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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挥与控制

苏联的指挥与控制机构分为三大部分:斯大林领导的联共(布)政治局,他们主要负责监督铁木辛哥元帅领导的国防人民委员部。而朱可夫大将领导的总参谋部负责起草和展开国防和动员计划。最后计划下发到各军区军事委员会,由他们最终负责按实际情况实施各项计划。
这套领导体系在和平时期是可以满足需求的,但无法满足战争需求。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即1941年6月23日,成立了总统帅部大本营以及首长司令部和通信中心等,由铁木辛哥任主席。1941年7月10日改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1年8月8日又改回原名,由斯大林领导。国内一般都翻译成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战前,苏军内部正在进行广泛的改革,总参谋部也在对各种计划一再进行更改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局势。但在当时,由于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斯大林的政策倾向也随之变化,带来的就是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需要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断的工作。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不断变化的军事改革和计划导致苏联对自己政策带来的后续影响也无法预料。这些变数造成了改革工作的放缓、停滞和自相矛盾的混乱,更导致许多已经完成的改革得不到应有的结果。
这种混乱在形势最复杂的各西部边境军区表现的尤为明显。这些军区的司令员本就负责国界的安全,维持军队的战备状态。现在又要负责落实改革方案,又要根据本军区情况来实施最新的国防计划,还要负责组织起大规模的动员。这听起来已经是不小的工作量了,但别忘了,计划还在不断的被修改。更不要提他们由于身处边境,更能感受到边境上愈发紧张的形势和敌人的作战能力,以及军队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战争爆发前,国防计划不断修改,多数部队没有收到最新命令,没有提前建立有效的指挥、通信、后勤保障和情报侦搜机关。大规模动员却没有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也没有把各个不同兵种组合成有效的战斗集体。再加上大清洗带来的指挥人员流失和军官不敢承担责任以及兵员素质的劣化。这样的部队面对欧洲最富经验的部队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

二.大清洗在军中带来的影响

1918年红军成立后吸收了很多旧沙俄军队的军官。他们虽然像酵母一样培育了红军,但其中不少人也不可避免的带有旧军队的习气和作风。整个20世纪2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军队和党的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托洛茨基作为红军的缔造者,他是维护旧军官的代表,但随着托洛茨基的离开,这些人也失去了他们最大的保护伞。随之而来的就是清除“旧思维”的运动。到30年代中期,红军中共有47000位指挥员被强制退伍,另有3000多人被镇压。
1935年9月22日,苏联的武装力量又重新引入军衔制,12月30日又颁布了海军军衔。最高级指挥员为苏联元帅,高级指挥员为一级集团军级、二级集团军级、军级、师级、旅级,直到中尉,37年增设少尉。 1940年实施新军衔制。(43年之前苏联的指挥员有等级之分。比如40年新军衔制分有高级,上级,中级和初级之分。高级为旅级以上,上级为校级,中级为尉级,初级为军士)
35年11月 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被授予元帅衔。别洛夫、加米涅夫、乌博列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和亚基尔被授予一级集团军级衔。1936年前,共有5位一级集团军级和11位二级集团军级、62位军级、201位师级、474位旅级、1713位上校级、5501位少校级、14369位大尉级、26082位上尉级和58582位中尉级。
他们这些人,所有的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和大部分中级指挥员都是有战斗经验的。也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们不少人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正是他们奠定了正规化红军的基础,使得红军成为了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最终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红军成为了世界上数量和技术最先进的武装力量之一。
1937年6月1日,一份声明出现在苏联报纸上:工农红军政治局局长、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儿尼克,因“与反苏分子有不正当关系,并害怕罪行败露,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6月11日,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宣布了了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一级集团军级亚基尔、一级集团军级乌博列维奇、二级集团军级科尔克、军级普里马科夫、军级普特纳、军级费尔德曼、军级埃德曼,的案件调查结束,现已被逮捕并移交法院。他们违背军事职责、背叛祖国、出卖苏联人民和苏联工农红军,同日被法庭判处剥夺军衔,处以死刑。
6月17日,美国驻莫斯科武官费蒙维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最近处决了8名前红军高级指挥员,以及第9位的自杀、表明苏联军队内部正发生一场危机,这次危机可能比十月革命以来的任何一次动乱都要严重。
截至到1941年,被逮捕,自杀或者强制退役的人员有5位元帅中的2位被枪毙1位死在狱中,2位一级集团军级、12位二级集团军级全部。60位军级、136位师级、221位旅级。他们的职务包括红军训练、防空、情报、空军、炮兵、通信、动员、教育和医疗局或总局的局长,16个军区司令员全部,各军区副司令员、助理司令员、参谋长、军兵种首长中的90%,军长和师长的80%,团长、副团长和团参谋长得91%。
大量的指挥人员的调动对红军基层士兵的士气和战备影响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美国驻莫斯科武官费蒙维尔写道:......红军似乎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士气受到严重打击......红军可能需要一次全面的兵员替换才能把士气恢复到之前的高涨程度。
大清洗带来的还有间接损失,这些损失也可以从侧面证明红军的士气已经降低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根据苏韦尼罗夫的《一场全军的悲剧》中的统计数据,1937年的第二季度,指战员的自杀率和事故率急速上升,自杀率和上一年度的同比涨幅为:列宁格勒军区26.9%、白俄罗斯军区40%、基辅军区50%、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90.9%、黑海舰队133%、哈尔科夫军区150%、太平洋舰队200%。事故率的涨幅与此类似。1936年~37年,空军事故率上升80%。这也于大清洗导致工厂生产的装备质量下降和军中酗酒成风有关。
1938年,酗酒已成为红军军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以至于38年12月,国防人民委员部为此单独发出命令《打击工农红军中的酗酒问题》。这一命令要求全军上下和政工人员一起“强有力地”打击酗酒问题。
另外,大清洗还带来了军事主官不敢承担责任和丧失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他们宁可放弃晋升、放弃对对错的争论,没有明确的书面命令的情况下不会主动作为。他们只求不犯错,不留下把柄给自己的政治对手和内务部人员,以免遭到恶意举报和调查。

