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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近十年的《全面战争》系列老玩家,当《全面战争:三国》终于不再跳票开始发售的时候,可以说当时我是并不激动,因为它正好在我没钱的时候发售了。
所以出于对没办法买游戏的怨念,笔者我这回趁《全面战争:三国》发售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打算以与游戏有关的最具争议的中国骑兵为内容,聊聊中国古代的骑兵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内容,也算是对这个游戏出世的一个纪念。(本文是花了数天靠挤时间写完的,所以有点零碎和流水账,请见谅)

先秦时代:骑兵的萌芽与发展

目前为止很多网友对于中原骑兵历史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中原骑兵的历史开始于赵武灵王为了对付胡人骑兵而进行的胡服骑射。

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战国策·赵策二》

实际上很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古老到可以始于汉朝的误会(这个观点最早来自于汉朝的刘向),就在同一篇文章里,赵武灵王阐述了他为什么要搞胡服骑射,搞骑兵。

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战国策·赵策二》

翻译一下,赵武灵王之所以要练骑兵,是因为他要对付胡人、秦国和韩国。

换句话讲,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非但不是中原骑兵历史的起源,相反赵国反而还可能是骑兵领域中原国家当中的后进者。

而实际上,中原骑兵的历史不仅远超战国,甚至是可以直接追溯到商朝的。
就算我们在此考虑到商朝卜辞当中存在的争议性而将其弃之不提,那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畴骑”和晋文公的“骑乘者”也比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要早得多。

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韩非子·十过》 晋文公将伐邺,赵衰言所以胜邺之术。文公用之,果胜。还,将行赏。衰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郤子虎。”——《吕氏春秋》
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骑兵依旧是尚未取代战车占据战场主要地位,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虽然骑兵在此时依旧能够干和它的取代对象战车一样的事情甚至可以更好,但是战车作为传统的冲击力量依旧相当可靠,战国时期的经典军书《六韬》里便很多次提及如何利用战车或者将战车和骑兵进行混编来对敌方阵线发起冲击,甚至该书认为无论是在适宜环境还是在险要环境下,一辆战车的战斗力都可以顶的过数个骑兵,由此可见当时的骑兵要想彻底取代战车必然无法一蹴而就。

则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险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四人,四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卒。——《六韬·均兵》

而实际上这一情况在西方,或者说是帕米尔高原以西的文明当中也是存在的。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后来的继业者王国以及米特拉达地的本都王国,都存在着这种骑兵与战车共存的情况。凡事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

两汉:骑兵的兴盛之始与装甲化的开始

两汉是中国骑兵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在这个时期,骑兵成功取代了战车成为了中国军队的主要机动和冲击力量,虽然在这个时期战车在军队当中依然有大量的存量,比如在著名的尹湾汉墓出土的武库汉简当中便记载当时武库里存有上千辆库存战车,当时的汉人也依旧以“轻车突骑”来作为当时军队冲击力量的代表,但是汉文帝时期一次出动十万骑兵和一千战车的数量比例已经标志着战车作为传统冲击力量已经居于了军队当中的次要地位。

同时中国的步兵大发展也使得战车遭到了反制,从鲁哀公十一年三百鲁国长矛兵突破齐国阵线,再到吴晋大战吴国步兵方阵震骇晋军,以及后来战国时代七国各自上十万的“带甲”步兵,汉帝国遍布全国披坚执锐的“材官”,中国的步兵凭借步兵操练、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军队平民化的加持开始高歌猛进,使得战车陷入了“打不动步兵,比不过骑兵”的尴尬境地,最终被步骑兵这两大兵种一起给埋进了土里。
当然步兵的高歌猛进伤害的不只是战车,骑兵本身也遭到了步兵的压制,出土于杨家湾的西汉初年兵马俑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反常情况: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冷兵器军队当中的骑兵部队披甲率基本会高于步兵部队,但是在杨家湾兵马俑当中,骑兵部队的披甲率不到百分之十,而步兵部队的披甲率则是超过了百分之四十。这表面了两点:首先是此时的中原帝国生产力尚未完全从秦汉交际的战乱当中复苏回来(因为这总体的数据上要逊于秦兵马俑的披甲率);其次是汉军骑兵部队更多的还是附庸于作为近战主力的步兵,负责骑射的轻装骑兵。
而这一情况在后来得到了好转,一方面数年的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了军队的披甲率,记述边塞事务的“居延汉简”便记载了当时的汉朝边军最高可以做到百分百的披甲率,且全是铁甲。
其次是作为对抗匈奴的主力,骑兵需要能够更加有效地抵御远程投射和与敌人展开近战,而这就需要更多的重视和加强骑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及一个关于《全面战争:三国》的两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在两汉三国时期的骑兵战马到底披甲情况如何,以及中国骑兵在这段时间里到底能不能进行马上战斗。

