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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1933年5月10日，柏林下着小雨。
晚上九点刚过，火炬游行队伍从洪堡大学前方的广场出发，穿过菩提树下大街。学生们穿着褐衫，腰间系着纳粹标志的臂章，抬着一捆又一捆的书。游行最前面是一面横幅，写着"反对非德意志精神"。
队伍的终点是歌剧院广场——今天叫贝贝尔广场。广场中央搭了八个劈柴垛，堆得有三四米高。学生们把书往上扔，火焰腾起来有十米高，火光映着四万张脸。
广场周围站满了人。有穿制服的冲锋队和党卫军，有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有穿学术袍的大学教授。军乐队在演奏。德国广播电台在做现场直播。
午夜时分，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广场边。约瑟夫·戈培尔从车里走出来。
他穿着一件深色风衣，脸色苍白，嘴唇很薄。走到火堆前，他停下脚步，看着火焰吞噬那些书的封面——马克思、弗洛伊德、雷马克、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然后转过身，面对四万张被火光照亮的脸。
他说：
"极端的犹太唯智主义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德国革命的突破已经重新为德国的道路扫清了障碍。未来的德国人不仅是有书本的人，也是有品格的人。鼓起勇气去无情地直视生活，丢掉对死亡的恐惧，重拾对死亡的敬畏——这就是这代青年人的任务。所以，你们在这个午夜时分把过去的非精神扔进烈火，是很对的。这是一个强大、伟大、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从这些废墟里会胜利崛起新精神的凤凰。旧事物会在烈火里湮灭，新事物会从我们自己心中的烈火里重新崛起！帝国和民族以及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
美联社驻柏林记者路易斯·洛克纳站在人群里记录下了这一幕。他注意到学生们在火堆旁"表演了名副其实的印第安舞蹈和咒语"。
每扔一类书进去，学生们就高喊一句口号。
"不要阶级斗争和物质主义，而要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我把卡尔·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作品扔进烈火。"
"不要颓废和道德堕落！而要家庭和国家的纪律和风俗！——我把亨利希·曼、恩斯特·格雷舍和埃里希·凯斯特纳的作品扔进烈火。"
"不要在文学上背叛世界大战的士兵！——我把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作品扔进烈火。"
凯斯特纳在现场。
这是整个事件中最荒诞的细节之一。埃里希·凯斯特纳，儿童文学经典《埃米尔擒贼记》的作者，是唯一一位亲自到焚书现场目睹自己作品被焚烧的黑名单作家。他混在人群里，没有人认出他。戈培尔在演讲中点到了他的名字，他站在人群里听着，看着自己的书被扔进火焰。
此后十二年，凯斯特纳被禁止在德国出版任何作品。他只能在瑞士印刷，在国内处于"内部流亡"状态。
二
二
焚书名单是谁开的？
一个叫沃尔夫冈·赫尔曼的图书管理员。他在布雷斯劳市立图书馆工作，1933年初编制了一份"黑名单"——94名德语作家和37名非德语作家。这份名单发表在德国出版业行业杂志上，随后成为全国焚书运动的操作依据。总计约2500名作者的作品被列入查禁范围。
但真正组织焚书的不是纳粹高层，而是德国学生联合会。1933年4月初，他们宣布在全国大学开展"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目标是"净化"图书馆。学生们冲进公共和私人图书馆，把书扔到街上，装上手推车运到广场。
这场运动波及了超过七十个德国城市。柏林最大，四万人；但波恩、法兰克福、慕尼黑、德累斯顿、汉诺威、维尔茨堡——每个大学城都在烧。有些地方因为下雨推迟了，有些安排在夏至——德国传统的篝火节日。
2018年我在贝贝尔广场第一次看到米夏·乌尔曼设计的"空图书馆"纪念碑。它是一块嵌在广场地面上的玻璃板，透过玻璃往下看，是一个空荡荡的地下房间，白色的书架排列其中，恰好能容纳两万本书——恰好是那天晚上被烧掉的数量。
玻璃板旁边地上嵌着一块金属牌匾，上面刻着海涅那句话。
海涅本人是个犹太人。他的作品也在那天晚上被烧了。
那句话写于1821年，距离1933年焚书一百一十二年，距离奥斯维辛开始运作一百二十二年。
三
三
焚书之后不到一年，哥廷根就没有数学了。
说这句话的人叫大卫·希尔伯特，被誉为“现代数学之父”。
希尔伯特1862年生于柯尼斯堡，1895年到哥廷根大学任教，此后再也没有离开。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你如果学过数学专业，就一定听过希尔伯特空间、希尔伯特基定理、希尔伯特纲领、希尔伯特23个问题。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他提出的23个未解决数学问题，定义了整个20世纪数学研究的方向。
到1920年代，哥廷根是世界数学的中心。全世界的数学博士生如果能拿到一张去哥廷根的船票，就等于拿到了通向学术殿堂的钥匙。希尔伯特身边聚集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人：
