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宗教都需要圣地——一个人与他方世界往来的通道。在古埃及与耶路撒冷,这条通道的主体是宏伟的神庙:国王与祭司在其中举行仪典、献上祭品、领受神意,有围墙,有屋顶,有门槛。
然而,一世纪的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里记下了日耳曼人截然不同的看法:把诸神禁锢在围墙之内,或塑成人间的面貌,都与神性的尊严不相称;他们的圣地是森林与树丛,他们把神的名号加于那隐秘的存在——“唯有敬畏之眼才能看见”。
以罗马人的标准来看,这几乎不像一处宗教场所:没有门票,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屋顶。希腊与拉丁作家屡屡提到这些民族的圣林与圣树丛、林间空地与山顶的圣所、泉边湖畔与岛屿上的圣地,以及专为贵族亡者划出的葬地——语气里混着好奇与不解。但北方的气候并未把日耳曼人赶进室内。他们寻求与超自然力量接触的地方,大多在露天;谁都可以从远处看见,只是未必走得进去。
观察日耳曼人如何”制造”一处圣地,最好的样本是冰岛。九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登岛时,岛上没有先前的定居者,没有古坟可以把某处标记为旧圣所——整座岛屿任其挑选。这在宗教史上是罕见的空白实验:一片新领土,从零开始成圣。
最简单的圣地是赫尔加菲尔,斯奈山半岛上一小处天然岩露,形如长冢。早期定居者莫斯图尔的托罗尔夫敬奉此山:山上不得施行任何暴力,人与牲畜皆免受伤害,不得污秽;人未沐浴不得”望”它——有学者把那个动词解作”转身向它祈祷”,否则禁令在方圆许多英里内根本无法执行。托罗尔夫还相信,他和族人死后会进入此山。
于是这座岩山既是他方世界的入口,也是亡者的居所;从一侧看,它像一座带门的房子。记载此山的《埃伊尔萨迦》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作者或许就是赫尔加菲尔奥古斯丁会修道院的修士——此地自基督教早期便是冰岛西部的学术中心,“博学者”阿里·索尔吉尔松于1067/8年出生在这里,修士们到来之前,山上已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图书馆。萨迦保存的本地传统,因此不太像无稽之谈。今天它仍是地标,小小的教堂紧邻其旁,远处可望,一如定居时代。
性质不同的是辛格韦德利,冰岛人法律大会阿尔庭的会址。十世纪,乌尔夫约特自挪威带回法典,他的兄弟格里姆踏遍全岛,选定了这处下沉谷地中的火山裂谷:湍急的斧河在此注入大湖,一排扭曲的岩石构成壮观的背景与天然的回音壁——每年”宣法人”在法律岩上宣读法律时,它想必十分有效。前方平原足以容纳全岛各地代表搭起的草皮棚屋。组成大会的地主们,连同亲族、随从、商人与各色依附者,每年仲夏在此度过两周;会址靠近主要居民区,最偏远的地方骑小马两周内也可到达。
那里没有神庙——从未有过,考古学挖不出来——然而阿尔庭的职掌是宣读法律、修改制度、裁决来自冰岛四方的纠纷,四方各有自己的小庭会;一切与法律相关的事务都处于诸神统辖之下,会期逢周四开幕,那是托尔的日子。会上举行献祭宴饮,早年还有会期不得携带武器的禁令,尽管未必始终严格执行。公元1000年,冰岛人正是在此决定接受基督教;1798年大会迁往雷克雅未克时,它已在露天的风里行使了八百年的最高权力。
这两处维京时代的圣地无需任何纪念碑来使人铭记。辽阔的空间感与远山远湖,赋予它们同一种神性氛围。需要补一句凯尔特方面的对照:北欧人的”新”圣地往往没那么新。爱尔兰塔拉山下压着青铜时代的墓葬,马恩岛的廷瓦尔德议会山干脆就堆在一座青铜时代古冢之上。北欧人惯于把新圣地坐在别人的旧骨头上——只是在冰岛,他们连旧骨头都没有,只好从头圣起。
