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是《最后的军刀》的补完篇,其中“波兰骑兵的最后一搏”和“杰克·丘吉尔的故事”是从之前的篇目里删去的,在这里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另外新加入了一节。此外还增加了一些内容,重点加入了对战士和战斗的介绍,希望各位满意。
在20世纪的世界骑兵里,澳大利亚的骑兵显得非常微不足道。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从历史阶段来说,1854年10月25日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轻骑兵冲锋的失利意味着骑兵的优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步兵地位则开始上升。其次,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组织起骑兵军本身就比英法更困难,19世纪末的干旱也让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难以负担养活大量战马的经费和给养。
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南非布尔游击队的表现给澳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步枪俱乐部”的支持下,澳大利亚各地出现了一批志愿的轻骑兵军团,这些有过一定训练的士兵为澳军不同军队提供了增援,在游击作战方面也具有可靠潜力。
不过应该说明的是,澳大利亚的“轻骑兵”和我们熟知的英法“轻骑兵”是不一样的,澳大利亚的这种本名是“Light Horse”而不是“Light Cavalry”,实际上他们更接近骑马的步兵,马匹只是机动转移用的,作战时他们会下马像传统步兵一样战斗。直到1918年,在中东作战的轻骑兵才列装了骑兵刀,使得他们可以像真正的骑兵一样在马上战斗。一个轻骑兵团和一个步兵营相当,但是前者人数只有600人,后者则有1000人。
战斗时,一个骑兵团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分到战马(或者四人分一匹马)。骑兵的主要武器是李·恩菲尔德.303步枪、韦伯利左轮手枪、以及1907型刺刀。此外,每个骑兵团能装备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后来随着机枪队伍的独立换成刘易斯机枪,1917年起每个骑兵队几乎都能保证有一挺霍奇基斯重机枪,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火力配置。在马匹上他们选择澳大利亚本土的维勒马,它具有对干旱、炎热环境较强的耐受力。
1916年3月,安扎克军团(ANZAC,或澳新军团)下属的安扎克骑兵师成立,该师下属五个旅——三个澳大利亚轻骑兵旅,一个新西兰步枪兵旅和一个英国炮兵旅。1917年4月以后标准序列被简化为两个澳轻骑兵旅,一个新西兰旅和一个英国炮兵旅,虽然战斗期间帝国骆驼军团或其他骑兵团也时常临时加入。 1916年底,安扎克骑兵师在英帝国埃及远征军下属的沙漠骑兵队服役,参加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的多次战斗。
沙漠骑兵队在1917年8月更名为沙漠骑兵军团(Desert Mounted Corps),随后便投入了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中,这场战斗被称为第三次加沙战役,在这场战斗中,安扎克骑兵将在无意中改变历史。
1917年4月的第二次加沙战役以英军的失败告终,此时的加沙城已经被打造成了一座坚固的现代化堡垒。加沙向东南延伸的48千米长的奥斯曼防线保卫着叙利亚省的南部,另一端则是贝尔谢巴,防线的两头从较高的位置俯视下方的进攻力量,让这条防线变得更加易守难攻。与此同时的协约国军队则控制着从瓦迪古兹到加米利的战线,双方在加沙形成了对峙的局势。
