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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初,去青岛采访鸭子,为了《那么年少》这篇稿。下午见面,聊了会儿,鸭子去超市买菜送回家给老人。晚上,她请我吃饭,然后带我去看夜景。青岛去年举办上合峰会,据说市区的五十四幢高楼的外墙灯光连缀起来,组成一块巨大的屏幕,颇为科幻。

结果没看到,可能是错过了时间。鸭子比我还遗憾,作为补偿,她带我去了栈桥。我俩边走边聊,她聊起杨潇那年夏天来青岛找她,聊起坐火车去成都参加《科幻世界》笔会。她说,刘慈欣那年拿到银河奖,用奖金请大家吃饭,吃的是火锅,结账时发现钱不够,只好找人借。请客没带够钱不得不找人借的故事,我后来又听别人提到过两次,只不过主角换成了谭楷。故事可能不确切,但也说明,那年头,搞科幻的人都很穷,大家写科幻,也不是为了钱。

鸭子还聊到1999年,她去北京参加《科幻世界》创刊二十周年庆祝大会的情景。后来在荆戈的相册里,我看到了鸭子。她穿着白色外套,短发分头,脸比现在圆,站在郑文光老先生面前,看着插了七根蜡烛的蛋糕,笑成一朵花。

这时,我对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仍然一无所知。我喜爱科幻,但有印象的大多是国外的科幻小说。小时候也在稿纸上写过科幻,标题是《黑色幽灵》。听其他人聊起他们小时候写科幻的经历时,我在想,是不是那个年代的很多孩子都有类似经历,只是长大后,有些人忘记了自己曾经写过,曾经幻想过。

另一个童年记忆。上小学时,我很调皮,经常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东西玩。一次,在五斗橱里找到两本厚厚的科普故事选,上下两辑,蓝色封面,被藏在棉被里。我问父母,为什么把书藏起来不给我看。他们说,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被你提前发现了。当时的兴奋,现在依然感觉得到。这两本书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是借给别人,没还回来。书里的故事全都忘了,只记得是高士其写的序。

我小时候没读过《科幻世界》。和很多人一样,中国的科幻作家,我只知道刘慈欣,也是长大以后才知道的。我读了《三体》和刘慈欣的一些短篇,把它们推荐给女儿。女儿也很喜欢,虽然功课紧张,她还是挤出时间,把《三体》从头到尾读完了。

从青岛回去后,我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科幻产生了兴趣。那时候国内有哪些作家,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创作的。上网搜索,没找到多少资料。鸭子是一个叫做“飞腾”的科幻创作小组的成员,我想,不如就从飞腾入手。

我搜索到“科幻桃花源”网站,点进去,首页是男孩在黑夜里捧着一盏灯的图片。我找到荆戈写的一篇关于飞腾发展历程的文章,题目是《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我们相遇》,其中有一段:

“我们所处的星球是个无聊的地方,没有魔法、没有仙术、没有鬼神,甚至不能穿越!每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头脑里都会有幻想。幻想变为梦想,再变为现实的办法有很多,比如通过掠夺、杀人、发疯、或者自残,当然也可以通过自杀的方式来逃避。作为有理想、有道德、高尚而渺小的人类,我们需要科幻!”

“科幻桃花源”写有荆戈的电子邮箱,但网站早已不再更新,我不知道邮箱还有没有人用。试着写了封信,没想到很快收到荆戈的回复。通过他,我又联系上了冯志刚。

我去了趟天津。从火车站到住处,步行约四十多分钟的路程,我一路走过去。可能是因为那天雾霾很大,四周的景色和路人给我一种灰头土脸的感觉。我有点好奇,没有碧海蓝天,没有小桥流水,没有崇山峻岭,在一个灰蒙蒙的环境里,科幻的想象力从何而来。

后来采访严蓬,他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生活节奏较慢的地方,幻想的空间可能反而更大。很多科幻作家身在内地,童恩正是四川的,王晋康是河南的,刘慈欣是山西的。一成不变的环境里,人们可能更需要幻想。

和荆戈、冯志刚在麦当劳见了面。周末人多,等了会儿,才找到四人位。同年轻时相比,荆戈的相貌变化挺大。我开玩笑,你的发际线后退得有点明显。他自嘲,我哪儿还有发际线啊。

