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尼拔在坎尼的双重夹击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骑兵侧翼机动战术之一,也是西方世界首次成功运用双重包围的典范。
公元前216年夏,第二次布匿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罗马的敌人在短短两年间就在意大利土地上摧毁了两支罗马军队。
这个强大的敌人就是迦太基帝国的首席将军汉尼拔·巴尔卡。
罗马人似乎已经准备好迎接汉尼拔的“雷霆”之怒(Hannibal Barca,巴尔卡意思是“雷霆”)。
那一年,罗马元老院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措,组建了一支由八个罗马军团和同等数量的意大利同盟军团组成的庞大军队。
指挥这支强大部队的是当年当选的两位执政官:卢修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和他的下级同事盖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Gaius Terentius Varro)。两位执政官在同一战区作战,更不用说在同一战场上作战了,这是很不寻常的。
只能说,罗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震惊和恐惧,打算以规模空前的兵力与她的强大敌人,也就是迦太基的将军汉尼拔决一死战。
然而,事实证明,罗马军队的“双指挥官”模式在是有问题的。
错误从一开始就已铸就,但第一个错误还不是混乱的指挥系统,而是罗马人的错误战略。
在经过之前的几次失败后,罗马采取了拖延战术,对汉尼拔避而不战。事后看来,这可以说是正确的选择。
当时,元老院将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临时独裁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他很快就赢得了“拖延者”的绰号。
他的战略与众不同,而且明显“非罗马式”。共和国中期,罗马人的将领观念极具进攻性,大多数时候这种进攻性都带来了胜利。但是,先前的两次大败足以让法比乌斯相信,他需要对汉尼拔使用消耗战,切断他的补给线并避免激战。
但这种骚扰和拖延战略对元老院的鹰派来说太不符合罗马人的作风了。因此,当法比乌斯任期结束时,元老院没有续签他作为“独裁官”。
好战的元老们再次要求在战场上进行决战。不能容忍敌军在意大利领土上肆无忌惮地蔑视罗马。
就在公元前216年春,汉尼拔的军队在阿普利亚夺取了坎尼村的大型补给站。
坎尼被占领在罗马军队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因为使他们感到恐惧的不仅仅是失去了这个地方和其中的物资,还因为坎尼指挥着周围的地区。从这里,汉尼拔可以控制阿普利亚平原,收获粮食来养活他的军队,并试图从罗马联盟中争取该地区的意大利人的支持。
两位执政官不得不率领大军南下进入阿普利亚,在奥菲杜斯河左岸与汉尼拔对峙。经过最初的小规模战斗后,罗马人在附近安营扎寨。每天,指挥权都在执政官之间交替
第一天上任指挥的瓦罗是一个性格鲁莽、傲慢的人,决心击败汉尼拔。然而,保卢斯反对正在形成的交战。与瓦罗不同,他谨慎地认为,尽管罗马人人数众多,但在空地上作战是愚蠢的。尤其是汉尼拔在骑兵方面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因此他主张进行消耗战,保护罗马的觅食队,同时威胁迦太基的觅食队。
然而,第二天(8月1日),汉尼拔用他众多的骑兵骚扰了保卢斯领导的觅食队,尤其是那些从河里运水到营地的觅食队。在炎热的阿普利亚夏季,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水源的威胁。这无疑让保卢斯的作战计划受到质疑,同时激怒了瓦罗和罗马阵营中的许多人,让瓦罗的进攻计划变得顺理成章。
第三天,庞大的罗马军队感到口渴,于是蹒跚着走出营地,在平原上迎战汉尼拔。坎尼战役即将打响。
8月2日上午,这支8万多人的庞大双执政官军队在现代圣费迪南多附近的平原上展开。夏日当头,东风裹挟着灰尘向他们迎面吹来。
当时军队的常规部署是步兵居中,骑兵位于两个侧翼保护步兵。罗马人相当严格地遵循了这一惯例,但步兵选择了更大的纵深而非宽度,他们希望能迅速突破汉尼拔的中军。
瓦罗知道罗马步兵是如何在特雷比亚成功突破汉尼拔的中线的,他计划在更大的规模内重现这一幕。“支队阵形”的壮年兵紧跟在青年兵后面,随时准备在第一次接触时向前推进,以确保罗马人形成统一战线。
正如波里比乌斯所写,“支队(maniple)彼此靠近,或者间隔缩小……显示出的纵深比正面更多”。
然而,罗马军队的优势通常是以良好的秩序为代价实现的,但他们的步兵现在更像是没有组织的一大群人。
尽管罗马人的人数多于迦太基人(约5万人),但这种以纵深为导向的部署意味着罗马阵线的正面规模与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对手大致相当。
