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或许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旧书圈子。在千代田区的神保町有一条专门的旧书店街,自明治时期起不断发展扩张,现在已有超过百家书店集中在这里。行走此处,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就有可能是拥有千卷万本的富豪。
这个旧书圈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地方。纸质书在读者群之间不停流通,人们的共识,时间的检验,共同造就了一番耐心而缓慢的大浪淘沙,它舍弃掉不得人心的次品,让足金的好书沉淀下来。旧书的圈子里,有一群人在乎这个东西,痴迷这个东西,珍藏这个东西。他们既是爱文学的读者,也是客户和藏家。他们对一个文学家或者一本著作的共同评价,会很直接地影响这本旧书在市场里的价格变化。
……如果光挑那些在旧书业界评价颇高的文学书来读的话,倒有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阅读方法。——不仅是有可能,实际上我已经在这么做了。
这是出久根达郎在《给作家标个价》里的表述。这位一生与文字打交道的日本老人,找到了把书的“价格与价值”结合起来的方法。他有双重身份。第一,他是日本旧书收藏圈“大佬”级的人物,买书、卖书、藏书,并对书市当中各式各样的珍本价格了若指掌;第二,他本人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作家,早在九十年代就获得了象征日本大众文学最高桂冠的“直木奖”。
经年累月浸泡在旧书市场里,出久根达郎对于名家珍本的价格浮动,已经形成了非常敏锐的直觉。这也正是他为自己“开书单”的方法——一本旧书,如果在旧书市场里价格居高不下,甚至持续上涨,多半说明了它供不应求的市场关系,折射出一批批读者在实际阅读之后对它的真正认可。那么,读这些书多半不会错。
司马辽太郎、三岛由纪夫、山本周五郎、川端康成、太宰治、寺山修斯、宫泽贤治、永井荷风、江户川乱步、樋口一叶、夏目漱石、之穆萨按实物、野村胡堂、泉镜花、横沟正史、石川啄木、深泽七郎、坂口安吾、火野苇平、立原道造、森鸥外、吉屋信子、吉川英治、梶井基次郎
上述二十四位日本文学大家依序在书中各占一个章节。其遴选,原则仅有一条:已过世的。余下依据的都是作者个人阅读经验堆积出来的直觉。在某种程度上,出久根达郎判断出的,在日本旧书圈广受推崇的作者名,也可以大致勾勒出二十世纪日本文坛的一份全景式巡礼。
不过若论旧书市场之存在,其效用显然不仅仅是“开书单”。在日本二十世纪历史中,这个市场还扮演了“挖掘被埋没的好作家”的角色。活跃生动的旧书市里,其金钱买卖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对好作品的珍重,以及人和人之间富于理解的温情。
……明明有如此天分,为什么会成为“野之遗贤”呢?简直难以置信。说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提另外两个人——石川啄木和宫泽贤治。这两位天才在生前只得到一小部分人的认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则完全是默默无闻。他俩的书都卖不出去,被随便扔掉,也没人用心保存。 /发掘被埋没的天才——这一任务落在了旧书店身上。 这正是旧书店引以为豪的地方。
上述摘录出自《给作家标个价》第七章“宫泽贤治:祈求无上道”。无疑,这是最叫人感动的章节之一。
在国内,宫泽贤治(1896-1933)虽未像三岛或太宰那般知名,但无法否定的是,他在日本本土拥有至高的地位。他作为重要一员,佑启了日本文艺作品中那个经典意味——柔软的、和煦的、有情有义的、平静却也坚毅的、人与万物平等的精神宇宙。在很多人看来,宫崎骏动画当中的标志性意向——穿行在水上,漂浮在星空之间的列车——也是受启发于宫泽的名作《银河铁道之夜》。
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为她扛起稻束
在于37岁过世之前,贤治一直以极度勤勉的态度书写着,产量惊人。然而身处东京主流文学圈之外的他,死前仅是靠着自费才出版了两本书:一本童话,一本诗集(他称其为“心象素描”)。他不遗余力地努力推广,希望能够被主流市场所接纳,但始终寂寂无名。面对着惨淡的销量,贤治在刊登广告的时候甚至这样卖起吆喝:
有意购书者请告知,我立刻寄书过去。读后如果觉得好看的话,再汇款给我。
看到现如今日本国民级别的作家,曾有如此程度的挣扎,不免叫人感喟万分。
“生前被埋没,死后成名”,这样的经典转折在文学界的历史上并不少有。但具体而言,一个曾经被埋没的作家,具体是如何“被重新发现”的,这却相对少有人知。对于宫泽贤治一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1934年,贤治身前的大量著作,辗转落到了一个旧书店,他的老板酒井找到了上家,解释说:
借着这次保管纸版的机会,我读了《宫泽贤治全集》。我之前就留意到旧书市场上全集的价格一直上涨,所以早有此意。这次读过之后,很快为其倾倒。一打听,得知贤治还有比这多一倍以上的作品,便想将其印成铅字。
正由于旧书在不同人手里流转,这些奇妙的缘分,促使贤治的才能逐渐为人所知。很幸运,这其中也包括了出版界的能人。1939年1944年,借着贤治的弟弟宫泽清六、编者高村光太郎、草野新平、作家横光利一、十字屋旧书店老板酒井嘉七的共同努力,第二版《宫泽贤治全集》陆续发行。
第二版的《宫泽贤治全集》展现出作家的全貌,吸引了更多读者,而且也促进了宫泽贤治研究。……让人高兴的是,仰慕贤治的旧书店店主继承野野上先生的事业,筹划出版了完整版的 全集。他们并不是仅仅为了赚钱才出版的,这一点也令人欣慰。
但当然,日本读者对久遭埋没的贤治的喜爱,还是可以清晰地在旧书价格中看见端倪。贤治身前自费出版的那本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在泡沫经济时期,能卖到三百万日元的高价。以当时的汇率计算,这一本旧诗集相当于近三十万人民币。
这类身后事,宫泽贤治无缘看到。即便折叠时空,让贤治在活着的时候就看见自己作品热销的样子,他或许也不会因之而狂喜于形。这位诗人与童话家的温厚品质不是无源之水,佛教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据身边人描述,贤治拥有近乎高僧一般的人格。在急性肺炎发作,吐血不止,濒临死亡的那个上午,父亲与弟弟来到贤治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遗言。他的答案是印刷一千册妙法莲华经。
贤治说希望能印一千册法华经赠送给友人,并口述了赠言。……‘祈愿你接触其中佛意而成就无上道。昭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临终之日。宫泽贤治。’
在这个时代重提书本的静水流深,兴许总是为自带抵抗的意味。通过一个讲究,迟缓,充满人情味的圈子去寻觅好书,通过读书人间相传的口碑去发现被埋没的好作家,自然是与当下的高节奏、资本化、景观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想起清代大学者翁同龢曾有写过一幅对联,似乎可以很好地说明爱书人与旧书店的造化。不妨,就以它做结:
世上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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