首先,在目前的《全面战争:三国》当中,重装骑兵的战马是只有一个当胸的(据说是国内有人去 CA 论坛“科普”导致的)。
这个很明显是相信了国内一部分学者根据《后汉书·鲍永列传》当中的描述所做出的判断:中国骑兵到了东汉也只有当胸。

永疑其诈,谏不听而出,兴遂驾往,永乃拔佩刀截马当匈,乃止,后数日,莽诏书果下捕矫称者,永由是知名。举秀才,不应。——《后汉书·鲍永列传》

然而很遗憾的是(为什么我要说遗憾?),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1.鲍永用刀砍了马的当胸不代表马只穿了当胸,就好像说如果有新闻说一个罪犯砍了一个人的胳膊,那也不代表这个受害者只有胳膊而没有头身脚一样。

2.骑兵战马的具装早在西汉的尹湾武库汉简里便有提及。并且如果不局限在骑兵,把范围放大到整个军用战马的话,早在先秦时代战车马就已经大量配备具装了,甚至还出土过产于西周时代的青铜具装,不能因为中原骑兵发展速度一般,就认为中原人不能将战车具装改造配备给骑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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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退一步讲,就算中原人真的不知变通,那么也不代表在汉朝之前战马就毫无防护,早在春秋时代中原人就开始给马配备植物纤维编制而成的“马衣”。切莫鄙视这种材料,实际上在后来的南北朝时代,植物纤维制成的具装便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总而言之,“中国骑兵战马到东汉都只穿当胸”这一论调在尹湾汉简出土以后便已经缺乏可信度了。《全面战争:三国》当中的重骑兵确实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考虑到这是外国人做的游戏倒也是可以理解,当然如果真的是因为国内网友去CA论坛“科普”而造成的话,那倒是有点意思了。

