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家庭的解体和两性对抗的加剧,谁还会认为他能真正明白爱情的本质?
——麦基
德波顿有一本书叫《爱情笔记》,写得很精妙,但不是一本好书。他将爱情解剖得过于露骨了,像是要将她活剥生吞,将五脏六腑端出,一一陈列。这种汉尼拔式的书写是理性社会的独有,因为当人们谈论露骨,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光滑的背、蓬松的酥乳与半遮半掩的双腿。这些由几何线条构成的人体,只有当人处于观望、满怀敬畏心时,才能欣赏到其中美的意境。可一旦涉足或深挖其中,就会变成两种文本,一种叫黄文,一种就是德波顿的解构爱情文学。如果有人告诉你通读后一类文本可以教你如何恋爱,那请一定要嘲讽他的自傲。你倒是或多或少可以从中领悟到一些爱情的本质,可然后呢?将爱情思想化不是艺术该做的,也不是哲学该做的,这种提炼,在现有的人文科学体系中没有与之对应的学科,因为几乎没有先哲为爱欲之死担忧过。爱本是不应该被教授的。
然而,我并无资格这样说,因为我也是一个爱情理论家。理论和实践最大的区别在于,理论总能将它所分析的对象理想化,而实践是一种剔除理想的过程。人们对于爱情的幻想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似乎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又在信息时代被放大了。感谢艺术,尽管求爱之旅是艰难的,可我从未对爱情失去希望。我渴求现实的爱、肌肤相拥、接吻与爱抚,这种欲望远大于在虚拟世界得到宽慰,只是冷静一想,又发现自己与现代爱情间总有一层壁障,例如我容易动情、害怕失去、爱胡思乱想,又例如我对道德有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对长情深表怀疑。性格与思想之间的矛盾教会了我克制,却也有泪崩的时候。出于羡慕、嫉妒、孤寂、性欲……克制就成了一种修行。我不是一个能在菩提树下打坐之人,却能忍受思绪的折磨,这或许与我的过去有莫大的关系:从小到大,我一直将自己当作假想敌,却无法看清这一本质,于是就将他外化为蛮横的老师、态度傲慢的同学、严要求的母亲……这些镜像让我长舒一口气,堂吉诃德就是这样挥舞长枪冲向风车的。这种反抗是心安理得的,好像粗浅了解过自由与个人主义,就掌握了真理的正义,于是满不在乎地横冲直撞,仿佛不杀出一条血路就誓不罢休一样。这样自娱自乐地征讨早在我小学时就有征兆,当班主任硬要四年级的我开口学一声鹅叫,并在我羞着脸叫完后又开口大笑时,这一阴影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将其归咎于需要认可的天性,却并没有为了得到认可做出太多努力。一是因为童年我太容易获得认可了,于是在我心里有一个自我认同的尺度,低或者高都是过度,当弹簧松弛,那也失去了它的效力,无法约束,也无法激励,最后导致那个幻想中的我有了不可战胜的属性。二是因为母亲的严格,不过我并不怪罪她,如果没有母亲让我去学钢琴、美术,我可能不会对古典乐、美术作品很亲切。母亲的心是好的,无奈落在一个崇尚积极的环境中,因而结果是消极的。
学生时代我的首要目标是:击败那个无敌的幻想,可这一场战役几乎将我消耗殆尽。年幼的我始终没有明白这一难关的核心在于,这个幻想是由我亲手缔造的,需要改变的是我。可怎样改变,会将我引到不同的道路上:一种是妥协,放弃特立独行,削发明志;另一种则更为复杂,需要谨慎地处理我、幻想与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幻想会随着我的改变而消失,可思考不能。我必须确立一种大前提,例如爱、公平、正义,在此之下,一点点转向。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僭越了高考。离校前,看着屏幕上很低的分数,我反而有一种解脱感。面对这一醒目的三位数,生命降格为数字,生活却有不同的划分。有的人升值,有的人贬值,还有些人根本不隶属于这一体系,要么他们是被遗忘的,要么他们是卓越或富裕的。我很早就明白,努力改变一生是世界上最可憎的谎言。努力只能改变自己,而人生不只有自已。
我又将自己解剖了一遍,只是为了讲述逃避又渴求爱情,这种矛盾的来源。可我又何其幸福,因为令我感到矛盾的,只有爱情。或许,爱神怜悯这些孩子,为了让他们有面对社会的心理准备,便将被异化的爱情一一降于他们身上。她是一个流着泪的狠心母亲,不愿看到这些稚子被汹涌的浪花吞没,只能在此之前反复锻炼他们。可又有多少人能懂得她的心呢?爱情,她的高洁从一开始就遭到否定,那谁还会相信她是美的呢?