理查德·库朗，应用数学家，1920年成为数学研究所所长，192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建成了数学研究所大楼——本森街3-5号。赫尔曼·外尔，1930年从苏黎世ETH回到哥廷根，接替退休的希尔伯特。马克斯·玻恩，理论物理学教授，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后来195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詹姆斯·弗兰克，实验物理学教授，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埃米·诺特，抽象代数的奠基人，爱因斯坦说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数学家。
1933年4月7日，《恢复职业公务员法》颁布。所有"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被解职——大学教师属于公务员体系。法律最初有一战前线退伍军人的豁免条款，但后续修订不断扩大范围。
库朗是犹太人，参加过一战，自以为有豁免条款保护。1933年5月5日，他收到了一封官方信件——强制休假。他的同事外尔接任数学所所长，尽力为他争取复职，但未果。库朗先去剑桥待了一年，1934年去了纽约大学。
外尔本人的妻子是犹太人，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1933年，他选择离开哥廷根，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玻恩在1933年5月初被停职。他去了剑桥，后到爱丁堡大学任教，一直待到退休。弗兰克也是犹太人，同样有一战豁免——但他拒绝接受特殊待遇。1933年4月17日，他主动写信给科学教育部，请求解除自己的正教授职务，以抗议犹太同事被解雇。
他希望其他同事能效仿他。
这个希望落空了。四十二名哥廷根大学教师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弗兰克的辞职行为是"破坏行动"（Sabotageakt）。
埃米·诺特被解职后去了美国布林莫尔女子学院，1935年因手术并发症去世，年仅53岁。
到1934年，哥廷根数学物理系的灵魂人物几乎全部离开。
大约在那之后不久——具体日期众说纷纭，但场景被反复引用——纳粹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希尔伯特。
鲁斯特问："哥廷根的数学现在怎么样了，既然已经摆脱了犹太人的影响？"
希尔伯特回答："哥廷根已经没有数学了。"
希尔伯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1930年退休，1933-34年冬季学期讲授了最后一门课后再也没有踏进数学研究所一步。1943年2月14日，他在哥廷根去世，享年81岁。葬礼上只有不到十个人。
而库朗在纽约大学创建的数学研究所，今天叫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是世界应用数学的顶尖中心。外尔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到1951年退休。玻恩在爱丁堡培养了一代物理学家。弗兰克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来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但他主持的委员会建议不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是先在无人区做示范演示。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1901年到1932年，德国获得了全部诺贝尔科学奖的三分之一。1933年之前，在世的德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有十九人。到1945年，只剩九个。
希特勒曾对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厄说："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
他说到做到了。
四
四
同样在1933年，在哥廷根西南约四百公里的弗莱堡，另一个人做出了他的选择。
马丁·海德格尔。
1889年出生，1927年出版《存在与时间》，一举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老师是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创始人，犹太人。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胡塞尔退休后空出的弗莱堡哲学教席。《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埃德蒙德·胡塞尔——以敬仰和友谊。"
1933年4月21日，海德格尔被弗莱堡大学全体大会一致推选为校长。5月1日，他加入纳粹党，党员编号3125894。
5月27日，他发表了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说。在演讲中，他要求按照领袖原则重组大学，强调大学应与"国家和德国民族的需要"融为一体，提出大学的三个"服务"：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
后来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出了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
