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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很多的文化现象,都有着非常有趣的联系,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不会过多琢磨。
比如你翻出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看张无忌在光明顶决战群雄,肯定没想过光明顶上燃烧的熊熊圣火,是怎么被中亚拉骆驼的弄到福建深山的(当然原著记载光明顶在昆仑山里)?
你打开电脑,在宫崎英高的《黑暗之魂》世界里,与某boss决斗,磋上一把,你也用不着想,余烬与寂静高塔的这个黑暗世界,是不是有人真的见过?
到了晚上,发现《长安十二时辰》更新了,打开一看,正好看到蒙着脸的袄教祭司被凶徒劫持。追凶而来的张小敬,却被人按在地上,嘴里神叨叨的念叨着:阙勒霍多,黑色的骨头……
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样三个不同的文化世界,居然会有着同一个源头?是的。
历史有时候,比艺术还要有趣啊。

1、大通道The Silk Route

公元前174年,一只鸟飞过祁连山的草场,有人在雨中哀伤的唱到: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安息。
教科书里记载过这首歌,这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时,被霍去病驱逐出河西的匈奴人所唱。但在甘肃张掖的祁连山下,比匈奴人更早唱这首歌的,是被他们赶走的另一支游牧族群——大月氏人。
不过大月氏同样是这片土地的客人,祁连山下,被他们赶走的有乌孙人、塞种人……大概汉武帝也是觉得牧民们这样冤冤相报何时是了,不如我们把祁连山拿来种田。
祁连山,河西走廊最重要的山脉,在秦汉时代,这里是经济开发的前沿!这里有能源(战马)、商贸、土地……是中原文明与游牧部族竞相追逐的膏腴之地。河西走廊,就是汉朝的改革特区。
秦汉时期南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因此河西走廊的经济盛衰,不仅关乎区域,还直接关乎国家的整体战略。随着汉匈战争的兴起,名将霍去病闪击河西,一系列城、驿、隧、道的建设工程开启,河西走廊成为汉家内土。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东西经济贸易流通起来。
走廊西段的敦煌,到了汉武帝晚期,已经是“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大月氏人作为游牧于河西走廊的过客,离开河西走廊是一段很凄惨的记忆。国王人头被匈奴做酒杯,不得不像曾经被自己赶走的乌孙一样,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
但这群向西迁徙的游牧流亡民,迎头撞上了后世欧洲人为之汗毛耸立快感澎湃的时代——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2世纪末,流亡的大月氏人南下,进入了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搅动了塞种人的世界,占领了原希腊巴克特里亚属地,至1世纪初,大月氏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Kadphises)吞并其他四位翕侯,形成了贵霜王国。此后又进一步攻占帕提亚东部的喀布尔河流域,向东则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和北印度。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粟特人、开始流离失所,他们驱动骆驼,向东方走去。
贵霜王国,崛起于中亚大通道与印度次大陆之间,这里是一个文明竞雄的熔炉,有的民族消亡,又有新的民族和文化形态诞生,在这场洗礼中,贵霜崛起。
一个公元三世纪的旅人,徜徉于贵霜王国的国土上,会发现这里除了没有魔毯,可能是一片比天方夜谭更加魔幻的土地。帕提亚帝国(安息)在他们西边,汉帝国在他们东边,南方是诞生过孔雀王朝的印度诸城邦。
古希腊的众神混在在古伊朗的神祗里,亚历山大大帝的剑盾,被铸造在流通的钱币上,拜火的信众传播着光明之主阿胡拉·马兹达与黑暗之主安格拉·曼纽的故事。而国王屠龙的传说(贵霜王迦腻色伽)则由佛教的僧侣们口口相传。
希腊、伊朗、印度,不同地区的艺术,披着不同宗教的外衣,在这片土地上交融。
暗流涌动中,新的信仰也在不断涌现、诞生,除了希腊/波斯的古神、流传数个世纪的拜火教新神,还有尚未传入这片土地的基督,摩尼,伊斯兰等宗教,也在酝酿之中等待降临。
诸多宗教在此完成汇聚,集合,然后随着商队的驼铃东进。在中亚的文明通道上,一个个绿洲之间,浩瀚荒凉的群山之间,随着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到了公元3世纪左右,一个宗教和艺术的大通道形成了,它们主要是自西向东,穿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西域,穿越河西走廊,抵达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
他们,无论是佛陀、耶和华,还是圣火,谁先到达长安,谁就将改变中国。

