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叫何时停止——美国毒品战争始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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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禁毒口号的种族主义
时至1930年，引言中那个被邻居家尖叫声侵扰的男孩——哈里·安斯林格，已经成为了联邦麻醉品管理局（FBN）的首任局长。然而随着禁酒令被逐渐忽视和废除，管理局的预算被逐步缩减，政治地位也逐年衰退。眼见着没几年禁酒令就要被全面废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安斯林格利用当时白人对亚裔、非裔以及拉丁裔的种族歧视，使用带有强烈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大肆宣传大麻的危害，例如“黑人吸食大麻会实施暴力或发疯”“白人女性在使用大麻后会和黑人性交”等。虽然这些关于大麻导致暴力和成瘾的宣传被当时的美国医学会明确反对，但当时美国白人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显然不会因为医学上无法证明而平息。
1937年，安斯林格主导的《大麻税法》通过。这项税法虽然没有直接宣布大麻非法，但其中采用的“禁止性税收”实际上使得大麻的商业流通和医疗使用几乎变得不可能。本来只管制鸦片、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的FBN将管制范围扩大到了一项全新的、此前几乎不被联邦注意到的物质上——《大麻税法》提高了FBN的管理权限和预算需求。而安斯林格通过“大麻疯狂”式的极端种族主义宣传，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保护美国青年免受毒品侵害”的全国性人物，因此获得的公众曝光度将他和“禁毒事业”深度绑定——此后25年，安斯林格稳坐FBN局长席位。
1951年，安斯林格支持的《博格斯法》上线，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定毒品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联邦法律，它不区分毒品使用者和毒品贩卖者，只要持有毒品（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等）便同等量刑，对于再犯及以上，法官也不允许判处缓刑、假释以及暂缓执行。安斯林格认为，长期的监禁而非治疗才是年轻成瘾者所需要的。1956年，《伯格斯法》进一步升级为《麻醉品管制法》，这项法律赋予了缉毒人员无证逮捕嫌疑人的权力，并几乎取消了所有毒品犯罪的假释机会，禁毒的目的被无形的塑造成了逮捕而不是帮助。监狱因此爆满，执法成本大幅提升，而监狱中的因为毒品犯罪的人们则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监狱的康复计划之外，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无论多么努力的改造自己，都无法获得假释和减刑。
回过头看，这项法律是一切美国社会毒品问题负向循环的开端——警察致力于逮捕吸毒者和小毒贩，而没有精力打击和抓捕真正的大毒贩及走私行为；监狱爆满，政府财政压力巨大；政策聚焦于监禁而不是治疗，帮助吸毒者戒毒及重新进入社会的预算也大幅消减；而吸毒者则陷入“吸毒——监狱——找不到工作——复吸”的漩涡中不得翻身。正如我们之前分析成瘾原因时所说，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双管齐下才能解决毒品成瘾问题。打击街头毒贩和吸毒者确实减少了人们和毒品的接触，但结构性贫困、失业、暴力、以及一旦和毒品沾边就只能万劫不复的漩涡又使得穷苦的底层人民很容易对毒品产生心理依赖——社会环境的“绝望”程度决定了人们对毒品的需求程度。所以改善社会环境、减少心理依赖是解决成瘾问题的关键所在。
1965年，时至越战。虽然美国社会内部在执行严厉的禁毒法令，但在战场上却向士兵系统性的发放毒品：使士兵能够长时间清醒和保持警觉的安非他命，用以阵痛而完全不控制用量使用的吗啡。再加上冷战期间，为了实现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默许、保护甚至支持其反共产主义盟友的毒品产业。正是由于出于政治目的的秘密保护，金三角地区的鸦片产量在20年间上升十倍，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鸦片产区。而越南毗邻金三角，比美国境内廉价很多的海洛因及大麻随手可得，这间接导致了约15%的美国士兵染上毒瘾。越南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充满争议、没有明确战略目标的战争，士兵们普遍处于迷茫和痛苦的精神状态中，背井离乡，每天都要面对生命威胁，这就导致他们在心理层面上也更容易依赖毒品，对毒品成瘾。而军队内部对如此严重的成瘾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主要原因竟在于——“麻木但听话”的士兵明显比“清醒但反叛”的士兵更好管理。
