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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1942年7月，一列军用火车在波兰大地上缓慢行驶。车厢里挤着三个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被派往东线担任医护兵。
其中一个叫汉斯·绍尔。另一个叫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第三个叫威利·格拉夫。
他们都二十四岁。
火车在一个波兰小站停了下来。汉斯从车窗翻出去，看到站台上有一群戴着黄色大卫星的妇女和女孩，在路堤上做重体力劳动。
他走向一个年轻消瘦的女孩，从口袋里翻出他的"铁质口粮"——巧克力、葡萄干和坚果——塞进她手里。
那个女孩看了他一眼，以一种受了骚扰但无比骄傲的姿态，把它扔在他脚边的地上。
汉斯捡起来，微笑着说"我想做点什么让你高兴"，然后摘了一朵雏菊放在她脚边。
回到车厢后他沉默了很久。后来他的姐姐英格·绍尔记录下了这一幕。
还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走在强迫劳动队伍最后的犹太老人。"那是一张精雕细琢的学者面孔。汉斯在那里读到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深渊般的苦难。"他偷偷把烟袋塞进老人手中。
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双眼睛中瞬间闪过的喜悦。
在东线的三个月里，汉斯、施莫雷尔和格拉夫亲眼目睹了德军对犹太平民的系统性屠杀，看到了战俘营里苏联战俘的惨状。格拉夫在写给姐姐的信里说："东方的战争导致了如此可怕的事情，我从未想过可能……有些事情让我深感不安……简直不可想象这样的事情存在。"
1942年秋天，三个人回到了慕尼黑。
他们决定做点什么。
二
二
1942年6月，在去东线之前，施莫雷尔和汉斯就已经写了四份传单，用打字机打出来，油印机复印，每份大约一百份。他们从电话簿上抄地址，手写信封，邮寄给慕尼黑周边的教授、书商、作家和朋友。
传单署名"白玫瑰"（Die Weiße Rose）。
为什么叫白玫瑰？没有人知道。施莫雷尔喜欢玫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某种象征——纯洁与刺。
第一份传单大量引用了席勒和歌德。结尾写道："不要忘记每个民族都值得拥有它所忍受的政府。"
第二份传单说出了他们在东线看到的一切：
"自从征服波兰以来，三十万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以最野蛮的方式被谋杀。这是对人类尊严最可怕的犯罪，是整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罪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场令人发指的屠杀，而德国人民不去搅扰它……任何人都不能推卸责任——每个人都会负上罪责！"
第三份传单写道："我们现在的'国家'是邪恶的独裁政权。如果你知道这一点，那为什么不行动？为什么你容忍这些统治者逐渐在公开和私下剥夺你一项又一项权利，直到有一天什么也不剩？"
第四份传单呼吁："我们不是生长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吗？……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坚定反对者都必须自问如何最有效地对抗当前的国家。破坏军工厂和战争工业。破坏一切集会、游行、公开仪式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组织活动。阻碍战争机器的运转。"
1942年7月23日到11月6日，三个人被派往东线，传单活动中断。回到慕尼黑后，一个新成员加入了。
汉斯的妹妹，索菲·绍尔。
三
三
索菲·绍尔1921年5月9日出生，比汉斯小三岁。
她小时候是"德国少女联盟"（BDM）的积极成员——纳粹的少女组织。但她哥哥汉斯1937年因参与被禁的非纳粹青年团体被捕，这件事在索菲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裂痕。从那以后，她开始慢慢从纳粹支持者转向怀疑者，再转向抵抗者。
1942年5月，索菲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她看到了哥哥散发的那种传单。她很欣赏传单的内容和作者的勇气。
然后她发现，作者就是她哥哥。
据国家二战博物馆记载："当她发现哥哥的参与后，她要求加入这个团体。她不想再保持被动。"
索菲的加入不仅仅是多了一双手。她承担了大量危险的后勤工作——购买纸张、信封和邮票（这些都是配给供应的，大量购买会引起注意），打字、油印、邮寄。