贝尔谢巴,又称别是巴,坐落在朱迪亚群山脚下,位于一处荒凉的平原的西北角。自古以来,贝尔谢巴就是一处四通八达的交通“十字路口”,东北处的碎石路可以翻越过朱迪亚群山,一直通往伯利恒、希伯伦和耶路撒冷,西北的道路位于宽阔的平原上,距离加沙只有42公里,西侧的道路则通往拉法,耶路撒冷来的车辆可以沿着南部的道路继续前进。另外,“贝尔谢巴”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七口井”,这里的地下水来自山间融雪后形成的小溪,古代的贝都因商队经常在此补给。
新到达的英国驻埃及远征军司令埃德蒙·艾伦比采用了菲利普·切沃德中将的计划,用沙漠骑兵从东侧、步兵从西南侧进攻,同时用欺敌战术让奥斯曼军队误以为英军会继续进攻加沙。切沃德本人指挥第20军团(包含帝国骆驼军),沙漠骑兵军团(不包括义勇兵和谢拉尔骑兵师)则由哈利·肖维尔中尉指挥。
肖维尔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水源,马匹需要相当多的水才能在炎热、干燥、黄沙飞扬的贝尔谢巴地区作战。侦查的情报显示只有艾萨尼有水源,但是那里太远了,对于进攻的帮助很小。肖维尔不肯放弃,研究了大量巴勒斯坦地理勘探组织的资料,并询问了当地的阿拉伯居民。他得到了关键消息:在贝尔谢巴南部和西南部的古城中有水井。最后他们果然在阿斯鲁吉发现了水井,两周的筹备后,水井可以正常使用。
此时,贝尔谢巴的驻军是奥斯曼“雷霆集团”的1000名士兵,还有9挺机枪和2架飞机。在指挥位置上,一系列的战壕和堡垒增强的防御地区的面积,但是在东南部,战壕没有铁丝网保护。因为这里地形开阔,而且经过长途跋涉的敌军一定会因为干渴和饥饿而疲劳不堪,在奥斯曼军的指挥官看来这里不可能遭受冲锋,他们认为敌人更可能发动对加沙的进攻。
肖维尔在10月30日晚上离开阿斯鲁吉,并下达了指令:查特尔将军的安扎克骑兵前去攻下贝尔谢巴东北10公里处一个叫萨卡蒂的小镇周围的道路,切断奥斯曼军队的支援。随后,霍奇森少将的澳军轻骑兵发动对贝尔谢巴的突击,按照艾伦比的命令,必须在会战头一天内就攻下贝尔谢巴。当天晚上,约四万名协约国骑兵向着40km外的贝尔谢巴开动,其中的主力就是20军团和沙漠骑兵。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途中漫天飞舞的黄沙不断落到人和马的身上,沙尘让每个骑兵的视野都非常糟糕。此外,每匹马还要负担平均120公斤的补给,骑兵们被告知,在夺下贝尔谢巴之前他们只能依靠自己补给里的水。10月31日上午,在大炮掩护下,切沃德的三个英军师从西南侧发动进攻,贝尔谢巴会战正式打响了。
下午一点,英军已经迫使奥斯曼军将防御主力转移到西南侧,但是城内的水井仍然被控制着。此时,威廉·格兰特指挥官手下的澳军第4轻骑兵旅正在城镇的东南部,以分散的部署方式防止炮击。然而此时,贝尔谢巴东侧的泰尔·萨巴堡垒凭借坚固的防御,还没有被查特尔的军队攻破。到了下午3:15,泰尔·萨巴终于被攻克,第一和第三轻骑兵旅可以从东侧发动对贝尔谢巴的总攻了。
下午3:30,数小时后太阳就要下山了,肖维尔下达了最后的总攻命令,按照计划,第四骑兵旅将从东南侧直接发起突击。格兰特亲自对第12团下令道:“你在为水而战,但是从贝尔谢巴的这一侧到艾萨尼都没有水。用你的刺刀作为剑,祝好运。”1907型剑刺刀长约56cm,即使是从步枪上取下来握在手里也可以当短剑用,反而是装在枪上的时候不利于平衡。更巧的是,10月26日在霍奇森少将的命令下,第四旅的战士门磨好了刺刀。在格兰特的要求下,第4和12骑兵团决定放弃过去骑马接近目标后,再下马步战的战术,转而使用典型的骑兵冲锋。
地面并不平坦,这导致澳军骑兵的阵线有些弯曲和松散。当最前方的先头部队冲入奥斯曼步枪兵的射程时,子弹就开始大量向着骑兵们倾泻而来。奥斯曼士兵在战壕里还装备有机枪,第4和12轻骑兵旅的士兵们随即遭到了一处战壕里的机枪扫射。英军炮兵随即向战壕里的奥斯曼机枪手开火了,只用了两次炮击就逼退了敌人。冲出3.2公里后,左侧的第12团再次遭到1180高地上的机枪手射击,机枪的火力非常凶猛,但是埃塞克斯的炮兵们非常机警,几次炮击就又一次打退了敌人。在距离贝尔谢巴东侧1.6公里处,骑兵们再一次遭到射击,第4机枪中队和第12团的后备部队紧急赶来,保护骑兵们的左翼。