而实际上到了东汉,中国不仅是有重装骑兵,并且和西汉相比还出现了更加重型化的趋势,已经从皮制的甲演变成了铁制的铠了。

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军策令》曹操

究其原因,是因为首先,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的战争已经开始将中原骑兵的敌人从装备贫弱的匈奴人转变为了装备更精良的中原军队,使得骑兵必须升级武备以应对新的敌人;另一方面从西汉到东汉,出于恢复国力和削弱地方军力的考虑,中原帝国在军事体制上产生了转变,从原本更带有先秦遗风的全民义务兵制朝着更加精兵且更花钱的职业兵制度演变,降低了郡国兵的训练程度,将军费更多的投入到偏精英化的部队特别是精英的骑兵部队身上(比如著名的幽州突骑),而大部分的步兵则只能以临时招募的各种白徒为主,使得军队质量从西汉时期的相对均衡变成了东汉开始到之后很长时间的两极分化——精英部队装备极佳,而普通士兵则是相对更加简陋。
同时第二个问题:中国骑兵在这段时间里到底能不能进行马上战斗。很多人都认为尚未出现马镫的两汉是打不了马上战斗的,并以此为CA 将《全面战争:三国》当中的演义系统的步战单挑做辩解。
实际上,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那就是现实中确实有战阵单挑这一现象存在,但是现实中的战阵单挑并不像演义里那样丁宁丁宁丁宁的打半天,多半是直接秒的,比如在《三国志》的裴注版的记载里,吕布单挑郭汜那就是一矛直接残血。把时间放更早的时候,楚汉相争时期楚汉两军单挑也是汉军的楼烦射手拿弓箭直接射杀楚军壮士这种“我起了,我秒了”的情况。换句话讲现实当中的冷兵器战场单挑实际上要比演义中的单挑要打得更快。这个情况不受马镫的影响,比如宋朝将领张玉和西夏军的人单挑,唐朝将领王难得和吐蕃将领单挑,也都是出去直接把人秒了的类似描述,也没见打个几十回合(《宋史·张玉传》《新唐书·王难得传》)。
而在《三国演义》当中则是更加的模糊,原文根本就没有详细描述过英雄们的马上战斗的细节,比如著名的三英战吕布便是用斗了多少回合不分胜负这种描述来讲解战斗的激烈,很明显身为前张士诚幕僚的罗贯中也不知道马上单挑得是怎么样才能打的时间又长看着又爽,但没办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那也就只能这么写了,所以这也可以解释CA为什么要做步战单挑了,毕竟单挑是不可能不做的,做步战单挑好看又好做,多好。
而回归现实当中,马镫这一产物对于骑兵战斗的意义实际上是存在了一定的高估,也不是说不重要,但不至于没它就完全不行,无论中外任何国家的骑兵,都早就在马镫出现以前便开始进行正经的马上近战和冲击了。

魏晋南北朝:骑兵重装化的极盛时代

时间过了两汉,来到了三国鼎立的时代,对于这个英雄辈出,影响无数中国人的伟大时代,现在,就让我们,

跳过它吧。

这不是我懒,实际是因为三国时期受曹魏、蜀汉、孙吴三方势力的地理和经济因素影响,骑兵并非三方都有且都在发展的主力兵种,当时拥有这资本的只有占据河北辽东产马地的曹魏,蜀汉虽然理论上并不太缺马,但是西南马匹的大小以及本国的山地环境也限制了其骑兵发展,至于孙吴,受马匹产地所累,它的骑兵甚至还没有蜀汉强,以至于诸葛恪都对孙权说:“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三国志·诸葛恪传》),而孙权在与曹魏交易的时候也说过:“此(指交易用的珍宝)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三国志·吴主传》)
而在讲述东汉骑兵发展时,我提到了从东汉开始,中国军队出现了精锐部队和普通部队之间的两极分化,而这一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马太效应般的进一步强化。而这一情况在以本族骑兵为依仗的北朝,那便是以本族骑兵重型化、异族步兵炮灰化的形式存在着。

在南朝宋文帝北伐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南朝将领刘元景成功击败一支北魏军队以后,他俘虏了两千多汉人士兵,柳斥责这些汉人不忠诚,为蛮子打仗,要全部杀掉,而这些俘虏表示不是他们想这么干,而是如果不干,他们在前线会被北魏骑兵直接踩死,而他们全家也会被杀光,于是柳就将其全部放了。

元景轻骑晨至,虏兵之面缚者多河内人,元景诘之曰:“汝等怨王泽不浃,请 命无所,今并为虏尽力,便是本无善心。顺附者存拯,从恶者诛灭,欲知王师正如 此尔。”皆曰:“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 敢背中国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以为不可,曰:“今王旗北扫,当令仁声先路。” 乃悉释而遣之,家在关里者,符守关诸军听出,皆称万岁而去。 ————《宋书》卷77
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从政治角度体现出了南北朝骑兵重型化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北朝政权出于对异族人的不信任以及对本族军队的倚重,使其在装备和待遇明显会倾向于本族军队,其中便包括为本族骑兵配备更加重型的武器装备,使其在面对南朝步兵时生存率和战斗力会更高,而对于异族步兵的生命则是极度的漠视。在后来的北魏南下进攻刘宋的时候,北魏皇帝拓跋焘本人就更是在围城战劝降时直言那些负责攻城送死的异族步兵