塔西佗断言日耳曼人不为神造像。考古学家后来从泥炭沼里挖出的东西,让这句话略显尴尬。北日德兰布罗登比约出土的一尊木像,以带杈的橡木粗略成形,除了一张面具似的脸和一根被雕成巨大阳具的树枝之外,几乎不加修饰;西兰岛鲁德·埃斯基尔斯楚普的坐像刀法娴熟,披斗篷,戴三重项圈,胡须浓密,大眼睁然,膝上捧着一件无法辨认的方形物品——有人说那是沃登,但没有确证;石勒苏益格布拉克的一男一女两尊木像略高于真人,臂部留着榫眼,眼睛大概用的是卵石——孢粉分析说它们是维京时代立的,立像者也许是斯拉夫人。圣所的使用者可以更换,圣所本身不换。布拉克木像近旁那处伴有雕石与陶片的炉灶,数百年来多半为不同民族轮番使用。
关于这类木像的仪式,最完整的目击记录来自一位旅行者。921年,阿拉伯学者伊本·法德兰奉巴格达之命出使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在城中迷上了河对岸商人区的罗斯人——一群来东欧贸易的瑞典人。他记下他们立的木像群:一根长木,有一张人样的脸,周围环绕小像,背后是打入地中的长桩。罗斯商人一到商站,便向主像献上面包、肉、韭葱、丝绸与啤酒,祈求他的主派来出得起好价的富商;灵验了,就杀牛羊献祭,把肉留在像旁,把牲畜的头插上木桩;不灵验,便转而求那些小像帮忙——他被告知,那是神的儿女们。这是一套完整的商业祈祷流程,还附带备用申诉渠道。行旅与圣地在此合为一体:商路延伸到哪里,简易的神殿就立到哪里。
凯尔特方面,卢坎在《法萨利亚》里描述过马萨利亚附近一处圣所:幽暗的泉眼,面目狰狞的神像由斧头自未经修整的树干上粗陋劈成,已腐朽发白——公元前一世纪被恺撒夷平。而凯尔特的石像另有一种力量:斯图加特附近希尔施兰登的裸体战士,戴项圈与匕首,头顶尖帽,立于坟冢之上,与古典作家”凯尔特人裸体作战”的记载相符;霍尔茨格林根的双面巨像,两张脸如罗马的雅努斯,头顶弯冠或为双角——严峻而超然,更像偶像而非纪念碑。还有塞纳河源头出土的一系列小像,是前来求愈的朝圣者留下的还愿供品。圣地的访客从来不止一种:有的来开会,有的来做生意,有的来求一条好腿。
国王的巨大坟冢本身就是象征,是他方世界的通道。瑞典老乌普萨拉的三座巨冢覆于民族大迁徙时期的火葬墓上,周围簇拥小冢;有些冢顶被削平,略带坡度,像一座舞台,站在下面的人能看见上面的举动。北欧文学传统里,坟冢是国王与先知踞坐以求智慧与灵感的地方,是颁布告示、宣告新法、新王即位的所在。马恩岛的廷瓦尔德山把这套制度一直演到今天:阶梯状冢丘,顶层的位置属于在位君主——通常由副总督代表——主教与法官陪同,下面三层依次是钥匙院议员、地方代表与教会牧师,仲夏集会,年年如此。世界上延续最久的议会之一,其开会的合法性来自一座坟。
爱尔兰的冢丘与此遥遥相对,只是交通方向相反。在那里,冢同样是集会场所的一部分,坐在王廷附近冢丘上的人屡屡遭遇异象;前基督教时代的诸神图阿萨·德·达南,据说在基督教到来后便退入了这些冢丘,达格达的居所就在博因河畔的纽格兰奇大冢。每年11月1日萨温节,冬季之始,人们相信通往他界的道路洞开——那一夜,活人入冢、亡者回访生者的故事数不胜数。北欧人相信亡者走进山,爱尔兰人相信亡者还会出来;相同的是,坟冢从来不是旅程的终点。
冢上还有石头。瑞典因格林格冢出土的那块雕石,人称”瓦伦德国王的宝座”——它究竟是座椅,还是在某个仪式场合像仲夏滚轮那样被滚下冢丘,已无从知晓。
凯尔特人在”中心石”上走得更远。爱尔兰的图罗石以拉坦诺风格的不对称曲线饰满全身,有人从中读出复杂的四分割结构;它与德尔斐阿波罗圣所的脐石惊人地相似——大地的肚脐,世界的中心。乌斯内克有”分界石”,按杰拉尔德·坎布伦西斯的说法是”爱尔兰之脐”;一部中古文献把乌斯内克与塔拉形容为同一动物的两枚肾。