当第4团的骑兵冲到防御工事前时,他们果断跃过了1.4米宽的战壕,把里面的守卫们甩到身后。然后,前方的中队在一处帐篷和掩体组成的地方下马,第12团的一支骑兵队随后加入了他们。他们随后发起了地面攻击,在白刃战里砍杀了多人。同时,第12团的骑兵们越过战壕,直接冲进了贝尔谢巴,在奥斯曼有能力摧毁什么之前就夺下了这座城镇。
骑兵们取得了胜利,他们成功夺下了贝尔谢巴,整个贝尔谢巴会战期间奥斯曼军队有数百人阵亡,还有1000多人被俘。第四轻骑兵旅有31-35人战死,36人受伤,第12团的损失最多,有20人。此外,不少骑兵在被子弹射中后坠马,战壕里白刃战期间的受伤致死是最多的。此外,战斗期间至少有70匹战马被射杀。
贝尔谢巴会战期间的冲锋取得了成功,而此时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了。看起来骑兵们似乎又会遭到西线那样的结局,在空旷地带被机枪扫射,但是战斗的结果反而证实了如果骑兵们下马冲锋的话,反而会受到更惨重的损失。针对奥斯曼阵地的迅速冲锋,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浩大的声势,压制了守卫方的士气,让对方乱了阵脚,当骑兵们冲到近处开战的时候,奥斯曼步枪兵把火力全部集中到了战马上,失去了最后的战斗机会。
一战期间澳军轻骑兵在贝尔谢巴会战期间的表现似乎意味着骑兵还没有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不过,澳大利亚的轻骑兵在装备和战术上和正统的欧洲骑兵还是有差别。随着时间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次骑兵的战斗就要在中欧平原上,由波兰的骑兵打响了。
到14世纪时,就像西欧国家一样,骑兵组成了波兰军队的主要力量。15世纪初,国王的骑士们已经成为了军队的核心力量。16世纪开始,翼骑兵取代了重装甲的枪骑兵,组成波兰骑兵的主力,在整个16世纪的数次战斗期间他们的装备逐渐“变重”,而且很少输掉战斗。
1918年一战结束后,波兰终于重建起来。此时波兰已经经历了百年的动荡和分裂,一部分骑兵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部则来自俄罗斯和法国“蓝军”。这导致重建的波兰骑兵出现了“不同部队,不同制服,不同武器,不同战术”的局面,但是由于骑兵们还是保留着传统,因此在战斗中他们还是可以有效合作的。到了1921年,wz.21军刀成为他们的通用武器。
1919年,波苏战争爆发,重生的波兰骑兵又被投入了战场。虽然波兰骑兵的装备并不先进,仍然以骑兵刀和骑枪之类的“传统兵器”作为主武器,但是苏联骑兵的装备也称不上有优势。在这次战争中,七个波兰骑兵旅作为波军的精英力量参加了非常多的战斗。这其中就包括华沙战役(参与了包围后撤的苏军)以及涅门河战役(他们在击破格罗德诺周边的苏军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战争期间波兰骑兵最光彩的一战是1920年8月31日的科马罗沃会战,他们彻底击败了苏联的第一骑兵军,后者险些遭遇全军覆没的结局,从此几乎一蹶不振。
到了二战前夕,波兰骑兵组成了整个波军的十分之一,包括11个骑兵旅,每个旅下属3-4个团,每个团下面还有步兵、炮兵和装甲部队。此时,波兰骑兵的战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突破敌军前线的冲锋队,而是机动后备军,马匹用来快速转移,战斗时他们会下马和步兵一起战斗。武器方面来说,1937年开始传统的骑兵枪变成了可选武器,但是他们仍然装备wz.34军刀。此外,各种重装备,比如75毫米炮,37毫米反坦克炮,40毫米防空炮,坦克和反坦克步枪也进入波兰骑兵的装备库,这样,他们就可以胜任支援、掩护等一系列任务了。