荆戈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有很多老照片。从1995年天津科幻迷在北宁公园的第一次见面,到他们几个人去年的一次聚会。我看见了笑成一朵花的鸭子,看见了印有传呼机号的星河名片,看见了向际纯写在照片背后的寄语:“请指正,愿我们成为科幻好朋友”,看见了郑文光的签名,写在一张卡片上,字迹不太稳,可能是因为握笔的左手没什么力气。

还有一张天津科幻迷1999年春天在雍和宫门前的合影。荆戈说,钱笑带大家去雍和宫玩,钱笑是正黄旗的,每次重要考试前,都会去雍和宫烧香,她觉得很灵验。这张合影后来印在《相约之日》的飘口上。《相约之日》是飞腾成员的作品集,出版于2000年,是上海少儿出版社“大科幻时代”丛书中的一本。荆戈把这本书也带了过来给我看。

麦当劳附近有一座老鹰的雕塑,有点飞腾的感觉。采访结束后,我在那里给他们拍了张照。临走前,我问他们平时周末都做些什么。荆戈说,买菜做饭。冯志刚说,养病。

他俩的健康状况都不怎么好。荆戈血压高,每天吃降压药。冯志刚是糖尿病,前段时间并发症挺严重,眼皮和手背到现在还有点浮肿。

荆戈伸出手掌,对冯志刚说,你可以试试,掐这个穴位的地方,0.1毫米,这几个穴位,你每天最少掐三次,就在指甲的旁边,掐九下就行,能起到很强的保健作用,每一个手指都掐一掐,掐九下,可能有点疼,就在每个手指的旁边,六脉神剑的穴位就在这里,段誉那个,就是这穴位。

荆戈相信中医,也研究星座,他觉得,这些都是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

相册里的照片,我用手机翻拍了过来,但拍得不清楚,因为有反光。回去的路上,我想,这篇稿件或许可以取名为《一本科幻相册》。

从天津回去的那天晚上,我一进家门,妻子焦急地说,女儿下午头疼,有点发烧。家里没有退烧药,我担心她的体温半夜会升上去,赶紧出门买。跑了几家药店,都关门了。去医院挂号,医生说,病人没来,我不能给你开退烧药。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私营药店,买到了。好在第二天,女儿的体温退了下来,精神也恢复得不错。

还是没什么方向。我意识到,无论刘慈欣还是飞腾,都只是一个点。感谢收集整理和扫描杂志的热心人,我下载到了1991年至2000年的《科幻世界》电子版。在电脑上一本本翻看,对那个时代国内的科幻状况有了一点概念。

冯志刚把我拉进一个京津科幻作家群,星河、杨平、凌晨都在那个群里。我分别加他们为好友,联系采访。我没能采访到星河。星河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好多秘密我等着带到坟墓里呢。他是个很真的人,有时候在群里和大家开开玩笑,调侃别人,别人也拿他调侃。但他严厉起来也很严厉,认真起来也很认真,这一点,我后来见识到了。星河的记忆力惊人,二十年前的许多细节都记得。他说,你如果采访我的话,这篇稿件估计得扩充到现在的三四倍。

我打电话给凌晨,她的声音很好听,人也热心,她介绍了罗洪斌给我。我这才知道,凌晨就是《大众软件》的林晓。罗洪斌也很热情,聊了很多。聊到一位老作家时,他有点唏嘘。我想到一个问题,科幻作家如果年龄大了,创作力跟不上了,又没能在读者中间积累足够的名气,该怎么办。我问过凌晨这个问题,她说,如果有一天,不再需要她抛头露面,不再需要她参加各种活动,她会退隐江湖,让大家再也找不到她。但她还是会写科幻,可能换个笔名。她说,科幻对她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严蓬是通过微博私信联系上的,他爽快地接受了采访的请求。严蓬的网名是“电子骑士”,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国内最早的游戏撰稿人之一,早年给《电子游戏软件》和《家用电脑与游戏机》写过不少稿。