三.损失的弥补

斯大林在意识到问题后,就开始了刹车和弥补。不可否认,斯大林和党内高层最初的出发点是希望揪出党政军中的反对分子和破坏分子。但很多人借此打击报复、铲除竞争对手、NKVD官员之间互相竞争掌握的线索、以及被刑讯逼供的人最后胡乱供出的名单的等等行为,导致了运动逐渐失控。如果把38年末视为大规模逮捕的结束(零散的肃反持续到41年),那么最后就是以那些习惯恶意举报对手的小人和内务部的首长根里克·雅戈达和他的同僚被逮捕和处决作为结尾,大清洗的另一个执行人叶若夫也于1940年被处决。

1940年8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加强红军和海军一长制》的命令。该命令废除了1937年5月开始实施的政治委员制度,委托“指挥员和首长全权负责所属分队、部队和兵团的全面生活和活动,包括政治工作、政治教育和纪律状态”。但各级机关任然保留了政治副指挥员这一职务,但总的来说,军事指挥人员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红军内部因大清洗损失的指挥员数量已经非常高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苏联红军还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军。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指挥人员缺口(扩军的影响放在下一篇)。苏联试图缩短军校教程和提拔指挥人员来弥补大清洗的损失。比如伏罗希洛夫总参谋学院1937届学员全部提前毕业,用以填补职位的空缺。
1937年3月1日到1938年的3月1日,红军共提拔39090名指挥人员的职务,其中包括:12位军区司令员、35位军长、116位师长和旅长、490位团长和大队长。这次大规模提拔之后,团长的平均年龄是30岁,师长36岁,军长和司令员是42岁,明显过于年轻且他们大都没有实战经验。
同时,高级军衔的提拔速度也稍显快速。37年3月1日到38年的3月1日,共晋升1位一级集团军级、5位二级、30位军级、71位师级、257位旅级、1346位上校和5220位少校。因为苏芬战争,39年2月9日到40年4月4日,又有20名军级晋升为二级集团军级。40年5月7日,授予铁木辛哥、库利克和沙波什尼科夫苏联元帅军衔。
红军因为大清洗避免了分裂和其他的问题,但也失去了大批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更失去了红军的战斗精神和战斗传统。苏芬战场上红军新兵经验不足,指挥官和老兵死气沉沉、行为僵化以至于伤亡惨重。斯大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留给苏联人的时间已经不多。苏联在芬兰的糟糕表现进一步让希特勒下定了决心。最终,只有在41年夏天的苏联西部,德国人的狂妄和残忍、国家和意识形态失败的耻辱、各民族面临毁灭的威胁时,才会重新点燃苏联红军的战斗热情。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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