1939年的波兰战役期间,除了多次小规模战斗(骑兵下马步战)外,波兰骑兵一共有16次确认的冲锋。和错误的观点不同,实际上,大部分骑兵冲锋最后都取得了胜利。而所谓“骑兵打坦克”的看法很可能来自1939年9月1日的克罗扬蒂遭遇战,战斗中波兰第18骑兵团遭遇了一队德国普通步兵,波军指挥官随即下令紧急冲锋(此时的波兰骑兵很少这么做了),成功打散了德军步兵。当日,德军记者来到了战场上,看到了倒地的波军骑兵尸体,以及战后姗姗来迟的坦克,这个场景在记者那里变成了“脑补”的波军骑兵以长枪和刀剑对抗机械化部队的故事。
当然,并没有人拍到波兰骑兵这么做的照片,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唯一的他证也只有古德里安回忆的一段而已。实际上,在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不可能有人认为骑兵可以正面对抗装甲的坦克,然而很遗憾的是,战争期间德军的宣传加深了这种错误的见解,战争结束后,在苏联的军事理论里又把这种没有发生的事情变成了讽刺波兰军队落后无能的“案例”,甚至连一些反纳粹的作家也把这种事情当成了一曲“不存在的悲歌”。
毫无疑问的是,波兰骑兵在1939年期间的战斗不应该被抹黑。1939年波兰骑兵还发动过其他的一系列攻势,比如9月1日的莫克拉会战,第19骑兵团和第七步兵师遭遇了德第一和第四装甲师。战斗期间波军骑兵没有发起传统意义的冲锋。骑兵们确实用骑枪攻击了德军坦克后方的步兵,最后双方都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德军步兵被击退了。在这一天的雅努夫战役中,第11骑兵团向另一支德军骑兵发起了冲锋,但是德军没有接战,两军简单冲突后德军撤退了。第二天在博洛瓦村,第19骑兵团的第一中队遇上了一队德军骑兵,在波军准备发起冲锋之前,德军就撤退了。
类似的战斗在9月发生了一共16次,最后一次是9月26日的莫兰斯会战,第27骑兵团在莫兰斯发起了针对一个德军步兵营的两次冲锋,双方都付出了伤亡。最后德军派出了一名士兵投降,在一场小规模的谈判后,德军撤离了战场。9月之后,西线的波兰骑兵被整合并入装甲部队,而东线的骑兵则变成了步兵,直到二战结束。1948年7月,最后一个波兰骑兵单位解散,波兰骑兵的历史从此终结了。
从整个战争的角度来看,波兰骑兵在1939年9月的战斗表现并不算差,他们的战术转变被证明是有效的,对重兵器的利用也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不过,此时骑兵相对步兵的优势已经被机械化、摩托化步兵的更大优势所掩盖,骑兵退出历史也是必然的了。当然,这无损于波兰骑兵的荣誉,作为战斗到最后的骑兵军团,他们尽到了战士的职责。
前面的两代“剑客”似乎称不上完美,因为他们的主武器都包含了枪支。但是接下了的这位可能算是个真正的“剑客”,他拿弓箭和大剑打穿了整个二战,他就是被称为“疯子杰克”的杰克·丘吉尔。
杰克·丘吉尔, 1906年9月16日出生于英国的萨里。1926年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随后在驻缅英军曼彻斯特团服役。1936年由于他的冒险意志太强了,所以他离开军队,成了一位编辑,还曾经演过电影。此外,他赢得了1939年的奥斯陆世界射箭锦标赛。1939年波兰战役后,他回到了军队里,准备重返沙场了。
然而,当其他人正在往步枪里装弹,往包里塞手榴弹时,丘吉尔却拿起了一把苏格兰笼手剑和一张弓。他甚至这样回答道:“任何不带剑上战场的军官都是不得体的。”此处我们应该认为他说的“剑”不是华而不实的礼仪剑,而是经典的笼手剑。他就这样带着剑和弓走上了法国战场。
1940年5月,在曼彻斯特团的一次伏击期间,丘吉尔用弓箭射中了一位德军巡逻兵,成为了二战期间第一个用弓创下战绩的人。在敦刻尔克撤退后,他决定加入了英国突击队,这支部队成立于1940年6月,主要在敌后进行秘密任务,没有什么比这里更适合他了。
1943年7月,丘吉尔以指挥官的身份带领二号突击队空降到了西西里,此时的他腰挂一把剑,背负着长弓和箭袋,胳膊下还夹着风笛。他的任务是控制通往萨勒诺海滩的路上的一处德军哨所,他和一位叫拉弗尔的下士悄悄潜入了城镇,一次攻击就控制了哨所,俘虏42人,还缴获了几门迫击炮。这次行动让他收获了第二枚杰出十字勋章(敦刻尔克战斗期间他获得了第一枚)。
