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叫何时停止——美国毒品战争始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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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04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个12岁的少年听到邻居家的女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原来她吗啡成瘾正在发作。邻居让少年骑马到镇上去购买吗啡，他到药剂店买好了药，交给了邻居，让女人服下，她立刻停止了尖叫。
这声尖叫一直出现在少年的梦中。 
30年后，这个少年成为了联邦麻醉品管理局的局长，他开始推行严厉的毒品管控政策，这也是接下来持续接近百年的美国毒品管控乃至毒品战争的开端。
然而时至今日，这声尖叫从未停止。
19世纪——麻醉品的世纪
19世纪的欧洲，随着有机化学的进步，1805年，德国药剂师塞图纳首次从鸦片中分离出吗啡。19世纪中叶注射器发明以后，吗啡的使用越来越普遍。19世纪末期，海洛因被引入市场，最初甚至被宣传为“无成瘾性”的药物，被用于治疗肺结核与吗啡成瘾。此时的欧洲并没有任何与药物相关的法律，同时吗啡还是文艺界的时尚标志——歌德，雪莱，拜伦等人几乎都有鸦片酊的使用记录，当时的社会也并没有对医药用品的娱乐化产生过多的担忧。
同时期的中国，鸦片最早只做药用。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到19世纪中期，中国约有1500万人因为吸食鸦片上瘾，吸食者遍布各个阶层，甚至军队中也有大量上瘾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虽然清政府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就颁布了相关禁令，但官吏从走私中获利，禁令形同虚设。1839年虎门销烟虽然销毁了约2.3万箱鸦片，但没能阻止鸦片在当时中国的泛滥，且清政府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库亏空，导致鸦片变成增加税收的“支柱产业”，成瘾人数也从数百万涨至数千万。这种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被彻底根除。
而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面临毒品大规模泛滥的国家之一。大量华人劳工将吸食鸦片的习惯带到美洲，墨西哥移民又将娱乐性大麻的使用习惯带到美国，毒品在法律上处于几乎自由流通的状态。到19世纪末期，美国吸毒成瘾的人数已达15万到25万之众。当时毒品使用之普遍，在主妇和婴儿用药的成分中都非常常见，成瘾的人群也大部分集中于家庭妇女。
1921年，由美国国内的传教士和进步主义者主导，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禁毒条约《海牙国际鸦片公约》由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12国在荷兰的海牙签署，鸦片及合成类毒品正式进入管制范围。美国内部也早在1914年就通过了联邦第一个管制开列鸦片和可卡因毒品处方的立法——《哈里森法》。
而从1914年至今已然过去100年。2025年，美国仍有接近70000人死于药物过量。自1971年尼克松正式宣布对毒品开战以来，美国对毒品战争的投入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尽管投入巨大，美国却逐渐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国，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在这50年间增长了15倍。
为什么一个最早提出毒品禁令，并投入如此多人力物力财力的国家反而在一个世纪以后成为了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要探究这背后的原因，我们还得从禁酒令说起。
禁酒令——一次失败的社会尝试
19世纪初的美国为什么要禁酒呢？ 
时值一战，战时粮食紧缺，用于酿酒的粮食应该被用来应对饥饿和匮乏，“禁酒”被视为“爱国”行为；再加上1910年女性刚刚获得投票权，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以及反酒馆联盟将禁酒和“保护家庭”直接挂钩，认为饮酒会导致丈夫挥霍财产及家暴妇女，只要禁酒就能减少家庭暴力从而保护家庭。但仅仅因为这些原因就需要做到“完全禁酒”吗？粮食紧缺，只要收紧对酿酒用粮的使用量即可；酗酒家暴，对男性饮酒加以管控不就可以了吗？这些原因似乎并不足以推导出为什么一定要发布完全禁酒的政策。
实际上，这项政策背后最主要的推力在于民众的恐惧——美国新教徒对意大利、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的强烈的宗教歧视与恐惧情绪。
禁酒原本就是200年前美国建国之初清教徒的传统，早在1826年美国就已经成立了禁酒协会。19世纪中叶，大量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涌入美国。他们从事一些低薪高危且非技术的工作，这直接导致了本土白人工人的不满——因为移民劳工们“压低工资”，“抢走工作”。同时，移民的数量增多也对本土白人的政治话语权产生了一定的侵占和抢夺，这也导致本土白人对移民是否会控制政治产生了强烈恐慌。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普遍信奉天主教，天主教的仪式中需要葡萄酒作为载体；且意大利和爱尔兰的移民经营了大量酒馆，这些酒馆同样作为他们社区及政治生活的核心而存在。新教徒表面上对饮酒进行道德批判，实际上是在表达他们对工作被抢占、话语权被缩减以及日渐壮大的移民群体的恐慌。随着这种恐惧越来越深，禁酒运动的情绪也愈加高涨。
