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里客谈》（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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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长方 南宋
序
宋代陈长方编写。长方的字是齐之，他是一个侯官人。他于绍兴戊午年（公元1138年）考取进士，担任江州军学教授。最初，长方的父亲侁在洪州做录事官，在任上去世。长方随母亲居住在吴地，依靠外祖父林且，林且是太仆寺卿，他们住在步里，长方也因此以此地命名。
《宋史·艺文志》中记载了陈唯室的《步里客谈》一卷。唯室就是长方的别号，但《宋史》记载混乱，没有查考他的真名。胡伯能撰写了《长方行状》，称他所著有《步里谈录》两卷，其实就是这本书。最初名为《谈录》，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书中记载了许多自嘉祐年间以来名臣的言行，尤其在熙宁、元丰年间，对是非邪正的辨析尤为深刻。他批评了元祐党人，并非皆为君子，揭露了伪装的伎俩。他引用了陈瓘和杨时的书信，批评了他们要裂开白麻的不合礼仪之处，对大局的理解深刻超越了宋代其他人。
至于评论文章，也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比如说陈师道的“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一句，与黄庭坚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一句，都仿效了杜甫的“缚鸡行”，但陈的表达却有所不同。又引用了王刚中的话，说文字应该让人击节赞叹，而不是让人肃然起敬；又说文章的态度就像风云变幻，水波成文，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气势，以此来评论苏轼数次仿效《盘谷序》的错误，都是有见地的。还有对于月亮自身发光的理解，不是仅仅接受太阳的光，这是因为不了解日月亮相的道理；以及认为肾脏没有左右之分，是因为不了解脉象之术。这本书在《宋志》中只记为一卷，与胡伯能的《长方行状》不符，可能是传抄时的错误。现在《永乐大典》中零散地见到一些内容，汇编起来，总共有五十八条。特此整理归类，按照胡伯能的记录，重新划分为二卷。 
卷上 
太祖皇帝出兵平定江南，李煜派遣使臣徐铉前来，以口舌胜过。赵普多次建议选择伴宿处，但再三请求后，才中选批准派遣了三班院的使臣前去。徐铉反复询问，但这些使臣只是恭敬地行礼，却声称不识字。徐铉对此束手无策。
富文忠公年少时曾受到一些指责，但好像并未听到。有人问起，他说“怕别人骂我。”对方说：“那就不要用富某这个名字。”他说：“天下怎么知道没有同名的人呢？”（这段注释来源于《说郛》，现增加在此。）
范文正被任命统领西方，当时有人担心他成功进入政府，想要堵住他的道路，于是授予他邠州观察使一职，并且多次提高月俸待遇，并派遣使者传达。文正坚决谢绝，并辩称他没有这样的打算，最终才获准辞职。不久，因私自回答了李元昊的书信，被讨论是否加以极刑，最终被降职至耀州知州。
范忠宣公说：“江南的人一旦做了小官，就以为自己可以做宰相了。舜居住在历山，等到得到天下，若果真如此，那是靠着平素的修养。”
魏泰以梅圣俞的名义写书，名为《碧云騢》，用以诋毁当时的大臣，范文正也未能幸免。书中说范公想要结交堂吏范仲淹，因此用了仲淹这个名字，意图与他结为兄弟。我曾在石氏士繇家看到这本书。
邵康节早年学习先天学，是由李挺之和穆伯长传授的。《墓志》中说：“推究其源流，远有端倪。”其实这门学问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陈希夷。他曾说：“天下聪明过人唯有程伯淳、正叔，其次是章惇、邢恕，可以传承此学。”程先生问他几年才能成材，他说：“二十年。”程先生说：“某兄弟没有这样的闲工夫。”章、邢听到康节的话后就前来求教。康节看了他们说：“章子厚、邢和叔心术不正，借此事会搞出什么鬼？”最终他决定不再传授先天学。他曾为章子厚筮卦，说平生不会有差错。
熙宁戊申年，邵尧夫听到杜鹃哭声，感到不快。有人问他，他说：“将会有人在东南兴起成为相，以文教扰乱天下，这场祸患还会持续六十年。”不久，王介甫召见他来江宁。王介甫所建立的明经术法令，直到建炎戊申年才终结。
