止实验。
第十条：主持实验的科学家如有理由相信继续将导致伤害，必须准备终止实验。
第一条是核心。自愿同意。知情同意。这四个字——informed consent——后来成为全球医学伦理的基石。
八
纽伦堡法典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起点。
从它出发，一条清晰的脉络延伸至今：
1947年，纽伦堡法典。
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世界医学协会将伦理原则扩展至临床医学研究，引入独立委员会审查和弱势群体保护。此后多次修订。
1979年，贝尔蒙特报告。美国国家委员会提出三项基本原则：尊重人格、行善、公正。
1974年起，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制度逐步建立。美国联邦法规21 CFR Part 56规定了IRB的组成、运作和责任标准。
今天，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如果你想开展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无论是医学试验、心理学问卷还是社会学访谈——都必须经过IRB或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审查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知情同意。自愿参与。风险收益评估。受试者有权随时退出。
这些原则从哪里来？
从纽伦堡。从那二十三个医生的审判中。从那些被杀害的残疾人、被注射化学物质的双胞胎儿童、被投入冰水的人、被截肢的人、被故意感染疟疾的人的尸体上。
每一份你今天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做手术前签的那张、参加调研前签的那张、吃药前看的那张说明书——它的法律和伦理基础，都可以追溯到1947年8月纽伦堡法庭上的那十条规定。
这不是夸张。这是事实。
九
最后说一件事。
门格勒的逃亡持续了三十四年，横跨三大洲。
1945年1月，他逃离奥斯维辛，换上国防军制服混入军事单位。1945年8月被美军俘获后释放——美军不知道他的名字已在战犯通缉名单上。1945年末到1949年春，他在巴伐利亚罗森海姆附近农场用假名当农工。门格勒家人谎称他已死亡，调查人员信以为真。
1949年7月，他移民阿根廷。家人提供资金支持。1956年以"José Mengele"在阿根廷入籍。1959年西德检察官发现其行踪，门格勒逃往巴拉圭，获该国公民身份。1960年5月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后，门格勒逃往巴西。
1979年2月7日，他在巴西贝尔蒂奥加度假胜地游泳时中风溺亡。终年六十七岁。
1985年，德美以三国政府合作追捕。德国警方搜查门格勒家族友人在金茨堡的住所，发现门格勒已死亡并埋葬的证据。巴西警方挖出遗体。美国、巴西和德国法医专家确认遗骸。1992年，DNA证据最终确认。
他为什么能逃亡三十四年？
核心原因是三层保护：家人的系统性包庇——提供虚假死亡信息、资金和假身份；多国政府的疏漏——美军释放战犯、南美多国提供庇护；跨国司法合作迟缓——直到1985年三国才正式合作追捕。
韦尔舒尔在明斯特大学安享晚年。门格勒在巴西海滩上溺水而亡。
这是"塔之暗面"最深的一层暗面。
它不只是说纳粹科学家做了可怕的事情。它说的是——在纳粹科学家做了可怕的事情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到惩罚。韦尔舒尔继续当教授。冯·布劳恩去了NASA。门格勒在巴西游泳。
去纳粹化失败了。不是因为盟军没有尝试，而是因为冷战的阴影太快地覆盖了正义的需要。美国需要冯·布劳恩的火箭技术来对抗苏联。西德需要韦尔舒尔这样的科学家来重建学术体系。没有人有耐心去追究每一个案例。
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一点。他去了瑞士。
马克尔在2001年说："最诚实的道歉形式在于对罪责的揭露。"这句话是在事件发生五十多年后才说出来的。
十
我写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反复想到一件事。
象牙塔——大学、研究所、学术机构——之所以被称为"塔"，是因为它应该高于地面。高于日常政治的肮脏，高于种族仇恨的狂热，高于战争机器的碾压。它的存在是为了守护一些东西：真相、理性、人的尊严。
但塔有暗面。
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说"元首就是德国唯一的现实和法律"——那是塔的暗面。
四十二名哥廷根教师联名谴责弗兰克的辞职——那是塔的暗面。
校工雅各布·施密德举报绍尔兄妹——那是塔的暗面。
韦尔舒尔在明斯特大学安享晚年——那是塔的暗面。
冯·布劳恩用奴隶劳工造火箭然后去了NASA——那是塔的暗面。
门格勒带着巧克力走向双胞胎儿童——那是塔的暗面。
但塔也有光面。
弗兰克拒绝特殊待遇、主动辞职抗议——那是光面。
希尔伯特说"哥廷根已经没有数学了"——那是光面。
索菲在起诉书背面写下"Freiheit"——那是光面。
胡伯教授在狱中写莱布尼茨传记——那是光面。
格拉夫被推迟行刑六个月始终拒绝出卖同伴——那是光面。
哈伯拒绝解雇犹太员工、辞职流亡——那是光面。
马克尔说"最诚实的道歉形式在于对罪责的揭露"——那是光面。
纽伦堡法典的第一条——"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那是光面。
塔永远是有两面的。它永远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它的暗面从来不会完全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下一个机会，等待下一次恐惧、仇恨或冷漠的浪潮将灯光熄灭。
你今天走进任何一所大学的医学伦理课课堂，第一节课讲的都是纽伦堡法典。每一个医学研究生在开始人体研究之前，都要通过IRB的伦理审查。每一份知情同意书上都印着那十条原则的精神。
这些规则是用血写出来的。
【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