最著名的还是塔拉的法尔石,“知识之石”:它会在注定要为王的人脚下发出轰鸣,更早的记载说它对着真王的车轴尖啸,同时两块名为”布洛克”与”布鲁伊涅”的石板会为受接纳者分开。爱尔兰的王位继承由一块石头当场宣布,旁听者众,难以作弊。日耳曼世界同样在即位石上立国——日德兰人的”达内里格”、瑞典人的”莫拉石”、后来被爱德华一世搬去威斯敏斯特的斯昆石——只是日耳曼的石头保持沉默,把宣告的工作留给了活人。职责相同,但作风不同。
圣地中心不必是几何中心。辛格韦德利不是冰岛的地理中心——真正的中心在熔岩荒漠里,那里适合精确,不适合开会——但它是象征的中心,道路自四面八方通向它。塔拉也不是爱尔兰的正中,一首中世纪诗歌却把它形容为棋盘的中央一格;阿尔斯特、康诺特、伦斯特、芒斯特四大王国环拱四周。《伦斯特之书》与《莱坎黄皮书》里保存的塔拉大厅座次图,似乎把整个国家复制进了一座中央大厅与四座行省大厅的格局。四方环一:有学者声称,这是日耳曼与凯尔特传统共有的基本格局。恺撒把德鲁伊在高卢的集会地称作”全高卢的中心”——实际在沙特尔附近——四方纠纷送到那里裁决。位置是否居中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朝它赶路。
立柱是日耳曼圣地的另一标志。萨克森人在埃雷斯堡立有高大的”伊尔明柱”,772年被查理曼砍倒;中世纪作家把它与玛尔斯、与太阳相联系,富尔达的鲁道夫称它为”支撑万有的宇宙之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耶弗林遗址里,一座可能是前基督教神庙的木建筑旁,一根巨大的柱础沉入地中——而它紧挨的,本就是凯尔特人的一处旧圣地,那里先前有过青铜时代的冢丘和一座石圈。柱子立在坟上,庙挨着旧庙,神圣的产权一次次易手,地点从未更换。
高卢的”朱庇特柱”是同一观念的罗马化版本:摩泽尔河与莱茵河中游一带,石柱以古典风格雕成,柱基刻四季与星期——太阳周行全年的轨迹;柱顶的朱庇特有时站立,有时骑马,降伏水怪,柱子通常近泉或近河。豪森-安德-察伯那根约公元200年还愿而立的柱子,柱身遍覆橡叶橡实,顶端四季女首之上,骑马的朱庇特正压过一名巨人。二世纪的提尔的马克西穆斯说,凯尔特人心目中宙斯的形象是一棵高大的橡树;另一根残柱上刻着诸神与巨人之战——那是后世北欧诸神黄昏的遥远亲戚。
柱的尽头是树。尤克特拉希尔,北欧神话中最强有力的象征,巨大的树干标出宇宙的中心,枝条覆压万国,诸神集会于树下,九个世界环列四周——正如爱尔兰诸王国环列塔拉,冰岛四方环列辛格韦德利。冰岛无树,这个观念只能来自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与英格兰的大橡树林;但它照样移民到了冰岛,只不过换了载体:大厅与圣所中央的”高座柱”。文献里这些木柱与托尔相联系,早期定居者把它们从挪威家中拆下,随船运到冰岛,在新家园重新立起。日耳曼人的圣地观念里,唯一需要搬家的家具是柱子;宇宙轴心可以打包,这是迁徙民族的务实。传奇里王廷大厅中央立着活树——《沃尔松格萨迦》中,西格蒙德正是从那树干上拔出奥丁插入的剑,剑断重铸,儿子西格德持之屠龙。少年亚瑟自石中拔剑证明王权的故事,是它的远方回声。
圣林则是更古老的容器。塔西佗记塞姆诺内斯人的圣林”因祖先的占卜与邈古的敬畏而神圣”,各部落的大会以献上一名人牲开场,他们相信那是”种族的摇篮与至高之神的居所”;不来梅的亚当说,乌普萨拉的圣树上能看见献祭的人与牲畜的尸身。凯尔特语里许多圣所之名嵌着nemeton——“向天空敞开的林间空地”;安格尔西岛的德鲁伊在圣林中抵抗罗马人,圣树毁于兵火;此后基督教传教士砍了一路。有趣的是回敬:维京时代,爱尔兰国王布莱恩·博鲁据说花了整整一个月,蹂躏都柏林附近托尔的圣林。砍伐圣树是两种信仰共同的见面礼,礼尚往来,谁也不欠谁。