徐翼曾见过一位老堂吏，说司马文正在朝堂处理日常事务，一切都很平常。突然有个事情发生，他立即让人心服。
外祖林卿说，翰林学士赵彦若对司马文正非常尊敬。人们从未见过他私下拜访请教的情景，有事情就直接告诉公众，然后随着时机进退而已。政和年间，范文甫在庐州提出建议，将周鼎从湖州取回，于是他率军前往宋朝，遇到后刘器向他请教，刘器说：“你是富文忠的外孙，程正叔的门人，我该如何回答你呢？”
田腴承伯说：“担任官职与人上报辟谋，不仅仅是宾主关系，更具有君臣之义，不应该轻忽。”
刚开始担任官职的人向刘待制安世求教，他说：“清明而和缓。”又问：“为什么说是和缓呢？”他说：“什么事情不值得急忙呢？但这番话确实足以教导初学者，然而对于有心人来说，知道节奏，则无论快慢都不会失去节制。”
刘道原恕曾当面责备王介甫。他的儿子瞻送上诗说：“孔融不肯让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这话显然在讽刺王介甫。
吕惠乡一开始非常附和王介甫，但后来听说王介甫来了京城，就前去拜访他在旅馆中。司马公说：“同利的人终究会分开。”果然如此。介甫的儿子简说：“不要让上面知道。”苏子瞻改编颜渊的名言说：“我听说会见君子的时候，问雕琢人而不问雕木。”意思是：“人可以雕琢吗？”他说：“吕惠卿雕刻了王安石。”
邢和叔见人就教导，当时人都称他为“邢训”。
吕正献刚开始很高兴邢恕来了，但听说恕到京城，就去拜访他在旅馆中。
王伯虎自己编修官帖时，章子厚问堂中的人：“谁是主张者？”吕正献说：“伯虎的确是根据实例得到的，这也是上天的恩宠。”章则默然不语。
元祐年间，东坡行吕吉甫责问词句，谈到神考初次使用而中途放弃的时候说：“先帝求贤如不及，行善若转圆。最初以皇帝尧之聪明，姑举伯鲧为试，最终却失败了。孔子之圣，不相信宰予。”又说：“喜欢的时候用摩摩脚互相庆祝，生气的时候用反目相视。”后来他又对别人说：“三十年用刀子雕刻，今天终于雕出了一个有血肉的人来。”
元祐年间，顾子敦临时被任命为夕郎，他劝阻自己的儿子瞻，说：“要迁移到那个位置吗？莽撞的人会效仿。要责问他吗？胆小怕事的人将不敢。目前治理黄河的问题尚未解决，最好派一个专家去解决黄河问题。”于是所有的奖罚都不是由临所决定的。
陈莹在《答杨中立书》中说：“他们竟然要毁掉白麻哭殿的庭院。”某人说，白麻是王的话，不能毁掉。皇帝的庭院不应该是哭泣之地。（这段注释一开始分为两段，但上半段语气强烈，应该是一段，现已合并）
蔡京担任翰林承旨，陈莹中已经说过治乱的责任在京中使用否。蔡君济元康问他说：“京是小人，尤其喜欢结交宦官，如果京和宦官得志了，天下怎么不会乱呢？”靖康初年，贬蔡京，转任分司，与陈莹中一同被封为谏议大夫，同时被解职。（这段注释又见于孙榖祥的《野老记闻》。《记闻序》说：先人过去在陈唯室先生的讲座上，看到了如和靖尹先生等人的流派，有几篇《野老记闻》，我姑且简略录录。或许最初是出自《客谈》中的语句。）
崇宁年间，在宣和殿立起了《元祐奸党碑》，蔡京书写，立于各个长吏厅中。不久之后星辰出现异象，一夜雷雨大作，宣和殿的碑石被摧毁，所有地方也随之除去。人们虽然不以为然，但天象应验。上天并不会询问此类事情，通过这个体会可以认知真相。
宣和殿所立的《元祐奸党碑》，以司马温公为首。元祐党籍中确实有许多真正的儒者，但蔡京以权谋将其扼杀。效忠金党的人也不少，但未必都是君子。我曾在碑后题字写道：“等是名丹籍，谁知品月多。蚖龙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尽，消磨岁月过。厉阶生已甚，龟鉴莫蹉跎。”（“已甚”指吕汲公的行为。）
游公定夫，他的儿子性格刚烈，他给他取名损，并说：“君子应该惩戒忿恨和遏制欲望。”先贤的一切事迹都是值得效法的。
孙中丞多有内宠，夫人为此而烦恼。但她纵容最恶劣的行为却得罪了上级，孙无法忍受，便将她赶走。由此可见，一举数人皆离去，孙却不以为意。
靖康初年，金人签署了城下之盟而撤退。唐钦叟少宰引唐自明皇之后，屡次失败又重新兴起，因为人主在外，能够号召四方之力来救援京城。应该采取景德镇的故事下诏，出阵洛阳，以告天下，也许会振兴王略。否则也可以回到秦雍，图谋恢复。第二天何㮚进谏，引用苏内翰《志林》：周朝失算，未有像东迁那样的失败。这一建议被采纳了。
卷下 
《尽心》这篇文章，确实是切中了要害。这是孟子晚年的言论。与《公孙丑》等篇相比，就没有了刚烈之气。
《伯夷歌》中有这样的一句：“神农、虞、夏忽然没了，我安适归去了。”这是在批评古时治理现状，其中的涵义丰富，这种文笔属于太史公的风格，而不是伯夷的意思。