写到这里我感到非常难过。美国的毒品禁令总是被政治需求裹挟着左右摇摆，国内是利用种族主义情绪对涉毒人员严厉打压，国外又是为了冷战胜利的对毒品产业悄悄放行，这其中真正受苦的是那些在动荡、迷茫和贫穷中生存的人们，而政府似乎从没想过真的做些什么来改善这些人的生活。
毒品战争
由于越战士兵海洛因成瘾严重，为了能在公共卫生领域上对回国士兵的毒瘾问题有所缓冲，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6月17日宣布“向毒品宣战”，毒品战争从此刻正式打响。尼克松的宣战宣言虽然强硬，但实际政策是医疗化的——禁毒预算中的75%用于预防和治疗，同时使用美沙酮进行治疗，扩大戒毒中心等等。这些政策包含着一些对越战老兵的关怀——他们的成瘾问题属于公共卫生危机，需要医学的干预而不是刑事处罚。
当然，毒品战争的目的不可能仅在于越战老兵成瘾问题的缓冲机制。6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战左翼运动正把美国社会闹得满城风雨。一直主张非暴力抵抗争取黑人民权的马丁路德金也开始公开发表反对越南战争的演说，“我们把在国内被社会摧残的黑人青年，送到八千英里外的东南亚，去保障他们在佐治亚州西南部和哈莱姆东区从未拥有过的自由”，本应用在“向贫困宣战”的资金被越战尽数吞并，在国内就忍受着贫穷的黑人被送到越战的战场上杀害越南的穷人，而美国在越南的干预也从不是为了表面宣称的 “自由”，而是为了维护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我们站在富人和安全者一边，为穷人制造了地狱”。
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枪杀，而同一时期开始竞选的尼克松需要更加有力的政策来打压国内的黑人和反战左翼。“向毒品宣战”不仅仅是针对越战老兵的公共卫生策略，而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把反对战争或身为黑人定为非法，但通过让公众把嬉皮士与大麻联系起来，把黑人与海洛因联系起来，然后对两者都施以重刑，我们就能瓦解那些社区。我们可以逮捕他们的领导人，突袭他们的家，破坏他们的会议，并在晚间新闻中夜复一夜地污名化他们。我们知道自己在毒品问题上撒谎了吗？当然知道。” 
1981年，里根上台。里根政府将本来用于治疗和预防的经费消减至预算的30%，用于辑毒执法的费用上升至70%。里根政府用新自由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将“毒瘾”简单的归因于个人的意志力和选择，即一个人会染上毒瘾是因为他懒惰和不思进取，一切都基于他自己的选择，所以他应该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应该是国家对他的处境负责。这是对美国社会结构性不公与种族不平等问题视而不见的上层阶级的诡辩。如果一个黑人出生在贫民窟，家庭破裂，根本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找工作的时候还因为种族歧视更少可能被选择，那么他的选择就只可能跟毒品沾边。这种处境对当时的美国黑人来说是如此绝望和普遍，如果他的政府不但不对他提供帮助，还要使用新自由主义的词汇将他的处境总结为“懒惰”和“不努力”，那么这个政府就只能用“坏”来形容。
染上毒瘾的人群中，黑人和白人都不少。黑人社群较多使用的是一种新型的廉价可卡因制品“快克”，白人社群则都更常使用“粉末可卡因”。针对这两种成分几乎一模一样的毒品，“快克”的量刑程度是“粉末可卡因”的100倍——5克的“快克”等价于500克粉末可卡因等价于5年强制最低刑期。政府调用大量资源用于涉毒者的抓捕和监禁上，又因为抓取黑人的成本更小——没有人会替黑人辩护，所以同样涉毒，相对于白人而言，警察更容易抓黑人以及给黑人判刑。并且，那个年代的警察内部种族主义倾向还是非常严重的，白人警察能够随意对黑人嫌疑犯进行暴力执法而不付出任何代价。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与里根时代毒品战争同时发展起来的美国现代私人监狱产业。因为里根政府严厉的抓捕政策，公立监狱人满为患，各州的财政也不堪重负。1983年，田纳西州共和党主席与地产商合作成立了美国管教公司，这也是美国第一家私人监狱。其商业模式非常简单，即政府按照每日每人向公司缴纳费用，双方签订的合同必须保证90%以上的入住率，如果不满则政府需要补齐费用。为了利益最大化，私人监狱削减安保、医疗、食物和改造项目，将每个人的成本降到最低；并且通过极低的工资，将囚犯转化为几乎免费的劳动力——即奴隶，从事农业、制造业等进行牟利。这种官商勾结的盈利模式让上层的人有了更多的动力建造更多监狱，并且推动更加严厉的捉捕法令来填满监狱。这使得美国变成了世界上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时至2026年，美国人口不到全球5%，囚犯却能达到全球囚犯总数的25%。黑人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白人的4.8倍，在新泽西等州甚至高达12.5倍。其中超过10万人被关押在私营监狱，私人监狱产业年利润约740亿美元。