2、莫高窟Mogao Caves

最先到达东土的,是佛教。
它可能是跟着东进的粟特人,带着骆驼热烘烘的味道,在东方停留了下来。
《汉书》里,记载了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被看作是佛教到达中国的标志——因为在梦中收到佛意的感召,皇帝派遣了一批使者前往西方月氏国迎请佛经,三年后,佛教的使者们,携带着《四十二章经》来到中国,住进了皇帝为他们修建的洛阳白马寺。
但实际上,这可能是被杜撰出来的神圣传说之一。学者马伯乐认为,这个最早版本在《四十二章经·序》里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充满年代错误的,带有传教性质的传说。”
自公元3世纪开始,佛教徒们参与到了中国人的观念构建里。“神迹传说”的种子,被他们以各种方式,埋入了官方史书里。
大家看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一定注意到了马伯庸写的烧尽世界的黑色火焰——阙勒霍多。但在《汉书》这种正经史书里,“阙勒霍多”竟出现在了汉明帝开凿昆明池的时的长安:
“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
——《汉书·卷六》
这种创作手法,毫无疑问不是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汉人史官所掌握的,其杜撰的痕迹很明显。
类似的神迹传说还有很多,比如下面这个故事就很金属朋克:以室利房与大批僧侣被秦始皇投入监狱,到了晚上,一个身高接近五米(丈六)的金属人打破牢房,僧侣们脱困,而始皇帝则为此叩头谢罪。
佛教高僧们自西而来,自北而来(有一路是最先进入蒙古高原),一路上他们说服了无数国王,教化了西域无数小国,“降梦”与“神迹”是常见的手段,僧侣把上一个国王身上的传说,作为新的神迹降临给下一个国王,目的旨在于说服他们支持传教。在这场人间造梦的运动中,佛教开始自上而下征服中国。在这场思想征服运动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
1、胡人大师,三代祖传
佛教来到中国并不是像玄奘求法一样一蹴而就,而是从西北,甚至是蒙古高原,慢慢渗入,早期中国佛教的信仰和传承者是来自境外的多种族胡人。他们在中国生活,立足扎根,也把信仰向下一代传递下去,那些出生在中国的胡人二代,甚至是三代,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慢慢就找到了撬开入口,传播佛教的方法。
最早的几位佛教大师:支谦、竺书兰、康孟翔,都是出生在中国境内的胡人二三代,而非入境外国人。这些在华胡人后代,组建了中国最早的僧团组织,以僧团为单位,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展开了,数量繁多的伪书(伪史),也是在这场运动中被制造出来,掺沙子一样掺进了中国史书里。偷偷落巢于官方意识形态里。前文提到的“夜梦金人”和“昆明池业火”,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2、中国化
佛教最初君临中国的时候,是以一种“胡人天神”的姿态而来。这也受到了中国士人的强烈抵制。面对质疑,早期佛教选择了道家作为自己庇护的法衣,在译经过程中,他们大量借用诸子术语,尤其是道家术语。
他们甚至和早期道教密切合作,默契的共同宣传老子“函关化胡”的传说(这一点成为后来两教辩论的火线),把自己包装成受到古圣人感召的“中国产物”。
而传教行为,则模仿仙家方士,以解决“长生不死”问题的专家身份,找到了切入点,进入了显贵们的后院和祠堂。以至于后来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有样学样,装扮成佛教,自称景教僧。
3、三级路线
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三级分层”——皇权、知识精英、民众。
佛教采用了三种不同的传播策略——
  • 在上流社会,扮演时尚大咖,引领生活方式的潮流;
  • 在中层智识阶层,提供观念更新(生命哲学和源自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庇护通道;
  • 在底层社会,通过公共造像,接管死亡仪式。
我们可以简称为:包装皇帝;第三通道;图像造神。
包装皇帝
在贵霜王国,僧侣们歌颂的贵霜王迦腻色伽是屠龙者。而在中国的人间造神运动中,最突出的流量的明星,应该是南朝的佛教国王—梁武帝,他多次“弃位出家”的行为艺术表演,创造了皇帝的新时尚。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僧侣诱导下,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君主,变成了举手投足都有无数人追捧的明星,掌权者人性深处的表演欲被激发出来,形成佛教的传播氛围。
这样的宗教狂热不只在南方,北方,鲜卑豪门将洛阳打造成了一个巨型佛教圣城。《洛阳伽蓝记》声称,在6世纪中叶的洛阳城内:“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就这样,佛教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皇帝明星,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场大型的宗教综艺秀场。
第三通道
佛教以生命哲学和磅礴体系为引,组成了一座意识形态的秘密花园,直通掌权者密室。借助“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青云之力,高僧们在朝与野之间,开通了第三条通道,缺少上升通道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可以以之为接触更高阶层的跳板;权利边缘的贵胄子弟,可以以此作为彰显清高的退路
这一点在早期的诗歌中反映了出来:轮回,空无,生命的意义,这一切浸入了退入林泉的士人精神深处。借助“清谈”式的哲学讨论,不同阶层的人以更安全的方式被维系在了一起,这一组织方式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独特术语:“士大夫佛教”
图像造神
在底层,佛教使用了了“图像传教”的策略。
所谓的图像传教,就是用你前所未见的艺术征服你。
前文所说的北印度,贵霜王国的那片文明大通道上,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等诸种文明,早已交流融合了数个世纪,形成一种前所未见的美学体系。它们被佛教消化,沿着丝绸之路滚滚而来,演化成壁画、佛窟、浮屠塔等公共景观。
公共景观这种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新产物。大到建筑工程、小到平面纹饰,这些中原人前所未见的审美图像,与大规模的石窟造神运动一同兴起,从公元3世纪——最晚到公元14世纪,从阿富汗的巴米扬,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一条佛教公共造像的文明轴线生成了。
而它们中的集大成者,就是世所周知的——敦煌。
还记得那只飞过祁连山的鸟吗?公元4世纪的某个傍晚,它穿过历史的火雨,带着夕阳的金边,再次飞临了河西走廊。
在敦煌,它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场面:开凿声响起,丝绸之路上诸方的工匠云集,他们中有安息人、粟特人、龟兹人、汉人……辉耀的墙壁,在夕阳下,有人跪拜,浑身沐浴着佛光。此刻,一个贵霜商人,牵着骆驼走过敦煌。
多么奇异的轮回啊,月氏人离开祁连山,西去阿姆河;粟特人离开阿姆河,东来祁连山。这一次,他带着一个新的神祗归来——胡天神。