韩师德说，《史记》中记载了韩信的话：“我后悔没有听从蒯通的计谋，被一群小孩子给欺骗了！”“小孩子”指的是萧何、吕雉。班固对此稍加简略，说：“后悔没有听从蒯通的建议，死在了小孩子的手里。”这样简略了本意。而“水上军斗入”的文字被班固删除了，这也是不妥的。
司马迁在《武帝纪》中实录了方士神仙的事迹，却没有一句批评，导致读者对这些事情没有警觉，这说明武帝的愚昧程度相当严重。
汉武帝也善于用人。晚年，任用了金日磾、霍光以及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等人，这些人都被任命到了合适的职位。但是中年时期，宰相的任命却都不是很理想。
太史公有着侠气之气，所以他撰写赵奢、穰苴仪等人的传记更得心应手。但是因为从未亲身接触过圣贤的门户，所以对于五帝、三王、孔子、孟子等人的传记，即使是在补充细节上也未能完全做到称心如意。
西汉末年的文章风格与文景武帝时期相比略有不同，但在文物的丰富程度方面，却不如文景武帝时期。这是因为时代的变迁所致，还是因为当时统治者的喜好？
有些人喜欢新的事物，但却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就像美新不类子写文字一样，他因害怕死而选择留在莽朝不敢离开。后人因此而对他加以指责，但君子应该不屑于与下流之辈同流合污。
范蔚宗的《黄宪传》是最佳的，黄宪起初没有什么事迹，但范蔚宗却巧妙地用语言来描绘叔度，形容他的气质和风采，使后人读之，觉得其中的妙处。其他的传记，比如冯衍、马援的传记也不错。因为有了这两人的文字作为参照，读者就会觉得这些传记与众不同。由此可知，班固之前所著的书籍是达不到这种水平的，太史公、司马相如、贾谊、董仲舒、晁错、刘向等人的文字作为底稿，可以说班固的书籍达不到这种水平。
《五代史》中没有为杨凝式立传，只是记载了他历任梁、唐、晋、汉、周五朝，因为他由于疾病而退隐。但是《五代史》并没有明确他的本意，杨凝式曾谏告父亲涉：大人是唐朝的宰相，却将传国玺交给他人，这说明他的心迹是可以见得的。虽然他没有仕五代朝廷，而是因为疾病退隐，但他是一位贤人，他的节操很高，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我曾经说过，自己与大自然一起消逝，五代并不是没有人才，只是历史没有记录下来，确实可叹。如果杨凝式的生平事迹清晰明了，却不为史书所记载，那么执笔者是多么狭隘啊！
陈师锡伯修所著的《五代史序》，文辞平平。初时苏子瞻以让给曾子固，说：“在欧阳文学中，子固是前进的。”曾子固回答说：“子瞻未必如此，我算什么东西！”两位大人相互推让，未能决定，陈师锡奋笔为之。
古人在作诗时，常常会通过断句来引入其他的意思，这是一种很有警示作用的手法。比如老杜的“鸡虫得失无了时”，注解说：“这是说在寒江山阁旁边。”黄鲁直也使用了这种手法，《水仙花》中说：“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而陈无己说：“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这种写法就不太一样了。
章叔度在《宪云》中说：“每一个俗语中的言辞，都有其来历。”这种手法也是陈无己、黄鲁直在作诗时常用的。
《阿房宫赋》中只是在最后几段说了秦和六国时期的优点。如果说丁头粟粒等语句，就比不上俳优了。
我曾经怀疑《三器论》不是老子的文章。我还怀疑《下邳侯传》是后人编写的。毛颖传中夸赞了毛颖，但却没有给他应有的报酬，由于老年昏聩，秦始皇真是不怎么样啊！他的笔法很像太史公。董晋写的《行状书回纥》、《李怀光二事》的文字风格，看起来更像左丘明的文字，而不是退之的文字。下面这些文字都不太合适，对退之的诬蔑太多了。秦少游说：“退之的《元和圣德诗》和《平淮西碑》是出自一个人之手。”我考察了一下时间，差了十二年。但是从《平淮西碑》和《郓州溪堂诗》来看，似乎又是其他人所作。
《罗池庙碑》的古本中，将“涉有新船”改成了“步有新船”，“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改成了“秋鹤与飞”。欧阳永叔认为“步有新船”是正确的，而“秋鹤与飞”是错误的。一些人认为这些修改是欧韩两派文字之间的分歧，这是一个严肃的讨论。我曾经用三言评价子厚的文章说：“他的大体像纪渻子养斗鸡。在中朝时，他骄傲自满，仰赖气势；到了永州，还受到了外部的影响；到了柳州，看起来像是木鸡。”柳子厚的《先友记》采用了《孔子七十弟子传》的形式。如果《贞符》和《雅则》是以《盘诰》诗人的文风为祖的话，那么这两部书就相当于其他传记了。