到1942年底，白玫瑰的核心成员扩展为六人：汉斯·绍尔、索菲·绍尔、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威利·格拉夫、克里斯托夫·普罗普斯特——五个人都是慕尼黑大学的医学生——以及一位教授。
库尔特·胡伯。
四
四
胡伯教授1893年生于瑞士库尔，父母是德国人，在慕尼黑长大。他自幼在音乐、哲学和心理学方面展现出惊人天赋，1926年成为慕尼黑大学心理学和音乐教授。
胡伯通过参加他讲座的汉斯和施莫雷尔接触到白玫瑰运动。起初他拒绝了。他认为传单不会对公众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太危险了。
但到了1942年12月，他改变了想法。在法庭上他陈述道：
"在一个压制自由表达公共意见的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必然不得不诉诸非法手段。"
胡伯撰写了白玫瑰的第六份，也是最后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引用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那是1943年2月初，德国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约九万人被俘。传单写道：
"即使是最愚钝的德国人也已睁开双眼，看到以德国民族自由和荣誉之名对欧洲发动的可怕屠杀……德国的名字将永远蒙羞，除非德国青年最终站出来……学生们！德国人民看着我们！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民族在等待我们的觉醒！"
1943年1月27日到29日，第五份传单发出，印制了六千到九千份，邮寄至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六座城市。盖世太保随即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
1943年2月初，绍尔兄妹等人在慕尼黑建筑上用焦油涂写"自由"、"打倒希特勒"等标语。
2月中旬，第六份传单印制了八百到一千二百份。
五
五
1943年2月18日。
上午，汉斯和索菲带着一整箱传单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他们将传单放在各处——走廊、教室门口、窗台上——让学生上课间隙可以发现。
传单差不多发完了。汉斯的包里还剩下一叠。索菲的包里也剩了一些。
他们走上了二楼。
接下来的事情有多种版本的叙述，但核心情节是一致的。索菲走到二楼中庭的栏杆前，把剩下的传单一把推了出去。
传单像白色的雪片一样飘落到一楼大厅。
这一幕后来成为每部关于白玫瑰的电影和纪录片中的标志性画面。
校工雅各布·施密德看到了飘落的传单。他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党员。他拦住了汉斯和索菲，将他们移交给盖世太保。
施密德因此获得了三千帝国马克的奖励并被晋升。战后在去纳粹化审判中，他被认定为"主要犯罪者"，服了五年苦役。
汉斯的包中还留有第七份传单的草稿——克里斯托夫·普罗普斯特写的。这让盖世太保直接锁定了普罗普斯特。2月20日，普罗普斯特在因斯布鲁克被捕。
六
六
审判在四天后就来了。
1943年2月22日，审判在慕尼黑司法宫举行。从柏林专程飞来的"人民法院"庭长叫罗兰·弗莱斯勒。
弗莱斯勒被称为"疯狂的希特勒本人"。他穿着红袍，戴着红色毡帽冲入法庭，同时扮演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他的定罪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死刑判决记录超过一千八百例。他的声音因愤怒而哽咽，一只眼睛比另一只大得多，愤怒时左眼会"像弹球一样在巨大的眼眶里乱弹"。
他称被告为"令人厌恶的、恶心的罪人"。
索菲在法庭上毫不退缩。
弗莱斯勒最后问她是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在当前战争阶段应被视为对共同体的犯罪"。
索菲回答：
"我现在和以前一样认为，我为我的民族做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事。因此我不后悔我的行为，并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她还对法庭说：
"总得有人开个头。我们所写和所说的话，也是许多其他人所相信的。只是他们不敢像我们这样公开说出来。"
据另一份记录，她还说："我们站的地方，你们很快也会站在这里。"
在被处决前一天，索菲在起诉书的背面写下了一个词：
Freiheit.