“尽非我国人”“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丁零和胡皆是北魏此次攻城战的异族主力) ——《宋书》卷74
而于此同时,南朝军队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开始了类似的演变,即南朝军队多依靠将领自己的私兵,而在倾向上南朝将领也会和北朝人一样更多的倾向于自己人,再加上南朝本身就有承袭前朝大一统王朝的重骑兵传统,比如著名的刘宋忠诚派将领沈攸之在起兵反抗弑杀皇帝的权臣萧道成时便已经拥有了十万私兵,其中便有两千名具装重骑兵。

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异志,腹心议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发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马二千。 ——《宋书》卷74

结果是随着时间发展,南北朝这两个敌人的军队随着时间也逐渐的越来越像,只不过南朝因为劲弩和水军的建设生产使得其步兵还是稍微要强于北朝罢了。

而南北朝不约而同地骑兵重型化又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双方的重骑兵又出现了一个新敌人,那就是对方的重装骑兵。经过了重型化的重骑兵或许可以抵御对方步兵的单兵投射火力,但是很难挡住对方和自己一个体量的重骑兵的冲击,没有人会希望自己耗费重资打造的精锐骑兵最终会落得和对方骑兵二人幸终的下场。
因此当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中国人开始对骑枪进行了改造,对其进行加长,从而实现先敌刺杀的效果。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骑枪还是长度不到三米的丈八蛇矛,而到了南北朝这个数字便被迅速放大,典型例子便是南朝萧梁政权打造的长度为二丈四尺(折算下来为近6米)的超长骑枪(《梁书·羊侃列传》),然后西魏的将领王思政在下马步战当中也挥舞着能“一举辄踣数人”的超长骑枪(《资治通鉴·梁纪》),而在更早的北魏更是出现过以巨大出名的桓王槊(《魏书·列传三》)而西魏名将贺拔胜在即将用骑枪成功刺杀正在逃跑的东魏权臣高欢时被弓箭射马拦截导致刺杀失败以后,懊悔自己不带弓箭,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贺拔胜与高欢的距离只有骑枪以及弓箭才能够到,证实了其骑枪之长。
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胜持槊追齐神武数里,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齐神武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之事,吾不执弓矢者,天也! ——《周书·列传六》
这一切都使得此时的中国重骑兵走上了冲击力下滑和打法单一化的道路。首先得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甲骑具装的全部金属化一定会导致冲击力的上升,然而实际上因为甲骑具装的全部金属化,会导致马匹负重更大,最终反而会导致骑兵速度和冲击力的下滑。而且这里还得强调一点,这和中国古代的所谓马种无关,实际上中国古代正常情况下的育马情况远比现代人所想像得要好得多(请让我们忘掉赵宋这个奇葩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便可以一次性杀掉上百匹一米五个头的改良蒙古马单纯拿去殉葬。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当英法联军直面八里桥的清军骑兵时,法国人也称赞其战马很强壮。要知道此时的清朝马政早已腐化了。
而骑枪的越做越大则是导致在持有这种骑枪时骑兵无法干其他事情,前文提到的桓王槊使用者拓跋虔就必须得先把骑枪插在地上以后才能再取出弓箭射击,而同样在前文提到的贺拔胜也选择了战前干脆抛弃掉自己的弓箭而只使用骑枪(要知道他本人可是一名弓箭大师)。而在南北朝之前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一名中国骑兵是有条件做到将骑枪迅速切换成弓箭进行远程射击的。

安左手奋七尺大刀, 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驰射而走。——《晋书·载记三》

从南北朝到隋唐:步兵的复兴和骑兵的改革

在1979年,太原市发现了北齐皇后的侄子娄睿的墓葬,在对其的发掘当中出现了数个随葬的具装骑兵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骑兵俑的左胯携带了骑枪枪套和剑鞘。
这一特点在同国的贺拔昌(不是前文提到那位西魏的贺拔胜,别搞混了)的墓葬里也有出现。
而现实告诉我们,如果这些骑兵用的还是过去的超长骑枪的话,是不可能会有枪套摆在马上的,因为根本就没办法放。唯一的解释就是在经过了曾经的骑枪加长风潮以后,从东魏—北齐开始,中国骑兵的骑枪又开始缩短了。