1944年1月,丘吉尔带领突击队来到了亚得里亚海,在这里的维斯岛上,南斯拉夫游击队正在和德军对抗。5月,他被命令登陆德占的布拉奇岛,他组织了43名突击队员和1500名游击队员组成的登陆军。登陆起初顺风顺水,但是很快德军的炮弹就开始向他们倾泻。丘吉尔不肯放弃,次日凌晨他吹着风笛,带领突击队对622高地发起了进攻。在一番激烈的战斗后,只有丘吉尔和其他六名队员站在了622高地上,此时已有三人受伤,而支援还没有来。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我很痛苦,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有左轮手枪,我自己也有一把美国造的卡宾枪。”
他们还在战斗,不过此时众人的子弹已经耗尽了。这时德军的一发炮弹落在高地上,炸死了三个,炸伤一个队员,此时只有丘吉尔还毫发无伤了。正当他为死去的队员吹风笛时,一发炮弹又打了过来,一枚破片击晕了他。当他苏醒后,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德军的战俘。
丘吉尔被带到柏林审讯,在那里他被认为是英国首相的表亲,所以一开始被单独关了起来。不过很快他就被转移到了萨克森集中营。然而,在1944年9月,他就和一名被俘的皇家空军军官从废弃的排水沟里逃出了监狱,随后前往波罗的海。然而,在距离海岸只有几公里的罗斯托克,他们再次被俘,逃跑之旅失败了。
1945年4月下旬,丘吉尔和140名囚犯被转移到了奥地利的蒂罗尔。由于囚犯担心党卫军会处决他们,一支国防军被调集起来保护囚犯,最后囚犯们都被释放了。丘吉尔就这样走了150公里到了意大利的维罗纳。此时他状态很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是他成功说服了盟军士兵们,在战争末尾他又可以上战场了。
他随后前往了缅甸,为了即将进行的登陆日本做准备。不过战争已经不给他机会了,当他刚刚抵达印度的时候,日本就投降了,二战也随之结束。日本的突然投降让升为突击队旅长的丘吉尔非常失望,他私下里抱怨说:“要不是那些该死的洋基佬,我们还能再打十年仗呢。”
战后,丘吉尔转为伞兵,进入西弗斯高地团服役,后来在英属巴勒斯坦担任第一营的副指挥。1948年春天,就在英国结束委任前,他卷入了当地的阿拉伯-犹太冲突,和12名士兵前去制止数百名暴徒对一支犹太医生车队的袭击。之后他又前往耶路撒冷,保护从那里的医院撤退的700多名犹太学生、医生和病人。
他最终于1959年从军队退役,成为了一位文职人员,负责担任伦敦军校生的训练教官。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不仅是因为能和很多热情的小战士交流,还是因为他的办公室下方就是训练中的骑兵队,推开窗就能看见。不过,他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陪伴家人上,他经常在泰晤士河上开着自己的蒸汽船。他还变成了模型党,制作了不少精细的遥控船模(几乎全是军舰)。
1996年3月8日,丘吉尔在萨里的家中去世了。他作为“20世纪骑士”的作战经历变成了传奇,这并非因为他不反感战争的苦难,而是因为他享受在战斗中超越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一句话大概可以作为一生的概括:“没有那位王公贵族有过这样荣耀的坟墓,只因为旗帜成为了他的裹尸布”。当然,如果丘吉尔愿意在战场上大量用枪的话,他的战果可能还会更多。
https://weaponsandwarfare.com/category/anzac/page/3/
https://military.wikia.org/wiki/Battle_of_Beersheba_(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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