自由。
七
七
审判当天，三个人就被处决了。
1943年2月22日下午五点，慕尼黑施塔德海姆监狱。
行刑者叫约翰·莱夏特，绰号"猎头者"。他在二战期间为纳粹执行了2873次断头台处决。战后他被美军雇用，又以绞刑处决了156名低级别纳粹战犯。
克里斯托夫·普罗普斯特先被处决。他二十三岁，留下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他从未见过。
然后是汉斯。
在被带向断头台之前，汉斯高喊了一声——声音响彻整个监狱——
"Es lebe die Freiheit!"——自由万岁！
然后是索菲。
据她的狱友埃尔泽·格贝尔报告，索菲的遗言是：
"如此美好、晴朗的日子，我却不得不走了。但如果通过我们，成千上万的人被唤醒并付诸行动，我的死又算得了什么？"
另一种记录是她只说了一句："Die Sonne scheint noch——太阳还在照耀。"
索菲当时二十一岁。汉斯二十四岁。
他们的父母罗伯特·绍尔和玛格达莱娜·绍尔坐在审判庭的旁听席上。罗伯特·绍尔是纳粹政权的早期批评者，曾因批评希特勒的言论而被监禁。是他培养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家里的餐桌上，他们可以进行开放而诚实的讨论。
八
八
但白玫瑰的故事没有在2月22日结束。
1943年4月19日，第二次审判。施莫雷尔、格拉夫、胡伯教授被判处死刑。
胡伯在狱中还完成了一部关于莱布尼茨的传记。1943年7月13日，他与施莫雷尔一同被处决。施莫雷尔二十五岁。胡伯教授四十九岁。
格拉夫的执行被推迟了将近六个月。
盖世太保希望他供出白玫瑰网络的其他成员。他们提出，如果他合作就改变判决。在他拒绝后，他们威胁他的家人。
审讯手段包括用强光持续照射他的眼睛，三个声音以不规则、不可预测的模式对他进行审问——连续数天数夜。
他始终拒绝合作，没有出卖任何同伴。
1943年10月12日，格拉夫最终被处决。他在临终信中写道：
"今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恒。最让我痛苦的是，我给活着的人带来了如此大的伤痛……我从心底请求你们，父亲和母亲，原谅我给你们带来的痛苦和失望……我深深地爱着你们所有人。"
格拉夫二十五岁。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胡伯教授被捕的第二天，作曲家卡尔·奥尔夫到访他家。胡伯的妻子恳求奥尔夫利用他的影响力帮助丈夫。奥尔夫说，如果他与胡伯的友谊被发现，他就会被"毁掉"。他离开了。胡伯的妻子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奥尔夫深感内疚，写信给已故的胡伯请求宽恕。
九
九
白玫瑰的传单没有被火焰吞噬。
传单的走私路线是这样的：从德国到瑞典，再从瑞典到英国。
第六份传单——胡伯教授写的那份——的文本被运到英国后，被重新印刷，更名为"慕尼黑学生宣言"。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各地空投了数百万份传单副本。
1943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了慕尼黑的学生抵抗运动。
1943年6月，托马斯·曼在BBC对德广播中提到了白玫瑰的行动。他对德国人民说：这些年轻人的勇气不会被遗忘。
1943年2月到10月，约六十名白玫瑰的同谋者受审，部分人被长期监禁。绍尔和格拉夫等人的家庭成员也因纳粹的"株连"（Sippenhaft）政策受到迫害。
还有一个尾声。
1944年10月13日，第三次审判在多瑙沃特进行。汉斯·莱佩尔特和玛丽-路易丝·雅恩受审。莱佩尔特被判处死刑，1945年1月29日被处决。雅恩被判十二年监禁。
莱佩尔特是白玫瑰精神的延续——他在读到白玫瑰传单后继续了抵抗。
十
十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
索菲·绍尔在1942年之前是"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汉斯·绍尔在1937年之前也并非明确反纳粹的人。他们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系列事情累积的结果——哥哥被捕、劳役团中的屈辱、东线亲眼目睹的暴行、对周围沉默的愤怒。
然后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印传单。他们邮寄传单。他们在墙上写字。他们把传单从二楼推下去。
在那个国家机器面前，这些行为看起来微不足道。传单改变不了战争进程。墙上的字迹第二天就会被刷掉。推下去的传单被一个纳粹校工看到了。
但索菲在法庭上说了那句话：
"总得有人开个头。"
她还说："我们站的地方，你们很快也会站在这里。"
一年多以后——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把炸弹放进了希特勒的会议室。他没有成功。但他说的话和索菲说的是同一件事：总得有人做。
1943年2月22日那天，慕尼黑施塔德海姆监狱的断头台落下三次。
汉斯在最后喊了"自由万岁"。
索菲说"太阳还在照耀"。
她二十一岁。一个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女孩。专业是生物学和哲学。喜欢在慕尼黑的山里徒步。弹钢琴。画水彩画。喜欢孩子。
在起诉书背面，她写了"Freiheit"。
今天，慕尼黑大学主楼中庭的地面上，嵌着一些散落的白色页面——铜制的，像传单一样散落在地砖上。那是白玫瑰纪念碑。每天都有学生从上面走过。
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广场被命名为"绍尔兄妹广场"。广场上的地砖刻着"这里曾经有勇气"。
在德国，有近两百所学校、街道和广场以绍尔兄妹或白玫瑰的名字命名。
德国没有一个城市以弗莱斯勒命名。没有一个广场以施密德——那个举报他们的校工——命名。
这是历史的最终判决。
它不是在1943年2月22日做出的。它是在之后的每一天里，由每一个记得索菲·绍尔的人做出的。
"总得有人开个头。"
她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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