古代战争的典型风格是不断将步兵投入中央,试图压倒敌人。汉尼拔了解罗马人就是这样打仗的,他把寡不敌众的军队战略性地拉长,赢得了战术上的优势。
汉尼拔根据每支部队的战斗特质部署部队,同时考虑到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他的卓越领导力还在于他使用了一支西班牙部队——巴利阿里投石者,他把他们安排在第一线,向罗马部队发起远程攻击。
但最重要的部署还是中军,汉尼拔首先将最弱的部队——高卢凯尔特人和西班牙人——部署在阵线的最中央。在整个前线交替使用他们,而他自己则位于最前线和中间。
这个中线地带形成了一个外凸的弧形,从中间向罗马人突进。这看起来就像是他在集结中军,打算挫败罗马人预期的突破。单凭这一点,罗马人就无法拒绝挑战。
然而,这些部队实际上是为了承受罗马正面攻击的压力,因为他们的任务将是控制撤退,最终使汉尼拔的夹击成为可能。
汉尼拔在中路还有一张牌可以打:在两翼稍靠后的位置,是他的更加精锐、身经百战的非洲老兵重步兵。
他们将保护步兵侧翼,等待他的信号:一旦罗马人与他的西班牙人和凯尔特人步兵全面交战,他们就会从两翼向内推进,为战斗增添砝码。
尽管罗马的步兵规模是汉尼拔的两倍,但他的骑兵数量却以相同的比例超过了罗马人,几乎是2:1。
高卢人和西班牙人的重骑兵在之前的所有交战中都战胜了罗马人的重骑兵,而他的努米底亚人可能是西方世界最优秀的轻骑兵。因此汉尼拔对他的骑兵部队信心十足。
他的副将哈斯德鲁巴尔率领西班牙骑兵和高卢骑兵驻扎在迦太基军队的左翼。汉尼拔将军队的侧翼放在奥菲杜斯河上,这样就避免了这一侧翼被人数更多的罗马军队冲散。
汉尼拔的意图是,他的骑兵主要由中型西班牙骑兵和努米底亚轻骑组成(6000人),部署在左翼,将击败罗马较弱的骑兵(1500人),并在罗马步兵向汉尼拔被削弱的中路压迫时,从后方回旋攻击罗马步兵。然后,他的非洲老兵将在关键时刻从侧翼向内夹击,包围过度扩张的罗马人。
此外,罗马人由于面朝东方而处于不利地势。不仅早晨的阳光会照射到罗马人的眼睛,而且当他们接近战场时,东南风会将沙尘吹到他们的脸上。事实证明,汉尼拔根据对地形的感知和对部队能力的了解对军队进行的部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天,罗马军队似乎在以同样的老方式向他进攻。而汉尼拔将以同样的老方式击败他们,尽管会有他自己的战术变化。
汉尼拔这次不准备让罗马人冲破他的阵形,不仅如此,他还要包围罗马人引以为傲的重步兵。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么找到一条路,要么创造一条路”。这个“软弱”中心的问题就是他创造的胜利之路。
当两支军队完成部署后,战斗开始了,散兵向两军之间的“无人区”推进。罗马军团由他们的“轻步兵”(velites,服兵役第一年的十几岁男孩)掩护。他们面对的是汉尼拔的西班牙和摩尔人轻盾标枪手,以及来自巴利阿里群岛的西班牙投石手。
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说,罗马指挥官保卢斯就是在这样的战斗初期被巴利阿里的弹石击伤了。
这些散兵通过近距离交火拉开了战斗的序幕,同时掩护主战线上的重装部队前进,使其免受骚扰。
罗马军团向前冲锋,而西班牙和凯尔特战士举起盾牌,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随着两军主力的对垒,汉尼拔逐渐扩大了他的阵线中心:他带着由西班牙人和凯尔特人组成的中央步兵队逐渐后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阵型。侧翼连队的阵线随着延长而变得越来越细,其目的是调动更加可靠的非洲部队作为后备力量,并在侧翼呈梯队队形与西班牙人和凯尔特人一起行动。
战斗一开始,骑兵就在靠近河流一方的侧翼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这是一条狭窄的战线,一侧是河流,另一侧是步兵,双方都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许多面对罗马人的西班牙和凯尔特骑兵因缺乏骑马作战的空间而下马混战,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说这场战斗是“野蛮的”,因为它极其残酷。
罗马人终究不敌更加强大且人数更多的迦太基骑兵。当迦太基骑兵占据上风时,他们毫不留情地斩杀罗马对手。在另一侧,努米底亚人的作战方式只是让罗马联军的骑兵陷入胶着状态。
副将哈斯德鲁巴尔控制住了他胜利的西班牙骑兵和高卢骑兵,没有追击撤退的罗马右翼。相反,他率领他们来到战场的另一侧,攻击仍在与努米底亚人作战的联军骑兵。在两面夹击下,联军骑兵在哈斯德鲁巴尔冲锋接触之前就被击溃,努米底亚人最后将残余部队追出了战场。
就在迦太基骑兵击败罗马骑兵之时,双方的大批步兵正在战场中央互相推进。东风将尘土吹到罗马人的脸上,遮住了他们的视线。虽然风并不是主要因素,但双方军队造成的尘土可能会削弱视力。