可想而知，这样的政策下，美国的公共卫生会变得多么糟糕。
因为没有干净的针头和卫生教育，艾滋病在注射吸毒者中蔓延——从1981年被首次发现，到80年代末感染人数接近十万，其中数万人死亡。
为了走私的利润最大化，毒贩售卖的毒品浓度越来越高，掺入的杂质也越来越多，各种还未出现在管制法律中的新型的毒品也大量泛滥。就像禁酒令时期一样，有些人因为打入杂质过多的毒品而肢体溃烂，还有人因为吸食过量致死——毕竟毒品的包装上不会标明浓度。
面对这样的局面，里根政府却还选择无视并用道德谴责将其合理化——这些公共卫生危机、社会结构问题（贫困、成瘾和疾病）被转化和包装成“个人道德问题”，疾病被视为“天谴”，毒品战争被视为“道德净化”。
真是可笑。
毒品战争，确实是一场战争，一场集合着种族主义、资本利益、政治情绪、道德评判的战争——却唯独不是一场关于毒品的战争。
从奥施康定到芬太尼
1993年，克林顿上台。此时，美国的犯罪率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但白人选民的恐惧并没有下降。克林顿和民主党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白人选民，于1994年起草和发布了《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拨款300亿美元用于扩建监狱、推行“三振出局”终身监禁（第三次严重暴力重罪或毒品贩运罪）、新增10万名社区警察、并切断了囚犯在监狱中获得高等教育的途径，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犯罪法案，“大规模监禁”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两党共识”。
1996年，克林顿又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对任何被判毒品重罪的人实施终身禁止领取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和食品券/营养补充援助。这一禁令将毒品战争的惩罚延伸到了终身的社会排斥——即使服完刑出狱，有毒品犯罪相关前科的人也无法获得任何来自社会的支持和援助。而一个被剥夺进入正常社会工作体系权力的人，极有可能再次选择吸毒犯罪并被抓进监狱。这条法案直接加剧了贫困社区的代际贫困和再犯率。
而正值黑人社区被毒品战争大规模监禁摧毁的同时，一场伪装成“不成瘾药物”的瘟疫正在悄悄在白人社区蔓延。
1995年，奥施康定获批上市。普渡公司将奥施康定宣传为“治疗慢性疼痛的医疗必需品”，而不是“成瘾性物质”，并将早期用药患者已出现的上瘾症状解释成“伪上瘾”。同样是来自于鸦片的麻醉品，对于白人中产阶级来说，“疼痛是第五生命体征”，被疼痛折磨的病人需要阿片来减轻痛苦；而对于黑人贫民来说，一切跟毒品有关的行为都是犯罪，即便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和暴力更容易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西装革履的普渡公司医药代表和黑人社区贩卖毒品的毒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一个被定义为“医疗”，另一个则被定义为“犯罪”。
由于美国政府将大部分执法和司法资源集中在打击快克、海洛因和大麻上，奥施康定作为一个由于FDA监管失职审批通过的处方药，通过大量的广告和营销，快速的蔓延至整个白人中产社区。短短不到5年，非医疗目的使用奥施康定以达到约40万人次，而此时仍被视为“个别滥用”，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到2001年，弗罗里达州宣布奥施康定过量致死人数已经超过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总和，这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医疗界关注。2010年，FDA批准了奥施康定的防滥用配方——新配方难以碾碎，无法鼻吸和溶解注射，同时收紧了管控。这使得对于已经成瘾的人来说，新版的奥施康定不但难以通过处方获取，同时无法通过注射和鼻吸获取快速强烈的效果了。于是大量的瘾君子转向更容易从黑市上获取的海洛因。2010年到2013年期间，海洛因过量死亡率激增3倍。毒品黑市的“繁荣”也促使毒贩转向一种比海洛因更便宜、效力更强且更容易走私的合成毒品——芬太尼。