1920年1月17日，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正式生效，“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以及此类酒类输入合众国或自合众国输出，均应禁止”。
那么这条宪法取得了何种成效呢？
对于一个法律严厉禁止的广受欢迎的商品，“广受欢迎”意味着市场对该种商品需求很大，而“法律法规严厉禁止”则表明人们只能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该种商品，也就是走私和黑市。禁止得越严厉，人们的需求就越只能通过黑市满足，也就越会促使该种违禁品的走私利润变得越来越高。
在18修正案生效的13年间，禁酒令为黑帮创造了带来巨额利润的地下私酒市场，芝加哥等地的黑帮通过走私、经营地下酒吧积累了巨大财富，而由此引发的暴力、谋杀以及贿赂事件也大幅增加；由于人们无法从正规途径获得经过监管生产的酒，各种私酿酒、假酒导致的中毒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的公共卫生健康水平因此变得更差；同时禁酒令也意味着政府失去了酒类征税带来的收入，再加上黑帮猖獗导致社会治安成本加剧，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
短短13年，这条禁酒的法案便被废除，政府只能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社会实验”。
这场“社会实验”反映出了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主要问题——即不同宗教信仰、肤色、种族的人们之间的冲突。禁酒令之所以对社会公共环境产生如此恶劣的反效果，正是因为禁酒法案并不单纯是为了让人戒酒，而是社会中的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偏见、恐惧和报复。这样的法案必然是依靠一种不理性的情绪被推上舞台，又因为本就欠缺考虑而在实施期间动作变形，最终导致社会不但没有像大部分人想象中的一样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加糟糕——用恐惧和偏见而不是包容和善意对待另一个族群，种族之间的矛盾只会进一步加深。
然而禁酒令废除的不到5年，《大麻税法》发布，禁毒行动走上日程。与禁酒令的初衷相同，美国的毒品战争的矛头也从来不仅指向毒品。
成瘾到底是什么
对于毒品问题，最主要的人群是毒品上瘾者，这些人是毒品的需求方，需求决定供应。所以在探讨美国的毒品战争之前，先让我们分析成瘾这种行为。
导致成瘾有两个要素：生理依赖与心理依赖。
生理依赖是指人体对于化学物质的适应性改变。只要停药或者快速减量都会导致戒断反应，但这并不等同于成瘾。所有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抗抑郁药、降压药等的人都会产生生理依赖，但只有极少数的生理依赖会发展为成瘾。
另一个是心理依赖，心理依赖是成瘾的决定性因素。恶劣环境会系统性地重塑大脑结构与功能，让大脑对毒品的奖赏效应异常敏感，同时削弱自我控制能力。从神经科学角度看，成瘾本质上是大脑在 "绝望环境" 中做出的一种病理性适应—— 当正常生活无法提供足够的多巴胺来维持基本的情绪稳定时，毒品就成了大脑唯一的 "生存选择"。所以心理依赖也是毒品成瘾的关键原因。
拿近些年的美国毒品过量致死的数据举例。近十年来美国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的巅峰出现在2022年，也就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情况最严重的年份。这一年美国毒品过量致死的人数超过11万人。而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从22年开始到25年，过量致死的人数减少了接近40%。贫穷、失业、动荡、暴力的生活环境都会让人对生活失去热情，从而更容易药物和毒品产生心理性依赖。
所以要想解决成瘾问题，应该从生理依赖及心理依赖这两方面入手。
对于生理依赖，应该采取的措施为：
减少人们与极易成瘾的化学物质的接触几率（对毒品的制作、贩卖和走私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对医用药物的使用严加管控，以及对已使用药物的人停止用药提供指导和建议（同时包含对毒瘾者的治疗和帮助）
对于更加关键的心理依赖，实际上应该：
致力于解决底层贫困问题，让社会处在一个健康安稳和积极发展的状态里，对身处贫困和动荡中的人们伸出援手。
对已经染上毒瘾的人提供戒毒和就业帮助，让他们能够在戒除毒瘾后重新走入社会，而不是陷入染上毒瘾就万劫不复的死循环——后者只会增强他们的自毁倾向及对毒品复吸的概率。
当然，正如前文介绍禁酒令时所说，“严厉禁毒会导致高利润和毒品黑市”——这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推断，但这条推断的前提在于执法力度不足以抵消利润且市场需求量够大。如果需求量下降（减少心理依赖），且严格打击使得走私供应链成本过高（降低非法接触几率，减少生理依赖），这条规律也是能够被打破的。我国的禁毒工程就是在生理依赖方面严格管控且在心理依赖层面提供治疗帮助最好的例子。
然而，美国的毒品政策的目标从不只是单纯的想要帮助美国人民免遭毒品侵害，其中掺杂着严重的种族主义情绪和政商利益勾结——这样的政策最终导致毒品禁令接近百年的今天，美国社会仍在遭受严重毒品问题的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