罗马人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汉尼拔在前一天对罗马人营地的攻击造成的口渴。此外,大量的军队会导致背景噪音过大。所有这些心理因素都使步兵的战斗变得尤为艰难,更不用说注意到侧翼骑兵的失守。
当罗马重步兵发起进攻时,汉尼拔和他的部下站在薄弱的中央,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控制着撤退。西班牙人和高卢人组成的新月形部队随着一步步后撤而向内收缩。
汉尼拔有能力激励他的士兵,使他们团结一致,没有被全面击溃,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也许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汉尼拔才把自己安排在中军后面,指挥作战,鼓舞老兵的士气。
汉尼拔深知罗马步兵的优势,他指示步兵故意后撤,在进攻的罗马军队周围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半圆形。通过这种方式,他将罗马步兵的优势变成了劣势。在前锋部队逐渐推进的同时,大部分罗马部队开始失去凝聚力,因为后备队进入了凹形后方不断扩大的缺口。
很快,他们就紧紧地挤在了一起,就像掉进了一个口袋,几乎没有挥舞武器的空间。罗马人为了消灭正在撤退且似乎正在崩溃的西班牙和高卢部队而向前猛冲,却忽略了(可能是由于尘土飞扬)站在这个现已倒转的新月形两端的非洲步兵部队。
这也给了迦太基骑兵时间,让他们可以从两翼驱赶罗马骑兵,从后方攻击罗马中军。
罗马步兵现在失去了两翼的保护,越来越深入迦太基人的半圆形阵地,把自己逼进了非洲步兵在两翼形成的钳子里。
对汉尼拔来说,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是时候发出致命一击了。看到中央的罗马人已经将战线推到了布匿重装步兵所在的两翼之外的地方,汉尼拔现在命令这些重装步兵转向内侧!长矛平举,向罗马步兵的侧翼逼近。
现在,罗马人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不得不从各个方向作战。中间的西班牙和凯尔特战士从而压力减轻,他们现在终于可以反守为攻。
被围困的罗马步兵受到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军团完全失去了秩序和凝聚力。每个人与周围人之间通常保持90厘米的距离,以便每个人都有挥舞武器的空间,但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四面八方压迫时,这个空间就坍塌了。只有在人群外围的人才能战斗。而在内部的人则被紧紧地挤在一起,没有人能举起手臂,甚至举起盾牌或挥舞长剑。
在呛人的尘土和野蛮的战争呐喊声中,罗马军队惊恐万状。周围的迦太基人就像剥洋葱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砍杀。
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罗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支军队彻底灭亡了。具体阵亡人数说法不一,但大约有5万到6万人死在战场上,另有一万人成为俘虏。执政官保卢斯和其他80名元老级军官也在战斗中丧生。
根据军事历史学家罗伯特·L·奥康奈尔的说法,罗马当天的损失“比整个西方军事史上任何一天战斗中死亡的士兵都要多”。
后来,汉尼拔释放了其中的非罗马意大利人。他这样做是出于宣传目的,声称他是来与罗马作战的,而不是其意大利盟友。
在坎尼会战之后的几年里,罗马采取了引人注目的改革。首先,罗马人改进了支队系统,将其分成大量的小型战术部队,这些部队现在能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能以完美的灵活性改变布局,将一个与另一个分开并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转动。
例如,在伊利帕和扎马,这种部署提供了更大程度的机动性。这一变化的最终结果标志着从传统的支队系统向盖乌斯·马略领导下的军团大队的转变。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改革也很重要。在坎尼会战后,罗马人充分认识到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因此“非洲征服者西庇阿”被任命为驻非洲罗马军队的总司令,并在战争期间一直担任这一角色。
西庇阿最终代表罗马征服了迦太基,并在扎马击败了汉尼拔。但这已是另外一场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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