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是504.1 亿元,电影总票房只有416.3 亿元”。
短视频对人类注意力的影响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有一个反直觉的现象:现代电影不仅没有变短,反而变得越来越长了。
三十年前,一部标准的好莱坞商业片或类型电影,其黄金时长通常被严格控制在90分钟到100分钟之间。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古典叙事结构可以完成一次完美的“起承转合”。
但环顾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动辄120分钟、150分钟甚至接近3小时的视觉巨制已经成为了主流。
从超级英雄电影到科幻史诗,导演们似乎越来越缺乏在两个小时内把故事讲完的能力。观众也只有在这种体量的电影里,才能感到足够过瘾。
我们可以将电影的叙事比作写文章:过去,优秀的电影擅长使用“长难句”。
一个历时数分钟的长镜头,一段充满潜台词、机锋交错的深层对白,或者一个完全依赖演员面部微表情推进的心理段落,就是一个完美的“长难句”。
在这种高级语法中,空间、时间、情绪与人物命运被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它本身具有极高的内部张力和逻辑黏性,能够在一句话、一个段落里承载巨大的信息量与情感深度。
但是,现代观众的注意力已经无法耐心地去解码一个“长难句”了。
他们需要直白、高频、无需大脑深度参与的刺激。于是,现代电影不得不全面妥协,展开了一场将“长难句”拆解为“短句”的运动。
这种拆解带来的,是为了起到同样传达信息量的效果,叙事段落被迫变得冗长,总时长因此膨胀。
原本一个由10个长视频段落就能讲得清清楚楚、转折深刻的剧情,现在必须被拆解成20个、甚至30个更短的视觉短句去拼凑。
当一个完整的长句被强行切碎时,类似语言的“摩擦损耗”就发生了。
每一个短句之间,导演不能再依靠逻辑自然流淌,而是必须人为地加入“衔接词”和“标点符号”。在电影里,这就表现为不断切换的特写镜头、震耳欲聋的音效提示、高频的动作转场,以及为了防止观众走神而频繁设置的刺激点。
现代商业大片正在沦为一种“大型主题公园式的过山车”,每一个转弯都设计好了尖叫点。
它们之所以长达三个小时,是因为导演必须用无数个短刺激,去艰难地拼凑出一个原本可以一气呵成的故事。
这种现代病症,看似是互联网时代的专属产物,但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探照灯打回上个世纪的欧洲影坛便会发现:
早在六十年前,就已经有一位天才的电影大师发现了人类注意力的这一秘密,并且率先用这种“短句拆解”的规律去解构电影了。
他没有活在短视频时代,但他拍电影的逻辑,却成了现代短视频最硬核的形态预言。
这位大师,名叫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
当我们将费里尼的名字与“短视频鼻祖”联系在一起时,许多古典电影爱好者或许会感到冒犯。毕竟,这位手握金棕榈、金狮、奥斯卡多项大奖意大利巨匠,一向被供奉在电影艺术的神坛之上。
然而,如果我们去解构他创作巅峰的那些神作,会发现他与现代短视频生态在视觉语法上有着惊人的、跨越时代的同构性。
费里尼步入现代主义电影殿堂的两部丰碑式作品——《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和《八部半》(8½, 1963),在当时最令影评界震惊的特质,就是它们对传统电影因果链条的彻底砸碎。
传统的古典电影遵循着严密的物理定律:因为A,所以B;因为B,引发C。整部电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直达列车,所有的情节和场景都是为了最终的终点服务。
但费里尼极其厌恶这种僵化的叙事,他敏锐地察觉到,现代人的生活体验本质上就不是线性的,而是杂乱、琐碎、充满偶然与奇观的。
在《甜蜜的生活》长达174分钟的篇幅里,电影几乎没有一条传统意义上的“主线剧情”。它是由男主角马塞洛在七个夜晚和七个黎明里的所见所闻拼贴而成的,每一个剧情单元时间都极短,场景的更换频率高得惊人。
观众跟随着马塞洛的视角,前一分钟还在好莱坞女星喧嚣的接机现场,下一分钟就被切入到了一个荒诞的、宣称看到了圣母显灵的宗教狂热废墟;刚刚还在高雅的贵族沙龙里聆听知识分子的清谈,转眼间又身处充斥着酒精与肉欲的深夜古堡派对。
这些场景之间不存在强烈的因果因缘,你甚至可以任意挪动其中几个段落的顺序,也完全不会影响对电影整体的理解。
而费里尼,就是一个天生的、跨越时代的“视觉奇观制造机”。
电影一开场,一架直升机吊着巨大的耶稣雕像飞过罗马教廷的上空,下方的屋顶上,身穿比比基尼的女子正在晒太阳,向飞机上的男人挥手。
这个镜头即便在今天被截取成一段15秒的短视频发在社交媒体上,依然能够瞬间斩获百万点赞。它不需要任何前因后果的铺垫,它的视觉张力在出现的那一秒钟就已经满溢了。
《八部半》的开场更是一段教科书级别的“现代意识流技术流剪辑”。
陷入创作危机的导演圭多困在堵死的隧道车流中,车厢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烟,周围车辆里的人投来诡异、僵死、如同蜡像一般的目光。
突然,圭多从车窗爬了出去,他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张开双臂,飞上了万里的高空。
紧接着镜头一转,在海滩上,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像拉风筝一样死死拽着拴在圭多脚踝上的绳子,用力将他向地面拽去。随着一声惊呼,绳子断裂,圭多猛地睁开眼——原来,他只是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
这套时空跳跃与梦境拼接,没有任何叙事上的交待,全凭视觉意图的强行缝合。
这种将现实、幻想、梦境和回忆无缝剪辑在一起的语法,不正是如今在短视频的特质吗?