3、胡天神 Tengri

公元四世纪初,一群西域人的后裔,在河北建立了一座国家。史书上称作后赵。记史的幕僚,向名叫石勒的主君提出了这个问题——你是谁?你的家在哪里?面对史官的询问,石勒犹豫了一下:我本胡人,又是奴隶出身,这个问题是可否不回答?”
“不!一定要回答!”史官以炯炯双目逼视。
家园,一个让人莫名心动的词语。一个人的星球是家。一群人的星球就是家园。漫长流血的人类历史,就是家园的漂流史。古老的华夏民族,尤为珍视作这一份奢侈,纪传体史书,就采取独特的编码方式。让姓氏带着空间的信息——其人,其姓,其氏,其族。
石勒沉思许久,他对家园的记忆模糊破碎,只有部族老人口中的只言片语……也许应该从匈奴说起,这个强大草原部族的掳掠,改变了多少绿洲民族的命运,
那些风暴般的战斗,那些牛羊般的迁徙,那是多少个世纪的仆从、流浪啊……祖辈的经历,在他脑海中逐渐生动了起来,于是,他从遥远西域的一场战斗开始说起。看到髭须发黄,高鼻深目的首领动了情,史官点了点头,提笔写下:“石勒,字世龙,初名㔨,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羯人本非中土民族,山西上党武乡地区,只是他们的寓居之所。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则暗含着他们在遥远西域,为匈奴仆从的黑暗往事。陈寅恪先生考证道,羌渠发音疑为康居,羯人或为月氏或康居之种。这一考证对应的历史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230年——前177年间,由于康居在这一地区崛起为大国,建都撤马尔干,后分封五小王,汉文史籍将之归纳为易懂的昭武诸国:安、石、史、何、等。
石勒之石姓,即是石国之国姓,所以学者进一步考证,提出了羯人为粟特人的说法。
其实随着文明的碰撞,所谓的粟特故地,早已搅成一锅粥,变成了民族的搅拌机,康居、粟特、月氏、匈奴……甚至草原西部的白鲜卑,区别并没有想象那么大。
公元三四世纪之交,是人类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欧亚大陆的西方和东方,同时陷入了无秩序的混战之中。其中,民族之间的仇恨和杀戮,尤为触目惊心。建立后赵的石勒,和他的羯民族,最终成为了这个修罗大陆中的短暂过客。
石勒死后,后赵的宫廷内乱像风暴一样扩大。史书记载,这场动乱中,羯人军人举行了集体拜“胡天”仪式——“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羌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不过胡天神并未能护佑这群信徒,这场战斗中,三千结羌士都被他们的诛杀对象冉闵打败。而他们失败的后果,是羯人种群的基本灭绝。犹如后世杜甫的诗意所云:
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
一群粟特后人,伏地祭拜中亚主神,而后拔剑生死,涌入汉人的滚滚洪流,最终被消灭殆尽。为混乱的十六国,留下一个血色的注脚。
但是粟特人的故事并未终结,胡天神,将在中国留下更多痕迹。
胡天,这个称谓,在北朝史书中出现多次。北齐后主“躬自鼓舞,以事胡天”,北周君主也躬亲“拜胡天”,“从事夷俗”。根据唐长孺先生的研究,三千结羌士所拜之“胡天”,其实就是拜火教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
这意味着,作为“粟特人的宗教”,熊熊圣火,比我们预料的更早,进入了中国。
待續
下節預告——
4、拜火者Zoroastrian — 人们在挖开了他的坟墓,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
5、寂没塔Astodan — 大地的十字路口,石头城,塔什干……
6、粟特人Sogdian — 先生们!洛阳没有了!邺城也没有了……”
7、火焰鸟 Phoenix — 它们遇到了一群更汹涌的崇拜者:反贼 ……

I
猴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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