圣地是口岸,交通分两个方向。向上的一支交给天空:能劈倒巨橡的闪电,被日耳曼人视为神力挟火自天而降,由此发展出托尔那含义多重的斧锤之征——击碎岩石,在山峦留下凹痕,制伏混沌的群怪;立柱与旭日的联系是另一版本,太阳的运行意味着岁时相继、生命循环,朱庇特柱上出现四季与月份,不足为奇。
向下的一支交给水与土。泉与井屡见不鲜地守在圣地之旁,有的有疗愈之效,有的不过是洁净水源。斯堪的纳维亚传统中,诸神在世界树旁的集会之所守着一眼圣泉——密米尔之泉,饮其水者得灵感与知识;奥丁把自己的眼睛投入水中作为祭品,换取一饮,以洞见未来。为知识支付的最高运费,且概不退还。爱尔兰的对应物是康拉之井:井上的榛树把榛果落进水里,鲑鱼吞食后顺河而下,食此鱼者得灵感之赐。同样的智慧,但换了一种物流。
若天然通道不存在,人就自己挖一条。凯尔特围场中常见深井般的竖穴直插地中,祭品置于其内:人骨与兽骨,人与狗同葬,雕木像,旺代出土的那株四米长的柏树苗;肯特郡迪尔的一处竖穴深入地下两米半,尽头的椭圆形小室里供着一尊白垩小像,白垩壁上留着踏脚窝——有人下去过。凯尔特人的圣所在河源与湖畔,祭品定期入水;日耳曼人与北欧人则投祭于湖岸与瀑布,冰岛一位早期定居者据说崇拜一道瀑布,向其中投掷食物。贡德斯特鲁普大锅被拆解后安放在泥沼之上,斯凯德莫塞干涸的湖底起出了数量惊人的器物——祭品的旅行是单程的:向下,不返回。爱尔兰德格湖的”圣帕特里克炼狱”把这种下行变成了制度:朝圣者被关进洞穴,彻夜不眠不食,亲尝几分炼狱的滋味。一位二十世纪的朝圣者写道:“夜幕降临时,世界悄然退去。我们仿佛站在两界相交的昏暗之所。”
但露天不等于无界。日耳曼人同样感到需要围合的空间:围起法庭的绳索,为决斗场地所作的精心标划,巫师召唤亡者时所用的地面方格,环绕坟墓的石列——边界本身就是神圣。最早的围场以土垒或壕沟标出,或方或圆,内部或有仪式竖穴、泉眼、炉灶、立柱与立石:科布伦茨附近的戈洛灵是一座直径190米的巨圆,中央柱洞足以立起12米高的柱子;科林附近的利贝尔尼采矩形围场内,有儿童与动物的遗骨、人工平台、藏骨的坑穴,献祭区一块两米高的金字塔形石头被人故意推倒,围场正中葬着一位佩戴拉坦诺饰物的女子——也许是女祭司,墓中两只巨大的青铜项圈,句子到这里断了,用途留给了下一页。
于是圣地显露出它的本质:一个仪式性的、象征性的中心,是创世之时秩序自混沌中涌现之际所立原初中心的模型。人们心知肚明,别处也有许多圣地被冠以同样的名分;但自己的这一处,借仪式与献祭维系着与诸界的往来。塔西佗记过两个部落为河畔一处圣地而战,他们相信那里离天特别近,“祈祷易于上达”——那地方还产盐。神圣与经济从来相处融洽:祈祷上达,盐利下流,两界各取所需。
辛格韦德利至今仍是冰岛人的朝圣地,访客总会被带到那里。露天,无墙,无像,风依旧很大。一千年前人们从四面八方骑马两周赶来,今天人们从雷克雅未克开车一小时抵达。神明不需要围墙,需要的只是有人一直在路上。
日耳曼: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与《编年史》、不来梅的亚当、《埃伊尔萨迦》、伊本·法德兰行纪、《沃尔松格萨迦》、奥劳斯·马格努斯及丹麦编年史、冰岛与瑞典考古遗址(辛格韦德利、老乌普萨拉、斯凯德莫塞等)。
凯尔特:卢坎《法萨利亚》、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波、提尔的马克西穆斯、杰拉尔德·坎布伦西斯、《伦斯特之书》与《莱坎黄皮书》、爱尔兰与高卢考古遗址(塔拉、乌斯内克、图罗石、安格尔西、贡德斯特鲁普大锅等)。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