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骑枪的缩短使得骑兵可以从单一功能当中脱离出来,转变为远近皆宜的多功能骑兵,这种形式随后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成为了中国古代骑兵的一大特征。
而且如果诸位对前文还有印象的话,应该知道同时期的西魏重骑兵,使用的还是超长骑枪而非这种短骑枪。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得从北魏灭亡时讲起,在著名的六镇起义以后,北魏分裂为了由高欢建立的东魏和宇文泰建立的西魏,其中北魏的大部分六镇兵民以及绝大多数的宿卫军都加入了东魏,这使得东魏继承了大量来自前朝的现成的军事部队特别是骑兵部队。而西魏的宇文泰初期只有改编义军以及跟随孝武帝投奔而来的北魏军队。

因此和东魏—北齐不同,西魏—北周存在着两种问题,第一个是本族的鲜卑军人太少,没办法压制国内绝大多数的异族,第二个是对东魏处于硬实力上的极大劣势。因此当东魏还有力气在军事体制当中搞夷汉分别时,西魏已经开始大力拉拢关陇汉人并建立了府兵制,并开始重视步兵的质量以对抗东魏的重骑兵部队,同时对于宝贵的重骑兵继续保持防御力更强并且尚且具备威力的老装备和老战法。
关于北周军是否和后世的隋唐军队那样步强骑利,这个并没有类似《通典》上那样的装备数据来直接反映,仅有能证明的是北周军队似乎比北齐军队更加的重视军队训练,包括拥有几乎每年都有的讲武练兵制度,每个月对府兵的训练以及检验等。
而在战役上的表现则是在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中,曾出现过北周军队以步兵为先锋然后北齐骑兵选择放弃直接冲击而是选择将其引诱至疲惫后下马击败的实战案例(《北齐书》卷16),大抵可以证明此时的北周步兵的训练和装备已经比过去的炮灰要好不少了。

而北周的这一转变也促进了北齐方面的改变,因为对方步兵的质量上升导致老一套单一的正面集团冲锋打法变得不再特别实惠,故北齐骑兵开始放弃这种战术,转而开始了向多功能化和重视机动性的方向转变。
而相较之下,这段时期重骑兵的另一项改革——具装的轻量化时间要比武器改变的时间要早得多,在《宋书》的武帝纪里就提到了具装虎班突骑(班通斑),即绘制有虎皮纹路的布制或者皮制具装。

而在明代唐顺之撰写的《武编》里,便出现了一项战例。
这一部分的内容讲的是北宋扑街前打阿金的战斗,阿金骑兵因为马用的是虎斑布裙也就是布制具装并且用料更少结果在保证防御力的情况拥有了强于北宋骑兵的机动性和速度。
这段文字证明了在古代,用布料制作马甲具装是合理且可靠的。
这种具装在更加偏向重型化的北周也有出现。在周武帝宇文邕的墓葬当中,就也出现了带有虎皮纹饰的具装。
而到了隋唐,这种具装就出于避讳而更名改姓,被改叫了兽文具装。

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隋书》卷8

从这里可以看出,隋朝一个军一半的骑兵都是使用兽文具装的,由此可以看出此物的使用之广。
就此,中国重骑兵历史的成长时代就此结束,在此之后,中国骑兵多功能的基调被彻底确定下来,,并一直小修小改地沿用到了近代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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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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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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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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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商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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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之《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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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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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及甲骑具装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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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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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练兵实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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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颐《武备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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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从尹湾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汉代兵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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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松《翻译官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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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殉马探略-先秦齐及诸国殉马发现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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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彬《中国古代突骑研究-以秦汉到南北朝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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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包括《左传》之类的古代史书就不列了,文中都有注明。
I
科德瑞文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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