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图像表达的制作,其目的是以空间方式呈现世界中的疆域、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
Mapping Practice(制地图练习)对于建筑学大类的人来说不会陌生,但或许正因为做过太多,它不免沦为了一个事务性、重复性的任务——从开发商或者规划局那里调来CAD文件,然后把所有已知的信息扔到上面去,称它“场地分析”。但制地图的行为当中极富创造性的能量,似乎被遗忘了。
现代制图术诞生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学术神庙”兴建于公元前300年,吸引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中最伟大学者们前来进行“朝拜式”的学习。他们在浩瀚而珍贵的文库中感叹,“全人类的记忆已经都在那里了。”也正是在那里,托勒密完成了他的不朽典籍《地理学指南》,借此“试图描述已知世界的大小、形状和范围”,成为往后2000多年地图绘制的基础。
以色列人试图统计整个国家的人口,于是上帝降了罪;人们试图修建巴比伦塔去接近上帝,可是终以失败告终;在汇聚了人类思想与记忆的图书馆里,托勒密试图整理出一个“整体的世界”——地图的诞生可以与两个宗教性的故事并置,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相似的东西:人作为人,是大地上蝼蚁一般的单独个体,但他总怀有一个古老的愿望,试图和一个更高的、更宏大的、具有神性的东西相连,即便这或许总以浪漫性的失败收场。
所以,地图的制作代表着人类“成为神”的创造性野心。
首先,传统地图观看世界的方式,是如同神明一般垂直地俯瞰大地。即便在20世纪卫星摄影图像的技术成熟以前,人类文明两千年来画地图的尝试,都依靠对大地、人造物相对关系并不精确的测量,加之一个天空视角的主观想象。除了少部分城镇可以借助周边山脉地势的优越得到倾斜角度的整体性观看,大多数地图其实都纯粹来自于绘制者的“思维地图(mental map)”。
其次,每当一个地图代表真实世界或者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它都是以高度的抽象(abstraction)实现的。甚至可以说,画地图本质上不仅是在“重现(represent)”世界,它实质上是在“重写(rewrite)”世界。即便某个地图极端精确和写实,它也一定不可避免地把真实世界投影到一个二维的,面积有限的平面上,它也就压缩了真实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维度。
医院不再是医院,它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十字架标志;道路不再是道路,它变成一条条宽0.5毫米的线条;湖泊不再是湖泊,它变成一些由不规则曲线围合成的有色形状。一套新的“符号系统”代表了世界,这就是地图所谓的抽象性表征。如果说神创造了世界,那绘制地图者则是在纸上又把它重新创造了一次。
其三,画地图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如同造物者一般,为混沌无序的宇宙赋予优雅的秩序和有章可循的规则。方格网的框选,经纬度的定位,指北针的指向,山川河流的命名,都是在自然场域上叠加新的形式。人类用一套名为“文明”的共识性语言,宣告自己成为了大地的主宰。
古巴比伦人将古巴比伦画在地图的中心位置,国界以外则是荒蛮的无序之地,这让他们的臣民感到安心——原来自己居住在宇宙中拥有文明和秩序的中心。外族人来到古巴比伦看到这张地图,明白自己原来身处世界的边缘,于是低下头来承认古巴比伦王国神圣的正当性。谁掌握了绘制地图的能力或权力,谁就掌握了解释世界的特权。即便在数字化的时代下,谷歌地球声称像“镜子一样”貌似原原本本地照见整个世界,它的内在逻辑或许永远也不会改变。只要地图作为人们对世界的“重现”和“重写”,它就永远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中立客观”。它总带有一定选择性和臆造成分。
特别是对于建筑学和城市学来说,研究的目的本就不是要事无巨细地还原一整个城市;它讲究的是提出一个好问题,并由此找到一个巧妙的“切面”去理解城市的某个既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制作地图的练习反倒要凭借一番优秀的选择性——下一篇文章(如果机核网的老师们顺利给过的话)会详细讲到的两个词条是很好的例子。在图底关系(figure-ground)中,我们看不见建筑和街道的名称,看不见等高线表达的地形起伏变化,看不见水电系统支撑起的基础设施骨架。所有的上述信息都被“选择性地略去”,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通过黑白两色,表现“建造”和“未建造”两部分的相对关系。
这种高度选择性的表达常常能让读图者感到耳目一新。当所有其余“干扰项”都消隐了,城市的特定纹理就变得尤其特征分明。地图和世界还会因此产生“互文式(reciprocal)”的关系。譬如,在诺利地图(nolli map)中,外部空间(城市中的街道、广场等)和带有公共性的内部空间(教堂、图书馆等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进出的室内部分)都被表达成白色,成为“一系列流动的公共空间”。这种创造性的地图制作,为城市观察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城市的方法。也因此,建筑师们不再把建筑个体看做孤立的方案,而是将之放置在城市中进行一体化的思考——地图来源于现实世界,又反过来影响了现实世界。
地图必须“选择性”表达,“选择性”表达也有其巨大的价值。但是仍旧,人类不会停止那个执着的追求——建立一个不遗漏任何信息的地图,一个“终极的GIS(地理信息系统)”。这项浪漫而无尽的尝试给予了文学艺术许多灵感。刘慈欣写过一个中篇科幻小说《镜子》——当我们拥有一个知晓世界一切事情的模拟系统,我们就可以根据逻辑的链条,追溯宇宙一切的过去,推测宇宙一切的未来。
博尔赫斯在一个超短篇小说《关于科学的精确性》里,也构想了一个可以“完美再现”的地图——“制图学校制成了一幅王国地图,和王国自身的大小完全吻合。后代子孙不再痴迷地图学的研究,也开始明白这幅广袤的地图一无是处……”
刘易斯·卡罗尔也有过相似的虚构。他同样认为这“镜子一样”、“一比一”还原整个世界的地图终究是一场虚无的游戏——“(这个一比一的地图)从来没有打开过。……农民们反对,他们说这会盖住整个国家,遮挡住阳光!所以我们现在就使用这个国家本身作为地图,我向你保证,这也一样好用。”
选词:沙丘研究所 / 材料收集:陈飞樾 / 执笔:陈飞樾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沙丘研究所”,第一手获取内容更新;Instagram @dunes.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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