东坡辩说《黄楼赋》不是子由所作，这就是所谓的欲盖弥彰。《却扫编徐州黄楼》是东坡所作的，而《黄楼赋》是子由为之作的，这一点是东坡自己说的。
韩退之写的《画记》，东坡认为是瞎编胡说，但秦少游却效仿韩退之写了《五百罗汉记》，人们对文字的看法确实是不同的。王侍郎曾经说：“文字应该让人感到击节赞叹，而不是让人肃然生敬。”
张文潜看到富郑公的《神道碑》，看到了对赵济的评价，就说：“公的文章真是奇特啊，能不能加上‘一’字？”于是改成了：“及英宗神宗之世，公老矣。功在史官，德在生民。北敌西戎视公进退以为中国轻重，而一赵济敢摇之。”“一”字，确实很关键。
我曾经读到喜祐一诏《罢茶盐法》，读了几十遍都舍不得放下，每次都感叹不已，以为是真正的君王之言。后来看了《欧阳文忠集》，才知道原来是欧阳写的。欧阳的文笔温润，尤其适合编写政令文。他说：“私藏盗贩，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忍心施以严刑重罚。这就相当于在江湖上设下陷阱，来陷害我们的百姓。”
《东坡志林》说：“曾经想仿效《盘谷
序》写一篇文章，结果却写不成。态度像风云变幻，水波成文，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气势。想要一成不变地追随时代的痕迹，以确立固定的形式，这就好像要捕风捉影一样。”我曾经问过王子世：“苏氏的纵横之学是怎样的？”他回答说：“是有的。”当时案上有《庄子庙记》，其中说：“在这篇文章中，说庄子去孔子那里，阳光拥挤，阴气帮助。”这种言论也是纵横学派的传承。
自古以来，对齐名的称赞很多，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比如姚宋，宋并没有像姚那样守正。韩柳元白四人，他们的出处、性格都不尽相同。人们都说刘白，但刘的诗文甚至胜过了白公。再比如近代的欧梅苏黄，子瞻的文章远远超过了黄，苏的诗律也不如黄。
内外两制，对王言的润色，向天下宣告，是国家体制的职责，一字的轻重都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如果表扬他们，就升到九天之上，如果责备他们，就堕到九地之下，这是为什么呢？必须在表扬和责备之间示以惩戒。比如骆宾王讽刺武后，读者只是笑了笑，但是到了“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这句话，他们就说：“宰相怎么会失去了这个人呢？”武氏甚至都知道这一点，那么天下的明白人又如何不知道呢？
江淮春夏之交常常多雨，人们称之为梅雨，因为夏至前后大约各半个月。有人怀疑西北方面是否也一样。我认为东南方面多沼泽地，春夏之际天地气候交汇，水气上升，导致了降雨，这是有道理的。
有人认为月亮接受了太阳的光，所以满月时光辉满溢，其实不然。太阳和月亮都蕴含了阴阳之气，月球的阴影有时会增加，有时会减少，阳光也会随之而变化。因此月亮的光辉是有圆缺之分的，到了满月时，月亮的光芒就会自然而然地达到极致，与太阳的光芒相得益彰，而并非是完全依赖于太阳的光线。
沈存中说：“世人常把脾脏称为黄庭，说它名声在外而没有实体，说它虚浮而没有固定的形象。”他又说：“肾有左右之分，这就是坎离。坎离相交，滋养五脏，如同乾坤生出了六个儿子。”我认为：“知道脾脏并不是黄庭，而说坎离是指两个肾，与大海中的坎离为左右有什么区别呢？”
在和平时期，宫廷中的茶酒被称为班殿侍，包裹在四五层不同颜色的布中。最初，京城里有人用竹子绑扎五种颜色的线，然后拽扯它，当做一种游戏，称之为变线。后来人们看到宫廷侍卫所包裹的东西，觉得有点像变线，于是也叫它变线。但是现在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包裹了，只有几条有象征意义的带子（据杨宜之侍郎说，他的前母吕氏的舅舅曾经为它们编织过）。
古人常常用“转蓬”来形容某种植物，但实际上并不知道是什么植物。我的外祖林公去过辽地，看到了蓬花枝叶相连，团团栾在地上，一遇风就会转动。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就是蓬花。
原文：《步里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