人们对爱情的定义依附于某种社会法则,例如家庭、伦理,例如两性在传统意义上的关系。被动地表示是,长情是基于过去、“落后”的体系才得以建立,它必然带有妥协,甚至压迫的成分在。一个平行事例是,人们总以为摇滚乐意味着个人意志的解放,可一支出色的摇滚乐队必然是一个需要牺牲个人意志的整体。所以,摇滚的表达对于每种身份来说都不一样,甚至对于每个人都有细微的差距。爱情同样如此。对于一个古老的道德国家来说,当自由以解放之名席卷大地,带来朝气的同时也将束缚全部解开,那一缕缕隐约的黑气起初并不起眼,甚至会被认为是某种先锋与进步的标志,可随着朝气散去,人们才发现天空变得灰蒙蒙的,太阳仅作为白日的象征,而并非一种美学存在;对于在里约狂欢节纵情欢呼的拉美人来说,那些“穆尼西帕尔剧院舞会和妓女麇聚的地下俱乐部舞会”总会上演男交女欢的场景,每次狂欢节过后多了无数令人头疼的私生子①,我们只能说,这是他们的文化,纵欲的快乐。从中那些消解的爱情——短暂如烟火般的恋爱,听起来总有一些魅惑感,仿佛一人一生需要尝尽所有爱情的可能才能圆满,因此,长情就是过去、落后的,毋庸置疑;对于浸泡于背德快感的日本人来说,当道德过于蛮横时,冒犯就是美的,然而,这一定式还有另一个前提:人必须是冒犯的观赏者。跃跃欲试的人一旦亲历其中,美就消亡了,取而代之的,又是一种坎普②、猎奇、爽感……诸如此类的范式,在我所观看到的世界不断上演,起初,只有新闻承担呈现猎奇的功能,到现在,甚至连艺术都沾染这一陋习,非要将一普遍的由一特殊的集中展现。由此,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褒义词也是消费主义的。例如治愈、快乐,前者是被允许的精神治疗,用来缓和人们紧绷的神经,修复好后,再一次将他们投掷于世界的漩涡中;而后者则是迷惑,快乐的毒素在于它及时地满足。过程就这样被消解了。
曾经,我经常批判道德,弘扬自由主义,相信解放会令我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面对女孩时游刃有余的高手,可越做这样的尝试,就越发现一些异常。比如,人们总说爱情的挫败会让一个人成长,可有些人却陷入爱情的反复中难以自拔,日渐消瘦,愈发自卑。一个原因是,表白与接受都过于容易了;人们又总说追女孩要耐心,总会有一个好结果,可这样做只是一种练习,最后双方都适应彼此的存在,只是暗恋者会时常焦虑。爱情,神圣且落伍的爱情,只能成为一个角色,被相机、文字保存下来——人们对那些将要消亡却认为有价值的事物的做法也是如此,例如文化遗产,例如乡音。
我确实想恋爱,但,用一种“老式”的恋爱观寻找爱情,往往会被鄙夷;决定接受爱情的选择,相信直觉,往往会被抛弃;可当我真正找到一个合适的、互相倾心的对象时,我才发现爱情的艰难:既不愿失去她,又为维持长情感到悲观——就连两情相悦的人都难以迈出这一步——只是因为珍视?
在今天,经历爱情几乎只能带来消极的影响。影视剧的爱情无需在乎她生存的土壤,她只需确定自己的存在,就能引诱人们落泪。所以,经历就成了无用之物,她裸露出性的姿态,开始四处伏击迷茫的路人。爱被剥落了,性被放大了,这几乎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规范人的事物在松动,人之兽性在扩大其影响。这种美名为解放的放浪一步步侵蚀人的机能,吸取他的精力,遮蔽他的双目。这不是自由——自由的世界必然是充满生机的世界,这是他那傲然的边界带给他的效力,绝非任何稀松的词汇可以取代。爱情,必然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用凛冽的目光直视她才能发现她那衰老狰狞的真面目。必须有爱情观念的改变才能适应新的变化,可绝不是今天的改变。可当我高呼宣言时,内心却很空虚。难道我的青春要在爱情的遗体中游荡吗?
我在逃避,却非本意。不能爱是悲剧,无法爱是末日。我悲悯地察觉到,我失去对爱讴歌的能力了,因为她已然凋零。母亲跟我说,世界上没有不经历爱的文学家,有的人为爱而死,有的人因爱而生,有的人透过爱去看世界,有的人通过爱重识自己。你是否也能从爱中得到什么?我告诉她,是爱从我这里偷走了一些东西,我只能在文字中祭奠她。可在心底,那股对爱的渴求依旧在涌动。爱,究竟会使我的眼睛更加明亮,还是让我重新获得拥抱,我不知道。可如果有人真想从爱情理论中看到一些指导,那我会告诉他们,去爱吧,用心爱吧——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呵护爱的方式。
②:坎普,文化名词。文化是天真的,它可以包容一切,真正坎普的人为创作,必然是认真的、卖力的、雄心勃勃的,而且最好是华丽的、夸张的、戏剧化的、充满激情的、过度铺张的,甚至匪夷所思的,但却不知是在哪里总有点走样、略有闪失、未竟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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