2013年，海洛因供应链被芬太尼取代。由于芬太尼是一种极易致死的毒品，美国合成阿片过量致死的人数从2013年开始以一个非常可怕的速度飙升。
2013年，3105人。
2014年，5544人。
2015年，9580人。
2016年，194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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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约36000人。
2021年，约70000人。
2022年，约110000人。（历史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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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年间，政府也在不断反思和调整政策，其目标逐渐从抓捕转向治疗和预防，过量致死的人数到2025年已然下降到约73000人——但这仍然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数字，作为一个在几乎看不到任何毒瘾者和毒品的社会中长大的中国人。
然而毒品战争仍然没有结束，尽管过去十年间存在一些局部的改革，比如医疗合法化以及开设过量预防中心等等，但2025年到2026年联邦政策出现明显回摆，特朗普在2026年《国家毒品管制战略》中明确将目标定为“无毒品的美国”，将毒品危机定性为“化学袭击”和“国家安全威胁”，并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公共卫生方面的预算也被大幅消减，安全注射场所和针头交换等这些能实际减少感染和过量吸毒致死风险的策略被进一步边缘化，成瘾治疗和过量预防服务的资金来源也几乎无法保证。这些新的政策只能让人感受到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墨西哥拉丁美洲的强烈歧视和恐惧情绪——虽然墨西哥如今的毒品和暴力泛滥的现状几乎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尖叫从未停止
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来源于电视剧《火线》——这是一部2002年开始拍摄的电视剧，展现的是巴尔的摩辑毒警察和黑人贫民街区的真实状况。观看的过程中我一直惊讶于美国毒品问题之严重以及贫民窟黑人的生活之悲惨。1996年出生在中国三线小城里的我，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中甚至没有出现过一个吸毒或是流浪的人；而彼时在巴尔的摩出生的黑人小孩，极有可能从小就在一个充满帮派暴力、毒品交易的街区长大，缺少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和教育，最后只能回到街角贩毒——这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我初二那年第一次去美国，宽敞漂亮的街区、房屋、博物馆，曼哈顿特区高高耸立的大厦...那个时候的我觉得美国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国家。
厄休拉·勒古恩有一个短篇，《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奥梅拉斯是一座童话般完美的乌托邦城市，人们生活幸福且富足。但这座城市所有的美好——灿烂的阳光，丰盛的食物，发达的文明，安居乐业的人们——都建立在一个残忍的交易上：在城市某处的地下室里，一个约十岁的孩子被关在一个阴暗、肮脏的小房间里，赤身裸体、营养不良、满身脓疮，过着非人的生活。奥梅拉斯的公民会在8到12岁被带到地下室去看这个孩子，了解他们幸福生活的代价，他们任何人都不能帮助这个孩子，哪怕只是说一句同情的话，奥梅拉斯的幸福生活就会消失。大部分人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感到震惊和愤怒，但之后便逐渐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现实，认为这是“必要的牺牲”。
在我逐渐了解毒品战争历史的过程中，美国在我的想象中逐渐变成了奥梅拉斯的样子——她的美好建立在一系列的殖民和奴役之上，既得利益者们看到了那个地下室里受苦的孩子，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遗忘和无视，用道德谴责的方式来压抑住“自己可能也会成为那个孩子”的恐惧。然而这个名叫恐惧的怪物——如果不以勇敢的姿态直面并与之战斗，它会以谎言为食，最终吞噬一切。 

尖叫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