“前一秒我在卧室里打碎一个花瓶,下一秒旋转的碎片带我跌入太平洋的深海”,现代短视频创作者们引以为傲的视觉魔法,费里尼在六十年前就已经玩得滚瓜烂熟。
为什么费里尼把剧情单元切得这么短、场景换得这么频,他的电影时间反而变得更长了?
当因果关系被抽离后,为了让这些相互独立的“短句”不至于散落成一地毫无关联的碎片,导演必须在每一个单独的场景内部,付出成倍的、巨大的叙事和视觉成本。
因为每一个短单元不为整体的因果服务,所以费里尼必须把这个单元拍得极其饱满、极其华丽、信息量极度过载,才能在它存续的时间里,死死勾住观众的眼睛。
费里尼在每一个“短视频段落”里,都在做视觉强力填充。
因为每一个片段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景观,他需要花时间去铺垫它的氛围,去构建它的情绪,去展现它那充满马戏团风格的人群。
没有了因果线的拉动,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连接就变成了一种发散性的叠加。他拍完了一个夜晚的荒诞还不够,他还想拍另一个黎明的迷茫;展现了一个梦境的焦虑还不够,他还必须再塞入一段童年的回忆。
这种形式上的“短”,在内容繁衍的本能下,最终导致了结构上的“长”。
当叙事退化为场景的堆砌,为了向观众传达同等分量的情感或主题,媒介的物理篇幅就必须呈现出几何倍数的扩张。
他的长时长,是为了收纳他那永无止境的、碎裂的视觉欲望。
当我们把六十年前的费里尼与今天短视频放在一起玩味时,会发现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镜像交叠,其内核竟然指向了同一处:人类那无法被填满的、如影随形的虚无感。
费里尼之所以要在他的电影里疯狂地切换场景、把叙事切成短小的单元,是因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他那个时代的虚无,并且表达成一种狂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意大利,正经历着二战后的“经济奇迹”。
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大众媒体的突然崛起、消费主义的泥石流般涌入,瞬间冲垮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古典价值体系。生活变得喧嚣、时髦且充满娱乐,但同时,灵魂也被彻底掏空了。
十六世纪的罗马是用石头建筑的永恒之城,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费里尼笔下的罗马,是一个被闪光灯无情撕碎的、由无数八卦碎片拼凑起来的虚无之城。
电影中有一个让人心碎的隐喻:知识分子斯泰纳,他是男主角马塞洛精神上的灯塔。
斯泰纳家里摆满了艺术品,探讨着深刻的哲学与音乐,拥有完美的家庭。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最不虚无的人,却在一个平静的夜晚,枪杀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饮弹自尽。
“有时,这种平静让我害怕。它只是一种表象,后面隐藏着地狱。”
斯泰纳的自杀,是理性的破产。当传统的宏大叙事、深刻的逻辑和严肃的意义在现代文明面前轰然倒塌时,人们该如何自处?
费里尼给出的答案是:既然无法面对背后的地狱,那就用无穷无尽的马戏团杂耍、用高频切换的奇观、用短小却密集的视觉短句,来填满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无暇去思考痛苦。
我们为什么无法停止向下滑动屏幕的手指?因为“滑动”这个动作的背后,是现代人对“停顿”的极度恐惧。
只要屏幕稍微定格两秒钟,只要画面出现大段的留白与沉默,那阵属于斯泰纳式的、令人窒息的虚无感和焦虑感就会像潮水一样从黑暗里涌上来。
我们疯狂地消费着三分钟电影解说、15秒卡点美女、无限复制的名场面,并不是因为这些内容对我们的人生有多么真知灼见。
我们只是需要用这些“高频的短句”,给大脑进行持续的刺激。
他把一面完整的镜子砸碎,让我们在电影院里坐上近三个小时,看他把这些长长短短的碎片一片片捡起来。
他让你看到短单元的喧嚣、多场景的繁华,是为了在整部电影结束的那一刻,让你透过这漫长的通货膨胀,看清那喧嚣背后的终极黑洞。
在《甜蜜的生活》结尾,清晨的海滩上,狂欢了一夜的达官贵人们看到渔民捞起了一只面目狰狞、死不瞑目的巨大海怪。
费里尼用碎片来解构碎片,用电影的长去对抗时代的浅薄。
短视频把费里尼的杰作最大程度地公式化、数据化,但是算法编织的信息流没有结尾,也没有海滩上的海怪。
它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碎片,彻底消除了任何留白与思考的可能。它不希望你醒来,它只想用15秒一次的感官高潮,将你的大脑催眠在一种永恒的、无意识的快乐停滞状态中。
费里尼天才地为全人类搭建了现代碎片化叙事的视觉骨架,甚至精准地预言了人类注意力终将沦为名利场闪光灯的玩物。
可后代们最终抽干了骨架里所有的灵魂与反思,只留下了纯粹的娱乐狂欢。
当电影从100分钟通胀到180分钟,当我们的生活从长篇大论退化为无数个短视频的无缝滚动,人类并没有变得比六十年前更充实。
我们只是在这个被算法彻底商品化的碎片迷宫里,一边享受着高频的刺激,一边无可挽回地溺死在逐渐涣散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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