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中出现了大量尺牍体文字,既有文言的庄重:
不过五四以后白话文不是已经普及了吗?怎么六七十年代,民间书信里还这么古?
白话文先改写的是新闻、杂志、文学作品和学校教科书。
但没太受影响的,恰恰是书信、礼俗文、应用文这些文类。因为这些东西承担的不只是「说清楚」一个目标,它们还要完成庄重、节制、关系定位、身份分寸这些社会功能。
瞿秋白当年就观察到,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在表达复杂情感时,常常要「回头借用文言字眼和句法」,否则感觉不够用,又冗长,又贫弱。周作人也批评过早期白话的缺陷:
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事实,常常被忽略:1947 年逃壮丁下南洋的木生那一代,识字入口本来就是文言。
私塾彻底消失,要等到 1963 年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清理。也就是说,对一个 1925 到 1945 年出生、童年正值私塾教育尾声的人来说,他的「识字记忆」就是文言记忆。
华侨一代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多数在出洋前就在祠堂蒙馆读过几年书,而那些书,全是文言。
我们通常以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写」,因为它更接近口语。但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北方官话使用者的视角上的。
现代标准书面白话,历史上主要沿着官话、国语系统长成的。是、了、着、把这些北方语法词,在南方方言里既没有对应词,也没有对应音。一个潮汕人要写规范白话,他要先在脑子里完成一次翻译,把潮汕话翻译成北方白话文。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香港粤语书信仍偏好半文白,闽南、潮汕、客家社群在婚书、谢帖、唁函这类仪式性书写中,仍大量使用文言。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很多侨批只是极小的纸片,有些甚至按重量收费。这种物理条件,天然会逼着写信人追求短、密、稳。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侨批可不只是信,也不只是「信汇合一」的民间金融凭证,它甚至是家族公文。
它不仅要给家里长辈阅读,往往还要在宗族、乡邻之间传阅,直接关系到海外游子在故乡宗族网络中的信用、孝道、体面和教养。
在这种具有强烈社会展示属性的场合,如果用过于直白、口语化的白话来写,在传统伦理评价体系中,会被打上不庄重、缺乏家教的烙印。
文言中丰富的敬语系统敬禀者、叩请金安、顺颂祺祥,在普通人下南洋那种颠沛流离的命运中,可以很好的重塑家庭体面与道德尊严。
在这样的基础下,一个泰国潮汕华侨写信,批局的人要看得懂,家里长辈要看得懂,必要时还要有人能用潮汕话把它念出来,这种大家都熟、格式明晰、能跨发音使用的半文半白自然就比白话更流行了。
最后还是推荐大家去看潮汕话版的《给阿嬷的情书》,原版配音更能还原人物在读信时那种真实的情绪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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