"让学说和观念不要成为你们的向导。元首就是德国唯一的现实和法律。"
在校长任内，他做了什么？
他向希特勒发电报，敦促推迟大学校长会议。他参加了支持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的全国公投巡回演讲。1933年9月29日，他向当局告发了化学教授赫尔曼·施陶丁格——后来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指控他在一战期间申请瑞士公民身份，是和平主义者。1933年12月16日，他秘密告发了哥廷根哲学教授爱德华·鲍姆加滕。
而他的老师胡塞尔，1933年后被禁止使用弗莱堡大学图书馆。
1938年胡塞尔去世。葬礼上只有两位教授出席。海德格尔不在其中。他既没有出席葬礼，也没有发表任何悼念。
1941年，《存在与时间》重新发行。海德格尔移除了扉页上对胡塞尔的献词。
1934年4月，海德格尔辞去了校长职务。直接原因是教育部长要求他免去两位非纳粹党员的院长职位，代之以"可靠的党员"。他拒绝了。他自己后来总结辞职原因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大学和科学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观点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这条"鸿沟"在1933年5月到1934年4月之间似乎并不存在。
战后，海德格尔被法国军政府禁止教学。1945年12月，雅斯贝尔斯在写给去纳粹化委员会的信中说："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其本质是不自由的、独裁的、无法沟通的，在今天将产生灾难性的教育影响。"
1947年，流亡美国的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写信要求海德格尔公开忏悔。海德格尔拒绝了。
1948年1月20日，他回信给马尔库塞。在信中他没有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任何歉意，反而说德国人民也在受苦。
1953年，他出版了《形而上学导论》。在书中，他回顾性地称赞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与伟大"。这一表述在战后版本中未被删除。
2014年，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前三卷在德国出版。其中包含多处公开的反犹太段落。这进一步坐实了反犹主义与其哲学思想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的判断。
海德格尔从来没有为他在1933年的选择做出过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忏悔。1966年他接受了《明镜》周刊的采访，但要求在他死后才能发表。1976年他去世后，这篇访谈才公之于世。
他在访谈中说了一句被广泛传播的话——引用的是法国诗人瓦雷里——"思想伟大的人必定也会大错特错。"
这是他对自己一生最接近忏悔的表述。
五
五
1933年5月10日那天晚上，当戈培尔在柏林发表演讲的时候，在德国各地的大学城里，类似的一幕正在同时上演。
在慕尼黑国王广场，在法兰克福罗马广场，在波恩、德累斯顿、汉诺威、维尔茨堡——火焰在各处升腾。
从焚书到焚人，只用了不到十年。
1933年烧的是纸。1942年开始烧的是人——在贝乌热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用从T4安乐死计划那里转移过来的毒气设备。
这之间有一条线。
那条线从贝贝尔广场的火堆出发，穿过哥廷根空荡荡的数学研究所大楼，穿过弗莱堡大学校长办公室里海德格尔的那支笔，穿过被四十二名同事谴责的弗兰克的辞职信，穿过希尔伯特那句冰冷的"哥廷根已经没有数学了"——最终到达了集中营焚尸炉的烟囱。
每一个环节都有知识分子参与。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可以选择说不。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或合作。
海涅在一百一十二年前就看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那只是一个前奏。"
今天你走在柏林贝贝尔广场上，透过地面上的玻璃板往下看，会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地下图书馆。两万个空书架位。
旁边的牌匾上刻着那句话。这是一种历史逻辑的揭示——当社会开始焚书的时候，焚人就不远了。海涅看到了。1933年站在火堆旁的四万人和全德国的大学生没有看到。或者他们看到了，但不在乎。
而希尔伯特，那个衰老的、几乎失聪的、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哥廷根散步时摔断了手臂，此后再也无法行走。1943年他在黑暗中死去。他的世界——那个曾经让全世界仰望的哥廷根数学黄金时代——在他眼前消失了。
他说：哥廷根已经没有数学了。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是关于数学的。它是关于一个文明如何自我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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