三月底,去了趟北京。星河和凌晨很忙,没见到。和杨平在回龙观见了面。我们坐在室外,马路对面的掘土机轰轰作响。杨平比年轻时胖了很多,他的微博昵称是“胖子杨平”。他一边聊,一边喝着咖啡抽着烟。他的作息时间有点颠倒。他说,2010年左右,他接了一个写长篇的活儿,一个多月没怎么出门。一次,外出参加活动,坐公交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感官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老太太拎着一袋吃的,他觉得特别有意思。坐在他身边的男人神情疲倦,他觉得特别有意思。旁边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以前熟视无睹的那些细节,突然被放大很多倍,纷至沓来,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他意识到,自己在家宅得太久了。

我们起身时,桌上的烟灰缸里多了六个烟头。

和严蓬见了两次面,第二次是在一家叫做“我与地坛”的咖啡馆。《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一篇散文,很有名。我跟着手机上的地图找了很久,又问了几次人,才找到这家咖啡馆。门面很小,据说是网红店。

这次聊天从严蓬、星河、杨平的西藏之旅开始。严蓬说,有一年去成都参加《科幻世界》笔会,半夜睡不着,溜达到后山的一个小亭子里聊天。一群人坐在那里,吹着山风,抽着烟,聊科幻。聊到凌晨两三点,烟头在黑夜里一闪一闪。那种燃烧的感觉,后来很少再出现。笔会结束后,他们三人去了趟西藏。潘海天向他们推荐了一条线路,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三十多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拉萨,星河高原反应,躺在床上起不来。杨平和严蓬外出觅食,痛痛快快吃了一顿。转过天来,严蓬也倒下了,去医院挂水。

我们聊到傍晚,严蓬回公司,我走出咖啡馆。那天晚上,北京突然降温,风很大。回到旅馆,收到杨平发来的他一年多前写的一篇题为《荒原上的新生代》的演讲稿,一万多字。在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这群新生代作家为何在进入新世纪后逐渐陷入沉寂时,他写道:

 

他们生在理想主义的时代,长在社会转型期,当他们走出校门准备施展的时候,眼前已经是现实主义的社会了。他们面临大量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情况,需要在许多方面对自己重新定位。他们在开始创作或发表作品的时候,往往还是学生(潘海天、周宇坤、赵海虹、杨平),在发表作品后的几年里,他们刚开始工作,甚至还在寻找未来的职业道路。这带来了两个问题: 一是他们的积累仅仅来自二十年左右的人生经历,没有深入社会,没有经历人生起伏。才华可以让他们在数年内充分表达,但表达完此前的积累后,厚度不够导致他们要么重复自己,要么就面临失语。在2000年前后,新生代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试图通过持续学习来升级自己,但效果参差不齐。毕竟有些东西是要经历的,不是只靠看资料进行逻辑推理就能把握。 另一方面,这些作家普遍到了三十岁上下,接近而立之年的他们必须认真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2000年前后,大量年轻新生代作家出现工作变动,凌晨、严蓬和我都如此。苏学军、周宇坤、裴晓庆都因工作离开了北京。何夕因为个人原因中断了创作。刘维佳进入《科幻世界》担任编辑至今。所有这些人生道路上的变动,都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奇幻在2001年(以《指环王》和《哈利·波特》为契机)的异军突起,不仅让一些潜在的科幻作者转向了奇幻,也让一些新生代作家开始转向,潘海天就是代表。他在继续科幻创作的同时,在2003年与其他人共同创建了《九州》,并逐渐成为他的创作重心。 还有些人,是自主对自己的未来方向做了调整。杨鹏是这么描述自己的调整的:“我感觉自己从来没离开过科幻,我只不过是由《科幻世界》式的科幻转向了我更擅长、更喜欢、可以不受前人和圈子思维限制、由我个人来定规则、由我自己控制的少年科幻小说。”

 

读完这篇稿,我想,我得把这些事记下来。

事情就是这样。

五一假期,我找了几部科幻片给女儿看,其中一部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我以前看过这部电影。杨平说,现在的很多读者对科幻的理解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是在网上在线看的《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开着弹幕,看到有人抱怨,这片子拍得也太寒酸了,没有飞船没有机器人没有外星人,就是几个人在屋里絮絮叨叨,算什么科幻。

电影放完后,我问女儿,是不是太枯燥了,不太像科幻片。她说,挺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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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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